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时下很多人出于维护传统文化的良好意愿，对国人庆祝诸如圣诞、情人节之类西方节日有切齿之恨。笔者亦出于同样意愿，认为庆祝西节并非可口诛笔伐者，而恰为值得庆幸之事。本文从对中国历史上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的探讨，得出它们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客观良好影响和引导，并且最融合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为我们所继承、发扬着。
关键词：佛教；基督教；中国固有文化；中国文化
引子
近几年，每到圣诞平安夜，便会有数万计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他们抛开平日的矜持和劳累，随心游走，呼朋引偶，狂欢达旦，其盛况大有即使春节亦不可俦者。于是，以弘传传统文化自居的国学大师们惊呼：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吾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优良文化殆将为西方基督所同化矣！
持危国论者诚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和维护，其心非为不善。但传统文化并不等于中华文化！夫中华文化，乃博大精深，含道应物，澄怀味像，非一时一地之能包举者，今日所谓之传统文化只是其子集耳！危国论者盖并不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精髓之所在。
其实，排除这种活动所带来的治安因素外，其余皆无可厚非，反而值得庆幸。窃以为：中国文化又有救矣！世界四大文明唯有中华文化延绵数千载而不衰，历经沧桑而不息，何以故？盖因两点：其一、开放包容性；其二、独立自主性。此两点亦为中华文化精髓之所在！
中华文明的两个辉煌点
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世界万物只有处在联系、发展之中才能不断前进。中华民族亦不例外。考诸史册，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辉煌点：其一、雄汉；其二、盛唐。而这两个辉煌点都是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下文将详述之。
春秋战国时代，在今天的华北华东一带便共存着几十个大国，数百个小国，而对于东南闽越、西南巴蜀、西北部族，当时皆以蛮夷视之。及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刘邦提三尺剑而定天下，大业草创，百废待兴。文景之治，承平耳，并无建树。及至汉武即位，追南逐北，大张挞伐，东征朝鲜，西伐大宛，南平百越，北使匈奴远避幕北，又更治巴蜀，定西南夷。先前蛮夷之地多入汉家版图，中华文化的含义不再只是“中原文化”，而成为一个逐渐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大文化圈。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动力在于新鲜血液的注入！西周礼乐文明至汉世已经没有活力和现实价值，已经不能适应世代发展的潮流。所以，打破“中原”思想，开拓视野，兼容并包，成为中华文明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汉武虽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其武功却成就了雄汉，成就了中华文明第一个辉煌点的客观效果，吾辈岂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汉魏之际，征伐四起，国家动乱，莫主一尊。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人文遂沉沦矣。窃以为：魏晋风度，诚不得已而为之耳！《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伟大若阮籍者犹“颓废”如此，况他人乎？在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音声论中，“声无哀乐”的自然属性及音乐的自由精神，恰恰是独立人格与思想尊严的体现，是亟需新思想、新理论来充实彼时代学术的体现。值得庆幸的是，此时佛教已东来矣！佛教传入汉地的确切时间虽已不可考,但当在汉末魏初无疑。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可以慰藉当时的人们动乱不安的心；它更是一种新鲜的文化体系，可以弥补当时传统文化的不足和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周孔虽崇文质彬彬，但中国向来重人生，轻生活；多整体思维，乏逻辑思维。佛教是新型系统论式的人生哲学，同时宣扬平等、慈悲、不杀生、修心至佛，无疑为当时人民所亟需，也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及至隋唐重新一统天下，佛教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王公贵戚到青衣百姓，无不对佛法崇拜之至，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儒教。玄奘西行求法，天台、华严等各派经藏浩繁精深，成为当时代之学术渊薮。但佛教对于中国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其中还存在一个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禅宗便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可以说，禅宗在更多意义上不是宗教，而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正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是中国的，是先进的，遂得以主导后世佛教界及俗世百姓以至今日。我们说“盛唐”，不仅只是就物质层面而言，更应该看重它的文化之繁荣！而这种繁荣里面无疑包含着很多先前没有的东西—佛教思想。
近代之反思
明清貌似强大，实已力不从心。从文化建设上看，两朝更似架漏而过。但是，明中期便已有西方商人、传教士陆续来华。明万历年间到中国传教的著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度过了其后半生，堪称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字，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基督教宗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士大夫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咸与交游，名噪一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的西方学术、思维方式，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论、认识论的局限，使中国人逐渐放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的臭架子，开始把目光投向向来所不屑且鄙视的“奇技淫巧”层面的东西。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且不论其政治动机，但客观上诚为为中国文化输入了某些近代性气质和品格，成为后来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前奏。
至于生产关系方面，则更为可喜。明代中后期，“机户”、“机工”这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在江南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已经普遍出现。苏州丝织业甚为发达，当地以织绢为生的“机户”多达数万家，一部分经营成功、扩大生产规模的“机户”已发展为拥有织机数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上百名的手工工场主。工场中的劳动者“机工”则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形成“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状况：
“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记》）
“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什百为群，延颈相望……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苏州府志》）
不难看出，这些失去土地被迫成为的工业者的农民和英国圈地运动后流离失所的农民没有两样。
明朝末期，由于税使的横征，不仅迫使大批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衣食无着，而且迫使很多大批富户破产，“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
当是时，至少在江南某些地区，中国千年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式的社会价值体系眼看就要被捅破，即将被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所替代。
可历史总是无情的。四十多年后，尚处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满族铁骑大举入关，又一次上演了野蛮民族征服先进民族的闹剧，中国社会的发展便很快“冷静”下来，从此又安分守己地享受着皇恩浩之荡，圣教之泽被矣！
及至清朝，虽有所谓康乾盛世，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实际中国实已日趋衰败保守，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统治方式本质的腐朽。同时大兴文字狱，导致文化创新枯竭，万马齐喑，只闻歌功颂德之声，不见社会繁荣之象。西方列强最终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带来了先进物质文明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先进文化。进入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西方文明纷纭而至，中国这个饿久了的老人，饥不择食地拿来，囫囵吞枣式地下咽，险些噎住，当时中国颇为混乱狼狈。中国人最终从这堆食物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所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中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掌握了先进文化的共产党人终于在此重新一统宇内，重振中华。今天，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的第三个辉煌点。无疑，其辉煌点肇始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季羡林先生说的好：
“在中国历上外来文化大规模的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就是从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看来，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看来，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决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季羡林：《西学东传丛书·总序》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今日之契机
历史上的两次辉煌点，均奠基于先前大道凌迟，国家丧乱之世。历史时不断前进发展的，为了不重蹈覆辙，吾人何不对于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兼容并包，广加吸收以取得将来世界之自主权呢？对于区区圣诞节，何必闻之色变，视如洪水猛兽呢？若一味固步自封，视己之一切为珍宝，人之一切如垃圾。若设数世之后，吾恐其终将成为洪水猛兽、坚船利炮矣！国学大师们常常对于传统的一切都爱不释手，意念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最完美的。虽然爱的反义词不是孤独。但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爱和孤独其实是同一种情感，它们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愈是在我们感觉孤独之时，我们便愈是怀有强烈的爱之渴望。所以，大师们需要一种勇气—忍痛割爱。因为所谓传统的东西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现在看来是传统的，五百年前看来可能是背叛的；五百年前看来是传统的，一千年前看来可能是匪夷所思的。总之，没有固定不变的教条，更没有完美无缺的文化，一切都只是在进步发展之中，历史长河中，今天终将成为昨天。对于文化而言，不论是你的，还是我的，只要是好的，最终都会成为大家的！世界的！
说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有这么个担忧：我们一脉相传的民族性会不会被同化？笔者认为，绝对不会！恰恰相反，如果一味排斥，以唯我最优自居，我们最终会被历史风化！
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二是独立自主性。这个特性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中华文明本身具备的本能。历史多次证明，当面对外来文化入侵时，虽然当时人们会惊呼礼乐毁弃，“国将不国”，但中华文化终归安然，并且在注入新鲜血液之后会发展的更好，更有生机。此事不乏例证：
一、佛教初入华夏，不但只被视为神仙方术，更有华夷之辩甚嚣尘上。言佛是蛮夷信仰，巍巍华夏自由孔孟，何必用之？道教《老子化胡经》则大谈佛乃老子西行教化的弟子，始终脱离不了唯我独尊的思想窠臼。此中论调，较今日岂不更甚？但今人读《老子化胡经》，多付之一笑耳！
二、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当是时，虽有仁人志士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辈，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但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是持排斥态度的。前有大学士倭仁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用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若举聪明俊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文端公遗书》）之煌论，后有从戊戌变法六君子之悲壮流血，今人看之，实为不解，学习何其难耶？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频繁期，往往伴随着痛苦和挣扎，抉择的痛苦远比今天要大的多。但是，历史最终都选择了接受，而中华文明也没有入当时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被同化、消解，事实效果却恰恰相反，总是为中国固有文明带了了新生和蜕变。何以故？笔者认为，这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有独立自主的本能特性，它只会去包容，去吸收，去同化对方，而不会被对方所同化！不然，数千年的文化延绵之谜亦将无从解释。
结语
今日之基督教是否会成为昨日之佛教？今天无人能知，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规律去推测和展望。笔者绝无意比较当代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孰优孰劣，况且文化其实是没有优劣可比的，只有形式的不同罢了。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盖其谓欤？现代社会是信息时代，两百年前从北京到广州六百里加急文书尚需数日，今天大洋彼岸之隔瞬间即达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以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享受人类文明所带来的一切成果，何可为抱残守缺、敝帚自珍乎？不然，则不但辜负了这个时代，更辜负了先人。
设想一千年以后，吾辈终将无柰湮没于历史尘埃，所有人都会忘了我们，我们也成了雄汉、盛唐之续韵，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谁又能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和谜团！
作者简介：韩坤，1980年生，河南周口人，现就读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硕士攻读方向为佛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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