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末民初 陈澹然
不谋全篇者，不足谋一字。
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送给小布什政府一批书，其中就有《孙子兵法》。此事在当时颇引起一些“兵迷”和“孙迷”的兴趣。那时距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久，国内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特地在新闻稿中提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出自《孙子兵法 谋攻篇》，《谋攻篇》是《孙子兵法》的核心篇章。在《谋攻篇》里，除“不战而屈人之兵”外，孙子还提出了著名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
如果我们揣测一下胡锦涛主席送书给小布什的意图，显而易见，除了文化交流和国家友谊的意义外，决不会是想用这本中国古老的“兵学圣典”，来教布什政府和美国军人如何行军打仗，这也就是媒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提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缘故。
那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孙子兵法》里，究竟传递出或表达了孙子什么样的战争思想？
这就触及到了《孙子兵法》一书思想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也是准确和正确理解《孙子兵法》思想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一个长时期在大范围内被普遍误读、误解的问题。
我手边的这本《孙子兵法新注》，是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的，它是自1977年2月第一版以来的第14次印刷。该书作者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以下简称“小组本”）。在这本书中，对《谋攻篇》第一节的注释是这样的：
（《孙子兵法》原文）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小组本”）大意：大凡用兵的法则，使敌国完整地屈服是上策，起兵去击破那个国家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完整地屈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因此，百战百胜，不算是好中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好中最好的。
这种对于《孙子兵法 谋攻篇》的注释，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几乎所有注释本的译法。（北大李零的《孙子兵法注译》，也是这么译的）——那么，这种注释和翻译是准确的，或者说，是正确的吗？
我们分两步来说。
先来说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小组本”没有注释（是否认为这句话意思太浅显明白，无需注释？），而是直接在“大意”中将其翻译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显然，“屈”字在这里译成了“屈服”。
这个译法对吗？或者说，这个译法准确吗？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屈”字是这样解释的：“屈，无尾也。……屈，短也。……引申为凡短之称。”并引《韩非子 说林下》的一则故事“鸟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将欲饮于河，则必颠，乃衔其羽而饮之。人之所有饮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为例证。
屈，短也，也就是不足之义。虽然屈的这个词义今天已较少见，但在古汉语中却很常见，如：
《庄子 天运》：“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
《荀子 王制》：“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
贾谊《论积贮疏》：“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范仲淹《议守》：“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
很显然，以上数例中的“屈”字，都作不足、缺乏，或竭尽之类意思解，都跟“屈服”之意无关。
那么，屈字在古时有屈服的意思吗？有，至少在先秦的战国时期，就有了。比如《孟子 滕文公下》那句著名的“威武不能屈”和《荀子 王制》里的“敌人之所以屈也”，就应该作屈服来解。那么，《孙子兵法 谋攻篇》里的“屈”字，该作何解呢？
校勘学里，有种校勘方法叫本校，即以一本书的前后文来相互校对，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这种校勘方法，来看看《孙子兵法》中是否还有其它“屈”字，这些个“屈”字，又都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
查《孙子兵法》全文，“屈”字一共出现七次，除了《谋攻篇》的两次外（《谋攻篇》的另一个“屈”，在第三节中，即“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另五次分别是：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其家。（《作战篇》）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
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九地篇》）
除了《九变篇》里的“屈”字是直接加诸于人（诸侯）的，其余四例“屈”字，都用于“力”之前，这几个“屈”字的字义，都如《说文解字》所解释的，作“短缺”或“不足”解，也即与“屈服”之意无关。
由此可见，屈字，至少在先秦时期，在《孙子兵法》里，有个颇为常见的用法和意思：短缺、缺乏，不足，或竭尽。如果把这些意思跟“屈服”之意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就《孙子兵法》而言，如果按前一种意思（即短缺、缺乏，不足，或竭尽之意）理解，“屈”的主要意思，似乎是指向一种物理性的、状态性的、单体的、自然性的状况；而若按“屈服”之意解，则是一个人文化的、（终极）结果式的、相互性的、属于战争伦理学范畴的词。套用一句流行语说，假如“屈”是事实判断，那“屈服”就是价值判断。——当然，就“屈”本身的前因后果而言，它也是由关联性而来，即具有相互性的，但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在《孙子兵法》里，当“屈”字被使用时，使用者的主观意念强调的是什么？是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因为很显然，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性。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正是这种差异，导致，或者说显示了对《孙子兵法》思想理解的误差。
那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字，（也就是“屈诸侯以害”的屈字，这两个屈字的用法、意义基本相同），到底该作何解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把“屈”字直接解释为“屈服”之外，至少还应该存在着其它解释的可能性，也就是“回归”屈字的原义或本义：“短缺”、“不足”、“竭尽”。——《韩非子 说林下》那个故事的用意和结论，明确点出了“人之所有饮不足者”——具体地说，“屈人之兵”的“屈”，它的本义，很可能是指一种状态的相对不足，即军队作战力（这也是一种力）的缺乏与不足（屈诸侯则指诸侯作为一种政治效能和实力欲望的无法完全、充分地发挥和显现，当代国际政治中某些所谓“正常国家”、“合身宪法”的要求，有似于此），这种短缺与不足使得它无法与“我军”进行正常、有效的抗衡。从两军相较的角度说，此消彼长，一方的不足，也就是另一方取得了或处于压制、抑制、遏制和控制的态势。也就是说，把“屈”字解释为屈服，容易给人一种联想性的印象，即本来需要通过战争形式，或军事手段来获得的结果，现在可以通过非战争（准确说是不战争）的方式来获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战争的否定和取消，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从“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里，引申出《孙子兵法》的和平思想。而如果将对“屈”字的理解，“停留”在“短缺”与“不足”上，则只是表示和强调，在两军对峙与相争中，“我方”应当尽可能地取得整体态势上的优势，尽最大可能压制、抑制对方的战略意图和能力，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放弃战争与军事的方式和手段，更不意味着对战争本身的消解与否定。总而言之，“屈服”往往意味着战争已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结束了（或者说取消了）。而“屈”则表示在即将展开，或业已进行的战事中，我方应首先追求控制性的、对敌方压缩、压制的有利态势。两者之差，判然有别。
要完整、清晰地解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还牵涉到两个词：“不战”和“兵”。
首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战”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战”不正是说的是“不战斗”，也即“不打仗”，“不发生战争”吗？
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知道，战争作为人类生活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形式一直在演变、变化着。伊拉克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在现代信息和科技力量的支持下，非直接面对面作战，已成为一种现实。但我们同时知道，今天现实中的现象，在古代往往会有某种奇妙的“对应相似物”。直白的说，在中国的先秦春秋时期，有没有那个时代的“非直接接触式”战争方式？下面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启人思绪。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朴民教授，针对《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伐交”，写过篇《孙子伐交正义考》，黄文一反通行的认为“伐交”是从外交上获取战争结果的说法，把“伐交”的解释，和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观兵——联系起来。所谓“观兵”，就是两军正式对垒，但又不发生真实的、肉搏的、短兵相接的战斗的一种战争形式。这算不算中国古代“非直接接触式”战争形式呢？
如果说谋攻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特质和魅力所在，那谋攻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包含了一种对于“非直接接触式”战争形式的追求和强调？刘邦说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不可视为对谋攻的一种诠释？所谓“不战”，能不能理解为“不发生直接战斗”，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为“不通过战斗或战争”？
关于这个“不战”，后文还将展开叙说。
再来说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兵字在《孙子兵法》中被广泛使用。它的用法和意思，除了作军队之意解外，还有诸如战争，打仗，用兵，士兵，兵器，总之，一切跟战争和打仗有关的人事物，都可以用“兵”字来概括。军队的作战能力，理应也在其中，像“久则钝兵挫锐”（《孙子兵法 作战篇》），这里的“兵”，其字义就不单仅仅是指军队，而显然包含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内。
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应不应该简单译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就值得慎重、斟酌一番。
不过，话要说回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字，在“不足”与“屈服”这两者词义之间，有没有一种交集性呢？难道“不足”与“屈服”毫无关联吗？当然不是。在“不足”与“屈服”之间，不难发现，它们有一种类似过渡、或演变性的关联性。简单的说，“不足”之屈，很可能最终导致、演变成为“屈服”之屈。但必须强调的是，即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有可能解释为“屈服”，也不是必然的和唯一的。因为如此一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很可能在无形中被耗损，被过滤，甚至被扭曲了。
那么，何以见得《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可能是“不足”之“屈”，而非“屈服”之“屈”？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继续深入地探讨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孪生问题”。
假如说对“屈”字的理解，差异主要是词义的细微辨别，而现在通行的对于《谋攻篇》里“全”字的理解，就完全是南辕北辙了。它把孙子最重要的军事思想，彻底颠了个个。
大凡用兵的法则，使敌国完整地屈服是上策，起兵去击破那个国家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完整地屈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
为了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把这段译文又引用了一遍。
“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全都成了“敌国”、“敌军”、“敌旅”、“敌卒”、“敌伍”，这可能是自《孙子兵法》写就以来，最为糟糕和严重的误读。这是在打仗，还是在维和？保全敌方的国家不算，竟然一路不惮繁缛地从军说到旅，从旅说到卒，从卒说到伍，统统都得保全！这是在与敌交战吗？即使强调“对敌和平”（听上去有点古怪），也不用婆婆妈妈“碎嘴”到这种地步吧？这怎么能让人相信是伟大的军事谋略家孙子的军事思想？这听上去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产生几分荒诞的感觉吗？
让我们还是参照之前用过的方法，来看看《孙子兵法》里其它“全”字的用法。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火攻篇》）
如果说“必以全争于天下”中的“全”，一时还拿不定“全”意何在，那其余几句句中的“全”字，无一不清楚地表明，“全”的是咱们自己，是“我军”，而不是“敌国”或“敌军”。——这个都能弄错，那仗还能打吗？
既然说到“敌国”和“敌军”，那我们就来顺便看看，《孙子兵法》是要求如何对待敌国和敌军的。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作战篇》）
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谋攻篇》）
重地则掠。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九地篇》）
虽然以上例句中某些词语的具体解释尚有分歧，但从这些句子中，已经清楚地看出，《孙子兵法》对于战争进行中的敌国的政策与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客气”。以战养战的战法，是否出自这里，还不好说，但这里所写的正是以战养战的做法，却是肯定的。这种养的手段和方式，显然不是什么和平式的，而是“掠”，是“侵掠如火”，是敌国可毁，但不一定要长久蹂躏。在这种战争指导思想下，你能看到哪怕一星半点要“保全”对方的意思么？
那么，何以在“屈”字和“全”字的释义上，会出现这种毫厘之差和南辕北辙的情况呢？从源流上说，这一情况从曹操注《孙子兵法》就开始了，其后之人不作明辨，踵其武而一脉相承，于是形成这种多米诺骨牌似的讹误。而究其本质而言，这种差错跟对《孙子兵法》全书的基本思想和核心思想的把握与认识有关。只有把握住《孙子兵法》全书思想的主线脉络，把“屈”和“全”字放入到《孙子兵法》整体思想的大背景、大框架、大语境中，才有可能清晰而准确地辨识出它们的真实含义，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谋攻篇》首段文字的正确和完整意义。在这点上，清末民初安徽奇人陈澹然那句深为军事同道所激赏的名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用在这里，同样是一语破的的。
那么，《孙子兵法》的思想主脉是什么呢？
纵观《孙子兵法》全书，其内容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其实是两句，因为第三句是第二句的补充——：
第一句：仗可不能随便打。也就是慎战的意思，关于这个慎战，我们回头再来说。
第二句：要打就得打赢它。这是《孙子兵法》全书的主干思想。《孙子兵法》是一本讲打仗的书，专讲如何才能打胜仗。
第三句：打赢不能成惨赢。——（惨赢都不可取，惨败就更自不待言了。《孙子兵法》里没有讲惨败的内容，因为惨败距离惨赢都是最远的糟糕结局。你不能设想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在他同样伟大的军事著作里，把自己的研究基准设立在类似中国足球和巴西队对抗的水平线上）
我们先来说说第二句。
一本薄薄的《孙子兵法》，从问世之初到历时两千余年，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地成为古今中外无数军事人物的心头所爱，推崇备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孙子兵法》凝聚了大量深刻而透彻，杰出而实用的军事智慧与思想。这些军事智慧和思想，在《孙子兵法》里，有一个集中性体现的词语，叫作：善战。《孙子兵法》一共有九次写到“善战”，另有七次用到“善用兵者”的句式，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总共有十六次写到“善战”和“善用兵者”。（如再加上书中的“善攻”和“善”等词句，就一起构成了《孙子兵法》“善战”的思想体系）须知道，一部《孙子兵法》的全部字数只有6000字不到，有“善战”和“善用兵者”的句子，就已占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如果把含有这两个词语的段落加起来，则已超出《孙子兵法》内容的一半。由此可见“善战”思想在《孙子兵法》中的地位与份量。
这一“善战”思想，反映、折射出《孙子兵法》什么样的军事思路呢？
稍加用心辨析，我们就能从《孙子兵法》的“善战”思想里，抽绎出《孙子兵法》最为重要的战略与战术思想。这一思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以我为主，掌握主动”。我认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魂所在，是《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中的精华之精华。
来看看《孙子兵法》是如何表述这一思想的吧。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始计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形篇》）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篇》）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
写到这里，我们该提请注意一下，这种“以我为主、掌握主动”的军事思想，和前面所说的“屈”字之间的关联性了。透过这一思想，再联系《孙子兵法》全书的篇章，我们不难发现，当孙子在讲述战争双方的敌我关系时，他的话语基点，话语重心，永远只在于“我方”。《孙子兵法》书中没有出于对“敌方”的客观、善意思考。甚至如果不是在讲“我军”，《孙子兵法》中从未单独、有独立意义地谈到过“对手”和“敌军”。这一点甚为关键，惜似乎未曾为人所注视。——孙子从未以所谓第三方立场，站在“旁观”、“超脱”的立场，来思考战争问题。我想，仅凭于此，已足以撼动、乃至扭转我们在“屈”字，及“全”字上的错误理解、联想和阐述了。
更进一步地追问，《孙子兵法》为什么要如此不惜笔墨地强调“善攻”和“善用兵者”呢？孙子如此言之谆谆，其用心用意到底何在呢？
显然，这跟对战争胜利的追求有关。如此不惜笔墨地强调“善战”和“善用兵者”，反映的正是孙子对于战争胜负追求的企图心和把握心。更切实地说，这里体现出孙子对于战争胜利最大化的现实追求和完美心理。——不仅要首先树立胜利的战争观，而且要尽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最终赢取战争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胜利，也不是自欺欺人的形胜实败的胜利，而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总言之：要使这种胜利成果最大化和最优化。而所谓战争胜利的最大化与最优化，实质就是战争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
从这里起，我们开始触摸到《孙子兵法》思想的基本内核。
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在强调“善战”的同时，同样不惜笔墨地，孙子写到了对于战争的危机和成本意识。孙子几乎以现代保险公司“精算师”的方式，告诉战争参与方（更准确地说是战争发起方）应该如何来计算一场战争的耗费。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其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作战篇》）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篇》）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作战篇》）
跟成本意识紧相并随的，是对于战争的危机意识。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作战篇》）
整部《孙子兵法》，就是以一句充满警告意味的句子来开宗明义的：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始计篇》）
随后的正文里，这种危机、警醒之语，随处可见，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篇》）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
至此，《孙子兵法》已向我们展开、呈现了它思想的基本面目。犹如一道大门由两扇门板共同形成，“以我为主、掌握主动”的“善战”观和“危机与成本意识”就是构成《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大门的“两扇门板”。如果说“以我为主，掌握主动”的“善战”是施以进攻的利器，是尖矛；那危机与成本意识则是战争启动的踏脚石，是卫盾。——在你萌动开启战争机器之前，请你一定要把自己理性的“脚踝”，冷静地踏在这块巨石上，掂一掂你想即将采取行动的后果和份量，想清楚了，你再开始行动吧。
想什么呢？
利。
胜利的利；利益的利；利弊的利。
因此，当你在《孙子兵法》中一遍又一遍看到以下话语时，你不应该感到惊讶：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始计篇》）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其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
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军争篇》）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
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一字不变地在不同篇章中重复了一次，这在《孙子兵法》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这句话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属于战争的纲领性思想之一。
说到战争与利的关系话题，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见吴王》的残简，其中有孙武与吴王阖闾的一段对话：
……□于孙子之馆，曰：“不穀好……兵者与（欤）?”孙……乎？不穀之好兵□□□□之□□□也，适之好之也。”孙子曰：“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盖（阖）庐曰：“不穀未闻道也，不敢趣之利与……
“孙子曰：‘兵，利也，非好也。’”一语道尽了孙子，也就是《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全部认识与判断。
现在我们来说说慎战。慎战当然是《孙子兵法》的题中之义，但《孙子兵法》中的慎战思想，跟“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利己而用之”的之类思想是不是一回事呢？众多《孙子兵法》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么认为和表述的。有人甚至把《孙子兵法》的慎战，和赵藩的“自古知兵非好战”和马谡的“攻心为上”搅和在一起。说的最远的，是由孙子的慎战及“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认定《孙子兵法》是主张和平主义的。还有人研究《孙子兵法》写出了孙子的谈判思想的文章。现在来看，所有这些，对于《孙子兵法》来说，难道不是子虚乌有，乃至风牛马不相及的吗。简单地说，《孙子兵法》是一本讲打仗的书，宽博点说，《孙子兵法》是一本讲战争（准确的说应该是战事）的书，但请注意，《孙子兵法》实际是一本讲战争如何进行的书，讲如何才能赢取战争胜利的书。在《孙子兵法》里，没有说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诸如这种属于战争政治学，或战争伦理学的问题。即便有所语涉，也是站在战争本身的需要来加以触及的，作为战争的相关边际问题来谈论的（尽管并非不重要，事实上，它们透示着作者非凡的军事见识和思想）。也就是说，《孙子兵法》的全部、所有思想内容，都在战争的思维框架之中。不仅“上兵伐谋”是战争中的考量和议题，“其次伐交”也是。不存在，也不应该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视为战争之外的方式和手段（对《孙子兵法》和平思想的认识，导源于此）。它们同是战争的一部分，而非战争以外的事情。必须注意到的是，孙武是一位富有思想才华的军事家，而不是一个会打仗的思想家。很多人在谈论孙子和《孙子兵法》时，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把孙子和先秦其他诸子简单的视为同类了。
因此，《孙子兵法》中的慎战，也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他诸子的慎战。虽然慎战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确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思想背景的主流价值观。但不可轻易模糊的是，各个人的表述，其具体指向，其实有着重要和实质的区别。《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毫无疑问不能脱离开《孙子兵法》一书的基本思想核心和框架，即以“利”为准的价值判断。正是因为战争有可能给国家（君王）——孙子本人和《孙子兵法》更看重的是军队本身。——带来利益，也有可能造成危害，所以必须要慎战。——所谓“仗可不能随便打”，说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而不是像其他诸子，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角度，站在第三方立场，宽泛地认识和评判战争的危害性。
不仅“慎战”应作如是观，《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都应该放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个战争背景和框架里来考察，才有可能捕捉到《孙子兵法》思想的原意与本意。
概括本文所述的几点要义：
一，《孙子兵法》是一本讲打仗的书，讲如何打仗的书，书中没有语涉战争以外的事情，包括诸如战争的性质之类问题，更没有讲到跟战争相对立和相外在的和平主义思想。
二，孙武作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所关注的重点、重心，乃至全部内容，集中于战争如何进行，如何赢取之上。孙武虽有慎战思想，但孙武的慎战，不能简单等同于其他诸子的慎战观。孙武有慎战是在战争范围内的慎战，而非站在战争之外的立场，来消极看待战争的。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指不进行战争，或消除、取消、否定战争，而是指非直接接触式战争形式，即谋攻范围内的一种方式。因此，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字，简单解释为“屈服”，有失之轻率之嫌。
四，“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着眼点是基于、出于“我方”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对敌方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战争的消极和否定。
五，《孙子兵法》的全部思想的核心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战争观。书中所有思想观点均建基于此核心之上，由此核心思想衍生而来，而实现此核心思想而服务。
最后补充几句。
首先还是那个利字。
关于《孙子兵法》核心思想的“利”字，有两个背景需要说明交代一下。
一个是小背景，也可以说是直接背景，就是《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起首所写的“以兵法十三篇见于吴王阖闾”（《吴越春秋》也写了这件事，而且过程更为曲折详尽）。正因为《孙子兵法》是孙武献给吴王阖闾的书（关于这一点，学界亦有歧见，但《史记》和《吴越春秋》成为这一说法强有力的支持。美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曾有篇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名文，——《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其主要观点虽未必能获得广泛赞同，但篇中从《孙子兵法》撰写角度，对于阖闾背景的特别强调，却是富于洞见和启发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孙子兵法》特别专注于强调进攻方和进攻性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说，《孙子兵法》其实是一篇“特殊”、“隐形”的“出师表”。），它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都非常的具体和明确，就是要说动阖闾，使之可以按照孙武的思想和方式，来进行计划或预想中的战争。因此，《孙子兵法》不可能是一本泛泛而谈的书，而是一本“有的放矢”的书。而想要说动阖闾依计而行，什么才可能是最大动因呢？利。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和孙武同时的孔子周游列国故事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一点。事实孙武正是这么做（说）的，并且，也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另一个背景，是所谓大背景。春秋社会发展到孔子和孙武的时期，已经是什么样了呢？窥一以察豹。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23年后，晋国效而行之，也将成文法铸在鼎上。这两件事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对孔子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刺激和反应。如果说法制的变革，反映的是政治的意愿，那政治变革的推手，则往往源于利益的驱动。刑法铸鼎，是春秋后期一连串土地、军制、法制、政治改革的一环，也是“商鞅变法”的先声。联想到距孔子和孙武不远的墨子，在他的思想中公然提出“利者，义也”（《墨子 经上》），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的时代特征，已然是清晰可辨。
事实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从利益与思想的角度看，和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变，有着令人眼熟的相似性。正是在巨大的、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利益原野的背景下，思想的翅膀获得了空前飞翔的动力。人的本性与历史的机遇，在这个时节点上，得到了令人目眩神迷的狂欢与契合。《孙子兵法》是这场历史狂欢节莅临前最嘹亮的角度。
想一想《孙子兵法》的最后两篇，《火攻篇》与《用间篇》。如果说《墨子》书中最后的那些《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备”字篇目，和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致的话，那同样看似“附文”的《火攻篇》和《用间篇》，无疑和孙子的思想也是匹配的。无论是“火攻”还是“用间”，虽然早已成为日后人类战争的常用手段，但别说放在中国先秦这样的古典时期，就是在今天，这两种作战方式，在所谓一般人心的伦理道德层面，恐怕都不属于适合高扬的战法，——请注意这和诱敌深入或迂回包抄的区别。——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诸葛亮上方谷火烧司马父子时的慨叹，想必都不会太陌生。虽然只是小说中的虚构，反映的却是普遍性的人情。如果我没有记错，二战中让人为之惊目的火焰喷射器，似乎早已为国际所禁用。试想，如果不是出于一种对于战争胜利的绝对追求，《孙子兵法》的最后两篇，会是《火攻》和《用间》吗？
二，本文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中没有和平主义思想，这里提供一个特别旁证。吕静女士的专著《春秋时期盟誓研究》，详细研究了春秋时期的盟誓情况。据吕著，“《春秋》记盟誓达105次，《左传》有关盟誓的记录有160余次。”“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了玉石盟书5000余件，河南考古队在河南省温县的武德镇发现发近10000件盟书”，无论盟誓和盟书在春秋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如何，盟誓和盟书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妥协、宽容、和平性质，是不难发现的。《孙子兵法》写于吴楚、吴越争霸之际，以吴楚、吴越相争为写作背景，这为学界所公认，那么，吴、楚、越三国之间的盟誓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吕书中有这样的话语：
“楚、吴、越三国对外扩张，征伐攻袭，一旦战争取得胜利，对于战胜地区政治秩序的维持方法乃至地区秩序的再编手段，跟中原盟主不同，他们几乎从不利用盟誓。战争的胜负就是最后的结论，胜者具有支配权利，输者俯首听命。对于楚吴越而言，统制和支配长江流域的其他二国或者近邻诸国、诸部族甚至中原诸候国，除了他们本身所拥有的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外，别无他途。他们跟中原霸者利用盟誓的手段将对立势力结合起来，用盟誓协调，平衡各国力量的盟誓理念，具有明显地区别，依靠绝对的军事实力，迫使战败对手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直至灭国亡族为止。从春秋中期的鲁襄公三年（前570）楚国首次进攻吴国以来，这三国开始了激烈，血腥的战争。他们互相占领敌国的都城甚至灭国、虏其王为囚，却从来没有举行过盟誓。”
在这样的战争方式和氛围中，怎么会有和平主义思想的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