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笔者发现传统至今学术界流行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妥，对此提出了质疑（1），引起了学术界广泛重视（2），带出了一批探讨论文（3），既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拥护（4），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笔名晋文）教授等提出了批评。管怀伦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包括六个环节（5），后增加到八个（6），张进主要是对管怀伦的论证做了些补充。（7）笔者认为，管、张二教授的批评值得商榷（8），对此问题也应作更深入的探讨，这里就想再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把“罢申商韩苏张”当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点无理论和事实依据

 

 

　　可见，这是管、张二人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起点和基点。但有几个问题：第一，此说据笔者所知出自张维华先生。张维华曾认为：“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以丞相卫绾为首的儒家集团，则想废除黄老政治，改用儒家的政治思想。《汉书·武帝纪》载：‘……丞相绾（即卫绾）奏：……。’此即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件事。”“汉武帝在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教育。……卫绾是个儒生，可想他在教诲和匡导武帝时，必然用了一些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卫绾的议奏中固然没有明白指出黄老之言来，其中必然是暗含着的。”（11）张维华此说坚持的是司马光的汉武帝建元元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一说法至少有三大弊端：（一）不能证明董仲舒的对策时间在建元元年。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此说；《天人三策》无一是建元元年的作品；这年对策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建元元年的江都相不是董仲舒。（12）（二）抹杀了王臧是汉武帝儒学老师即“太子少傅”和他在建元元年前就回到汉武帝身边的事实。《史记·儒林列传》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汉书》也是这么说的。（三）无法说明汉武帝的“尊儒”思想来自董仲舒。假定董仲舒的对策在建元元年，那么，王臧是汉武帝的儒学启蒙老师，汉武帝“尊儒”应出自王臧。为了解决以上难题，张维华提出了卫绾的建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卫绾是儒家”说。其实，张维华只要回避王臧的儒家帝师身份和不能确证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对策，就是隔靴搔痒；说“卫绾是儒家”更是画蛇添足。

 

　　第二，无法证明卫绾是儒家。尽管证明卫绾为儒家是张维华学术研究的一个失误，可管怀伦、张进却将此说当作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点。应当说，张维华说卫绾的建议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尚属合理，因为他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在前，管怀伦、张进这样说就不妥，因为他们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在元光元年。这就需要重新确证卫绾的儒家性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总不能由非儒家提出。这里有几个问题：（一）仅凭帝师身份不能证明卫绾是儒家。管怀伦学张维华的腔调说：卫绾“作为武帝的老师……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13）张进也有此说。（14）现在有人在网上还用卫绾曾是河间王的老师来证明他是儒家，亦属此类。其实不妥。因为无论在《史记》还是《汉书》中，卫绾都与“黄老”人物合传，不入《儒林（列）传》。在先秦和汉初，帝师不都是儒家。如秦代赵高是胡亥的老师，汉初石奋是汉景帝的老师，他们都不是儒家。况且，王臧是汉武帝的正式儒学老师。如果卫绾是儒家，那么，汉武帝就没有“黄老”老师了。在“黄老之治”下，太子不接受“黄老”教育，不可能。卫绾一生无文学，在“不任儒者”的汉景帝时期（15），能官至丞相，拿什么来证明他是儒家呢？合理的解释是：卫绾是太子太傅，教“黄老”；王臧是太子少傅，教儒学。卫绾教完了，当顾命丞相；王臧教完了，赐归。这样才符合实情。（二）用“罢申商韩苏张”的建议不能反证卫绾是儒家。现在有人在网上质问：卫绾不是儒家，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罢申商韩苏张”）？这在逻辑上是循环论证。要知道，只有证明了卫绾是儒家，才可能把他的建议解释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否则不能。（三）卫绾后来被免官也不能反证他是儒家。张进认为：如果卫绾是“黄老”的话，“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又为什么要把他罢免？”（16）也不妥。汉初一向有外戚干政的传统，卫绾被免官，实际是窦太皇太后和王皇后两家外戚政治洗牌的牺牲品。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只有十六岁，实权落到了以窦太皇太后为首和王皇后为副的两宫手中，两家外戚都酝酿夺权。这时，不管丞相卫绾的学术性质属“黄老”还是儒家，只要不是窦、王两家，都必须交权。而且，如果卫绾是因“尊儒”被免官的，后来提拔上来的窦婴、田蚡则是大张旗鼓地“尊儒”和推荐儒官，就令人费解了。不要忘了：同时被免官的还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他可是“学老子言”的，与窦太皇太后的学术爱好是一样呀！（17）

 

　　第三，管怀伦、张进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一）汉武帝“尊儒”思想的来源问题。虽然管、张二人也赞同笔者的看法，认为汉武帝“尊儒”思想不来自董仲舒，但到底来自哪里，谁也没说清。如管怀伦一方面认为，卫绾“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又认为，卫绾的建议“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18）张教授也是这样认为的。（19）这就有个问题：汉武帝“尊儒”到底是出自自身，还是卫绾？如果出自卫绾，应叫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是出自自身，岂不是蹈入了先验论？必须指出：不承认王臧是汉武帝的儒学老师是无视历史事实；只要不正视王臧是汉武帝的儒学老师，就无法说清汉武帝“尊儒”思想的真正来源。

 

　　（二）不能把卫绾的建议解释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当说，卫绾的建议是明确的，就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可是，管怀伦、张进硬说是包括“罢黜黄老”在内的“罢黜百家”；卫绾并没有说要“尊儒”，管、张二人硬说是要“独尊儒术。”他们是怎样论证的呢？如管怀伦说：卫绾“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20）即：管怀伦先把“申商韩苏张”归结为“申学”，即申子（《申子》），再把申子说成与“黄老”同源，这样就把“申商韩苏张”说成了与“黄老”是同一学派；然后，说“罢申商韩苏张”实质是要“罢黄老”，由此推论出“罢黜百家”；接着，再由“罢黜百家”演绎出“独尊儒术。”这在学术上根本说不通。传统上“申商韩”与“苏张”不是同一学派，前者被认为是法家；后者是纵横家。（21）而且，“申商韩苏张”与“黄老”的学术性质也不同，“黄老”的经典是《老子》和《黄帝四经》，不含“申商韩苏张”著作。虽然“申商韩苏张”是儒家的对立面，但崇尚“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对“申商韩苏张”人物也一直都持打击态度，如她曾处死郅都，后又“髡钳”宁成。（22）怎么能证明“罢申商韩苏张”就是儒家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是“黄老”打击“申商韩苏张”呢？

 

　　（三）卫绾“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只是一纸空文。诚然，卫绾的建议和汉武帝“同意”的批示都是真的；笔者权且承认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但是，这一建议实际上并没有被执行。虽然，建元元年“举贤良”的博士是学过《春秋》的公孙弘，但是学苏秦纵横学派的严助（庄助）也被录取了。后来，公孙弘遭到汉武帝的责备，被迫辞职；（23）严助却一直是汉武帝身边的红人。直到汉武帝“尊儒”后，严助任会稽太守，仍用纵横思想向朝廷汇报工作，汉武帝这才批评他说：“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纵）横。”（24）另外，建元中，“尝受韩子”即《韩非子》的韩安国，通过田蚡的关系，也当了官，还很受宠。（25）再者，元鼎二年状告张汤的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大约也是建元中当的官。其中只有朱买臣学过《春秋》，而王朝学的是申不害之“术”，边通学的是纵横家的《长短经》。（26）这说明卫绾的建议只停留在纸上；也说明该建议既不是汉武帝的主意，也不能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

 

 

 

　　应当说，“励孝”、“礼神”、“议立明堂”、“置五经博士”都属“尊儒”活动，笔者从未说否，但不能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关于“励孝”。汉朝自汉惠帝、吕后开始就“表彰孝”，所以“励孝”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况且，当时还是“黄老之治。”

 

　　第二，关于“礼神。”必须指出，“礼神”属迷信信仰，我们讲的“儒治”主要是在政治上，不是在迷信信仰上。

 

　　第三，关于“议立明堂。”此事确是汉武帝想在政治上“尊儒”，想从窦太皇太后手中夺权，但是没有成功。这里：（一）王臧在“议立明堂”和汉武帝“尊儒”中的主导地位不能低估。王臧是汉武帝的儒学老师，汉景帝一驾崩，他就回到了汉武帝身边，深得汉武帝赏识，连连升官，“尊儒”活动应是他的主意。赵绾是王臧推荐而来，他俩是同学，请老师申公还是他的意思。王臧、赵绾是整个“议立明堂”的主持者。（二）王臧“尊儒”的失败只是暂时受挫。王臧“尊儒”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行为，其中包括了皇帝即汉武帝、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只要反对派的首要人物窦太皇太后驾崩，“尊儒”活动死灰复燃是肯定的，建元六年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即是王臧“尊儒”的最后完成。（三）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等人的“借口”问题。窦太皇太后一直不反对把儒家当作治国的辅助思想，只是反对用“儒治”取代“黄老之治”，反对向她夺权。所以，当窦婴、田蚡、王臧、赵绾等搞“尊儒”活动，乃至请鲁申公时，她都表示支持。而且，她把王臧、赵绾下狱和打倒窦婴、田蚡时，口谕也不是因为“尊儒”，而是说：“此欲复为新垣平邪！”（28）新垣平是个用迷信欺骗汉文帝的人，她这里直指王臧、赵绾搞的“议立明堂”是邪教，不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还是可以存在的。这也是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能通过的根本原因。

 

　　第四，关于“置五经博士。”管怀伦说，此前“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29）不妥。除《诗》、《春秋》外，汉初还有《礼》博士，叔孙通就是汉家最早的《礼》博士；汉文帝还置过《孟子》、《孝经》等博士。（30）管怀伦还说：“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31）“置五经博士”，汉武帝是“一方面，帝位基本稳固，另一方面，窦太后也快到生命的终点。”（32）也不妥。如前所述，窦太皇太后从不反对政治儒学，儒家的“孝治”是她能称制的思想支柱之一。（33）汉武帝这几年也一直未停止招揽儒生和其他文士。如前所述，三长史就是此前被延用的。还有，东方朔也约在此期间，上书说“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可以为天子大臣矣”，得了官。（34）此前还提拔了冯唐、枚乘的儿子当官。（35）其实，“置五经博士”，只是增加几个儒学博士科目，没有改变“黄老之治”的现状。而且，管怀伦还说：这“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36），亦不妥。汉武帝从未说过要对其他学派进行打击，也没有要统一儒学的意思。如，直到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时，汉武帝还让学《春秋谷梁传》的江公与董仲舒辩论，让董仲舒与公孙弘辩论，这都是学术自由的表现。（37）

 

 

 

　　应当说，管怀伦能承认田蚡“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值得赞扬，这是笔者多年一直在呐喊的史实，因为从司马光到今人周桂钿先生，对此都闭口不谈。但有几个问题：第一，对史实有疑问。笔者才疏学浅，无法在典籍中找到窦婴被起用为太常一事，只知他此时一直处失势状态，敬请管怀伦指明出处。

第二，把田蚡“绌抑黄老尊崇儒学”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理论依据。田蚡是王臧“尊儒”小集团成员，他继承的是王臧的遗志，王臧“尊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记·封禅书》说：“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这才是王臧“尊儒”的主要内容。

 

　　第三，把田蚡“绌抑黄老尊崇儒学”说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缺乏实证。诚然，田蚡把“黄老”由治国的主导思想“绌”为在野思想，把儒学提升成了治国的主导思想；当时主要的“黄老”人士如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狄都被免了官，太仆石庆被调到了地方，学过《春秋》的朱买臣此后当了太中大夫等。但是，另一个“黄老”人士郎中令石建没有动，此时仍是百家人才俱进。如：学《韩非子》出身的韩安国当了御史大夫；学苏秦纵横家的严助（庄助）被擢升为会稽太守；学申子之术的王朝当了右内史；另一个学纵横家《长短经》的边通被提拔为诸侯相（济南相）；还有审老鼠出身的、有“申商韩”嫌疑的酷吏张汤被征为“史”等。（39）同时，从汉景帝时期就有一定名望的所谓大儒董仲舒却没有得到提拔，还是个空头的《春秋》博士。

 

 

 

　　笔者认为，董仲舒没有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元光元年对策的博士是公孙弘。好在管怀伦、张进立论的基础是卫绾的建议，不是董仲舒的对策。而且，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问题笔者已另文作了新的探讨（41），这里准备就假定董仲舒的对策为真，专谈实证乌有问题。

 

　　诚然，汉武帝此时录取了学《春秋》的公孙弘为博士，提拔了董仲舒任江都相，但仍不能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没有实证。第一，挂牌大儒董仲舒差点被杀头。《史记》董仲舒本传载：约在元光末或元朔初，董仲舒从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汉武帝认为犯了法，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将他老师判处了死刑，后来被特赦。“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这是不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讽刺？

 

　　第二，百家人才仍可通过上书或其他性质的对策得官。张进说：“汉代自武帝开始，贤良文学对策就都是儒学应对，所谓贤良文学也都是儒生。”（42）不妥。（一）《汉书·武帝纪》载：元光五年，诏令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这是明确征举非儒以外人才的证据。（二）《天人三策》第二策的策问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43）这里的“异术”、“殊方”指的都是非主流思想，明确让考生可以不用儒学答题。（三）学纵横家《长短经》的主父偃和学《邹子》出身的严安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的官。张进说：主父偃“‘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实际已转变为儒家。”（44）这显然没有读懂笔者的意思，笔者只是讲主父偃是用什么思想得的官，没有讨论他后来的学术性质。主父偃上书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靡弊……中国，……非长策也。’”（45）众所周知，李斯在思想上属于“申商韩苏张”，是“焚书坑儒”的元凶，主父偃能用李斯的思想上书得官，这是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铁证。张进如认为主父偃是用儒家思想得的官，请拿证据来。

 

　　第三，接下来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大都不是儒家。田蚡去世，先是学《韩非子》出身的韩安国被提拔为代理丞相，由于他摔伤了脚，没有当上正式丞相。汉武帝任命平棘侯薛泽为丞相，薛泽是“黄老之治”下的旧臣，不是儒家是肯定的。（46）而且，御史大夫张欧，是学“刑名”出身的，也不是儒家。（47）可能有人认为，韩安国虽是学《韩非子》出身，但早已接受“尊儒”的事实。不妥。他任御史大夫时，匈奴来和亲，按儒家思想就应开战，如后来汉武帝下诏所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48）而韩安国却说：“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彊……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击之不便，不如和亲。”（49）硬是力排众议，用李斯思想（即主父偃上书所引）屈服了汉武帝。这说明韩安国一直在用“申商韩”包括李斯思想分析问题。

 

 

　　管怀伦说：公孙弘“‘为博士官置弟子……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以为郎中’”等；“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最终取得了成功。”（50）

 

　　应当说，公孙弘“置学官”是“尊儒”的一项大举动；公孙弘也是当时唯一的儒相，是汉武帝“尊儒”的典型代表。此后，汉武帝提拔了一些儒官，如兒宽、张汤（他后来向董仲舒学过《春秋》）、吾丘寿王、终军等，但把其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完成，根据不充分。

 

　　第一，汉武帝用人并没有以博士弟子为主。管怀伦说：“儒家一向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51）不妥。汉武帝用人仍不拘一格。如：提拔了放羊出身的卜式、方士公孙卿（52）、商人之子桑弘羊（53）、以及奸诈的江充（54）为官。卜式和桑弘羊官至御史大夫，公孙卿官至太中大夫，江充官至水衡都尉，他们都不是儒官，都曾深得宠信。对卜式为官，张进说：“他是因为主动捐献钱财支持武帝对匈奴战争被立为典型而当官的”；他并非“‘黄老’派，而是一个思想接近儒家的大农牧主。”（55）不妥。诚然，卜式开始因为捐财被汉武帝授予个低级闲官，但卜式并未接受，而是仍穿旧衣继续放羊。汉武帝见他羊放得好，问他原委，卜式说：“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这时，汉武帝才“拜式缑氏令。”即，给他当了个实官，卜式才接受。（56）而且，班固虽在《汉书》中把卜式与公孙弘等儒家人物合传，但思想界早有驳正，因为他的上述牧羊和牧民思想与“黄老”极接近。其实，不管怎样，卜式一生“不习文章”（57），没走“读书做官”的路线，很难说他是儒家。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是有明诏的。《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显然是要求选拔各家学派人才的诏令。

 

　　第二，“黄老”思想和人物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汉武帝后来重新起用了著名的“黄老”人物庄青狄为丞相。（58）另一个著名的“黄老”人物石庆，“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即，他继续实行“黄老之治”，政绩突出，后担任丞相长达九年，是汉武帝时期担任丞相时间最久的人。（59）还有就是著名的“黄老”人物汲黯反儒。张进认为：汲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并与汉武帝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60）这虽是事实，但显然没读懂笔者的意思。要知道：汲黯一直在朝廷上反对“尊儒”，大骂身为皇帝的汉武帝、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张汤。如《史记•汲郑列传》说：“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跟汉武帝有“特殊的关系”就可以经常骂朝廷，丢了官就可以不断被重新起用？过去，学术界有人说海瑞是第一个敢骂皇帝的人，其实汲黯才可享此殊荣。海瑞是上书骂，汲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海瑞只是说皇帝的某些做法不妥，汲黯直指皇帝实行的政治思想有误；海瑞只骂皇帝一人，汲黯是连丞相、御史大夫一起骂；海瑞至多是直言，汲黯是彻头彻尾的“现行反革命！”像他这样的“反革命”，汉武帝能让他当官当到死，这能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第三，“申商韩苏张”思想和人物也在发挥作用。前面讲过东方朔，他虽学过儒，但《汉书·东方朔传》说：“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又：“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其辞曰：‘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其故何也？” ’”说明“申商韩苏张”才是他的真实思想。可是，东方朔用“申商韩苏张”思想反儒，汉武帝没有将他黜退，还让他官至太中大夫，丢了官后，仍能被重新起用，直至终老官位。这也不能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四，儒家人物并不得志。（一）董仲舒终老在家。当时最有儒望的是挂牌大儒董仲舒，可他在朝中最大的官是中大夫，连太中大夫都没混上，后任胶西相，不久就“病休”了。别人丢官后都能被重新起用，董仲舒一退不进。董仲舒晚年作《士不遇赋》说：“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遑遑匪宁，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大骂汉武帝和汉武盛世，根本不承认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最后堕落成名副其实的“右派！”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尊儒”的皇帝，董仲舒是挂牌大儒，机会可谓千载一逢，却赋“士不遇”，这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讽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二）汉武帝首次封禅，“尽罢诸儒不用。”（61）张进说：“这里实际是说汉武帝对包括徐偃、周霸在内的诸儒建议一概不予采纳，并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礼的议定，而根本不是说把他们都全部撤职。以徐偃为例，根据《汉书·终军传》，他就始终担任着博士一职，没有所谓被罢官之事，后来是因为奉旨巡行，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更何况，《汉书·兒宽传》对此事还有着详细记载……。”（62）不妥。1、有歪曲笔者原意之嫌。我说此话引的是《史记·封禅书》，不用解释就应知道：汉武帝当然撤掉的是他们负责封禅迷信类工作的官职，根本没有说撤掉了他们包括行政官职在内的所有官职，他们还担任什么行政官职，我既不知道，也没有涉及。即使徐偃果真后因假传圣旨才被杀，也不能否定他参与封禅筹备工作的官职被罢的事实，况且其中的原委还有待讨论。2、涉嫌歪曲历史。“尽罢诸儒不用”,不能理解为只是没有采纳他们的封禅建议，同时应包括不让他们再负责封禅的筹备工作了。既然他们的建议一概不予采纳，还有让他们继续筹备的必要吗？说徐偃“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更是历史常识有误。《汉书·终军传》说，“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即，徐偃奉旨巡行是在元鼎中期，因筹备封禅而遭汉武帝批评是在元鼎末或元封元年，元鼎中期在前，还是元鼎末或元封在前，可要搞搞清楚再说。如果徐偃在元鼎中期被杀，元鼎末或元封元年又能筹备封禅，真是活见鬼了！应当说，记载徐偃在元鼎中期被杀，是《汉书》的一个错误，张进却对此如获至宝，并用这个错误来批评笔者，是站不住脚的。汉武帝封禅还采纳了一些方士的建议。应当说，汉武帝封禅采纳了兒宽的建议是真，但还采纳了方士的建议，张进为什么不讲呢？如《史记•封禅书》说：“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就是说，汉武帝封禅，主要用的是方士思想，儒家思想只是点缀。要知道，封禅问题几乎是儒家信仰的专利，而“尽罢诸儒不用”，怎么证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三）当时被判死罪的儒家人物却不少。如，直接被处死的有朱买臣、董仲舒的俗家弟子张汤和其正规弟子吾丘寿王（63）等；间接获死的有博士狄山；（64）博士徐偃是被开释的死刑犯（开释原因待考），兒宽也险些被处死（65），等。在公孙弘之后，儒家最大的官是御史大夫（兒宽）。

 

　　第五，关于太子的非儒学教育。元狩元年，汉武帝立长子刘据为太子。《汉书》刘据本传说：“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即，刘据虽学了儒学，但也学了异端。现在能明确的刘据老师，没有一个是儒家，如：第一个太子太傅是著名的“黄老”人物石庆（66），还有个太子少傅名安（其人具体情况待考）（67），后来的太子太傅是放羊出身的卜式（68），最后的太子少傅也是“黄老”出身的石庆的儿子石德。（69）太子教育也没有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六，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的想法。汉武帝是学“黄老”出身，最初只跟王臧学过《诗》，再可能学过《孝经》，对其他儒学如《公羊》等并不真通。如元光后期，董仲舒写《灾异之记》，他就读不懂，还把董仲舒判了死刑。《汉书·儒林传》说：兒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这说明汉武帝根本就没有专注儒学，怎么能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七，托孤于“武周公。”汉武帝是以“尊儒”、“文治”出名的皇帝，驾崩后被谥号“孝武”，突出的是武功，很值得深思。尤其是，汉武帝临终前把“周公辅成王图”送给了武夫霍光；（70）而且，在顾命中没有一个是学儒学出身的官员，其中只有丞相田千秋虽懂点儒学，但也非博士弟子或“举贤良”的博士，而是一“梦”升的官，（71）这能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第八，汉宣帝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否定。《汉书·元帝纪》说：汉宣帝时期，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可见，汉宣帝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也不认可，还认为这是乱了汉朝的家法。

   

　　综上可见：第一，管怀伦、张进二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能成立。他们不能说清汉武帝“尊儒”的思想渊源，不能证明卫绾是儒家和“罢申商韩苏张”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不能提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证。管怀伦明知卫绾的建议在建元元年就没被落实，却托辞说：“我认为应该主要是黄老派的阻挠。”（72）那么，“黄老”被绌后，为什么“申商韩苏张”之道仍在盛行？管先生能否再给个托辞？张进也说：“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一开始尊儒就完全是录用儒生。”（73）为什么汉武帝直到教育太子和托孤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先生是否也要再编个理由？

 

　　第二，汉武帝“尊儒”应叫王臧“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管、张二人已经认可：传统上一直讲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笔者深表谢意。但他们新造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无疑也是学术谎言。汉武帝“尊儒”实际采纳的是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而王臧的建议是“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74）

 

　　第三，王臧“尊儒”的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在笔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后，除管、张二人等少数人死守旧说外，更多的学者都在探讨对王臧“尊儒”的实质怎样概括，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看法，这是一件大好事。不过，笔者的观点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即，汉武帝思想开放，“尊儒”主要是“以孝治天下”（75），且兼采百家学说作治国的辅助思想。如《史记·龟策列传》所载：“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