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结构主义是当代学术思潮中最为时髦的思想之一，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并在“超越”的名义下反掉了列维·斯特劳斯(Levy Strauss)的法国结构主义，也反掉了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赖以存在的布拉格学派的音位理论之后，索绪尔(F.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便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蔓延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以致有人赞誉索绪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我们知道，在世界学术史上，从来没有一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学圈外受到如此的推崇和敬仰。与此同时，在语言学圈内，索绪尔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批评和指责。语言学界的批评者们指责索绪尔的理论是一种静止的片面的理论，它只考虑语言的平面结构，而不考虑外界环境对语言系统的影响。由是，在语言学圈内，社会学的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备受重视，圈内人士热烈赞颂社会学的多变量、多因素分析，从而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国内译名很杂，有杜尔干、杜克海姆、杜尔克姆、迪尔凯姆、杜尔凯姆等，涂尔干是老译名）——这个已被社会学界遗忘多年的老古董请了出来。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两位学界大师都各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受到非议，而在学科以外的领域受到关注和赞扬，而这一切都与结构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
勿庸置疑，结构主义是法语文化区的产物，这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索绪尔、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拉康等都是法语学者就可以清楚的体会出来。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与法国文化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如果说，萨特的存在主义代表着法国文化的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一面；那么，结构主义就代表着法国文化的理性主义一面。因此，研究结构主义还是应该从法国文化中寻找答案。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因此本文只讨论其中的一个小题目：同为法语作家的索绪尔和涂尔干的思想比较。
一 思想渊源与生活经历
涂尔干和索绪尔都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刚刚开始，刚刚退下历史舞台的封建主义还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在进行着绝望的挣扎，社会生活很不安定。在战胜了封建统治之后，资产阶级的代表拿破仑一方面在法国国内实行集权统治，一方又在和德国（普鲁士）争夺欧洲的统治权。在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之后，法国失败了，拿破仑被俘，法国又退回了他的六角形边界。由于法兰西帝国的崩坏，法国国内政局动荡，短短十几年内，法国先后三次改换了政府，成立共和国。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政局动荡，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界充满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的厌世哲学、尼采的暴力论和弗洛伊德的神经病学说都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但是，在遭到巴黎公社严重失败的情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退缩下来，马克思主义仍在欧洲大陆广泛地传播。
与此不同，由于一系列的发现和发明，欧洲的自然科学界却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进取精神。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科学家们相信，人类必将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战胜自然，从而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的态度也传染给人文社会科学，以致出现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剖社会的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
可以说，涂尔干和索绪尔在他们日后的研究中正是受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这种乐观的和理性主义的感染，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采用了类似自然科学家在分析自然现象时处理手法（例如，涂尔干首先采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为研究社会现象的趋向性指明了道路；同样，索绪尔对语言线性规律的研究也为结构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为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涂尔干和索绪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法国和瑞士。其中，涂尔干（1858－1917）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法国度过的，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几乎全是在法国进行的，其中只有很短的期间去过德国，可以说，涂尔干及其流派是法国文化的产物；而索绪尔也与法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索绪尔（1857-1913）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法国人家庭，青年时代，他曾经在瑞士、德国和法国求学，而他的学术生涯是在法国开始的，而后回到了瑞士，终老故乡。因此，作为同时代人，他们都受到法兰西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的学说也被打上法兰西文化的印迹。
1858年4月，涂尔干出生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名叫艾皮纳勒小城镇的犹太人的家庭。在他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在家乡，他一直读到了中学毕业，通过了法国全国中学会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圣路易14中学学习，并准备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879年，涂尔干考入巴黎高师，受教于历史学教师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和哲学教师布特鲁（Emile Boutroux）门下。这两位教师的思想对涂尔干后来社会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涂尔干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社会学思想——如社会整合（涂尔干用的术语是社会团结）以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都来自这两位教师的观点。
从巴黎高师毕业以后，涂尔干开始在巴黎的公立中学教书。为了能够得到进修的机会，1885年—1886年，涂尔干争取到了一个到德国进修心理学的机会。他在心理学大师冯特的指导下，钻研试验心理学，并对人类的行为机制的科学实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德国，他也结识了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滕尼斯，并了解了他对社会和社区（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分别,但是后来涂尔干一直研究的是社会，社区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理论视野。
从德国回来之后，涂尔干发表了三篇介绍德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性的文章。1887年，法国教育部委任他担任波尔多大学文学院教育学和社会学教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将社会学引入大学讲堂。他的同事有埃斯皮纳—一位著名的研究英国社会进化论学者斯宾塞的学者、阿姆兰和洛蒂埃。埃斯皮纳对斯宾塞的研究无疑对涂尔干的结构论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涂尔干一方面赞成斯宾塞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的思想，但也不同意斯宾塞把社会进步是由于个人追求最大利益和幸福自由造就的观点。涂尔干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社会正是人们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达成的妥协，而这必定要以现存的社会为条件。从这时开始，涂尔干逐渐形成了具有他个人特点的社会学思想。
在一系列的学术思想的撞击中，涂尔干开始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从1888年开始，一系列代表涂尔干学术思想的著作开始问世：《自杀论》、《劳动分工论》、《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图腾崇拜》等，从而使涂尔干成为社会学法国学派的中坚人物。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学说，1890年，涂尔干创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社会学年鉴》。这个刊物一直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涂尔干便去世了。《社会学年鉴》的出版和发行表明，社会学已经开始逐渐成熟起来，并成为一个有着很大社会影响的学科。法国真正成为社会学的故乡。
由于涂尔干的杰出贡献，波尔多大学的社会学讲坛成为法国社会学界的权威讲座。鉴于涂尔干在法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影响，1902年，巴黎大学特地聘请他担任该校的教育学讲座教授，同时聘任他为巴黎大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教授。巴黎大学的聘请实际上等于正式承认社会学是一门学问，是和其它学科一样具有自己的学术特性，因此这个决定对于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后，涂尔干的学术研究主要转向宗教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在此期间，推出了他的最后一部论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独生子在战争中阵亡，这使他极度悲伤。此后的两年，他一直没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1917年11月15日，这个社会学大师终于在巴黎去世，享年59岁。
涂尔干的一生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的创立和正名而奋斗的一生。由于他的努力，社会学这个年青的学科终于登上了欧洲学术宝座，并成为今日极具影响力的一门学科。
和涂尔干相比，索绪尔则要幸运得多。由于语言学一直是欧洲学术殿堂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因此索绪尔的努力主要是力求在方法论上对语言学进行革新和发展。而正是他的这种革新和发展，才使得语言学以其现代性进入了人文科学中的领先学科的行列。
1857年，索绪尔出生在日内瓦一个法国人家庭。在那里他一直读到中学毕业。在1875年，他在日内瓦大学读了一年之后，又转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那时候的莱比锡大学正是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atiker）最盛行的时候。以奥斯托霍夫（H.Osthoff））为首的一帮年轻教师反对他们教师的古尔秀斯（G.Gurtius）的语法观，并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研究语言问题。他们主张，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类推原则，一种是语言定律无例外，如果有例外，一定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他们把这种作用归结为心理联想的结果。作为奥斯托霍夫的学生，索绪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学派的影响。例如，在索绪尔最著名的那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就把语言线性规律的一个重要原则——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就命名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 et associatifs）”。由此可见，索绪尔的思想是受到了青年语法学派的重大影响。就算是他的结构主义思想和青年语法学派没有继承关系，但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在奥斯托霍夫和雷斯琴的指导下，索绪尔钻研历史比较语言学，并于1878年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文章对历史比较法的熟练运用以及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使他的导师们大为惊讶。接着他又转到了柏林大学学习，1880年又回到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1881年，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在巴黎的十年，他主要忙于教学，很少写文章。但是当时法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涂尔干和塔尔德（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的学说却对索绪尔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后来的语言学史上竟把索绪尔的名字列在语言学的社会心理学派之中，成为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派的重要代表（见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第266页）。1891年，索绪尔离开法国，回到故乡日内瓦，并在日内瓦大学教授梵语和印欧语比较语法。1906年开始教授普通语言学。1913年病逝于日内瓦。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将他的三度讲稿汇集起来，编辑成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成为索绪尔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学术著作，是他的学说的主要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构成了今日语言学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并对其他的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学术大师都有在德国学习心理学的经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其后的学术研究中，心理学肯定在其中起了些重要的影响。然而对待心理学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两位大师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由于语言学的学术地位早已确定，而且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心理现象和语言总是纠葛在一起，因此，索绪尔对待心理学是一种坦然面对、勇于承认的态度，他并不避讳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复杂关系，并且还将心理学引入他的学术讨论中来，这就是日后为什么许多语言学史家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派”的代表。而涂尔干则不同。由于在涂尔干时代，社会学才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需要社会承认他的存在，而这一切成为涂尔干一生工作的主要目标。所以涂尔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社会学正名，说明社会学既不是哲学的附庸，也不是心理学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有着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科。正因为如此，涂尔干再三声明，社会学和心理学不是一回事情，社会学不研究诸如像思维、想象、意识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只研究社会现象，只研究基于人的社会行为所构成的社会事实。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一书中，他坚决的声明这一点，使得了解今日社会学的人们都不免吃惊。然而人们也发现，尽管涂尔干一再否定心理学对社会学的影响，但在他的论著中也时不时地透露出心理学对社会学的影响来。例如关于集体意识对社会组织的形成以及对社会整合的作用还时不时地闪现在涂尔干的著作中，而意识显然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尽管涂尔干为了社会学的生存，一再否定心理学对社会学的影响，但是，他的心理学的习得的经历还是使他不知不觉的采用了心理学的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所以，研究心理学对社会学、语言学，更主要的是对结构主义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目，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结构主义这个名字并不是索绪尔提出来的，是后人加在索绪尔的头上的。而语言学界对索绪尔的分析（也包括许多哲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索绪尔的研究者）也都强调索绪尔对语言平面的认识和解析。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这一点，尽管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强调的是对语言平面结构的解析，但是索绪尔并没有忽视社会环境对语言的约束和影响。在这本书中，索绪尔用“外部语言学”这个名称来称呼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而用“内部语言学”的名称来称呼语言结构的研究，这说明索绪尔还是重视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制约力的。然而只是由于当时索绪尔要反对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语言研究的统治，反对只重视死语言、只重视对语言的来源的解析，而不重视活语言的研究的这一种状况（历史比较语言学并非不研究活着的口语，而是主要把这些口语作为材料去论证原始语，对活语言的结构并没有太多的注意），为此他大力疾呼要重视对语言平面的研究，提倡语言的结构分析，并由此提出一整套严密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因。我们并不否认社会语言学对今日语言学的推动作用，然而一味夸大社会语言学的作用，进而否认语言结构分析仍然是当前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世界上的语言多得很，现在被认真分析了的语言没有几种，结构主义仍然应该是语言研究中的最主要的方法。
二 涂尔干结构论概要
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在社会学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虽然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帕森斯的巨型理论的出台，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理论变革，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涂尔干的理论也显得有些陈旧而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特别是批判社会学的产生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以及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遗产的兴趣重新高涨，使得作为马克思学说的对立面的涂尔干学派逐渐走上下坡路。但是无论怎样，只要是谈及社会学，就不可能完全绕开涂尔干。因为，涂尔干确立了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的理论原则，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所在。
在社会学史上，涂尔干属于古典作家的行列，和马克思、孔德、韦伯齐名。这种古典作家的分类表明，涂尔干和其它古典作家一样，都不能被划归到某某学派的圈子里去，他们是为社会学这一个学科奠定基础的大师，他们的学术研究都为社会学的创立打下了基础。后人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和创新，才形成了一个个的学派。尽管如此，在这几个古典大师的著作中还是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学术倾向来，也正是这种学术倾向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以发展的空间，进而形成不同的流派。
社会学的流派很多，但最基本的划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之为冲突论，一类可以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它的许多流派都可以从这两个学派中发展出来。冲突论的公认的鼻祖是马克思，但是其它古典大师也对冲突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看法；而结构功能主义的鼻祖则要归属于涂尔干。M.波洛玛明确的指出：“杜尔克姆的经典著作对于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特别观点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产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她还进一步指出，涂尔干的功能主义思想对于作为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有着巨大的影响，并在人类学中产生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
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论是对立的。如果说，冲突论强调的是矛盾和斗争，那么，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则是和谐和稳定。波洛玛认为，“杜尔克姆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真实存在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有一些必须由他的各个部分来满足的需要或功能。假如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现象。比如，现代社会中，经济功能就是一种必须被满足的需要。假如在经济方面有严重的波动，就会影响到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并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系统中的这样一种震动，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而这种病态最终将自行消除以便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这就是现代社会学所说的“平衡系统”和“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发源地。
从这种思想出发，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学说的主要特点，笔者认为，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功能是主要的，结构是附属于功能的，为功能服务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特点，也可以体现出涂尔干结构论的一些主要特点来。涂尔干的结构论大体上说来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整体观。整体观是涂尔干学说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涂尔干在这方面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整体论实际上是一种观察问题的方法，简单地说，所谓整体论就是在分析事物对象的时候，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或一种因素对事物进行分析，应该考虑到影响事物发展的各个因素。一般说来，社会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对事物的分析往往受制于学科的范围，而很少考虑到学科以外的社会因素——结构语言学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虽然结构语言学强调语言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但是结构语言学却只在语言结构中探讨和研究，一般并不越出语言结构之外进行探讨和研究。这就是索绪尔所划定的内部语言学的范围。社会学则不相同，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是全方位的，它在对一种社会现象分析时要考虑到与这种社会现象相关的其他多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提出社会学的看法。这就是社会学的多变量分析。这一点是社会学和非社会学学科的最主要的不同点，所谓各种社会学的分科，实际上也都是在这方面与其相关的学科有所不同。像社会语言学就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它和结构语言学的不同就在于它关注的是社会环境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它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口语和方言，而且还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环境所造成的语言变体（语言学的术语叫做言语变异）。这就是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主要的特点，也是社会学的整体论的重要体现。但是除了这种多变量分析之外，涂尔干还为社会学的整体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也就是说，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一旦部分汇合为整体，其性质就有所改变。涂尔干这样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因素，当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通过这种结合的事实，都会产生新的现象。这种新现象不是存在于各个参与结合的因素中，而是存在于由它结合的整体中。”涂尔干举例说,生命的细胞是由一些元素或矿物质组成的,然而这些组成生命细胞的元素(如氢氧碳氮等)都不存在着生命,生命则是由这些元素的结合产生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不能解析。因此只有在整体中才有生命的物质，生命的物质存在于整体中，而不在整体的各个部分中。”将这种思想引入社会学,就成为涂尔干功能主义思想的最初的起源:“构成社会的这种特殊的综合产生了与个人意识现象不同的新现象，这种新现象存在于社会，而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部分，即不存在于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现象外在于个人意识。” 因此，社会现象是一个客观实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排除心理研究的干扰，才能科学地进行研究。在涂尔干之后，这种功能主义思想在社会学、人类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社会学的主流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实在，强调社会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它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而且也构成了一个能动体系。这就是涂尔干强调“社会现象必须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的根本原因。因此，涂尔干的整体论学说是一种能动的、相互联系的、互为作用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强调客体事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每种客体都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涂尔干在他的方法论的序言中以犯罪这一现象作了说明：“因为如果说在社会上存在着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的话，那么，对犯罪的惩罚同样也是正常现象。犯罪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要想犯罪不存在，除非把每个人的个人意识拉得整整齐齐，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从简单化的意义去看待犯罪、去排斥这一讨厌的事实，不了解犯罪在另一方面却是对社会有用的事物…痛苦是一种正常现象，人们不喜欢它；犯罪是一种正常现象，人们憎恨它，这都并不矛盾…因为它把社会现象当作事物，他的性质无论如何灵活、可塑，都不可能用人们的愿望来改变它。”因此客观精神实际是涂尔干社会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而对这种客观事实进行解析的方法就是结构分析法。从此结构分析脱颖而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社会结构的分析。社会结构的研究是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除了那本《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之外，涂尔干的其他著作大都可以属于社会结构分析的范围内，尤其是《自杀论》一书更凸现了涂尔干社会结构分析法则的主要原则，这就是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应该说，这种方法是从整体论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如果说，整体论强调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现象的这种方法则是将整体论的方法倒置过来，强调的是从整体中析出部分。这正是结构分析的精髓所在。既然社会现象是由不同的社会因素构成，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除了应该确定该现象的社会性质以及在社会上所占有的位置以及所能发挥的功能之外，对构成这种社会现象的诸因素进行分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简单地说,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法就是对构成社会现象的诸因素一一进行解剖,把构成社会现象的各种因素及其相关的影响揭示出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造成的，因此对这些相关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也就成为社会结构分析的主要方法。涂尔干的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强调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现象，就是因为涂尔干反对用心理的、观念的因素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像自杀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也许许多人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心理因素所使然，然而涂尔干坚决地反对这一点，他在《自杀论》一书中，对自杀的社会成因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指出虽然自杀看起来像是个人心理因素活动的结果，但是实际上自杀是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造就的，比如说，性别、年龄、职业、宗教等方面都可能成为自杀的社会因素。涂尔干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律：自杀者，男人比女人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多，军人比百姓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独身者、鳏寡者或离婚者比结婚者多；自杀的百分比，夏天比冬天高、城市比乡村高。他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从社会根源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型、利他型和动乱型。利己型是由于个人与社会脱节而造成的孤独无助形成的自杀，利他型是为着某种政治信仰或宗教信念而捐躯，动乱型是在动荡年代因为生不逢时，或由于不适应剧烈的社会变迁而轻生。因此，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部环境。这样，涂尔干就反驳了把自杀归结为心理因素（精神失常、遗传因素、种族特征）以及天象（气候、季节、昼夜）等原因，深刻的说明，就像自杀这样一个有很强个性特征的行为也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的，与社会诸因素相联系的。因此就是那些被认为完全是个人性的、看上去与别人无关的现象也可以通过对社会结构及其扩散功能的分析得到解释。因此，涂尔干《自杀论》一书就成为社会结构研究的经典之作，它所确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原则，成为其后研究社会结构的样本。
3，理性主义和客体论。理性主义是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原则后来也被大多数社会学流派所继承。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启发，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们就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力图将社会学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孔德在研究社会学的时候，曾将社会学纳入物理学的范围内，称其为“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结构的研究称为“社会静力学”，将社会变迁的研究称之为“社会动力学”；斯宾塞则将社会学依附于生物学，称社会就像生物一样有发育、成长和衰亡的阶段。涂尔干不同意他的前辈们的这种观念，但他赞同这些社会学的前辈们用科学的和理性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涂尔干主张，社会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学科。它不是自然科学的附庸，更不是哲学、历史学的附庸。因此他强调社会现象是一种客体，要研究社会，必须把社会现象当作客体来研究。因此他反对当时研究社会学的人从主观的、意念的和思想的角度出发去解析社会现象，而主张必须将社会作为一个客体来解剖、来研究。这样他便为社会学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个既承袭并发展了社会学前辈们的理性主义的科学原则，又独创了分析社会现象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完成了对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建构——他之后的社会学家一直沿用他的这个基本原则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虽然在当代社会学中，这种理性主义有所削弱，人文主义思想有所抬头，但从主流上看，理性主义和科学实在论仍是社会学研究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
涂尔干理性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强调社会存在的客观性。社会是一个客体，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事物，研究社会必须把握这样的基本原则。作为客体的社会，有其独特的规律，社会学就要发现和分析这样的规律，这也就是社会学的基本任务。为了研究社会，社会学家们必须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去观察社会，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去接触事实。要研究问题，就必须去了解问题，不能像过去的哲学家们那样，既不去亲自了解事实真相，又不亲自下去作调查，在摇椅上构思社会。社会学家之所以特点别重视社会调查，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实践社会存在的客观性，首先就必须反对意识形态和观念主义。涂尔干认为，“观念是人与事物间的一层隔膜，有时用了它，事物的真实状况反而愈加朦胧。人们却以为看得一清二楚。”因此，“科学必须以它的材料作依据才能成立。如果用观念去估量事物，就缺少这种根本，科学就无法成立。即使勉强拼凑成一种残缺不全的科学，由于没有根基，就会变为一种艺术。”对于这种损害科学的艺术，涂尔干深恶痛绝，他坚持认为，“这种以艺术来侵占科学研究的思想，对于那些把科学看为急用品的人，有时可能是很便利，但是却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涂尔干认为，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这种观念主义的威胁特别严重，因为，“社会事物是通过人才能实现的，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必然要反映在人的意念中……并且据此来处理人与人关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因此，他主张，“考察社会现象，必须考察实际，不能掺进个人的想象，否则就无法了解它的真相。”正因为如此，“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能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
尽管如此，但对于社会学这样一个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简单地从理论上反对主观臆断和观念主义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难上加难。因为这些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生活都是与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很难实践涂尔干说的“必须将社会现象看作是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外部事物，必须……把它们当做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为此，涂尔干建议道：“法律存在于法典中，日常生活发生的许多事情表现在统计数字中或记录在历史材料中。‘时髦’可以从人们的穿戴中反映出来，‘嗜好’可以见诸文物艺术，等等”。因此，涂尔干总结道，“社会现象的各种表现是在个人意识以外，只须考察外部事物而不必考究个人内部的事务。”
这样，涂尔干就把我们引到了他的社会考察三原则的方法上来。
（1）排除观念（成见）法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涂尔干极力反对观念对科学的入侵，认为要保持科学的客观性就必须排除观念和成见。因此在他的社会观察三原则中的第一条便是排除成见法。为此，涂尔干特别欣赏笛卡儿的怀疑论，认为，笛卡儿的怀疑论是一种考察事物的科学方法：先得将以其前所有的观念都置于怀疑的地位，然后再用科学的方法验证，验证后证明是科学的方法才能使用。当然这种怀疑也适用于对日常生活和相沿成习的习惯的考察，这点对于社会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涂尔干又不得不承认，在社会学中排除这种成见是特别困难的。原因在于社会现象与人的情感联系非常密切。信仰某种宗教和政治意识的人，要他将自己的信仰和意识置于被怀疑的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尽管如此，涂尔干还是大声疾呼，必须反对这种情感制约科学的情况。“情感不能享有随意否定实际事务的特权，感情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它同样也是通过历史的沿袭，从一些松散的、混合的人类经验中得来的……感情可以做为科学的对象，但不能作为科学真理的标准。”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清除这些先入为主的俗见才能发展起来。
（2）科学考察法
涂尔干用了一个繁琐的名称来称呼这种科学考察法，叫做：“根据社会现象的外部共同特征进行定义”。实际上用通俗的话来说，涂尔干的这种考察法就叫做科学考察前的准备工作。我们都知道，社会现象复杂而多样，要研究社会现象首先就要确定研究对象。而这种确定研究对象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定义所研究的事物，即确定到底研究那些事物和社会现象。涂尔干主张，要研究社会现象，就必须把所有性质相同的社会现象收集在一起来进行研究，而不能仅仅挑几种现象作为代表来定义。这样的话就会犯了涂尔干最忌讳的以主观观念定义科学的原则，所以在定义了这个原则之后，涂尔干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为何要将所有性质相同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涂尔干首先指出，由于我们的研究一开始对该种社会现象的内涵了解得还不清楚，还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所以涂尔干给开出的药方就是从外形（实际就是表象）入手，将一切性质相同的社会现象都集中在这个外形之下，然后再着手研究。比如研究犯罪现象，就要把所有的犯罪现象和惩罚行为收拢到“犯罪学”的名义之下；比如研究家庭，即要把所有的因为血统关系或因法律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不管是氏族制、母系制还是父系制的社会组织都结合在一起，只要是两性结合构成的组织都可以放在家庭生活的名目下。这种包括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应该包括普遍现象，也应该包括特殊现象——如同性恋家庭也应该包括在家庭生活中去考察。在这里，涂尔干又再次反对根据观念去鉴别社会现象的做法，他强调必须包括一切性质相同的社会现象，而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曲解这种现象。他批评了斯宾塞对婚姻的理解是错误的，没有找出强制式的一夫一妻制和自由式的一夫一妻制的区别；也批评了加若菲洛的《犯罪学》，说他不应该把过去认为是犯罪行为，今天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的犯罪现象，认为不是真正的犯罪。涂尔干就此写道：“原始社会公认的犯罪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可能不再是犯罪行为，但是人们仍然认为这种行为在当时就是犯罪，与现代社会的犯罪行为具有同样的性质。原始社会的犯罪现象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则由于社会情况未变而没有发生改变，两者不存在哪一种是真犯罪，哪一种是假犯罪的问题。即使认为那些不再存在于目前社会的犯罪行为不具有犯罪学上的特征，也不能将这些行为排除在犯罪这一名词以外。因为在犯罪行为中，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虽然形式不同，犯罪的性质却没有什么不同……犯罪这一事物，虽然有规则和不规则的区别，但是两者对于犯罪事实这一点总是相同的，不同在于因时因地发生和变更的程度、形式不同。不规则犯罪行为仍是一种犯罪，应该把它包括在犯罪一词的定义中。”读完这句话，我们便可以了解涂尔干的所谓定义社会现象的外部共同特征的最主要的想法了。现象是现象，变迁是变迁，不能因为事物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涂尔干为了打消人们对他的这种几近苛刻的科学实在论的怀疑，再三解释说，他的这种苛刻的定义是为着便于着手研究社会现象，而不是在研究中或研究后用外形（表象）观察法的结果来揭示事物的实质。
有了这一番定义和科学检验后，便可以开始第三个步骤：考察事物的外部特征。这个方法用涂尔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必须想办法从那些排除了个人特殊现象和已经确定的事物入手。”怎样排除个人特征呢？涂尔干提议要首先考察一些固定不变的现象，暂不考虑研究与个人特殊现象密不可分的或变化无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科学的根基扎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不是流沙上。而涂尔干认为，固定现象可以是法律条文、道德、谚表现为一种独立于个人行为的特征。社会学研究者应该以这种固定现象作标准，从研究固定现象着手，进而观察那些不固定的现象。
总起来说，在社会学初创时期，涂尔干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力图将社会学建构成为一个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谨严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很强的逻辑性的学科体系，为此他付出极大的努力，终于使得社会学成为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着较高科学声誉的学科。虽然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学科领域的扩大，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使得社会学的严谨性有所弱化，但是涂尔干所创立的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为今日的社会学研究者所遵从。但就涂尔干的结构思想来看，虽然已经显露端倪，但是还没有构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构建结构主义的工作，要等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纲要》的问世来完成了。
三 索绪尔的理论体系
和涂尔干不同，在最近几十年间，索绪尔的名字已经大大地扩展到语言学领域之外。除了同为法语作家的列维·斯特劳斯根据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音位理论创造出结构主义人类学之外，在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中，也都有了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学派的代表。而这些结构主义学派的指向都可以归结到索绪尔的名下。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形成于他在日内瓦大学的授课期间，最早他是讲授历史比较语言学，从1906年起，他分三次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三度授课中形成的。
历史地来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反拨，而索绪尔作为新语法学派的重要成员，结构主义又和新语法学派的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了解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就必须了解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新语法学派的理论基础。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语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语文学是古代欧洲研究文献语言的一门学问，主要以考订和评注古代文献为内容，它同时兼顾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而它对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对活着的口语不予理睬。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小学、考据学、目录版本学、校勘学、金石学等等也是属于语文学的领域。梵语的发现促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欧洲人终于发现，在万里之外的亚洲，还有一支和他们十分相似的语言，亲属语言的概念就这样产生了，印欧语诸语言的比较研究构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梵语则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欧语，各种印欧语都是从梵语中分化出来的。由此，历史比较语言学将其研究视角转向了对活着的语言的研究，语文学研究逐渐降温。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活语言并不是要研究它本身的结构，而是试图对各种语言的比较来达到构建古代语言的目的。1814年，丹麦皇家科学院曾就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渊源发布征文广告，这个广告很可以反映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用历史的批判方法，以确切的例证，探讨并说明怎样才能最有把握地推求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渊源。叙述这个语言的特点，并从古代起，通过中古，阐述它跟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日耳曼语诸方言的关系；正确规定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语言的派生和比较应该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上面。”
应该说，这是一份历史比较语言学原则的宣言书，它的问世表明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正式走出文献语言研究的藩篱，开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年代。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著作，如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的《古代北方语言或冰岛语的起源研究》、葆朴（Franz Bopp,1781-1867）的《比较语法》和格里木（Jacob Grimm,1785-1863）的《德语语法》则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索绪尔也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入手进入语言学的殿堂的。1876年，索绪尔从日内瓦大学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他的老师是新语法学派的奥斯托霍夫（H.Osthoff）和雷斯琴(A.Leskien)，他们都是新语法学派的中坚人物，因此，索绪尔在他学习语言学的初期，就已经接受了新语法学派的观点了。
新语法学派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本质上说，新语法学派仍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一个流派。新语法学派诞生于莱比锡大学，其中坚人物是：勃鲁格曼（K.Brugmann）德尔布吕克、保罗（H.Paul）、奥斯托霍夫、雷斯琴。他们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古尔秀斯（Georg Curtius）的学生。古尔秀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古印欧语分成两支：一支是以梵语和波斯语为代表的亚洲印欧语，其特点是基本元音有a i u三个；而欧洲古印欧语则有四个基本元音：a i u e。因此，古尔秀斯打破了梵语是印欧语的母亲的神话，这个观点对于正确理解梵语在印欧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新语法学派的产生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古尔秀斯在莱比锡大学授课期间，还主编一本名叫《希腊拉丁语语法研究》（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Grammatik）从第九卷开始，他让他的学生勃鲁格曼与他合编，在第九卷将要发排的时候，古尔秀斯有事出差了，便将编辑的责任委托给勃鲁格曼，勃鲁格曼将他的一篇论文《印度日耳曼基础语的鼻音领音》（Nasalis sonans in der indogermanischen Grundsprache）收了进去。等古尔秀斯回来，看见这篇文章很不高兴，但已经排版，无法更改，于是便在卷末声明，这篇文章未经他审查，但因当时他出差了，因此文责自负。勃鲁格曼看了也很不高兴，于是不再肯给他老师的刊物写文章，他和他的朋友奥斯托霍夫等人也合办了一个刊物，名叫《形态学研究》（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和他老师的观点对着干。这个刊物后来成为新语法学派的核心刊物。新语法学派的最重要的观点是语音定律无例外和类推作用。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证实他们的老师古尔秀斯的观点——梵语不是最古老的印欧语——是成立的。
在勃鲁格曼和古尔秀斯就历史比较法激烈争论的时候，1876年，索绪尔来到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他的指导老师是古尔秀斯，古尔秀斯的学生雷斯琴、奥斯托霍夫分别指导他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索绪尔很赞同新语法学派的观点，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新语法学派的一员。1878年，索绪尔转学到柏林大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语言学文献：《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该文使用了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巧妙地将他老师们的观点（古尔秀斯和新语法派）溶铸于一炉，概括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并完美地解释了印欧语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得到学界的极大的赞誉。此后他又回到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1881年在巴黎高等研究院任教，并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1891年回国，在日内瓦大学教书，1913年去世。
索绪尔一直都在学校里教书，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最著名、也是最能代表他的学术观点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不是他亲笔写就的，而是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记录编辑而成的。虽然后来也陆续整理和发表了一些索绪尔的讲课提纲，但是影响都不如那本《教程》大。因此我们就依据《教程》并参考索绪尔第三度授课的记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屠有祥的译本，书名叫《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2002年版，但是本书的翻译不是很好，许多已有定译的语言学术语和语言学家的名字和都重新定义，文字也很生涩，阅读起来很困难。因此本文依然采用《教程》的通行译本所定义的人名和术语），来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新语法学派观点的评论，因为正是这种批评才使他建立了结构主义。
索绪尔熟悉历史比较法的优点，也深知其缺陷。对于历史比较法的基本评价，索绪尔是这样表示的：
“这个学派虽然曾有过开辟一块丰饶的新田地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但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它从来没有费工夫去探索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可是没有这一手，任何科学都是无法制定出自己的方法的。”
索绪尔对历史比较法的评价是公允的。他承认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又批评历史比较法是只为比较而比较，完全不过问所做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它不清楚比较对象的性质，也不理会这种比较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要清楚，索绪尔这里批评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是包括新语法学派以后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而是指的是新语法学派以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个阶段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涂尔干之前的社会学大师们（斯宾塞等）一样，都醉心于仿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社会科学。语言学的自然主义学派缪勒曾将语言看成是像生物一样有着生长、发育和衰亡的阶段，并创造出“语言生命”的学说。认为语言的发展是有机的，越原始的语言越有增长，音素就越多；越是近古的语言就越衰退。因此他们把这种观念称之为史前增长期和有史以来的衰退期，并认为语言的历史就是这样构成的。显然这种解释语言现象是很随意的，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所以索绪尔批评道：“比较语言学家越是像自然科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成长那样去考虑语言的发展，就越得不出结论。”因此，索绪尔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得出来的东西和现实的真实状况不符，完全不能解释实际话语中的真实情况。而新语法学派则反对这样看待语言，把语言的研究拉回了科学的轨道上，为此，索绪尔称赞道：
“语言间的对应只是语言现象的一个方面，比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重建事实的方法。”新语法学派“的功绩是把比较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置于历史的展望之下，从而使各种事实联成自然的顺序，”因此语言的发展是“语言集团集体精神的产物。”
这充分证明了索绪尔的新语法学派的立场。然而索绪尔也意识到，新语法学派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他所承担的就是新语法学派的未竟事业。
首先，索绪尔确定语言学的研究任务是：
对一切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其历史，尽可能地重建母语；
寻找语言的普遍规律；
确定研究的界限和定义。
索绪尔的《教程》就是从事着后两个任务的建设工作的。根据以上的安排，索绪尔开始了他的结构语言学的建构，他提出的几个著名的原则是：
⑴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⑵ 语言的结构是对立的统一，其主要类型是：共时与历时/类聚与组合/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
⑶ 切分语言结构的方法是二项对立。
这些都是了解结构主义的人所熟知的，本文不再讨论。下面我们讨论索绪尔理论中一个关键的部分——文字和口语的论述，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索绪尔理论的关键是因为索绪尔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表音文字的基础之上，而这方面又引起了法国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不满和攻击。德里达说，索绪尔的文字理论是承袭了他所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变种语音中心主义，并由此产生了他的解构和颠覆理论。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关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学家和社会上的俗见完全不同。一般人的理解，研究语言必得研究文字，离开文字则无法研究语言。而语言学家则认为，文字和语言的性质截然不同，研究语言不能和研究文字混为一谈。
语言和文字有何不同？
既然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分析和描写一切语言并寻找语言的普遍规律，而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远远多于有文字的语言，因此，这种无文字的语言所显示的语言独特性也远远超过有文字的语言。因此无论在语言描写上还是在寻找语言普遍规律上，无文字语言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必须重视无文字语言的研究。“重语轻文”在语言学界是正常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语言学家就不必去研究文字了。文字也是语言学家必须研究的对象，因为作为一种语言的载体，文字和语言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语言学家没有理由要将文字拒之于门外。而且历史地说，语言学就产生在对文字和对文献语言研究的基础之上。而现实状况是，有文字语言研究的深度远远超过对无文字语言的研究，而许多无文字语言在一些有文字的大语言的压迫下正日渐消亡，因此，拯救这些濒危的语言如同保护濒危物种一样重要，因此，对无文字语言的研究更加急迫。
语言是变化的，文字是保守的。这种变与不变在语言和文字间便产生了矛盾，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新的因素不断产生，旧的因素逐渐衰亡并消失，而文字却因其记录历史的功能而少有变化，一二百年、五六百年都是一个样子，这样文字和语言的发展脱节，使得文字不能很好地记录语言。有些该发的音文字上没有，有些已经消失的读音在文字上依然保留。文字无法正确地反映语音，造成了写法与发音的龌龊。像英文、法文，以及我国的藏文、蒙古文都是文字和语音相脱节的例证。他们的文字所反映的语言仅停留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反映的是那一个阶段的语言面貌。可是历史发展了，语言改变了，但文字依然没有变化。虽然后来会有人对这些脱离当前语言的文字做部分修改，使之较为贴近当前的语言（这就是正字法运动），但都不曾改变整个文字系统，文字依旧脱离语言。
这些都是语言学家之所以“重语轻文”的主要原因，既然文字不能如实反映语言面貌，那么，以研究语言为职志的语言学家自然要舍弃文字而重视语言了。
实际上，上面两点也是索绪尔反对“字母暴虐”的主要理由。索绪尔是在反对文字凌驾于口语之上的角度对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他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接着索绪尔又指出了文字的几大特点，用现在通行的解构语言说便是：
1，距离（文字的永恒性，语言的暂时性），
2，缺场（文字的缺场性，语言的在场性），
3，误解（文字与语言的差距会使人对语言的作用发生误解）
4，含混（文字的表现语言的功能被任意放大，造成文字和语言的含混不清）。
应该说，索绪尔对文字和语言功能的这种划分是基于对传统的语言和文字的功能混淆不清的批判。混淆语言和文字的功能在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家中也有存在。但是，如果不反对这种错误的观点，索绪尔便不能建立起他的结构语言学体系来。因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而文字又是另一个系统，两套系统混淆不清，把文字现象当作语言现象来看待，就会造成严重的错误。但是索绪尔的这种观点也遭到了许多后现代派的攻击，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攻击索绪尔的这套理论是“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文字有自己的生成能力和规律，它不是声音的简单复写，不是语言的影子。文字同样能把握言说的本质。差异是构成文字的基础。索绪尔指责文字的四大缺陷在语言中也存在，因此语言也不比文字有什么优越之处。
实际上，索绪尔和德里达依据的文字系统并不相同，因此他们的结论也自然不同。索绪尔虽然承认世界上的文字有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不同，但索绪尔基本是依据欧洲的表音文字建立起他的理论的。以叛逆著称的德里达对西方的传统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他不仅要解构西方的传统，而且更要颠覆西方的传统。对于西方文字和语言构筑起来的传统思想，始终是他解构的对象。语言和文字变成为他颠覆西方传统的切入点。他在攻击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是继承柏拉图以来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把眼光放到了东方的表意文字上，并发现了东方文字的许多特点，形成了他的观点：
“如果文字意指书写，尤其是符号的恒久构造（这是文字概念之唯一无一缩减的核心），那么，文字从普通意义上说便涵盖了语言学符号的全部领域……构造这观念的本身，因此也是符号的任意性。无法想象可居先于文字，或位于文字的视野之外。”
于是文字又还原到凌驾于语言之上——甚至包括了整个语言的领域，语言只是文字的符号表现。这正如陆杨批评的那样，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特征，一不是简单地颠倒二项对立的概念，而是抽换这种二项对立的哲学基础；二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不得已的交流工具，它只能传达一些比较明晰的思想，而更深邃的思想只能是含糊其辞或词不达意，以至与本来的意思面目全非了。
从这里出发，德里达构建了他的理论体系：文字学代替符号学，文本代替书，文字有任人误解的不可靠性，传统便被这样解构了。
应该说，德里达的文字学观点是为了他的解构西方传统的理论服务的。他认为，只要抽取了西方传统的基石——即表音文字，西方的传统就会轰然倒塌。为了寻求支持他的观点的例证，他发现了东方的表意文字，并且十分契合他的反语音中心主义的观点，因此他用东方的表意文字来反对西方表音文字，构筑了他的理论体系。如果说，索绪尔只在西方的表音文字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语言结构理论是有其偏颇之处的，那么，德里达的表意中心主义难道就是全面的么？！
四 涂尔干、索绪尔和结构主义的发展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结构主义思想虽然是在索绪尔那里得到成形，而在后索绪尔时代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但是它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涂尔干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在巴黎期间，涂尔干的学说对索绪尔有相当大的影响，以致后来形成了以索绪尔为首的语言学的社会心理学派。
1，索绪尔和社会心理学派
在语言学史上，索绪尔不是划在结构主义学派之中——结构主义是索绪尔之后产生的一种理论体系，它基本是沿用了索绪尔的理论体系，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是属于社会心理学派。这个学派又称为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除了索绪尔之外，还有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和房德里耶斯。
岑麒祥先生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译本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注释，谈到索绪尔曾接受了涂尔干学说的影响：
“索绪尔属于社会心理学派，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心理学。他在这里谈到了语言学和许多毗邻科学的关系，唯独没有谈到语言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因为他把语言学的一切，连它的物质和机械的表现都看作是心理的。”
在《语言学史概要》一书中，岑麒祥先生继续论述过这个问题：
“整体说来，心理社会学派的理论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社会发展、社会分化、民族与部族和原始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理解为基础的。例如，索绪尔、梅耶和房德里耶斯都把语言说成是‘社会事实’。什么是‘社会事实’呢？他们对这个名词是按照涂尔干的理论去理解的。涂尔干曾说过，‘集体生活……是由表象构成的’、‘社会就是观念的总体’、社会学就是‘关于集体心理的一切’、‘集体心理学就是全部社会学’。根据这种理论去理解，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社会事实’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现象——表象，而语言研究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语言研究纯粹就是心理的。
这种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在索绪尔的《教程》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关于语言性质的论述更集中地反映了索绪尔的这种心理主义倾向，如：
“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是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教程》第41页）
这是谈语言和言语的性质。从话语中抽象出来的语言系统是心理的反映，而实际话语活动（即言语）只是一种具有音响性质的物理-心理活动。又如：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是物理的东西，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印证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是‘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教程》第101页）
语言的声音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那只是留在我们感觉中的一种心理印迹。语言符号连接的是一种心理印迹和一种符号概念，并不与实际直接发生联系，而是经过心理的过滤才形成的联系。
“类比是属于心理方面的，但是这不足以把它和语音现象区别开来，因为语音现象也可以看作是属于心理方面的（在《教程》第211页上，索绪尔这样说过，语音变化的原则纯粹是心理的）……观念在语音现象中没有什么作用，但类比必须有观念参与其事。” 《教程》第232页）
这是讨论语言研究方法。语法是观念的反映，是一种心理机制的反映，而语音则是心理印迹，两者性质很不相同。
等等。
从上面的几段论述可见，索绪尔根据涂尔干的“集体生活……是表象构成的”，“集体心理学就是全部社会学”等理论，对语言的性质进行了解析。他把语言研究的对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部分，即集体心理表象的语言系统，另一部分是个人心理部分，即个人语言。从这个原理出发，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一个音响形象不是实体（物质的），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是一种观念。既然如此，索绪尔建议建立一种属于心理学的科学——符号学：“我们可以想象，有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它是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符号学’……语言学只是这个普通科学的一部分。”基于对语言本质的这种认识，索绪尔提出了语言是一个系统，言语和语言的对立引致共时与历时的对立，主张，“共时与历时这个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所妥协。”从而构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应该说，在涂尔干那里，心理学的影响仅仅是通过“集体意识”或“表象”等等术语隐含地表现出来。早期的涂尔干曾严厉地批评将心理学和社会学混为一谈的倾向，主张在社会学研究中排斥心理学的介入，这在他那本《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在他后期的一些著作中开始出现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相提并论的情况，但是使用起来还是比较谨慎的。虽然今日的社会学的发展有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混同的迹象，也有人主张社会学就是社会心理学，但是这些观点都不能算在涂尔干的头上。而索绪尔就大为不同。因为语言和心理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索绪尔将心理学大胆引入语言学，并宣称语言学就是心理学的一部分，用心理学的观念解释语言现象。虽然今日语言学家普遍接受索绪尔及其后的结构主义理论，也承认索绪尔的理论对于认识语言和推进语言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但对索绪尔把语言学并入心理学的极端主张大多不予赞同。应该说这是由于索绪尔所接受的心理学教育所使然，与今日的情况相当不同，所以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支持。
2，索绪尔的理论：革新和发展
历史地来看，索绪尔的理论是一个革命性的理论，他首先冲破了历史比较法和新语法学派的理论束缚，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语言现象和语言理论进行认真地回顾和审视，并结合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思想，对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重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而这些创新都是属于索绪尔一个人的。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后来又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正是如此，索绪尔一直被认作是语言学的理论和思想大师。
索绪尔的理论虽然是一个革命性的理论，但是他的理论却是建筑在前人的理论和方法上，并融合进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成就，构造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索绪尔理论的承继和发展。
索绪尔原本是属于新语法学派的一员，接受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教育，因此考察索绪尔的理论，我们先应该看看索绪尔是从哪里进行突破和创新的。
新语法学派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流派，其对语言的认识仍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多数学派相似，即注重语言的演变规律，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研究语言的各种现象，这是索绪尔接受语言学教育的基础。虽然如此，索绪尔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绩和不足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就批评过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开辟了一块丰饶的新田地，但没有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也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自然主义学派把语言看成生命体，将语言分成增长的或衰老的，批评他们仅使用比较方法，但认为单靠比较不能作出结论。索绪尔认为，直到新语法学派问世，比较才获得了正确的运用，因为“比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重建事实的方法。”于是构拟原始母语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终目标。这样便形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核心观念：原始母语的分化形成了亲属语，亲属语各语言间在不同程度上仍保留着原始母语的一些特征，但说到底，这仍是生物进化论在语言学上的反映。
虽然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推动语言研究方面有过巨大的贡献——正是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家们才将研究的视角从印欧语扩展到世界各种语言的比较上，但是它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索绪尔的学生梅耶就批评说：“人们不可能通过比较构拟出一种消失的语言。”“比较语法的方法所提供的并不是古代口头讲的印欧语的重建，而是历史上有文献记录的那些语言之间的一种有定的对应系统。”而且，就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最盛的19世纪，德国的罗曼语专家舒哈特也严厉地批判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理论。他指责“谱系树”理论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一种语言只能分化为两种语言而不能分化为多种语言，而且根据历史比较法，循着时间越推向远古，能够发现的语言就越少也是不真实的虚构，而在历史领域也找不到一种语言一定要分化为两种语言这样假设的任何证据。
历史比较法的这些缺陷看来并不是索绪尔借以创建“共时”与“历时”这对概念的基础。虽然莱普斯基调侃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索绪尔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或明或暗地）观点颠倒过来。”但索绪尔的结构理论也不是从历史比较法的这些缺陷的角度出发来颠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相反，在《教程》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都在谈历史比较语言学问题，整个第五编的五章全部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问题。虽然索绪尔批评说：“这个学派（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的贡献虽然很大，我们却不能说它对于全部问题都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导致索绪尔的历时与共时概念产生的真正源头是对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的看法中诞生的，而不是上述关于谱系和构拟等问题的缺陷。
索绪尔对历史比较法也有他的不同看法。从根本上来说，索绪尔一直把自己认作是新语法学派的人物，同时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这从他在教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前一直在巴黎和日内瓦大学教授梵语和历史比较法课程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他的《教程》中，他对历史比较法的批评是很缓和的，完全不像他的学生那样对历史比较法的批评不仅言辞激烈，而且几乎是全盘否定历史比较法的功绩。他对历史比较法是有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最多只能用不满来形容，而不能用否定来解说，他想对历史比较法进行修正和革新，但是可能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所革新的这个理论，不仅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而且彻底颠覆了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学中的统治地位，进而形成了以他的共时理论中所阐发的系统或结构的概念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的风行。
导致索绪尔对历史比较法不满的是他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只是研究语言的片断（比如某种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律，或是某种语法范畴的历史演变等），而他认为当时的语言学界学应该用一种全景式的眼光来认识一种具体的语言:“我们要集中在某一个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规范。”要是语言学家老是跟着语言演化转，就好像在法国的汝拉山看对面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看不清全貌。这样就形成了索绪尔的历时和共时概念的区分：“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
于是索绪尔批评道：“在历时的展望中，人们要处理的是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制约着系统。”接着，索绪尔就开始宣布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他们的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考虑。”
这是一个新哲学思想的诞生的口号。系统的概念出现了，关系取代了过去哲学中的“实体”或“客体”。语言既然是一个系统，需要用共时的方法来研究语言间的关系，于是共时的研究就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主宰，统治语言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比较法就应退居到二线。语言学发生了革命，系统地或共时的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
历史比较语言学就这样被颠覆了，系统和关系的概念产生了，随之一系列结构主义概念奔涌而出，结构主义在索绪尔的讲堂里诞生了。皮亚杰曾用简约的语言描述了这场索绪尔革命的本质：“在连续几代的语言学家中，结构主义主要是把加在孤立现象之上的历时性研究抛在脑后，用共时性的理论去找出语言的整体系统来。”
好一个整体系统！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涂尔干的影子。
皮亚杰在整理结构主义的特征时提到了三个它的特点：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其中整体性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我们在前面看到，而正是涂尔干将整体性移植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才使社会学的研究有了极大的进步，而我们也意识到，索绪尔的系统观也和涂尔干的整体观有关联，这是与索绪尔所接受的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有密切联系。
我们知道，涂尔干提倡一种从整体、从全局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事实的方法，并采用了统计学中的多变量分析来进行这种全景式的研究。其中，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最为鲜明地显示出涂尔干的整体论的特色。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但是，当部分整合为整体之后，整体便作为一个系统而独立存在，各部分在整体间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彼此不可分割。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普遍的联系性，每种社会现象都与其他现象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正是这种整体论的反映。
涂尔干的整体论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被称为系统。而索绪尔的系统是从价值这个概念中生发出来的。价值的概念，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是属于共时范畴的。那么，索绪尔的价值是什么意思呢？索绪尔举了一个例子，说，在下棋的时候，一个棋子坏了或丢了，可以换上一个等价物，不管换上的是棋子，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要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是索绪尔的共时理论的同一性问题。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同一性问题，例如，每天晚上8:45分从日内瓦发往巴黎的列车，尽管每天的乘客都不一样，可是还是同一辆车。索绪尔于是指出，这种价值就是指“两种不同事物之间对等着的系统。”实际上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但是就语言而言，语言学的能指（也就是价值）不仅有与概念（即意义）对立的一面，而且还带有物质的一面。这就是“音义结合体”的特性。所以，“一个词成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之后他就不只有一个意义，而且还有一个附加的价值。”比如法语的mouton（羊，羊肉）在意义上可以和英语的sheep(羊)相类似，但价值不同。因为法语的mouton有“羊”和“羊肉”两个意思，而英语的sheep只有“羊”的意义，“羊肉”这个概念得用另一个词来表现——mutton。还有一种情况，法语的redouter(恐惧)的近义词系统有craindre（怕）、avoir peur（害怕）,各词义彼此对立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缺失了redoure,上述的系统就可能发生变化。这就是语言的价值，说白了就是系统。上述两个例子就是表明语言存在着一个词汇或语义系统。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都不一样，所以语言间存在着价值差异。
应该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在这种价值问题上很强调对立面的不同，这在系统论中是很独特的。一般说来，涂尔干的整体论强调的是整体内部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所以整体保持着平衡。索绪尔的系统论除了继续强调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外，还特意提出，系统内部的各部分也相互对立，也相互联系，将系统内部的部分的联系用对立和统一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理论的最大特色。因为只有对立才能显示系统各部分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是被系统统一在系统内部，所以整个系统又显得相互制约，以达到平衡。这是索绪尔对涂尔干的整体论的进一步发展。既独立，又统一，这就是索绪尔的系统理论的结构特色。正因为系统内不仅存在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还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系统一旦遭到破坏，系统会以另外一种相互联系来重构平衡系统，保证系统的完整性。社会系统遭到破坏，系统内部会重建系统，以求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特色，语言也有这种情况，语言系统有缺失的部分，就会有相应的补充成分来顶替它。这就是系统平衡的主要功能。
索绪尔在创建了价值－系统理论之后，又根据二项对立的原则，解析了若干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完成了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框架的建构。可是要知道，索绪尔所创立的这个新理论只是共时语言学的主要部分，此外，索绪尔还在历时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地理学、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等方面有许多卓越的论述。奇怪的是，索绪尔的共时理论被其后的继承者大大地发展并光大了，而其它理论却少有研究。哲学界和文学界很少触及这些非共时理论大约是因为这些理论专业性较强，不便作跨学科研究；而语言学界也很少研究这些理论却是令人不解的。尤其是近些年来，语言学界批判索绪尔的学说是静止的、片面的研究语言，却忘记了索绪尔说过“外部语言学研究的却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固然，在《教程》一书中，索绪尔为了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只提倡比较而不管描写的倾向，着意创建语言静态描写的基本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却不能拿今日的理论观点和现实情况去苛求前人。研究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去研究和探讨，而不能不顾历史的实际情况，用今天的情况来诠释历史。何况索绪尔并没有全盘否定外部环境对语言系统的影响，他只是强调语言系统可以摆脱社会环境的制约独自研究，这点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公设：“一个结构本身是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如果连这点都不允许的话，结构主义也就产生不出来了。何况从索绪尔的论述中我们也知道，当时就有人提倡社会环境和语言系统一体研究的必要性，社会语言学也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观念的延伸和发展，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3，结构主义的发展
索绪尔之后，索绪尔的创建的理论逐渐以结构主义的名义在欧洲和美洲传播开来，并逐渐形成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功能学派以及转换学派。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布拉格学派的音位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结构人类学，从而将结构主义扩展到语言学之外，其后又逐渐传播到文学、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掀起了一场结构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结构主义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为一场以“颠覆”和“超越”为名义的学术革命，其前景颇难逆料。下面，我们介绍几个主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于莫斯科语言学派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十月革命后，莫斯科语言学派的骨干：雅各布逊（R.Jakobson）、特鲁别斯科依(N.S.Trubeckoj)先后流亡出国，先到达了布拉格，后定居维也纳，以教授斯拉夫语文学为业。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成为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
布拉格学派的学术特点是特别重视语言功能的研究。为此，他们借用了索绪尔的“音位”（phoneme）这个术语而赋予的不同于索绪尔的意义。索绪尔的“音位”指的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即“音素”；而布拉格学派的“音位”是从功能上考虑的，音位的定义为：最小的、有区别意义功能的单位，这也是目前“音位”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前面我们在讨论索绪尔的理论思想时也提到，索绪尔的理论思想中已经出现的功能的概念，这个思想在布拉格学派中得到了发展。他们将索绪尔“语言是一种系统”改为“语言是一种功能系统”，并声称，语言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的产物，这个行为就是实现主体的表达与交际，这就是布拉格学派对功能的解释。此外，在语言描写的原则上，布拉格学派也突破了几处索绪尔设立的禁区。比如索绪尔认为，比较是历时的，描写是共时的；而布拉格学派则认为，比较不仅应应用于历时的目的，而且必须用于共时的目的；又比如，索绪尔认为，共时描写不需要引入演变的概念，而布拉格学派则主张共时描写也有必要引入演变的概念，以及派生与非派生等概念。布拉格学派的另一大特点是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的研究，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可以借此构建他的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基础。
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原莫斯科语言学会的特鲁别斯科依之外，其他的代表人物有马特休斯\(V.Mathesius,捷克人)\、琼斯（D.Jones,英国人）、本文尼斯特（E.Benveniste,法国人）、马丁内（A.Martinet,法国人）等欧洲语言学家。
哥本哈根学派
这个学派又称语符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达尔（V.Brøndal,丹麦人）和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丹麦人）。这个学派继承了索绪尔的理论，并以严格的态度发展了索绪尔的学说，成为欧洲结构主义学派中“后”索绪尔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颇为艰深，绝大多数论及的是语言哲学问题，尤其以逻辑哲学最为引人注目。
这个学派的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系统”有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语言学理论必须是内在的、自足的整体，解释语言必须用语言学本身的术语，而不能使用非语言学术语来解释；语言学理论必须是一个纯演绎系统，其理论本身必须独立于任何经验之外；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程序方法，可借此描述一些对象，而描写则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其特征应该是本身一致、可穷尽的和尽可能地简单。
和其他结构主义学派相比，这个学派的理论原则则极为严格。比如，他们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这对范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他们分别把它划分为四个层次：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宣称，形式和实体的划分对于一切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而表达和内容则是一切符号学（包括语言学）所特有的。这个学派发展了索绪尔的关系学说，宣称，科学分析的真正对象不是事物，而是关系，即功能。事物本身不是别的，是关系的交叉、功能的终端，即功能成分。功能分为三种：从属、限定、并列。这三种功能根据它们能否成为“过程”或“系统”的一部分，都有不同的指称。
这个学派也在符号学研究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语符学派”是因为他们大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说，并认为一种语言只有把它的外在功能、它和非语言因素的关系都考虑进去才是一种符号系统。而语言则是一种能够从有限的非符号产生出无限量的符号的符型（figurea）系统。因此，根据上述的能指／所指以及符型理论，这个学派将符号学分为多种内容：以内容平面为符号学的叫纯理符号学（metasemiotic），以表达平面为符号学的叫内涵符号学（connotative semiotic），不以任何平面为符号学的叫外延符号学（denotative semiotic）。语言学属于纯理符号学。同时他们又根据“操作性”，又将纯理符号学分为普通符号学和纯理普通符号学。
总之，这个学派大大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并对符号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由于这个学派一直醉心于理论建设，对语言的实际操作并没有提出多少可行的观念和方法，妨碍了这个学派的发展和观念的普及。
美国学派（描写主义）
美国的学术传统是实用主义。和欧洲的思辨传统不同，在美国本土上发展起来的学术观点都很注重实际操作性。美国的社会学派如此，结构主义的美国学派亦然。
美国本土的语言学派和美国的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美国的土著语言（印第安语）和印欧语大不相同，并且还缺乏研究资料。大量的工作需语言学家亲自调查，因此如何分析一种陌生的语言成为美国语言学家最极为迫切解决的问题。
最早进行印第安语调查的是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F.Boas）。他亲自主持了“美洲印第安语调查”这个研究项目，并延请了当时许多的语言学家参加。最终的结果是出版了《美洲印第安语手册》，这是关于美洲印第安语第一本最权威的著作，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到美国语言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对语言的共时描写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历时比较的兴趣，因此，美国的结构主义又被称为描写学派。
美国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布龙菲尔德（L.Bloomfild）。他是个行为主义者，他认为，语言是刺激－反应的结果，这是典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看法。刺激引起了说话（R），说话刺激了对方（r），这种反应又变成一种替代性刺激（s），最终引起对方的实质性的反应（S）。因此，在布龙菲尔德的理论中，意义的研究被排除了，语言研究的先决条件是语言的特性和稳固的状态。也就是说，语言学的基本假设是，在一定的社会中，某些言语－话语，就其形式和意义来说都是相同的。
比起语言性质研究来，布龙菲尔德的操作性理论更普遍受到欢迎。原因是他提供了一系列分析语言有用的原则和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在被广泛地应用于实际的语言分析研究上。布龙菲尔德提出的主要原则和方法有：分析语法成分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关于音素的理论、关于词素的粘附形式和自由形式、音位－法位理论、类型学和语言的变异现象等。由于这些理论和方法被语言研究者广泛采用，所以美国的描写主义是现今在语言学界中最通行的一种结构主义学派，其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结构主义学派，成为了一种最典型、最普及的结构主义学派。虽然其理论现在也遭到了不少非议，但是从其可操作性角度来看，现行的任何一个结构主义流派仍无出其右。
生成—转换语法
这个学派是最晚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在这个学派之后，再也没有产生新的结构主义学派。接替的是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后结构主义的产生。这个学派也和同时代产生的社会学的巨型理论（帕森斯，T.Parsons）一样，一反美国学术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宏观理论建构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缺乏可操作性。虽然近些年来的研究在逐渐增强其理论的可操作性，但距离实用还差得很远。
生成－转换语法的创始人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N.Chomsky）。他所创立的学说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语言学派的特点，那就是形式化。语法规律可用一系列的公式或枝形图表达出来。这就为数理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乔姆斯基的理论在数理和科技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也为语言学获得了最具科学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先学科的声誉。以致语言学和数学一样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和科技等学科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基础。
生成－转换语法对语言的看法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能力。乔姆斯基认为，我们所能说出的句子是无限的，语言运用的模式是有限的，从有限的模式产生无限的句子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实际上这也是在诠释索绪尔语言／言语的理论，因为索绪尔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乔姆斯基进了一步，他批评说，对任何着重于语言素材的描写和分类的企图都是无用的，需要分析的是语言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先天的，是人类种群所独有的。因此语言能力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人类全部语言活动，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根据这个理论，乔姆斯基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他把语言结构分为两个平面：语义平面和语音平面。从语义平面到语音平面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程序（实际就是语法规则）才能生成出一个合法的句子来。用通俗的话来讲，语义平面就是内容，即所指；语音平面就是表达，即能指。连接内容和表达的是转换规则（语法）。这些便构成了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的核心。乔姆斯基的转换规则既复杂又专业，这里就无须多说了。
总起来说，结构主义思想是发端于涂尔干，经过索绪尔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框架，而后又经过各种结构主义学派的丰富、革新和发展，形成了一种理论严密、方法精确的科学理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结构主义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它仅侧重于共时描写，而不注重历时比较；二是它的理论要求对结构的描写必须在系统内部进行，而无需引入外界的影响。这种孤立的和静止的研究是其后社会语言学兴起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