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创立之初只是一个由信徒构成的非常松散的团体，它是奴隶和平民的宗教，反映了被压迫群众的思想和愿望。早期基督教有关人类和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出现于罗马帝国时期，其观点主要体现在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之中，并深深烙上神学的色彩。在罗马统治时期，罗马是世界的强权，任何对罗马统治者的反抗都是无望的。被统治和被压迫的群众对现世生活的改善失去希望，便转而寄托于冥土的永生，把人生的出路寄托在宗教领域。原始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并没有自己的独特教义，而是沿用了犹太教义并加以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基督教教义的形成还广泛吸收了其他的思想派别的观点主张。恩格斯认为：“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地形成的，是这些宗教中最发达的宗派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论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派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为一种教义。”[1]

 

　　1. 斯多葛—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

 

　　斐洛（Philo, J．）是希腊的犹太哲学家，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之父”[2]。斐洛采纳了柏拉图《蒂迈欧篇》关于神、模本、模型等思想，以此来改造犹太教的上帝学说。他对于希伯莱《圣经》中的上帝做了几点说明：第一，上帝不是人，不是世界，不是天体；第二，上帝在空间之上，他本人就是绝对空间和处所，他无所不包，然而，任何东西都不能包含上帝；第三，上帝在时间之上，因为时间也是上帝创造的，它只记录了世界的流动起伏，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被造的；第四，上帝没有任何属性；第五，上帝没有任何关系，即上帝不存在于关系之中，这意味着上帝不依靠任何人，相反，宇宙万物都依靠上帝；第六，上帝没有原因，虽然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原因，但是，上帝本身是自因的、自足的。从斐洛界定的有关上帝的六个特征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帝是非物质的存在。斐洛认为，上帝创世前，虽然质料（水、地、尘土）先于世界而存在，不是上帝创造，但是，它们是无生命的、无形式的、混沌的，因此，是邪恶的。上帝用它们创世的同时，赋予它们形式与生命，因此，物质的东西也是被造物。从斐洛关于神或者上帝的阐述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是由上帝主宰和决定的。斐洛还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能了解和认识上帝，仅具有灵智的人才能获得这一认识；罪恶来自物质世界，人们无法改变现状，只有借助上帝的智慧，即逻各斯才能得救。

 

　　斯多葛派（the Stoics）是希腊化时代一个有极大影响的思想派别，被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者。它的创始人是芝诺（Zeno），由于他讲学的地方是在公共建筑下面的柱廊（stoa），希腊人称之为斯多葛（stoic）。其代表人物有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克里斯普等。斯多葛派认为，客观世界是在理性法则支配下运动的真实存在。宇宙的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命令人正确行动和禁止人错误行为的力量。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就是宇宙普遍本性的一部分，二者是同一的。但人有理性，人应当顺应理性，遵守自然法，过道德的生活。斯多葛派主张贤人统治，认为贤者是神的使者，他们通于神明，谨守神明的法则；贤者无偏见，他们决不虚伪，并且能够严守道德规范，“贤者每作一件事均能得体，犹如我们说依斯门尼亚（Ismenias）吹的笛子，每支曲子都很好一样”[3]。斯多葛派认为，社会是一个互助关爱的团体，存在着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个人有内心的自由，人生的目的是过道德的生活，只有道德的生活才能给人带来幸福.而幸福主要是灵魂的无纷扰，即内心的安详，内心的安详就是内心的自由。斯多葛派指出，世界上有两种奴隶，一种是现实生活中隶属于主人的奴隶，一种则是精神上丧失理性自主的奴隶。有道德的人是内心自由的人，“因为自由是自主的行为的力量，而奴隶则丧失自主”。[4]现时的奴隶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如果奴隶能够遵从理性生活，其内心自由也许比主人还要多。斯多葛派相信，善与德行来自于对“自然”的遵从，这里的自然是有组织、有秩序、融贯合理、不断运动的真实存在。自然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的，一切运动都受到理性的支配，受到必然性的支配，遵从自然也就是遵从这种理性。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教义存在若干相通之处，均为基督教所吸收，并被广泛渗透到基督教教义之中，同时也为罗马上层人物接受基督教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2. 压抑人性、逃避现实的消极发展思想

 

　　基督教在其产生时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经典和千年王国的传说，在创立初期还缺乏表现自己特点的系统教义和宗教阐述，更多的是表达人们对罗马残酷统治的仇恨和号召人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憧憬美好天国的降临。基督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宣扬死后对灵魂的报偿和惩罚，构想出天国与地狱，为受苦难的人们指出了脱离现世苦难、进入永恒天国的希望。恩格斯说：“而事实上只有靠着彼岸世界里的报偿的希望，斯多葛——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 。[5]基督教产生后，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断完善，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圣经》的教义中。然而，早期信奉基督教信徒多为罗马帝国时期被压迫的下层民众，因而其发展观更多的是基于对现实的无奈，也是消极被动的。关于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类对社会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现实世界的一切统统都由上帝所创造，人们无法改变现实世界。人类拥有什么，拥有多少，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关于人类的现世生活，他们认为人类的生活无法在现世中得到改善，上帝创造人类，就是让他们受苦受难的，因此主张人们必须忍受尘世苦难，逃避现实斗争，等待救世主的安排。关于社会发展总的趋势，他们认为世界是不可能变得越来越美好，它的末日行将到来，改变现实世界只能靠救世主的降临。

 

　　早期基督教对现实无奈的消极发展观，是一种以愚昧的信仰为前提的发展观，具有压抑人性和反对世俗生活的性质。因为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一般人都是满身罪恶、至卑至贱的，他们来到人间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经受人世的种种苦难，用苦难来洗涤自己的罪恶，并虔信上帝，请求宽恕，以便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解救。正如费尔巴哈指出的：“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为无。”[6]早期基督教教父的发展观反映了被统治、被压迫的群众对严酷现实的不满，并对现世生活的改善失去希望，这使人们自然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冥土的永生，因而在被统治和被压迫的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早期基督教教义，尤其是早期基督教有关人类生来就是要经受苦难，人的幸福只能寄托于来世和上帝，主张逆来顺受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某些要求，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麻痹被压迫人民群众。后来，基督教教义也得到统治阶级的广泛重视，并逐步确立了其在思想领域的合法性质和支配地位。到罗马康斯坦丁时期，康斯坦丁（constantine，274－337）皇帝最终也皈依基督教，并在312年宣布基督教合法。从此以后，基督教影响迅速扩大，并且建立了以罗马为中心的组织严密的金字塔形的教会体系。到欧洲中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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