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学经典知识和技艺而时常温习运用，内心很愉快；有同窗学友从远方来，高兴溢于言表。即使别人对自己的这种心情、言行不理解，自己也不埋怨发火。

 

    圣人这里是讲修养好的人，只要能使身心与外界和谐，不求是否被别人理解。学而时习，朋自远来，这都是既能使自己身心愉快，又能使别人身心愉快，达到两者和谐，这种境界是美好的，更不需要别人的理解。

 

    可以说，自己对学而时习和朋自远来感到快乐，别人不理解而自己并不埋怨发火，可以算作君子，那么这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君子。有一种人，他们一生致力于实践自己的或普通或伟大的美好理想，如孙中山、毛泽东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商鞅、王安石、邓小平致力于革旧图新，雷锋致力于帮助他人，做这种事业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还时常被他人埋怨、冷嘲热讽、甚至谩骂，但他们并不计较，胸怀磊落，坦坦荡荡，如江河奔海之磅礡，如日出万山之恢弘，可以说是泱泱君子了。

 

 

    顺奉父母为孝，尊从兄长为悌。推而广之，长辈有如自己的父母，上级有如自己的兄长。

 

    一个社会，不外乎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长晚辈、上下级组成，这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秩序，有如自然界中之天和地、山和水高低秩序一样，也是自然的事情，是无法躲避的，任何人都必须面对，都要把握好，遵守好各种秩序，否则就会混乱。未成年的要听从父母、兄长、长辈、上级的教诲，已成年的要以具优势的精力和体力去帮助于、服务于相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和体力优势的父母、兄长、长辈、上级。这是“孝悌”的科学含义。

 

    从根本上讲，孝悌是一种“尊重”行为，而不是一种“盲从”行为。

 

    要做一个品行智识都好，有地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就要善于践行“孝悌”，一方面自己要“孝悌”，一方面要教育他人“孝悌”，对父母、兄长、长辈、上级给予自己增长智慧、提高本领的教诲要服从，交办的事要完成好，同时也要帮助父母、兄长、长辈、上级了解新势、新知，不固步自封，不保守僵化。这就是务“孝悌”这个根本的全部道理。这个道理确立了，做人、治国的“仁”这个道理也就确立了。一个社会，行“孝悌”的一方是社会新生力量，是旺相，是关键因素，如地如水，有生命有活力，被“孝悌”的一方是衰化力量，是休囚，是次要因素。抓住了“孝悌”，也就抓住了“仁”的关键，所以抓“孝悌”、讲“孝悌”是务“仁”的本。

 

 

    巧言者，花言巧语也；令色者，奴颜恭维也。人花言巧语和奴颜恭维，都是非正常的行为，是想得到或名或利好处的两种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并非出自诚心，兼有算计之意，所以谓鲜仁。

 

 

    上面是曾子每天多次反省是否做到的三件事。忠实地为别人出谋划策，才能出真智慧。交朋友讲诚信，才有真朋友。结合实践学习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才得到真知灼见。绿叶托红花，绿意盎然；北辰众星拱，璀璨夜空；砥石经水荡，材可砺钢。

 

 

    上五项是孔子讲治理国家要遵守的五项原则。处理政务要专心认真，守信用，节约财政支出，爱护他人，调用民众力量要不误民众的生产经营时间。

 

    专心认真地处理政务，才能取位于民；奉守信用，才能取威于民；节约财用，才能取便于民；爱护他人，才能取敬于民；使民以时，才能取生于民。这些都是王化之政，而非霸道之政，都是以民为主之政，而非以民为奴之政。以民为奴则视民如草芥，妄施法令。以民为主则视民如父母，待民以德，法令基于德行。

 

    当今来讲，使民以时，就是在召集群众开会、选举、发动群众办公益事业时都不要耽误生产经营时间，遇特殊情况的也要给予一定的补偿。

 

    龙之于渊，亦须腾雲布雨，渊深可腾跃，渊浅遭虾戏。

 

 

    多人为众。泛爱就是博爱。孔子强调博爱，这和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所讲的大体相同。由于人多，人们的秉赋和身体状况也千差万别，所以泛爱也就是对因病健、高矮、智愚、贫富、贵贱的差别不要有任何歧视，要一视同仁。同时，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人们从事的工作也各不相同，泛爱也要对各行各业一视同仁。而且，在泛爱的同时要亲近有仁德的人，也要使众人亲近仁德，有仁德之心。泛爱是亲仁的目的，亲仁是泛爱的手段。

 

 

    这是子夏的话。

 

    俗语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因此，子夏强调要尊重有贤德的人，不要看重相貌，否则易犯以貌取人的错误。刘备因庞统貌丑而未重用他，常令后人长叹，留下一个历史的遗憾。

 

 

    子夏认为，尊重贤德者，不必看重相貌；事奉父母，要尽心尽力；服务君主，能牺牲生命；与朋友交往，能讲信用。做到这四样，虽然没有读过书，也胜过读过书的。

 

    子夏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品行好坏与是否读过书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有些人读了书，却成邻居之患、乡里之患、国家之患、世界之患，书读得越多，为患越大，譬如希特勒之对于世界。有的人不读过书，或书读得不怎好，或书读的不是很多，却有菩萨心肠，热心助人，为他人、社会、国家带来幸福，譬如华盛顿之于美国。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品行和智慧的关系问题。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一样，使人见多识广，见多识广则有智慧，所以是否有智慧与是否读万卷书可以划等号。但见多识广并不自然就能够提高品行操守，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可见，智和德不可以划等号，德可以大于或等于智，反之，智可以小于或等于德。德是基于情感的教化和修行，智是基于理性的张扬和觉悟。

 

　　人之于社会，德行第一位，智慧第二位。只有德行没有智慧，即使对社会的作用不大，但却没有坏处。只有智慧没有德行，那对社会却有许多坏处。

 

　　人类社会，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要靠德，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靠智。德行如空气，一刻不能缺。智慧如江水，可以变洪患。

 

　　所以，读书学习第一要务是修养人的道德品行，要强调永存仁爱之心，永有贤贤易色之行，永有为百姓国家致身之念。做父母的，子女还小时要慈以呵护，严以教诲，怛怛如，谆谆如。做子女的，要听从父母的教导，父母老了即使言语啰嗦，涕滴沫飞，也要尽心事奉。做百姓的，要服从政府法令，有尊敬官吏之心。做官吏的，要能够有爱民之心、恤民之苦、为民之务、明主民之理，以仁、义、信、廉、耻、勤、智导民之情感操守，以礼、法范民之言行，在生产经营中的往来，要讲求诚信，视欺诈为耻行，有欺诈的言行则见人要觉得尴尬难堪。

 

 

　　重，指庄重，沉着稳重。不庄重则随意、不认真、马虎大意，以这种态度做人，就没有尊严，去学习知识就掌握得不牢固。

 

　　所以，作为君子，要坐如山，站如桩，行稳步，言不猥锁，笑不奸媚，貌不嬉随，思则专注。以庄重的态度与人交往，就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去学则有所获，获则牢固。所谓山高仰止，渊深藏珠。

 

　　重和威不是靠装的，而是靠平时的修为。平时注重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注重学贤成贤，常思爱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那么自然就稳重有威。

 

 

　　交朋友以忠诚信用为原则，不要与那些忠诚信用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结交朋友，讲的是私人感情、私人关系，其间的利害关系如何处理，不可能样样靠法律条文，靠的是自觉，靠的是讲忠诚信用。法律也不可能管得太细，太细则管不了，就会变成废纸一堆。法制的精髓在于禁止。对于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活动，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等等问题，法律仅规定应当禁止的事项是最好的，如果对一切正常活动都作规定，则失之于宽泛，是为不当为之事。结交朋友这样的事情，就更不能使用法律思维，否则就不是结交朋友了。结交朋友就要靠忠信这样的道德原则，不要结交那些忠信程度不如自己的人，最起码的也要和自己一样。

 

　　推而广之，从学习上和才能方面讲，也不要结交那些学习和才能不如自己的人，要结交那些起码在某方面胜过自己的人，这样才能促使自己不断进步。这好比雲和雨一样，雲厚才有雨。

 

 

　　孔子讲：有过则改，善莫大焉。

 

　　朱子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能够改正是最好的，有过不思改，而是千方百计掩饰，那就会欲盖弥彰，错误越犯越大。

 

　　甚至有的人犯错误，把责任推给同事、下属，这是害人的行为，是小人一个，不是君子所应当有的，众人当口诛之、笔伐之、孤立之、背叛之。一个国家领袖、一个执政党，知过则算得上英明，能改则算得上伟大，功在千秋，功德无量。

 

　　河流有弯，改后则长。

 

 

　　一个人的身体发肤来自于父母祖先，智识基础来自于父母祖先，事业的基础来自于父母祖先。父母去世，当以一定的礼仪严肃地治丧感德；对既往的祖先，当以一定的礼仪严肃地追思感德。以一定的礼仪严肃感德，最终的目的是教育周边的亲戚朋友和后代子孙，使父母祖先的德行发扬光大。父母祖先的仁为做得不好的，当思考超过他们；父母祖先知识学得不好的，当思考超过他们；父母祖先信义行得不够的，当思考超过他们；父母祖先业绩不好的，当思考超过他们。

 

　　慎终追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民族精神赖以传承的基础事务。在我们中国，清明节的扫墓祭祖活动，大年夜及其他一些节日在家里的祭祖活动，父母死了的治丧活动，这些都是民族精神传承的好载体。当然，这些节日和丧事活动当以慎终追远为目的，不奢华、不炫耀，奢华、炫耀就不是“慎”了。

 

 

　　在孔子的时代，国君专制独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事，要做到以温良恭俭让的方式获取国家政务的信息，实在难得很。国君以温良恭俭让的方式让百姓获取国家政务的信息，实在很难得。要使百姓以温良恭俭让的方式获取国家政务信息变得容易、变成常态，只有在民主社会、民主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例如，在希特勒时代，德国的民众从电台、报刊获得各种消息似乎很容易，但这些媒体都不是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其背后都有国家强制力控制着，大众获得信息其实是不自由的，也是片面的，那些危及纳粹统治的消息是决不会给大众知道的。

 

 

　　孔子讲，父亲死后三年不改变他的为人做事原则可算是孝子。

 

　　父亲的作为如果符合仁义道德，不仅三年，就是一辈子不改变，时间也不算长，父亲的作为如果不符合仁义道德，不仅三年后改变，就是半年后即改变，时间也不算短。关键要善于因应天道时势，实事求是，使自己的作为永远符合“道”，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这是有子说的一句话。

 

　　礼仪制度的作用在于使人与天地，使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上下级，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共存。礼的作用，贵在致和，和谐是礼的最高目的。没能达到和这一目的之礼是无用之礼，甚至是荒唐之礼、有害之礼。

 

　　推而广之，法律也是如此，法律亦当以和为贵，法律的立废当以是否致和为根本的准则。

 

　　有子圣明，并不泥古不化，也懂得辩证法，虽与孔子一样崇尚周礼，仍强调以和为贵，不要为礼而礼，同时也强调和也要依靠礼来促就，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与和是一对辩证关系。如何使礼致和，是一门大学问，核心的问题，是制定礼仪制度时要考虑能够使相关各方的交叉面适“中”，也就是孔子讲的“致中和”的“中”、“中庸”的“中”。“中”就是事物在互相联系中所须具备的“合理的度”。没有达到这个“度”，则不会和谐，超过这个“度”，则可能会造成冲突。所以，处理事物之间的关系，关键是找到并把握能使他们和谐发展的“度”。

 

　　比如，水车与水流的关系，水车太大，水流太小，水车就转动不起来，所以制作时要掌握一定的尺寸，这个尺寸要合理，合乎力学的原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不外乎名利的关系，各方都当有所取、有所让，在取与让之间同时要有一个度，亦即双方都能接受的一定的比例，亦即“中”，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或太少都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

 

　　在取与让之间，有时是很难处理的，因此，当事各方都须讲“仁”，即有爱人之心，如果自己协商处理不了，则只有经法律一途。当然，这个法律也是要本着“仁”这个精神的。

 

 

　　信，意即与人承诺的话，亦即诺言。恭，意即以谦卑的态度去尊重别人。复，意即践行诺言。义，意即公正合宜的举动或道理。

 

　　诺言不违背义才可以去做，否则就是乱诺，去做了就会变成祸害。所以，对人讲的话、做的事不要违背公正合宜这个原则。

 

　　对别人的恭敬，不违背一定的礼仪原则，才能避免耻辱。如果不讲原则一味的恭敬别人，则会受到别人的欺负，自取其辱。所以也要记住孔子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个道理。反之，如果自己是君子，是领导也好，是长辈也好，是父母兄长也好，就不能要求别人毫无原则的尊重自己，否则这种尊重就变成阿谀奉承、巴结讨好，对自己的这种作派应当有羞愧之心、脸红之态。

 

 

　　饱，是丰美的意思。安，是舒适的意思。敏，是勤快的意思。

 

　　真正爱好学习的人，对饭菜不要求丰美，对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办事不虚夸不吹牛，肯向有道德学问的人请教，随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学习是要花精力的，食居贪求丰美舒适，就是贪图享受，定不肯去认真学习。爱吹牛皮，夸夸其谈，定不肯勤于做事，更不肯虚心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请教。

 

　　学习有三种方式，一是读书学习，二是向有道之人请教，三是在做事中学习。如果把三种方式结合起来，那么一个人在学习方面就学得多，学得深，学习好，学得高人一筹。所以，真正要学习，就要读书、就道、敏事。

 

 

　　虽然贫穷却不自卑，虽然富贵却不骄横轻视别人，这也是君子的一种行为。

 

　　贫与富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和对立的，贫也可变富，富也可变贫。贫穷是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人际关系，所处的时势，所处的家庭等等提供的客观条件不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运不济；而富贵是因为占有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随着自身活动的变化，这些条件也是不断变化的，由处于不利的条件中也可以移动到有利的条件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而且条件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贫穷时，不要自卑自屈，可以努力寻找条件、创造条件达致富贵。富贵时也不要骄横，因为富贵事实上是依靠了别人的力量的，如果骄横，众人将会唾弃他，从而失去众多致富致贵的条件，也终将变成贫穷之人，所谓富不过三代。所以，贫不自卑，富不欺人。贫穷也要不断修养自己，富贵也要不断修养自己。

 

 

　　一个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己”组成的，己身为主，他人为辅，主的方面作用大，辅的方面作用小。他人不理解自己为害不大；自己不理解别人，为害就大了。千千万万个“己”都能理解别人，那么社会就和谐了，反之社会就不会和谐。

 

　　作为君子，理解他人是一种美德。不对他人求全责备，对他人的小缺点能够包容，并且把他人当作镜子反观自己，他人有的美德自己兼有之，他人有的缺点自己克服之，力争使自己十全十美，这是能够达到学问高、修养高的好方法。

 

　　理解别人就像刀磨磨石，是为了使自己更锋利。

 

 

 

　　“政”即“正”。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以公正为原则，以公正为目的，也就是以公正的制度法令和措施使人与人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关系从产生、变化到发展的过程始终保持公正状态。这是君子之政，也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君子之政在本质上是精英政治，但它的基础是民主，而不是一己之政、一家之政，这种“政”以服务于人民为总目的。

 

　　德即“得”，得天道人心即为“德”，也就是掌握自然界变化发展规律、社会变化发展规律、人心人情变化发展规律。

 

　　孔子强调，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要遵从客观规律，象北极星一样处在他应该处的位置，那么，其他的星星就会自然地围绕他有序地旋转。

 

　　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中，最大的德是百姓有自由自主从事生产经营的权利，亦即自主劳动权，它与生命权相辅相成而同为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国家政权不宜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这些个道理是自古不变的真理，很多国家或地区的事实都证明，若违背了这一真理，这个国家或地区就不会有活力，就不会长久地得到发展。国家政权在这方面要有所为有所无为。所谓有所为，就是抓好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工作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应当无为。

 

 

　　用政令领导百姓，用刑律规范百姓，百姓虽可以不犯错误，却可能没有羞耻感而常怀冒犯之心。用道德教化领导百姓，用礼仪制度规范百姓，百姓有羞耻之心，而且自觉遵守规矩。

 

　　政令和刑律，都是带有强权性和强制性的，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在一时一地某一方面是不可少的，但不能把它们当作治理国家的全部依靠。如果不注意这一点，这种政令和刑律就会变为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专权、专利，成为欺压、搜括百姓的工具，凸显其破坏性的一面，历史上的霸政、独裁政治无一不具有这种特点。而王化之政、君子之政都注重用人与人、国家社会之间、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长期互相联系中自然形成的伦理和礼仪制度来教化百姓，从小教起，虽然收效缓慢，但收效长久。所以，凡是民主政治而非专制政治的都以德为主、法为辅，而且大同社会将不会有法律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把同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秦朝和汉朝来对比，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秦始皇尚法刑，以法代德，一统天下后的秦祚为期不过十多年，而刘邦们纠正了秦皇的错误，在施法制的同时也施行德化之政，汉祚绵延数百年；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中的德化之政尚且有如此功效！

 

　　礼也有两种，一种是普世之礼，一种是某一特定社会之礼。普世之礼适于全人类，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界。而某一特定社会之礼只适于某一社会。如，原始社会有原始社会之礼，奴隶农业社会有奴隶农业社会之礼，封建农业社会有封建农业社会之礼，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礼。所以行德化之政当与时俱进、因应时势。

 

　　礼是德行的一个重要载体，德是法刑的基础，没有德，法刑就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遵守。

 

 

　　事奉父母不要违背礼节制度，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亦以礼。父母在世时也要按照礼节制度去事奉他们，不是父母叫去杀人就去杀人，那样也是不孝的。

 

　　对父母不尊敬，也不是孝。有的人说，父母在世时能够赡养他们就是孝了。孔子批评这一说法，说养狗养马也是养，如果不以尊敬的态度去赡养父母，这和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的话一针见血。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平常总以难看的脸色对待父母，这也属于不孝的行为。不要认为帮父母操劳做事，有酒食给父母吃就是孝了。

 

　　所以，孝与不孝，不单看给予父母的物质享受怎么样，还要看平常是否能给父母以精神上的享受。

 

　　如今是处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社会，工作流动性比较大，居住地也时常变迁，甚至把老父老母寄养在养老院，无法与父母时常在一起，这种情况已经变成很平常。但可以在节假日陪一陪父母，或者时常打电话问候，不要老是杳无音信，反叫父母担忧。父母在养老院的，也可以不时到养老院看望他们，而且顺带看望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其他老人，这不是更大的孝吗？

 

　　对待父母，关键是孝敬之念常存于心，譬如树之于山，树始终帮助山涵养水份，山下之泉就自然涌出不断，汩汩之声如琴乐般美妙动听。

 

 

　　孔子给颜回上课提问时，颜回自始至终不提不同的意见，孔子还以为颜回愚笨。但当孔子听到颜回私下与别人的言论，也能给他人以很多启发，所以才发现颜回并不笨。

 

　　颜回是孔子学生中七十二贤之一，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称得上是君子。君子的言论，往往言所当言，言合于理，言而有实，言有新意，而不是夸夸其谈，无油无盐，无理无实。

 

 

　　了解一个人，要观察他做事的动机和原因，观察他做事的办法和渠道，观察他做事的专注程度和对结果的满意程度，那么这个人即使想隐瞒什么也隐瞒不了。

 

　　孔子观察一个人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对事物的认知方法，是孔子学说中的认识论。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原因、过程和结果，从这三个方面去认识事物，就能掌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

 

 

　　温故不知新就会泥古不化，就会教条顽固，就会不懂创新,就会永远当跟屁虫。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国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先进科技。但是，当时很多人仅仅满足于向别人学习，别人有什么东西自己也要有，从来不曾想别人没有的东西自己也要有，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的成效远远小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国家民族还是受制于他人。所以，还是要有长远目光，不但师夷长技，还要创造超夷之长技，成为夷的导师，这样国家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来说是源头活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灵活不居、无形无状的，而器是具体的、固定的、有形有状的，只能拘于一种用途，缺乏广泛适应性。君子就要学道那样有灵活性，对待事物、处理问题要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能适应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象器具那样只能拘于一处，拘于一途。

 

　　君子就要象山巅之雲那样，能缩能伸，舒卷自如，入玄入化，亦即常说的卷舒入玄化。

 

 

　　周，广泛团结人。比，结党营私。

 

　　正派君子是本着仁义道德去广泛结交和团结众人的，而卑鄙小人是怀着自私自利之心与人互相勾结的。

 

　　君子之交光明正大、情谊恒久；小人之交贪图私利,利尽而疏。

 

 

　　孔子说，选拔正派的人，舍弃不正派的人，老百姓就会服从领导。

 

　　举直错枉或举枉错直，是历史朝代兴替的铁律。整部《资治通鉴》讲的都是举直错枉或举枉错直的事情。

 

　　在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里，生产经营是百姓自己的事情，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不会与民争夺生产经营权，而是从事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要做好这种管理工作，举直错枉是最关键的。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是这样，在民主社会里也是这样。君主若是明君，必然用正派的人。民主若是正常的民主，也必然选举正派的人。

 

　　正派与非正派的区别，关键在于仁与不仁。仁者利人，不仁者害人。所以，如果任用了正派的人，有利于百姓，百姓当然服从领导。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如果一个政权经常地大量任用不正派的人，并且尾大不掉，那么这个政权距离灭亡不远了。不正派的人当道是一个政权即将灭亡的重要征兆。

 

 

　　孔子讲，提拔奖励善良正直的人，教育那些不善良正直的人，那么百姓就争做善良正直的人。

 

　　政府任用奖励什么样的人，对老百姓有着很明显的导向作用。因为，在一个社会里，政府处于最高位置，作用也最大，君主专制政府尤其如此。因此，老百姓常常把政府当作旗帜。即使是民主政府，民众也要选举或考拔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做政府官吏，老百姓才会服气，社会风气才正。

 

　　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善良正直的人，政府也要加强教育，不能让他们逍遥自在、招摇过市。教育的方式有多种，可以是直截了当的管束，也可以是通过群众评给一个什么最差的奖名，亦即相当于给起花名、浑名。这样，那些不善良正直的人就不会自在了，而老百姓就会争做善良正直的人了。

 

 

　　不是自己的祖先也祭祀，孔子认为是为了巴结讨好别人。这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都有道理。有的人为了取得某种私利讨好别人而去祭祀别人的祖先，那就是一种巴结讨好行为。如果祭祀先贤、先烈，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祭祀孔子、关公，就不能讲是一种巴结讨好行为，而是应当提倡的行为。

 

 

　　孔子讲，见到符合正义的事而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所以，要见义勇为。

 

　　义，不是江湖义气。这里讲的义是一种大义，是指扶弱济困、行仁务孝、维护公正、忠公体国，等等。遇上这种事，就应当舍生忘死去做。

 

　　当下之世，有一些人争相夺民利，争相损人利己，谄媚富贵而轻视贫贱，与和谐的要求差远了。

 

　　仁是社会和谐的心理基础，义是社会和谐的行为基础。仁是义的应有内涵，义是仁的实施结果。仁和义二者相辅相成，是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两项道德规范。对于个人来讲，有仁有义，既是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基于仁和义的，只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在仁和义的程度上有不同而已。

 

 

 

　　仁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植物的一个根本所在，是人类的普适价值。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心，礼仪制度对他也会失去约束作用，音乐也会对他失去感化作用，这就是常说的麻木不仁。可见仁对于人何等重要！所以，做教化工作除了传道授业使人增加知识技能外，更重要更基础性的工作是使人常怀仁心仁念，使人常有行仁之举，建立仁德。

 

 

　　祭礼是为了纪念祖先的恩德和教育子孙后代，重在用心去敬重祖先，如果摆阔讲排场，那是对祖先业绩的浪费，是对祖先的大不敬，所以宁俭毋奢；丧事是因为失去亲人的护佑，重在以悲伤的心情去悼念，如果讲排场而过于注重复杂的仪式，反而达不到哀悼的目的，那是对亲人亵渎，是对亲人的大不敬，所以宁戚毋备。如果人们都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社会就宁静多了。

 

 

　　孔子拿中原周边的民族与中原各诸侯国比较，发现有礼的重大意义，所以发出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这样的感慨。

 

　　一个国家，如果有一套健全的得到百姓认可遵守的礼仪制度，那么即使没有国家元首，也不会失序；如果没有一套这样的礼仪制度，即使有国家元首，也会冲突不断，秩序混乱不堪。古时这样，当今还是这样。

 

　　礼是仁、义、智、信、耻等道德因素实施的重要载体，没有礼，这些道德因素就不会很好地得到实行。所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和讲求一定的礼仪制度是必需的，而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当然，礼一定要基于适用，基于能够致中和，而不要为礼而礼、搞繁文縟节，否则就走向了反面。

 

 

　　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重在行仁义、遵礼节、明廉耻、施教化、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在以取利的方面来讲，不存在需要竞争的东西。

 

　　但是，在一个社会里，竞争无所不在，没有竞争，社会就没有进步，没有竞争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他们的修为在程度上也是有差别的，有的修为高一些，有的修为相对差一些；特别是从内圣外王的成果上讲，差别就更加明显。这些差别实质上就体现了他们在修为过程中的竞争性。也许他们在头脑中没有意识到他们进行了竞争，但事实上是进行竞争了的。

 

　　不过，君子的竞争目的在于双赢，不是那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和和气气、文质彬彬的竞争。那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竞争，确切地讲是斗争而不是竞争。真正的竞争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君子式的竞争。

 

　　竞争获得双赢，斗争两败俱伤。

 

 

　　有人问孔子：人们常说，讨好地祈祷地位高的西南方位神—奥神不如讨好地祈祷地位低但上可通天下可降福的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问答说：如果得罪了天，向谁祈祷都没有用。

 

　　孔子的意思是求神不如不违背“天”。而在孔子的语言及《尚书》语言中，“天”是指天道，即客观规律。《尚书·泰誓》中还说：“天视自与民视，天听自与民听”，在执政治国方面把“天”与“民”等同。所以，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讲，人类不能得罪自然界、破坏自然界；在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讲，执政者不能得罪人民群众，为害人民群众。

 

　　孔子学说中关于“天”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民主思想，是孔子学说的一个核心，自西汉董仲舒揉和阴阳家和孔孟儒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学说大行其道以后便被人们忽视了，但对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中国历代皇帝仍然起到镇慑作用。皇帝们虽然不提倡孔子的这种思想，但在实际统治中仍然对这种思想有所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