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充《论衡·薄葬篇》：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丧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丧之，是怒死人也。人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丧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

 

汉·王充《论衡·薄葬篇》：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汉·王充《论衡·命义篇》：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饉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劳，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

 

晋·鲁胜：《墨辩注序》

 

　　“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魏·刘徽：《九章算术注·衰分篇》

 

     “墨子号令篇以爵级赐，然则战国之初有此名也。”

 

梁·刘勰：《文心雕龙》

 

    “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卷四：《诸子篇》）

 

唐·韩愈：《读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荛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唐·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

 

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墨家小叙》：

 

　　“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时，杨与墨，其途塞，孟子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辟之。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

 

宋·王安石《杨墨辩》：

 

　　“杨子之道，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

 

　　“杨子之道虽不足以为人，固知为己矣。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知其不能也。”“墨子者，废人物亲疏只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适足以为天下害也，岂不过甚哉！”

 

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

 

　　“问：韩退之读墨篇如何？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语？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比儒者学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难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

 

北宋·王令则《广陵先生集·书墨后》:

 

　　“墨翟固有罪，”“天下之大害者。”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诸子》：

 

　　“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尽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

 

南宋·高似孙《子略》：

 

　　“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型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

 

元·黄震《黄氏日钞》：

 

　　“墨子之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孟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违之违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反。”“愚曰：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墨家考》：

 

　　“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义，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诸子辩》：

 

　　“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住非以为视乐也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之言，又尝爱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甚俭者乎，菲饮食，恶衣服，谓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者，固孔子之所弃乎？或曰，如子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哉？曰：为有二本故也。”

 

明·焦竑《国史·经籍典》：

 

　　“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不亲，此其弊也。”

 

明·陆稳《墨子序》：

 

　　“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孔子之下，其与孔并称 ，宜也。孟氏出其后，孤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得无防其流欤？”

 

明·白贲柄《墨子序》：

 

　　“墨子，不下累万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动一世，而兼爱三篇，要言家国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未分甚析耳。奚至害仁如夷之语耶？噫！后之所谓墨者，殆师墨而失其真者也。”

 

明·潜庵子《墨子志》：

 

　　“昌黎氏云患生于末学，孔墨必将为用，盖其恕哉！”

 

明·李贽《墨子选批》：

 

　　墨子的救世主张是对的。“规矩是匠人的方圆，天志是为民的规矩。”“我爱人之父，然后人皆爱我之父，何说无父？若谓使人皆爱我父者乃是无父，则必使贼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异禽兽夷狄人也？”“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人入罪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而翟者固是尧舜非桀纣，摩顶放踵以为天下，而独甘心置喙于吾圣人，何哉？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至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与衰周之世。”

 

清·韩焱《杨墨》：

 

　　“佛氏之初，如不爱身以济众生之说，固近乎墨。”“杨墨之道，固未至于无君父也，由其说而推其害，直可以无君父。孟子固患其祸之无终也。后佛学入，直敢冒不讳，使大伦几涂地无余。”

 

清·毕沅《墨子注叙》：

 

　　“世之讥墨子，以其节丧、非儒说。墨者既以节丧为夏法，特非洲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

 

清·孙星衍《墨子注后叙》：

 

　　“墨子与孔异者，其学出于夏礼。司马迁称其冉守御，为节用。班固称其贵俭、兼爱、上贤、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长，而皆不知墨学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训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识过于迁、固。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若览其文，亦辨士也。亲士、修身、经上、经下及说凡六篇，皆翟自著。”

 

　　“孔子生于周，故尊周礼，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尊孔，故于墨非之，势则然也。”

 

清·孙星衍《墨子经说篇跋》：

 

    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是知子家多有若说，晋时尚能读此书，唐人则不及此也。”

 

清·王念孙《墨子杂志序》

 

    “墨子书旧无注释，亦无校本，故脱误不可读。”而古字未改，可与《说文》相证。“其脱误不可知者，则槩从阙疑，以俟来哲。”

 

清·武亿《跋墨子》

 

    “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概墨子居于鲁阳，疑尝为文子之臣。”“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子，鲁阳公也。”“翟实当楚惠王时，上接孔子未卒。”

 

清·汪中《墨子表微》：

 

　　“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大夫也，墨子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

 

清·翁方纲《书墨子》：

 

　　“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之说为诬墨子，此则名家之罪人。”（这是针对汪中的《墨子表微》一书而言。）

 

清·张惠言《书<墨子经说解>后》：

 

　　“ 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舜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孟自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断然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

 

清·俞正夔《墨学论》：

 

　　“墨书言兼爱本之天与王者，天道王政岂有差等者？《艺文志》云：蔽者为之，推兼爱之义，而不知别亲疏，非墨子所谓兼爱也。”“谓兼爱即无父，是险义也。”

 

清·黄式三《为我兼爱说》：

 

　　“谓孟子之斥兼爱为墨子之受诬，则不可也。夫墨氏以泛爱兼利为急而短父母之丧，爱物亲亲不分次而亲亲之道尤薄，爱无差等固墨家之说之谬。”

 

清·邹伯奇《学计一得》：

 

　　邹伯奇（1819-1869）此书为1845年撰。这是以自然科学来解释《墨子》的开端之作。但所得“至若泰西之奉上帝，佛氏之明因果，则尊天明鬼之旨，同源异流者耳。”“尽其伎俩不出墨子范围。”“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这样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清·冯  初《光学述术墨》：

 

　　从1845年到本世纪末896年，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墨子的研究转向自然科学的新趋向。1876年刊行殷家俊的《格术补笺》。1876年刊行张自牧的《瀛海论》。1879年刊行张自牧的《蠡测卮言》。1896年刊行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只是从书名上不能直接看出是对墨子的研究。冯初的《光学述术墨》，是书名中最明显的。

 

清·俞樾《墨子间诂序》：

 

　　“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儻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传略》：

 

　　墨子“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权略足以持危房变，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所学尤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其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迹过之。”

 

清·王树枬《跋<墨子>后》

 

　　王树枬（1859-1936）王树枬在此文中说：“自孟自拒杨墨，其教不得行于中国。”“孟子谓（墨子主张）无父无君为禽兽，今其徒甚有以无父无君治其国者。”“天下之变多矣，吾不敢必杨墨之道之终并圣人而立，抑或久而变变而复之于圣，亦未可知也。”

 

清·曾国藩《日记》：

 

　　“吾学以老庄为体，以禹墨为用。”

 

清·黎庶昌《读墨子》：

 

　　“今泰西各国，耶苏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尚同，其术确然本诸墨子，而立国百数千年不败。以此见天地之道之大，非执儒之一所能尽。昌黎韩愈谓孔墨相为用，孔必用墨，墨必用孔，岂虚言哉！”

 

清·胡思敬《读墨子》：

 

　　“孟子辟兼爱而不及尚同，或以其言有合于天下完一之旨而未见其书与？其书如非乐、节丧、明鬼、非命诸篇词多鄙浅，不足以惑众，惟尚同之说，新奇可喜，暗与西制相合。吾意后世必有贪功喜事之人，缘饰其辞，径欲施之天下以毒吾民，因发其覆而黜之。”与此同时，蒋彤写出了《书墨子后》、《再书墨子后》，坚持孟子之辟墨，认为事关家国命运。

 

清·陶鸿庆《读墨子札记》

 

清·谭嗣同《仁学·自序》：

 

　　“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永其苦，殆非人生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而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清·梁启超《子墨子学说》：

 

　　“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何以哉？墨学之轻生何以哉？”

 

清·觉  佛《墨翟之学说》：

 

　　“墨氏之主义，专重人事，不尚天道，以为国家只兴，由于人智开通与否。独夫民贼主亡国，非天亡之，人为不善亡之也。”“非命之说，其策人进取之心乎？”“亲士、尚贤、节用诸说，其治国之主脑乎？”“薄丧之说，其力除虚伪之风乎？”“观其言兼爱，则社会学家也。观其论政诸篇，则大政治家也。观其言明鬼、天志诸篇，则宗教家兼教育家。其伟大之能力不可思拟。”“作木鸢而能飞，造炮而能为守御之备，则机器之发明家，当推墨子第一人也。”

 

清·吴  虞《辩孟子辟杨墨之非》：

 

　　“墨子之兼爱，即耶稣之博爱平等也。墨子之明鬼，即苏格拉底之信重鬼神也。墨子之节用，即谙犀笛钮斯之削除情欲也。墨之修身，即柏拉图之智德统一也。墨之《大取》、《小取》，即弥勒之名学也。墨之非攻，即俄皇弭兵之旨也。墨之以利为善，即达克之功利主义也。”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

 

　　“据儒家的精神，吸取墨家的精华、实践的科学精神。”他还说过：“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陈独秀：《新青年》

 

　　陈独秀：《新青年·答李杰》3卷3号（1917年5月1日）中说：“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

 

陈独秀：《国学》

 

　　陈独秀于1924年2月1日发表在《前锋》第3号上的《国学》一文，其中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的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对胡适、章士钊的墨学逻辑研究，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独秀：《孔子与中国》

 

　　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1日）中说：

 

　　“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

 

李大钊：《北大讲义》

 

　　李大钊引用了《墨子·亲士》和《墨子·节用上篇》中的话：“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然后，李大钊说：“《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为主旨。”

 

李大钊：《史观》

 

　　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指出：“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其结果是：“以重寄其怀古之幽情，而退落的历代观，遂以隐中于人心。”李大钊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必然反映。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

 

　　毛泽东1939年2月1日给陈伯达的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他还说过：“墨子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人。”

 

张闻天：《张闻天选集》

 

　　“中国古代劳动者大中型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所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

 

鲁  迅：《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墨子，亦鲁人，名翟。盖后于孔子百三四十年（约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有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鲁迅全集》第9卷第363页。）

 

　　鲁迅于1926年写了《铸剑》，1934年写了《非攻》，1935年写了《理水》，都是取材于墨子的行事。

 

　　鲁迅曾经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

 

　　在《鲁迅全集》中分别于第2卷的275页、451页、464页，第3卷的203页、528页，第4卷的156页，第5卷的203页，第7卷的261页，第8卷的336页，第9卷的306页、368页，第10卷的247页，第11卷的16页，都可以查出鲁迅对墨子的论说。

 

冯玉祥：

 

　　冯玉祥在1936年秋天，手书《墨子·尚同篇》下篇168字：“上之为政﹍﹍则国必治。”“古者天之始生民，﹍﹍同一天下之义也。”刻于庐山棲贤寺玉渊潭旁，每一字为一尺六寸。当时的《新闻报》发表了这一消息，见1936年9月3日的《新闻报》。

 

江泽民：

 

　　江泽民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2001年12月18日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说：“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两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时间的一位思想家就提出过：‘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主张。”（转引自邓树英等编著：《墨子与社会问题透视》第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江泽民说：“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墨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 2002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六次院士大会上讲话）

 

宋 健：

 

　　宋健于1991年为墨子纪念馆题词：“唯物师祖科圣墨翟”

 

　　宋健2003年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安全的现代化时说：“要求几百年前才开始理性思维并开始了解世界的人们,在短期内都能懂得并接受‘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前４６８－前３７６）这种美德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的观察值得注意：‘有两样东西是无止境的，茫茫宇宙和人类的愚昧。但是只有后者我能肯定的确如此。’”

 

张申府：《张申府学术论文集》

 

　　在《张申府学术论文集》中，我们也找到了他对墨子的评论，在这本书的第110页和第112页上。

 

　　“周季墨家，乃是当时最前进，最革命的学派”。

 

　　“墨子或墨家的学说确是唯物的，大众的，革命的。最重实验，实践，实用，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