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是中西传统哲学的共同语言。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有一部哲学著作名为《形而上学》，而且人们公认他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但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据说公元一世纪时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着手编辑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和学生们听课的笔记，他在编辑好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usika）的手稿之后，开始编辑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由于想不出更适当的题目，只好称之为ta meta ta phusika－－“自然哲学（物理学）之后诸卷”。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的第一哲学，就是众所周知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一词来源于《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的前辈学者很有智慧，他们就是用这里的“形而上”来翻译西方的metaphysics的，真是恰到好处，绝妙的巧合。metaphysics一词源出希腊文 meta ta physik a,意为“自然事物之后”。meta－这个前缀既有“在…之后”的含义，亦有“超越”、“元”等含义，用我们的语言表述，这些涵义都是形而上的。因而metaphusika也可以理解为“超越自然哲学”、“元自然哲学”或“自然哲学的基础”等等，而这恰恰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设想相吻合。古希腊和后来的注释者就用它指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即我们今天看到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内容。从那时起，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就用这个名称指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哲学。中世纪以及近代西方哲学家用metaphysics指称对超自然事物的研究。在近代西方哲学的用法中， "形而上学”一般指如何处理事物的种类，存在模式之类的哲学范畴。它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诸如，存在、性质的概念以及特殊与普遍，个别与种属的关系，因果性联系等等。总之，它无穷的追问事物的本质，宇宙的本原等等那些超感性的、终极性的、基本而普遍的问题。但是，西方形而上学在近代逐渐式微，受到了各种挑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打开了道与形而上学的思想通路，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点。学者们把中国传统的“道”形上学与西方的形上观念贯通，使之互相说明。 老子的“道”就是西方哲学所说的形而上的“第一因”。 老子的“道”，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本体”，都是超越有限的无限，都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道是万物最基本的原动力。道是形上和形下的统一。是万物的普遍规律。

 

    中西哲学的相通性突出表现在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存在”上面。根据学者研究，汉语的“是”与西方语言的“存在”是相当的。形而上学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利，中国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传统。哲学是关于形而上的学说，然而形而上的东西来自形而下的东西，是形而下的东西的超越。“是”的形而上品格就是不断超越的结果。“是”作为指示代词表示“这个”，“此”“斯”等等的含义，人们用来表示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距离我们最近的，眼前和当下的存在者（东西或者地方）。后来，它升华为表示本体或者存在的词语。从语言学角度看，“是”是现代汉语里一个非常基本的词，称为系词或判断词，是构造句子的关键环节，相当于英语的to be或德语的sein。从哲学来看，它是自古希腊巴门尼德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它相当于存在论哲学追问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可以称之为“是论”。

    根据古代学者关于“是”的形体结构的分析，可以推论出“是”的原始用法和后来的发展轨迹。《说文解字》：“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就是说，“是”是会意字，含有法则，准则，断定的意思。《尔雅·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 （参见中国思维网转帖：《汉语“是”的形而上之谜》）进一步分析“正”的含义和结构：是也，从一，从止。“一”是东西（方向），笔者认为，它象征太阳走过的路线，它就是道的原型。而“止”就是足，是太阳的脚步，可以引申为太阳的创造性活动。“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参见《中国古典名著百部——说文解字》）道转化为一，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同时我们看到，“正”与“是”恰好是相互解释的，这无疑加强了“是”的形而上地位。以“日”为法则断定具体事物是否“直”和“正”。同时，“正”与“直”也可以用作动词，表明使事物符合法则的规定和要求。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原始思维的特点，他们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是最高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本体。一个具象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存在概念。反过来，它的创造物变成了具体的东西。“是”的部首是“日”，表明我们与“这个”东西的密切关系，它是太阳照耀的东西，它是太阳赐予我们的，它是属于我们的，它给我们带来愉悦和温暖。人们发现“这个”的时候，总是感到很惊喜，还不能叫出名字的情况下，就称呼它“这个”。语言是思维的符号系统，是思维的投影。人类的原始思维和幼儿的思维差不多，他们就是用“这个”或者“这”表示眼前的事物。“这个”还是个别的存在者，随着认识的丰富和扩展，人们认识了一类东西，从而认识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把个别与特殊联系起来，认识了一类存在者。“这是树”表现的就是“这个”从个别超越到特殊的过程。但是，人们总是不断的追问下去，还要继续追问“树是什么？”，“植物是什么？”等等，每一次追问，都是一次超越，一次升华。而人的认识也就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当人们不能再追问下去的时候，到了“道可道，非常道”的时候，“这个”超越到了事物的“本体”。它就是“道”，就是逻各斯，就是最高的普遍性。“实事求是”的含义就是探求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本体，根本或者规律性。“实事”与“是”的关系是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是”是事物的存在，是本体。实事是“是”（存在）的体现。

 

    “是”的结构和意义揭示出了“是”的特征。其一，它是本体和本原。任何存在物都是它的显现，存在物的根据是“存在”。其二，它的创造性活动。它不停的运行，活动，创造万物。其三，它是法则和规律。万事万物的总规律。其四，它的调整控制功能。它调整和控制存在物的秩序。其五，它是道与器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与多的统一。

 

    在人们的思维过程中，“是”有时是潜在的，省略的或者是隐蔽的。它被用来表示个别与特殊的关系，以及二者跟最高本体的关系。因此，语言学也把它演化为系词。系词的作用就是建立联系，事物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是”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是”的联系功能是特殊的，它总是把具体事物与本体联系起来，把个别，特殊，普遍联系起来。同时，用它来断定一个东西是什么？与本体是什么关系。此时，它既是本体，也是法则，也是断定。本体是根本，是基础，然后引申出法则，兼而具有断定的功能。“是”作为判断词的功能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是”的超越轨迹大体反映了人们的思维发展过程和性质以及我们民族思维的特点。仅仅能够用“这个”思维的，就是说，还不能把“这个”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的思维，是婴幼儿思维。仅仅能够把“这个”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思维的，就是说，还不能认识一般存在者的思维，是日常思维。仅仅把一般存在者与本体，法则，规律等等联系起来的思维，是科学思维。最后，对存在本身的思维是哲学思维。总之，一切思维都与“是”发生关系，都与“是”联系在一起，但是联系的方式有区别。婴幼儿的思维，“是”是潜在的。神学思维，个别事物直接与虚幻的“是”联系起来。

 

    最后我们看到，汉语的“是”没有形态变化，没有动词，名词和代词的区别，而且作为系词常常略去不用或者用别的语言形式来代替。上述情况决定了我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我国传统哲学具有形象思维的特色，包含许多隐喻和联想的成分。而西方哲学具有科学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特色。我国的传统哲学习惯于整体思维，系统思维；而西方哲学习惯于分析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