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形而上学檄文
理性地审视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一个有重大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转向，那就是二十世纪初由实证哲学、逻辑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学派发起的反传统，拒斥形而上学为标志的，与传统哲学分道扬飚的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经过了古代、近代乃至现代的发展历程，不仅当初自己提出的那些形而上的问题依然如故，而且自身已陷入生存困境。自黑格尔的体系遭受到致命性的批判以来，整个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几乎一致地远离了以往形而上学家园，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这个时代既有从“本体”、“物自体”、“彼岸世界”这些形而上对象的言说返回到形而下的经验世界的言说中来，去解说科学命题、去分析科学命题和日常语言，去解说“文本”，去对各个经验领域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的路向,也有主张“悬置”经验世界的“客观”性，把“现象（意识中的显象）”看作唯一实在的现象学的言说路向。
这一转向的实质，从对象层面说是无所不包的“世界”、“宇宙”转向直接经验的外部对象和人自身；从研究课题层面说是从宏大叙事、追究“本体”、“本质”、“绝对”和“物自体”转向追究“实在”、“相对”和“现象”；相应地，方法上则是从综合转向了分析——从元哲学分化出了众多专业学派和学科，从对世界进行综合思考转向专业学科进行分析思考，去进行科学逻辑的分析、语言分析、认识分析、意识分析、乃至纯粹现象的分析。这种转向被近现代西方哲学视为以探究世界、存在之究竟的元哲学即理论世界观、宇宙观，自然哲学路向终结，哲学从此走上它应该走的正轨。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真的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吗？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得看是从事实判断还是理论判断说，两者的结论会是截然不同的。不错，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历史发展的事实确已表明，截至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西方形而上学以古希腊提出并被古典和近代哲学继承下来的探索和揭示世界、宇宙、存在之奥秘、本原和终极原理哲学使命并没有得到最终解答，倒是被分析的部门科学经验知识的泡沫式繁荣排挤的越来越无立足之地。对世界整体理性体系的探索和把握越来越失去了它原初的魅力。自黑格尔以来的西方哲学界，再无人以“世界”，“宇宙”，“存在”为研究对象，即使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也已经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而是外延被大大缩小了的,个人各自不同的生存体验，存在的本来意义已经被掏空。
可以说，传统西方哲学是在堡垒还没有攻破，战争并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败下阵来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从理论上讲，西方哲学的使命并没有因形而上学的衰亡而完结。如果说研究者和其学说体系的失败就意味着这一学科不成立，或者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对象的不合法，那纯属没有理性的浅见。这里不谈思想家和学者的个人素质因素，受认识和科学发展历史局限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是导致西方哲学传统哲学衰亡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哲学为自己提出的任务--认识人类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寻找这个世界理性的根据和本质，弄清人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不是当初哲人们的突发奇想，而是凡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类群体都会且不能不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埃及的狮身人面象，中国的周易和八卦就是为寻求这样一个问题答案的努力的产物。这种终极知识如果没有，或者不完全、不正确，人类都将在或多或少带有动物的自发和盲目性中摸爬滚打，都将面临由于自身的盲目行为而带来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而造成的生存危机。人类作为自然界具有智慧和意识能力的高级生命存在物，有必要也有能力认识她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很多人以为经验地了解了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就等于认识了这个世界，就可以应付生活的需要，他们认为哲学是抽象的理性，离开人的生活太远。对生活没有直接的帮助。岂不知整体的知识不等于部分的知识之和。整体作为知识的表达形式是从具体中抽象而来，是将经验事物关联在一起的抽象的理性联系。因此它不可能显现于经验之中，不可能用经验知识来表达。与此同时，整体又脱离不开具体而单独存在，而且整体知识的正确与否是要通过经验的检验的。哲学正是反映联系全部经验事物的关于世界的整体的知识。这种整体的知识或许对于个人没有多少直接的帮助，但它可以让人们理性地认识人自身和世界，实现人的本质自觉，从而脱离动物的野蛮和自发状态，实现自由的人的本质性生存。对于整个人类，这种整体的知识就更加重要，它决定着整个人类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脱离动物的盲目自发性和实现人类社会自身内和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从而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人类自身的由于种种野蛮行为而带来的冲突，动乱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资源冲突。
自古以来的哲学正是在为寻求这一答案而进行着不泄的努力。哲学的这一使命不会随着个别哲学体系的失败和完结而告终。历史发展到今天对科学世界观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哲学发展却与此极不相适应，形而上学破产了，西方的后形而上学却又是一盘散沙，在丢弃西瓜捡芝麻，决担当不起这一使命，而从当今人类的现实来看，人类内部的和人类与自然界的不文明的自发盲目性和冲突依然存在，并且在很多方面如一直存在着的南北的穷富差距，民族纠纷和武力争端，恐怖主义，生态平衡的破坏，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容不得哲学再消沉下去。哲学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必须立即抉择的时刻。
形而上学辨析
长期以来，我们对形而上学有一种偏见，即认为它是与辩证法的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思维方法相对立的静止、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都不能与哲学方法划等号的。因为观察事物和看问题的方法本身就已经是以哲学世界观为前提的行为方式，是哲学观念体系的展开，是从特定的哲学原理--综合命题--向现实问题--分析命题--的推演。哲学本是人类对外部世界对象的第一思维，元思维，是综合判断，是没有任何前提的，因而也是无从演绎的。所以作为观察事物和看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在哲学范畴，应属于经验的实践范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事物和问题的归纳性认识推出一个看事物和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对世界（世界只有一个）的归纳性认识得出一个看世界的方法。因此，哲学方法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由辩证法所设立的对立面--他所片面定义的“形而上学”。
对形而上学的另一种通俗的解释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上或者中国哲学的有形之下为形而下，无形之上为形而上之说。这种说法似乎把整个哲学叫做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一个称呼，划分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界限。实际上由这种定义哲学的标准和划分的界限的有形无形来看，恰恰是以方法来划界和定义的，正是哲学所使用的方法使得哲学误入了形而上的境遇，因此形而上学不是哲学的别称而是哲学的方法。
对形而上学的上述偏见阻碍了我们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上的症结给予系统的总结和清算。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方法？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我们得从哲学的对象和任务说起，因为方法是为完成任务而存在，只有任务明确了才能够谈及方法。那么西方传统哲学给自己规定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笔者认为当然是以世界为对象，以完成对世界的认识为最终目标，绵延千年之久的本体论之争，存在论之争，世界本原之争无可质疑地说明了传统西方哲学就是要探索和揭示世界的真相。这一点不仅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家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也是反形而上学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家的批判矛头所明确指向的，只是后者执意要把方法的脏水泼到对象和任务的头上。矛头所向的不是不合理的方法而是使用方法的哲学的任务。
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的对象是世界，任务是认识世界。那么方法的问题就只能是认识的方法问题。而由于认识的结果是关于对象的知识的产生，因此认识方法问题实际上就归结为知识的产生方法问题。那么知识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产生自归纳，一种产生自综合。二者所产生的都是关于对象的全局性的知识，都是通过对对象进行分析之后给全部分析要素建立全局性联系的思维操作。但前者所用的是相同因子筛选法，是去除差异，只求共性的抽象法。这就是康德所谓的“综合判断”，康德的“综合判断”是有其名无其实，凡是他说到综合判断的地方实际上叙述的都是归纳判断，他所说的那些命题没有一个不是用归纳判断得出来的，其实在康德的思维中综合判断实际上就是归纳判断，例如他把一切物体都有广延叫做分析判断，而把一切物体都有重量叫做综合判断，事实上广延和重量都是物体的属性，都从归纳判断得来，何况物体的综合判断不会只包括重量一个属性。对整体而言，归纳判断是分析的，归纳产生的结论只是归纳对象的众多属性之一，即主词的一个谓词，因此它所产生的知识不是整体的综合，康德把这种判断说成是产生新知识的判断。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属性本已存在于概念这个逻辑环节之中，归纳只是把它单独列出并放大为绝对普遍性而已。显然这种判断不能面对和把握整体的世界，所以康德不能不得出他的“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
至于后者，综合思维，概括地说是一种以建立广泛联系为目标的思维活动，即将分散的要素和部分组织成为整体、将混沌和无序组织成为有序，将点、线、面和时间组织成为活的个体。综合判断的结论并不存在于被综合的要素之中，也恰恰是主词的概念中所没有的，它是由所有要素的边际构造相互结合而成，因此它无疑丰富现有的知识构成——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的知识。综合判断在形而上学要归纳出公理的地方他所做的是寻找被归纳对象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因此它不会终止于抽象——借助于分析从整体中抽取普遍性要素，而是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由具体而揭示整体作为过程的终点；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时空四维的运动整体的建构思维，一种高度复杂的多向度多角度多侧面的一体化整和的理性思维，而分析——归纳——演绎思维是脱离时空的单向度、见木不见林的线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不能建构整体的。
综上所述，哲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可以归结为康德式的综合思维即归纳式综合并由这种综合产生的结论演绎推出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法。在这一方法支配下，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学派以因果律推出万物的水成说和火成说乃至气成说。唯心主义学派则依据同样的公理推出“数”、逻各斯、“奴思”、“理念”等世界本原说和组成说，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用一切是机器的归纳公理推出世界是机器，人是机器的理论，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从辩证法公理推出他们的历史整体性建构理论世界观。这种方法事实上已经为康德所指出的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之间的二律背反所否定。他的这个结论确定无疑是正确的。错误在于他不应该从这一结论推出他的不可知论。
西方形而上学自始至终没有能够解决他给自己提出的世界和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方法，当今哲学还能否根治这一顽症而健康前行？笔者认为只要克服了形而上学，哲学完全可以获得新生。
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渊源
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一个公正健全的认识主体面对对象世界的，而是从一个不健全到比较健全从不公正到比较公正的认识者缓慢进步和发展过程中与对象世界打交道的。认识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朝着思维活动从混沌到有序、从自发到自觉、从自恋到对象化自律发展的，其中蕴涵着研究和调整思维规则的逻辑科学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认识的发展实质上是与逻辑科学发展同步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从直接的个别的感性的孤立的微观的事物和现象开始，以综合诸多事物和现象而形成间接的宏观的关系性的理性的整体性的对象把握为认识的终点。因此在认识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综合逻辑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种综合逻辑能力，人类就不会对自然和社会形成整体性的认识，就不会有科学和哲学，就会如动物一样永远只能反映眼前的事物，永远看不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从语言方面看，人类认识的发生以建立符号（信息代码）体系即语言体系为标志的，没有认识能力的动物也创造不出它的语言体系。认识活动是以用符号分辨那些能够被感官直接感知的事物、状态和事件，并指称这些事物、状态和事件开始的。但是仅仅停留在指称事物的符号体系的阶段是远远不能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单方面地为自然立法和格物并不是认识的最终归宿，其他高级动物有很多也有自己的符号结构。认识最终是要把自然自身的“法”（自然本身的信息即有序结构和运动形式）用认识者的符号体系诠释出来，即从符号体系上升成为概念和概念体系。这样才能最终解读对象，弄清楚对象究竟是什么。而由于概念是逻辑思维的产物，所以在人类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逻辑充当了一个助产婆的作用。而由于逻辑是认识方法的科学，它的发展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历史过程，一个同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发展历程。正因为如此，这个逻辑助产婆在她处于低级的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其所助产的婴儿就难免是一个不健康的有缺陷的婴儿。形而上学正是这样一个不健全的早产儿。
在人类的一切的对象认识中，对世界的认识即哲学所要做的工作是规模最庞大最艰深的认识，就综合而言它是范围最广和包容的事物和现象最多的综合。但是在处于前科学时代的古代人类，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上的限制，能够被认识者发现的对象的信息很少，信息的载体——语言——所承载的信息极其有限，除了具有指称对象的功能之外很少有反映对象实在内容的知识内涵，即还没有成为科学概念。那么显然对这些空洞的能指符号，理性的综合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古代，虽说没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归纳逻辑，但存在着自发的不受约束的归纳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对分析要素的全局思考只能向全局归纳方向寻找出路，也就是说从本应是多要素多侧面的整体向度的综合转向从单一共性的线性归纳寻找出路，即对任意归纳元素的有限的谓词进行最普遍的共性化简，用形而上学的话来说是寻找“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属性归纳的主观随意性极大，其对象范围无所不包，能将可直观的“事物”和不可直观的“精神”，乃至意识中想象的事物，形下和形上与纯粹符号等等都放在一起归纳，甚至只须纯粹的玄思来得到一个普遍性的抽象概念。这样的归纳所得到的结果不能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任意抽象符号。哲人们还常常或者突破所归纳的对象范围，把归纳的结论向类共同体外无限扩展直至当作无所不包的“世界”的类共性，或者以对少数类个体的归纳代替对类全部个体的归纳，总之，从不完全归纳中推出完全归纳的结论，或者用最空洞的概念如“有”、“无”充当归纳要素的属性和全局归纳结论。再对这些类共性和普遍公理进行全局演绎，从而推出形而上的世界模式理论体系。古代自然哲学的各种本体论体系正是在这种归纳演绎逻辑的产物。事实上，最普遍和抽象的原理只是普遍要素的构成和变化原理,而整体的构成机理并非其要素的结构和变化原理的翻版，而是其基本要素的随机和偶然的结合或组合.正是这种组合的随机和偶然性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现实的值得人类去不懈探索的生动的样态。古代的人们的认识活动往往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把观念和认识看成是神和上天的启示，因此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前形而上学和神话时代。在此之后，思维规则逐渐被从认识活动中总结出来，产生了命题逻辑和演绎逻辑，使命题的产生和判断有章可循，命题之间演绎关系也得以建立，此时逻辑开始充当整体认识的催生婆的角色。然而思维自身虽建立了规则，但认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被梳理出来，认识活动依然被看成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认识者为对象单方面立法，认识活动只是在思维自身内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任意驰骋的思维自我活动，其操作动机是既然不能解读复杂就索性将复杂彻底化简，将复杂的经验现象用共性归纳逻辑追溯到虚拟的原点--本体、普遍原理，再用演绎逻辑利用这些原理和本体如因果律、辨证法从原点——物质或精神本体——开始推出当下，构筑起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彼岸世界。这一过程在西方是从芝诺开始经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最终由亚里士多德初步完成。但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中仅有命题逻辑和演绎逻辑，演绎的前提如种概念、因果律，辩证法即康德的先天范畴被看作先验地给定的，实际上是由人们世代相继的无意识的综合思考中自发地总结出来的。总之这是一个思维过分自恋的形而上时代。
哲学活动的与经验科学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同步使得哲学家们越来越把哲学活动看成是以思维自身为对象，以纯粹概念为对象的纯思辩活动。哲学家的思维活动已经到了过分自恋的地步，自恋到了不依赖对象，思维自身就可以逻辑地演绎完整的理性体系的程度，其集大成者是黑格尔逻辑学。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始称为形而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形而上学看来他们操作的是概念，而概念是可以脱离所指甚至先于所指的独立的观念实体，也就是说思维主体的对象是思维自身。判断对象真伪的标准也在思维自身，那么执掌这标准的也只能由思维者本身来担当，形而上学便可以随意构筑自己的体系，从而便能够自给自足经久不衰。
如果说抽象思维操作少数几个包罗万象的抽象概念（有、无、存在、有限、无限、本体、本原等）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那么现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另一番景象，例如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指涉物”在语言中被说成是莫须有的“神话”,主张应该切断与所指的关联，而且“所指”在语言中也被说成是“神话”。也要切断它和“能指”的关联,这样语言就既不代表客观的实在,也不表达主观的意义。它把整个语言从它的所指对象抽离出来，使得语言成为了无着落的、思维可以任意创造和玩弄的对象，尽管排除了上述传统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那些概念，但由于自己断绝了到经验现实的归途，也就不能不依然处在形上境域，能指的符号给人带来的只是经验的假象，其内核已经被抽空，与纯粹抽象概念已没有实质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方法进行过这样的描述：数学科学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却并未也不可能确立这些假设。而辩证法则只将假设用作“通往一个高于假设的世界的跳板和出发点，以便超越这些假设，上升到关于整体的第一原理；而且……在这过程中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
实际上对于由形态千姿百态的类和个体所组成的世界整体，归纳的结论很明显只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因为作为归纳对象的类本身就是分析的概念，相同的东西一起归纳，不同的不能在一起归纳，而且任何归纳都是仅对集合或类中的一个属性或者一个要素的归纳，都是对整体的抽离和解析，综合与此相反，是将所有因子连接或者还原为一个统一整体，是从理性上构造完整的对象。
可见，线性（归纳）地综合，线性地演绎，这就是形而上学方法的全部秘密。也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从“绝对精神”逻辑地生出“无”，从“无”通过辩证法再逻辑地过渡到“有”，中国哲学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全部秘密。因此正是由于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古典哲学时期的逻辑发展的不成熟，为形而上学提供了产生和生存的土壤。
分析的逻辑即命题和演绎逻辑产生分析的科学，西方的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条件之下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分析科学的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逻辑的变革。当经验科学在近代得到了迅速发展，经验科学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科学理性总结的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归纳逻辑产生了，是由16世纪由英国哲学家培根总结出来的。随后科学便有更快速的发展。这要归功于归纳逻辑对丰富人们的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发展丰富充实了概念，丰富了概念间的关系和层次，使得概念集合趋向系统化结构化，这又为揭示整体的综合逻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哲学上真正有意义的综合离不开分析的科学奠定的坚实可靠的基础。第一手资料必须来自于科学的归纳。
综合逻辑诞生之日就是哲学走出形而上学走向成熟之时
由上可见，人类在二十世纪之初进入了现代科学阶段的同时哲学也进入了一个反形而上学时代这件事实在是并非偶然。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从培根到康德直至黑格尔都是在归纳逻辑中生存,近代科学也正是借助于培根的归纳逻辑获得了科学门类从无到有到无所不有，门类齐全的颠峰时代。但是凡事走向极端也就开始走向了其反面。由各自为政的科学门类在技术应用中的不协调和盲目发展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问题如人的工具化和人本质异化现象，生态平衡和环境破坏等不良后果不断显现。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出现的反工业化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就正是这种趋势的回应。伴随着这种潮流而来的是认识论上对归纳逻辑的质疑和综合逻辑的强烈要求，系统哲学家拉兹洛说道：“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不是哲学和哲学家们放弃了追求严密性和科学性的理想，而是科学的严密性本身向前运动了——从对具体观察进行分析的严密性推进到对大为不同的现象进行综合的严密性，说到底，就是要求我们对经验世界所能知道的一切进行综合。”自20世纪下半际以来，综合方法在经验科学层面已经被广泛应用，如计算机、、信息科学、管理科学、以及环境生态和高科技等领域都从综合思维方法中获得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给予经验的综合方法以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的则是系统哲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拉兹洛的系统论哲学。
但是，迄今为止，科学的综合仍然局限于有限的领域，还远远谈不上对条块分割的全体经验科学的综合，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相互之间的发展的不协调和相互消长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哲学方面系统哲学家也只满足于找到了系统这个综合的形式，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综合方法上，并不准备建构世界整体的综合，而是方法上重抄形而上学的旧路，试图继续建立抽象普遍的公理、命题、模式，把形式当作了方法和目的。这就不能不与综合方法之于经验材料所应作的相去甚远。
在系统哲学家那里，哲学思考的着重点是建立一般系统的概念模型，满足于经验领域系统观念的建立，其建立模型的这一哲学方法依然是归纳演绎。与综合大相径庭。拉兹洛在描述他的一般系统论构想时说道：
“我并不是说我将在这里描述其轮廓的系统的一般理论（以及其它更完整的。今天正在出现的种种系统理论）代表了唯一正确因而也是必然的通向坚实的经验理论的道路。我只是说，这些系统的一般理论了解那些使别的理论为之困惑的世界秩序的形式。因此，一般系统论是一种“世界假说”：它们在解释自然世界种种事件的其他混乱的图式方面被发现是有用的和有正当理由的。当前，一般系统论代表了一般理论中研究工作最热情的领域，这决非偶然：与任何其他概念相比较，这个理论使用的概念能够用更一致和更集中的方式给更大范围内的现象提供更合适的解释。不过，这种（或者其它任何）假说最好被看作是自然的某种透视特证的一些表现。它适用于经验世界的所有理论，包括现代理论科学的范式——物理学。即使最严肃的科学理论，也只能以一种既非彻底、独特，也非确定无疑的方式表示一种描述可见世界某些特征的模型。因而教条主义对所有的经验探究来说都是失误，对一般哲学探究更是如此。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现在的工作和许多传统的哲学不同，它既非教条主义，也不排斥其它理论，也许只是描述大概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方面罢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也许最好用我选择的那种构想来处理；这些似乎提供了最大范围的不变性，因而最适宜于理解以一种局部不同的变换方式重复的一般的秩序。但是，这种被选择的概念的恰当性，既不说明它们在经验理论构想方面绝对正确和完全有效，也不说明它和其它概念联合起来摹写不同的图景是行不通的。我选择系统构想一直是受到先在的一种认识的支配：从所有内部方面看，一般秩序是同任何特殊秩序一样好的一种假定，而从外部方面看，它则是更好的假定。”
在“创造性演绎”一节他接着说到：
“然后，我们把原先这里的假说看作属于某种系统理论的一个概念模型，把可科学地观察的世界的某些反复出现的一般特征纳入潜在的可定量观念。这种模型至少可以用两种基本方法来建立。第一种方法是理解我们所发现的世界，检验存在于其中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和社会学的等）各种系统，然后拟写一个关于观察到的种种规律性的报告。第二种方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它考虑所有可想象的各种系统的集合，然后，把该集合简化到一个更合理的标准。”
可见，拉兹洛所建立的系统论着眼于建立一般系统的本体论模型，如他的“世界假说”、“概念模型”、“一般秩序”，借以推出解释经验系统的演绎公理。这样，活的方法就变成了死的形式。综合方法蜕变回形而上学方法——归纳演绎法；这就不能不面临这样一个悖论：系统理论是用综合方法建立，而世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又无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对这样一个系统的把握应该同样离不开综合方法。但他却依然沿用形而上学的归纳演绎的分析方法，以思辩地抽象出一般系统的先验世界规则——所谓自然界被事先安排好的“一般秩序”为出发点，以其“一般秩序”向经验世界的特殊系统演绎为目的和归宿。这种分析地理解世界的做法对于理解分析的经验系统提供了认识的轮廓和框架，但对于系统存在的把握并不是形式上能解决了的，而在于充分了解系统的具体的内容。可见，系统哲学同样陷入了方法上的困境，正因为如此，现代系统哲学至今仍毫无生息，不能承担起引领当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责任的。
综合的出路何在？
综合方法的采用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意志，也不决定于思维活动的自身规律性，而是决定于客观存在的统一性。没有这种存在的统一性就没有思维对各种感性现象的综合的必要。然而统一的空间方面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如系统论），而时间方面的统一（进化）则往往容易就被人们忽略，而空间和时间之间的统一的理解就更加为人们所忽视。以系统哲学为例，就只论述了世界的空间上的统一，片面地进行空间的综合，从直接经验的系统中寻找普遍和一般性的东西来建立一种系统的公理模式，事实上，直接的经验中的系统不是时间中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不是在时间中一开始就存在的。在时间的开端，经验系统的普遍模式和一般性概念——是并不存在的，经验系统是在世界的时间过程中产生并发展的。因此系统哲学要想完整地阐明世界的综合，就必须将世界的时间维度的统一溶入其空间统一中去。
自然界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因而自然的统一也就是运动的统一而非静止的统一，用物理学语言说是空间和时间四维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空间三维的统一。由此决定了综合不能单纯从空间方面考虑，而是还要从时间方面去建立在演化过程中系统在不同时间中的形式之间的联系才是完整的综合。经验的系统作为空间存在形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从无到有，从幼小到衰亡变化着的。这种从无到有，从幼小到衰亡的连续性和相继性就是系统的时间维度的统一，也是整个自然界系统时间维度的统一。这就是进化。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但实际上对空间统一的普遍形式而言，进化的主体应是系统而不是生物。生物只是自然界所有系统中的高级系统，这种高级系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低级系统进化而来的。而低级系统又是从混沌无序状态进化而来的。之所以要把进化的主体从生物推广到系统其重要意义在于：使进化理论具有整体和全局维度，从仅仅限于生物这种特殊的物质存在形式的进化研究思维中解放出来，凸显进化的真正主体——系统，从而明确进化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明确只有“系统”才是自然的自始至终的“作品”，自然的“创作技巧和灵感”都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不断精致和完善化表现出来，而进化论就是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这种本质差别和联系揭示出来的科学理论。生物只是自然系统在演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生物系统只是易变异、演变化周期短和形态多样而已。正是因为如此，进化论的创立者直观地把进化的考察点放在“构造”、“功能”和“形态”等现象层面，看不到联系这些直观现象的系统整体在进化中显现出来的本质性的东西。关于系统进化论笔者有另文《论进化与人》专论，这里恕不祥述。
当今哲学所缺乏的不是对世界的结构化和系统化的理解，而是缺乏理解结构和系统的时间维度即进化论的视角。可以肯定地说系统进化论是建立真正的科学世界观，从而科学地揭示世界和世界上的最复杂存在——人——的奥秘的钥匙。或许摆在当今哲学面前的最艰难任务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的哲学能否摆脱以往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窠臼，而这往往是许多哲学家包括当今最开明的哲学家——系统哲学家——在内走不出的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