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之五
前 言
什么是哲学？笔者认为，其实，哲学就是思维学，就是认识学，或者说是意识学，也可叫做心理学。当然作为广义上的心理学，这与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心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心理学只是研究和解决一般人、普通人的思维问题的，而哲学研究探讨的范围要更广泛、更加深刻。哲学研究探讨的是整个的思维的客观规律问题，并通过对思维客观规律的研究探讨使我们能够更科学、更准确地驾驭它、利用它，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现实的具体的生存与生活。因此，研究探讨思维或认识的客观规律就是哲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目的和归宿。一切哲学，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必须、都必然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同时又要围绕着这个核心而结束。否则，脱离了这个核心，就不能算是哲学——狭义的哲学。因此，哲学只能使人会更加聪明、更加理性，从而也就使人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开拓性。然而，现在很多的人，很多所谓从是哲学的人，处处打着哲学的旗号却使哲学成了愚昧学、糊涂学，使哲学成了人人争相甩掉的累赘、负担。呜呼，悲哉！哀哉！这无疑是哲学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哀。
一、哲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说起哲学来，一般人，甚至连一些专门从事哲学、所谓对哲学有相当研究的人大都认为，这是一门十分抽象、神秘莫测的学问。其实不然。这正是对哲学这个概念本身认识不客观、不全面、不深刻、不系统而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笔者认为，哲学是物质世界，自然物质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进步的产物，哲学涉及个起源问题，哲学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有个产生、发展、进步、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进步、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同时又对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进步起着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说哲学并不神秘呢？这是因为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讲，或者有低级与高级之说。所谓广义上，或者低级的哲学，也就是所谓的大众哲学，或者说是哲学的大众化，也就是泛指人的意识，人的思维，或者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等。意识、思维、主观能动性，等等，是人人都具备了的东西，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根本所在；而所谓狭义上，或者说高级的哲学，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哲学，或者说哲学的专门化，也就是指我们现实生活中一般通常认为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程度又正是人之所以区别于人的根本所在。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否认两者的区别，显然是不对的。然而，割裂两者的联系，同样也是不对的，同样都会导致对哲学的认识不够彻底。
什么是哲学？按照正统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也称宇宙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观点”。“世界观人皆有之。人生在世，首先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进行变革自然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以解决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又必须结成社会关系，相互之间进行交往。除了物质生产活动，人们还进行政治、思想等各种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有一种朦胧的对世界的总的看法，而后越来越具体。因为人们开始是接触个别事物和现象，产生对各种具体事物和现象的看法。任何个别都包含着一般，都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因此，随着人们在实践中接触到的事物日益增多，就由认识具体事物的个别看法逐渐形成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这就是世界观”。其实，世界观就是一种意识以及意识的结果。
然而，我们现有的哲学教科书有这么一句话，叫作“一般人的世界观还不是哲学”，原因就在于“一般人的世界观还不够系统”。这句话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妥，可是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十分的精确，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么说，很容易导致人们割裂广义上的哲学与狭义上哲学之间的联系，使人产生歧义。假如改成“从狭义上说，一般人的世界观还不是哲学”，将更为确切，也更使人容易理解。
当然，应当承认，一般人的世界观，“它是各个人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它比较零乱、不自觉、不系统，缺乏理论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有些观点不稳定，甚至自相矛盾”。而我们通常认为的哲学，“是专门的学问，它对世界观的各种问题、观点用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理论体系。这就是理论化和系统化。各种哲学都是由哲学家们自觉地创立的各种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学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哲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们也都不是天外来客，都不是神仙。狭义上的哲学，或者说高级的哲学应该是广义上，或者说低级的哲学的进一步的概括，或者说是其升华，是其延续，也可以说是其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这是一个理由。
另一个理由，就是任何高级的、专门的哲学都不是终极哲学，都不能说已经走到了哲学的尽头。任何哲学的所谓高级化、专门化、理论化、系统化等等，其实都是相对的高级化、专门化、理论化、系统化，都有补充、修正以及丰富、深化、发展的必要。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认识的客观发展规律，就是不承认人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及深、由粗及细、由外及内、由点及面、由面及体、由个体及整体、由小的整体到大的整体……的缓慢发展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的认识过程，从而也就使人无法理解哲学的起源问题，从而也就割裂了哲学的历史，其结果必然导致使人无法开创哲学的未来。因为世界在空间上其外无大其内无小，而在时间上无始也无终。哲学史、科学史、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个从相对走上另一个相对但较之以前更加绝对的相对的历史。在怀疑、批判中前进，在前进中怀疑、批判，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二法宝。中国过去为什么会落后贫穷呢？中国为什么缺少世界大师级学者呢？等等。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习惯于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过分树立和迷信所谓的“权威”，固步自封，缺少应有的科学的必要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古希腊的大天文学家托勒密伟不伟大呢？历史证明，的确是伟大的，但如果哥白尼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怀疑和批判，又怎么能够创造出“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呢？亚里士多德伟不伟大呢？历史证明，的确是伟大的，然而如果伽利略不对亚里士多德的关于“落体运动法则”提出怀疑和批判，又怎么能够确立著名的“自由落体定律”呢？世界上的科学大师就是这样产生的，象欧几里德、笛卡儿、莱布尼茨、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等，等等，莫不如此。因此，牛顿说，他的成功归功于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对于今天一个个做梦都想急于成功的我们来说，什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怎么样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等等，都搞不清楚能行吗？否则，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成功吗？那么，什么是“巨人”呢？其实，所谓的“巨人”都是有限的“巨人”，而不是无限的“巨人”。他们的伟大，都是有限的伟大，不管伟大到什么程度，都是有限的，假如是无限的，任何人都是站不上去。如果都站不上去，那么就不会有人类辉煌文明的今天。荀子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出于水而寒于水”。我们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尊师重教无疑是对的，也是必要和必须的，然而我们却把尊师重教严重扭曲了，严重缺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豁达与开明，老师害怕学生超过自己，学生迷信老师。事实上是，老师教不出超过自己的学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好老师，甚至是可耻的，而学生超不过老师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好学生，这也是可耻的。
由此可见，一般人的世界观，一般人的意识都应该属于哲学，但是广义上的哲学，或者说是低级的哲学，而不是狭义上的哲学，或者说不是高级的哲学。广义上的哲学，或者说低级的哲学，是源，而狭义上的哲学，或者说高级的哲学，则是流。无源则无流。广义上的哲学、低级的哲学，是狭义上的哲学或者说高级的哲学的基础，并有待于发展为狭义上的哲学或者说高级的哲学，而客观上也存在着这个可能。
不承认哲学有广义、狭义之讲，或者说有低级、高级之分，也就是不承认有大众哲学、有通俗哲学，从而也就间接否认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是具体的认识，或者说是认识的一种，否认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从而也就否认了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这也是对哲学自身认识不客观、不全面、不深刻、不系统的具体表现。这种认识将哲学导向神秘主义，使人犯教条主义、机械主义错误，使哲学彻底狭义化、庸俗化，使哲学成为单纯的“钻牛尖”、“认死理”的“二杠子”式的东西。因而，这种认识无益于哲学的发展进步，反而对哲学的发展进步形成阻碍。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狭义上的哲学、高级的哲学必须要服务于广义上的哲学、低级的哲学，或者说是具体地指导广义上的哲学、低级的哲学，为之指明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又是由一个大的整体到小的整体、由整体及个体、由体及面、由面及点、由内及外、由细及粗、由深及浅的反复发展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对广义上的哲学、低级的哲学加以能动的改造。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同时又必须服务于生活。否则，哲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动力。狭义的、高级的哲学有普及的必要，而广义的、低级的哲学有提高的必要。否认这一点，就否认了哲学的价值，特别是哲学的具体的现实的物质价值，这也就是导致哲学无用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哲学需要普及，又需要提高。其实，本质上，普及本身就是一种提高，提高本身也是一种普及。然而，无论狭义的高级的普及，还是广义的、低级的提高，都离不开人们对哲学在人们生存生活中的真正的客观的地位和作用要有个正确认识，也就是说要使人们真正地认识到哲学的现实好处。假如人们认识不到哲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那么人们就不会对学哲学用哲学产生兴趣和动力。没了兴趣和动力，那么所谓普及和提高都是谈不上的。因为人是趋利动物，因为认识的真正动力是人的需要或需求，因为人活着归根结底总是要先吃饭的。本文总的目的和用意的关键就在于此。
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既然哲学是发展进步的，那么，该怎样去发展、怎样去进步呢？这就是接下来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即哲学发展进步的方法问题。
如何“透过现象抓本质”呢？我们认为，就是要求人们在观察、分析、思考以及解决、处理问题时必须要客观、全面、深刻和系统。其中，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而系统性则是最高或者说最终要求。人们认识和掌握问题的系统性越强，其客观性方能越强，否则，其客观性也就越弱。
其实，这个要求不仅是人们的主观要求，而且还是人们的客观外在要求，更是人们的客观内在要求。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意识没意识到，人们总是按照这个要求去观察、分析、认识、思考以及解决、处理一切问题的。所以哲学具有自发的性质。之所以称为规律，称为认识的规律，其根据也在于此。
虽然哲学具有自发的性质，或者说人人都会按照客观、全面、深刻和系统的要求去认识和掌握任何问题，然而每一个人的客观性、全面性、深刻性，即系统性的方向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方向的不一样，方向的差别，造成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纷争。而程度的不一样，程度的差别，也就造成了哲学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这就是认识规律的第一个特点。
认识规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认识问题愈来愈客观，愈来愈全面，愈来愈深刻，愈来愈系统的人就愈少，呈“金字塔”型，真正出类拔萃的居少数，而平平庸庸的居多数，“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是这个道理的通俗说法。为什么“千军易得，而一将难求”呢？原因就在于此。
说起“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世纪伟人毛泽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虽然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普遍的富裕了起来，然而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也日渐突出，于是“毛泽东热”在人们的强烈怀旧情结中应运而生。好长时间里，毛泽东虽然受到亿万人的敬仰和崇拜，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对其个人历史，尤其是历史细节实际上却知之甚少，以美国人撰写的《毛泽东传》为代表的大量研究介绍毛泽东生平传记的书籍刊物的出现及时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要，在其逝世十几年之后曾一度冷落甚至一度被少数人否定的毛泽东再次受到了亿万中国人更为理性的敬仰和崇拜。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具有远见卓识的毛泽东在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无人能及。然而正是这样的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其正确主张在革命队伍中往往处于少数，早期还受到了不少不应有的非难和排挤，幸好在一次次的挫败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从而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并由此引导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最终走上了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试想，假如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国式的革命也许就是个未知数。“毛泽东热”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国人的怀旧情结，同时也使国人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其实，真理从来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而不是仅仅有时候。“责任到人，包产到户”在当初也是少数，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从历史上看，真理也从来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孔夫子、韩非子、王充等等一生郁郁不得志，而死后却留芳百世，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圣贤的主张在其当时并不被多数人所认可所接受所致。
仔细研究历史，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历士多德、伽利略、哥白尼、弗洛伊德等等大师或多或少都有类似遭遇，一切都源于当时少数人与多数人观念认知上的差异与对立。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为什么科学家少，而一般普通老百姓多呢？都是一个理。
什么叫“俗”？多数人的认知就叫“俗”。所以我们常用“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等词汇来褒扬少数人的所作所为；相反，我们又会用“哗众取宠”、“俗不可耐”等词汇来贬损一些人的言行。什么是“群众”？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群众”其实就是“落后”的代名词。所以一向强调群众观念的毛泽东也说：“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见《毛泽东选集.井冈山斗争》）。”一个外国科学家声称，全世界60亿人中有能力破解“歌德巴赫猜想”的超不过20人。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孙子》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卫鞅说：“夫民不可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事实证明，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变革中，都是由少数人力排众议推行一些新主张从而带来了新的转机。如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惚兮其若海，恍兮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而我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有学者认为这是看似自嘲实为自吹的表现，其实，这正是老子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刻画。
三、真理更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真理的探讨离不开人与人合作，离不开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包含这个理。参入的人数越多，对问题的认识也就会愈客观、愈全面、愈深刻、愈系统，也就愈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更真正的本质。这主要是由我们赖以生存生活的物质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广泛性及无限性决定的。因此，要想真正的“透过现象抓本质”，则是一项具体的浩大的系统工程，绝非是个别人、少数人能够办得到的，不管是这个人、这些人多么有天赋，特别聪明绝顶，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做得到的。这就是认识规律的第三个特点，真理需要多数人来掌握。
四、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
“真理需要多数人来掌握”，即真理的获得离不开人与人的合作，离不开尽可能多的人与人的合作，这个观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此也就无须赘述了,而它与“少数人掌握真理”两者的关系问题应是需要重点探讨的，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绕脑子、费脑子，也是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
我们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又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是不是自相矛盾？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两者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探讨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及其关系的问题。因为“少数人掌握真理”与“多数人掌握真理”的关系问题是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关系问题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只有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及其关系的问题先搞清楚了，“少数人掌握真理”与“多数人掌握真理”的关系问题也就自然而然明了了。
那么，什么是个体意识，什么是群体意识呢？两者的关系如何？等等。
笔者认为，所谓个体意识，其实就是群体意识的具体构成和外在体现，而群体意识则是个体意识的有机综合和高度概括。作为构成，没有一个个个体意识也就构不成所谓的群体意识；而作为体现，没有群体意识的个体意识也不会如此的丰富和深刻。因此，从内容（或本质）上、从绝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说，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而从形式（或现象）上、从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说，则是个体意识决定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是表，而群体意识是里，群体意识必须通过个体意识才能表现出来。由此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个体意识的提高有赖于群体意识以及群体意识的提高，而群体意识的提高又必须从个体意识提高开始。也就说，提高离不开普及，普及也离不开提高，提高与普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彼此不能分离。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也有狭义、广义之分。
从狭义上讲，所谓个体意识，就是单指一个人的思维见解；而所谓群体意识，就是指众多人，起码是两个以上的人的思维或见解。所以，我们说，个体意识是群体意识的构成，两者是有区别的，两者是两回事。然而从广义上，从根本上讲，所谓个体意识其实就是群体意识，而群体意识也就是个体意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两者是一回事，并没有绝对的区别。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意识的产生、成长、成熟以及其成熟之后的发展变化都不是单纯个人直接体验（经验）的结果，而是凝聚了众多人的智慧的结果，也就说是群体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说个体意识又是群体意识的外在体现。
我们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人从经父母十月怀胎而呱呱落地开始，在个人经验的同时，都必须还要接受他人、家庭、学校，包括父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乡亲故旧、熟悉或不熟悉的许许多多的人，乃至全社会的熏陶、影响、培养下，方能成长成熟起来。起先，任何一个人都完全处于被动不自觉的状态，随着这个人生理机能的不断成长完善以及同周围，特别是周围的人的接触、交流的时间、空间的不断延长扩大以及一定程度的积累，这个人就会逐渐地由完全被动不自觉状态朝着主动自觉状态转变，并不断成长并成熟起来。这个主动自觉状态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意识、思考的产生和形成。一个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人，也就意味着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主见了。一个成长并成熟起来的成年人虽然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主见了，然而对他人对群体的依赖，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而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只是对他人对群体依赖的具体形式已经与先前有了差别而已。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孤独与寂寞都是莫大的痛苦和煎熬。
任何一个人，父母给予了生命，只能说明具备了意识或思考的可能，但还不是现实，而作为现实必须是要同人接触和交流。否则，试想，一个人的天赋再高，假如其一出生就与世隔绝，处于不能与人接触、交流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呢？答案虽不能简单地说其个体意识就会夭折或者产生形成不了，然而其个体意识赶不上一般的普通的个体意识是绝对肯定的。狼孩、狗孩等极端的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的确，对这类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主观的分析来判断来解决，因为客观上是无法通过试验来检验的。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来理解个体天赋与群体意识的关系问题呢？
先前，笔者就提出并论证了人的认识（意识）包含了天赋和体验两个方面，其中天赋决定体验，而体验反映天赋的观点。在这里再做进一步地探讨，笔者一再强调的被天赋所决定的、反映天赋的体验，就是指广义上的人的意识。任何一个具体人的认识，即个体意识，其来源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源于个体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又来源于他人以及许许多多人的，也就是他人的群体的间接经验，而且这个他人的群体的间接经验从总体上来讲，又对个体意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起着根本的、主要的作用。因为个体的直接经验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而他人的群体的间接经验则是无限的、无条件的。因此，笔者的观点依然是，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个体意识是群体意识的具体外在表现，而个体意识对群体意识的表现或反映程度又是个体天赋如何的具体表现或反映，其表现程度愈高，就说明其天赋愈高（愈聪明），反之，则说明其天赋愈低。虽然说每个人的个体意识都是群体意识的外在表现，但由于每个人天赋的不同，则反映和表现的程度也不同。
既然说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呢？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哲学发展史上有“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争论似乎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么，到底是“人创造环境”，还是“环境创造人”？对此，笔者认为，从形式上、从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说，人创造（决定）环境，即人定胜天；而从本质上、从绝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说，环境创造（决定）人，也就是说天定胜人。即“人创造环境”是“环境创造人”的具体体现，“环境创造人”是本质，而“人创造环境”是形式。因为归根结底，人无论发展进步到任何程度，都是环境的产物，环境的一个具体的部分，而非环境的主宰。
说起“环境”一词来，很多人往往只知跟“外部”一词相联系，简简单单地等同起来，其实这是狭义片面的理解，而广义全面的理解，环境又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层含义。因此，在这里所说的“环境创造人”的“环境”特指人的内部环境，即天赋。这也就从根本上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论”一致起来。
因此，个体意识如何，首先取决于其个体的天赋如何，天赋是一个人意识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一般说来，当个体的天赋高时，其个体意识的水平也就高，也就是越聪明。相反，当个体的天赋低时，其个体意识的水平也就低，也就越笨拙。这一点是没问题的。然而，个体意识的如何不仅取决于其个体天赋的如何，而且还取决于其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如何。即在个体的天赋确定了的情况下，其意识即思维会因外部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当所处的外部压迫加剧时，个体的思维就会趋于紧张和活跃，那么，个体意识的水平也就高，也就越成熟；当外部压迫减缓时，个体的思维就会松弛和麻痹，个体意识的水平也就越低，越幼稚。因此，我们说，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是基于天赋决定体验的大前提下而言的，对此不是否定，而是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
个体意识、个体思维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即个体意识如何，不仅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如何，而且更取决于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如何，即与他人、群体接触、交流的广度与强度。假如仅仅单纯只是自然环境，其个体虽然在单独、具体、直接、局部对付自然环境方面办法更多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更聪明一些，但在总体、间接、协同、全面对付自然环境方面实际上还是要逊色不少。比如原始的偏远的土著人在爬山、攀岩、上树、狩猎等等具体方面要远远比我们现在城里人高明，然而却为什么会日趋没落？原因就在于此。
个体意识所处外部环境的广度，包括了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而空间方面又包括了直接接触、交流和间接接触、交流两个方面，等等。“见多识广”，一个人与他人、群体接触、交流的越多、范围越广，这个人的成熟度也就越高，反之则就越低，孤陋寡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时间而言，也就说一个人与他人、群体接触、交流的时间愈久，其个体意识也就愈成熟。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时间方面也包括了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一个是年龄大、活得久，其个体意识相对成熟一些；另一个则是代代相传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人、一代人的积累，而是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上百、若干年代人的传承与积累的问题。“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为什么一般说来科班出身受过系统正规教育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要比没文化的人、没有受过系统正规教育的人更加聪明呢？这是因为所谓文化人除了空间上能够通过读书看报等媒介间接手段扩大与人接触、交流的范围外，在时间间接方面还系统地有机地承接了上一代、几代人、几十代人、上百若干年代人的知识的不断积累，方使之思考更加周全和完备。
“马靠骑，人靠逼”。所谓强度，就是指人与人竞争的状况如何，对个体意识的影响也不一样。当竞争愈激烈，与他人，特别是与周围的群体接触、交流愈频繁、密切，其个体思维也就愈紧张、愈活跃。“穷则变，变则通”，“乱世出英雄”，为什么乱世能人特别多呢？原因就在这里。相反，当竞争愈缓，与他人，特别是与群体接触、交流愈疏散，其个体思维就会松弛和麻痹。三国的时候，曹操很明白这个道理，不费一兵一卒就了结了没有出息的袁绍两个更没有出息的儿子。
个体意识如何不仅取决于其天赋如何，而且还取决于其外部环境如何。一个人天赋好，自然也就好学，相反天赋不好，也就不好学。然而当外部给予的压迫到一定的相应程度时，不管天赋好不好，都会变得比其本身以前好学，因为这是不得不学。这就是意识的客观性、物质性使然，一句话，人的意识是有规律的。
（二）虽然说群体意识是个体意识的有机综合和高度概括，然而这个有机综合和高度概括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虚无的说辞，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的。也就说，在具体形式上，世上并不存在单纯的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寓于个体意识之中并通过个体意识表现出来。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说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然而为什么又说在形式上个体意识又决定群体意识呢？个中奥秘就在这里。
所以，就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以及存在过的任何一个人而言，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这包括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家族性、职业性等等。从地域上来说，同是人，黄种人与白种人不一样；同是白种人，美国人与欧洲人不一样；同是中国人，南方人与北方人不一样；同是北方人，山西与山东也不一样，等等。从时间上说，六十年代的与七十年代的不一样，七十年代的与八十年代的也不一样，等等。不仅如此，细分起来，同一地域、同一时代的人由于职业的不同或者具体单位的不同，等等，其思维意识也不尽相同。比如，军人与教师，知识分子与一般工人，上海工人与北京工人，甲企业员工与乙企业员工，等等，都是有极为明显的区别的。过去我们旧中国有个“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过去我们旧中国交通不发达、封建割据以及“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保守思想带来的必然结果。
相反，“窃一斑而知全豹”，我们要想认识和把握群体意识就必须通过个体意识来进行、来完成。比如，我们要想了解某个群体、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文治武功等，只要接触一下这个群体、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的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就会有个大体上的掌握，而并不需要非得接触这个群体、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的多数人或者全部的人。因为这是主观上不必要的，有时候又是客观条件绝对不允许的。
（三）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一般说来，个体意识受制于群体意识，服从群体意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跟风”或者说“从众”心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随大流”以及“人云亦云”等等。因此，个体意识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盲目性，也就是说，有意识的无意识。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意识的，但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是意识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前面我们引用的毛泽东的那句“一哄而集的群众会……”就是明证。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也极力说明了这一现象。
在此，我们再引用美国人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的一策小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故事是五十年代开展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所谓的公私合营的背景发生的。原文抄录如下：
毛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惊恐似地摆摆手，“决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一直在听着，毛要求周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也不赞成周的办法。“也不能使用欺骗手段——永远不要愚弄人民。”那么，毛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相同），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他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兴奋不已。”
当然，这个故事带有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偏见，其真假也无从考究，然而毛泽东善于群众运动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和不容置疑的。
虽然个体意识从属于群体意识，受群体意识支配，具有“跟风”或“从众”倾向，因此，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是统一的，然而，个体意识又会走向群体意识的对立或对抗，即所谓的“叛众”心理、“逆众”心理。这说明了个体意识并不是单纯地消极被动地受群体意识所主导和支配，而且还会反过来在具体形式上、局部地或暂时地主导支配群体意识的发展变化。这是因为从具体形式上来说，任何个体都具有综合概括的思维能力，但个体与个体的综合概括的思维能力是不一样的，既有方向、侧重点的区别，又有程度的差异。
因此，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具体上毕竟不是一码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为“一”又为“二”，不能简单地将二者混为一谈。
虽然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既统一又对立，然而统一是总体的、绝对的，本质的绝对，而对立是具体的、相对的，形式的绝对。为什么这么啰嗦呢？因为不这么啰嗦就不足以更准确地说明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意识，包括直接与群体意识相对立相排斥的个体意识，归根结底都是群体意识的具体外在表现，没有例外。
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既统一又对立，然而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在形式上的对立又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在具体形式上的永远的全面的对立。这种个体意识将被群体意识边缘化，以至被抛弃、被淘汰；另一种则是暂时的局部的对立。这种个体意识表面上看起来好似被群体意识边缘化、被抛弃、被淘汰，其实这只是假象，本质上这种个体意识反而还会成为未来群体意识的核心、主流，在形式上、具体上，主导、支配和决定着群体意识的发展变化方向。我们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少数，就是专指后一种，而非前一种。
因而，在具体情况下，并不是多数人赞同的意见就是正确的意见，当然也不见得只要是少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意见。多数是由一个个少数组成的，因而多数中多的少数的意见是平庸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这里所说的少数，是指客观上有有机综合和高度概括能力的特定的少数，而非简单意义上任指的少数。“无帅之军，乃是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认识上也是如此，需要有内在严格的组织和程序得来的，否则，多数人是掌握不了真理的。
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个体意识容易核心化，什么样的个体意识容易边缘化呢？一般说来，源于群体意识而等于或高于躯体
五、少数与多数
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主要强调人与人聪明的方向、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呈现出结构性、层次性的特点。比如说，同样是体育，体操能手未必就是田径能手；同样是竞技能手，短跑能手未必就是长跑能手。思维也是如此，形象思维强未必抽象思维就强，专项思维强未必综合思维就强。又比如，有的人侧重于自然技术方面，而有的人则侧重于社科人文方面；社科方面，有的侧重于文化，有的侧重于政治，还有的侧重于经济，等等，各有区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方向、侧重点相同的情况下，人与人的思维程度不一样，有强有弱，有聪明糊涂之分。平平庸庸的居多，越聪明的越少。这是其一。
其二，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主要是，虽然我们说平平庸庸的居多，越聪明的越少，这里所谓的居多的人的“平庸”以及越少的人的“聪明”，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人与人相对而言，相比较的结果。平庸者有提高的可能和必要，聪明者也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和必要，因为聪明者的聪明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即每个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平庸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聪明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不管这个人聪明到何种程度，其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个有限的认识汇聚在一起，才能形成无限的强大的认识。所谓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讲得就是这个理。
其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等等，这些教科书上的观点从整体上来讲是对的，但需要具体和深化，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和教条，形成僵化。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总体上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是绝对的，是内容上的绝对，是绝对的绝对；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是绝对的，但是相对的绝对，或者说形式上的绝对，具体的绝对。因而绝对的绝对的“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是现实的具体的和物质的，而非仅仅只是抽象的空洞的虚无缥缈的掩人耳目的说辞。“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必须通过“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这也是绝对的。因此，根据前面探讨的认识决定实践的关系原理，这也就说从总体上，从内容上说，历史是由多数人决定的，即多数人决定少数人；而从具体上，从形式上说，历史则是由少数人决定的，即少数人决定多数人。
一方面，真理的具体掌握并不是多数人认识和见解的简单、机械相加，而是通过个别人、少数人的具体的大脑将这些多数人的一个个片面的零散的粗浅的认识和见解再进行有机的综合和高度的概括，也就说再思考、深加工，从而形成超越多数人一个个的片面的零散的粗浅的认识和见解的简单相加的具体系统认识，并会不自觉或自觉地用这个具体的系统认识来统一多数人的思想，并付诸行动。在行动过程中或者后，多数人又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范围、不同的程度等等，产生新的但也是片面的、零散的粗浅的认识和见解来，然后又会通过个别人少数人汇聚起来再思考、深加工，形成更新的具体系统认识，并还会用这个更新的具体系统认识再来统一多数人的思想和行动。这里面，有个提高，普及；再提高，再普及。或者说先有个局部的提高，到全面的提高；全面提高了的局部再提高，再到全面提高了的更提高……的无限循环运动，从而一步步推动人类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也就说不断引向深入和广泛。
另一方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成一家之言”。个别人、少数人之所以能够现实的具体的掌握真理，也必然、也必须是多数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而这些个别人、少数人，我们一般称为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反映了众多人、几代人、几代众多人的思考，并非单纯个别人、少数人思考的结果。
譬如老子，一旦提起这个历史人物，大多数人往往以为他是道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其实不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老子仅仅只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黄帝、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等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他们对道家思想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如老子的贡献大而已。我们知道，老子是个史官，对他以前朝代兴衰、人文思想变化的了解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多，因而老子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其个人先天条件外，肯定与他的经历及所处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不无关系。
孔子也是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孔子也不是儒家思想的始创者，而是西周文化，特别是春秋鲁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就是很好的明证。
再譬如，众所周知，三权分立学说，是现代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依据，最终是由启蒙运动学者、思想大师孟德斯鸠具体提出。而孟德斯鸠之所以能够比较完整提出这套学说，是与先前洛克的两权分离思想密不可分。假如没有洛克的两权分离思想，很难想象孟德斯鸠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同样，假如没有培根、霍布斯等思想大师的杰出贡献，那么，洛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会有如此辉煌的地位吗？等等，以此类推，使人很难找出问题的真正源头。
牛顿为什么说“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呢？个中道理就在于此。
当然，个别人、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掌握真理，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有创造性地继承历史和传统，更在于他们还能够自觉地及时地汲取他人乃至整个群体的最新的各式各样的认识成果，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的认识，更加自觉地突破自身个体意识的局限性。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关键就在于此。
我们还是拿毛泽东说事。我们知道，他爱读书，特别是爱读史书是出了名的。不止这些，更关键的是他的群体意识恐怕也是近代中国人无人能及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依赖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一切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仔细研究探讨其著作和言论，群众路线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重中之重。的确，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虽然后来被泛政治化，荒腔走板，然而从学术角度而言，还是有着巨大理论现实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我们知道，林彪是中国近代最为杰出的军事奇才。他为什么特别会打仗呢？林彪一生给人的印象，就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其实，这都是假象。熟悉林彪的人都知道，除了天赋善于思考外，就是特别重视军事总结，能够及时地将每次战况的各种细节搜集汇总起来，为下一次的胜仗做准备。堪称经典、备受推崇的“六大战术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他常常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国有一句老话很有哲理，叫作“吃一堑，长一智”。其实不只如此，“听人劝，吃饱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认真耐心、虚心地汲取借鉴他人的经验得失以及不同见解，是做人必不可缺少的。二战著名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了：“傻瓜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所以韩非子也有句名言：“上用人智，中用人力，下用自己”，以及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道出了“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掌握真理”的秘密。
六、再说认识规律
说到这里，为了对哲学，对哲学在生存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能有个更加客观、全面、深刻和系统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前面的探讨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什么是哲学？笔者认为，其实，哲学就是思维学，就是认识学，或者说是意识学，也可叫做心理学。当然作为广义上的心理学，这与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心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心理学只是研究和解决一般人、普通人的思维问题的，而哲学研究探讨的范围要更广泛、更加深刻。哲学研究探讨的是整个的思维的客观规律问题，并通过对思维客观规律的研究探讨使我们能够更科学、更准确地驾驭它、利用它，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现实的具体的生存与生活。因此，研究探讨思维或认识的客观规律就是哲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目的和归宿。一切哲学，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必须、都必然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同时又要围绕着这个核心而结束。否则，脱离了这个核心，就不能算是哲学——狭义的哲学。因此，哲学只能使人会更加聪明、更加理性，从而也就使人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开拓性。然而，现在很多的人，很多所谓从是哲学的人，处处打着哲学的旗号却使哲学成了愚昧学、糊涂学，使哲学成了人人争相甩掉的累赘、负担。呜呼，悲哉！哀哉！这无疑是哲学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哀。
那么，人的思维或认识规律是怎样的呢？
七十年前，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发表了他那两篇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此曾作出了明确回答：“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的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这句名言也就成了到目前为止比较全面的叙述，笔者还没有发现有人能出其左右。无疑，毛泽东的这个著名的论述，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发挥出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然而对于中华民族的建设事业而言，还是有待进一步商榷。因为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的建设事业并不算成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这个叙述呢？对此，笔者认为，这个叙述除了过分夸大了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之外，相对于我们今天现实的需要而言，还是显得过于笼统和简单，因而很有修正、补充和丰富的必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在理论上并没有进一步地全面研究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相互关系所致。这就是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什么敢于把一大批只有一定基层实际经验，而没有多少文化修养（大多甚至并不识字），尤其是思维修养的所谓劳动模范，令人匪夷所思地提拔到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来使用，张铁生交白卷反广受推崇，等等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论不完善、不彻底的具体客观现实反映。
当然，笔者并没有苛求古人的意思。毛泽东能够在七十多年前将这么深奥的道理用极为浅显的语言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来，已属不简单，仍不失为一位巨人，从内心深处情感上依然崇敬他。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它既有时代的局限性，又有个体的局限性，这些都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对于毛泽东对认识规律的认识，如果再加上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关系方面的考量，那么，对认识规律的揭示，笔者认为将会更加全面、更加彻底。那么，对于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现实生活，将会有更大更科学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