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是柏拉图集中阐释其政治思想的三篇著作，其中《理想国》最为著名。《理想国》的核心是正义，全书围绕正义问题展开。哲学王统治则是实现柏拉图正义理想的关键，离开哲学王统治，正义的实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为了实现正义理想，哲学王统治是必要的。同样，哲学王统治也是合法的，它的合法性不在于人们的同意，而在于哲学家基于智慧统治的自然正当性，它无需经过人们的同意。有了必要性和合法性，不等于就有了可能性。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统治尽管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极其困难。哲学家的产生就比较困难，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更为困难。最后，柏拉图提到，如果哲学家有幸成为统治者，它要根据理想的模型来改造现实的城邦，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

 

 

　　在《理想国》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上半部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名批判了三种正义观。当被批判者要求苏格拉底阐述自己的正义观后，苏格拉底采用以大见小的方法，先论述城邦正义，再论述个人正义。要阐释城邦正义，必须构建完整的城邦。第二卷下半部分到第四卷上半部分，即是对完整城邦的构建。城邦完整构建后，就可以在其中找到了正义。第四卷下半部分柏拉图阐释了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

 

　　城邦正义乃是一种专业化分工，“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①] 但是，这种正义的国家如何成为可能呢？

 

　　要建立这种正义的国家，关键的是要拥有关于正义国家的知识。对于柏拉图来说，真正的知识是正确、恰当行为的必要条件。政治领域同别的领域一样，同样需要专门的知识。正如萨拜因所言，个人和国家都具有一种善，而认识这个善、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人乐于从善，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②] 这种知识不是城邦中的那些政治家们所拥有的专门技艺，而是关于善的知识。

 

　　但是，生活在现实城邦中的人们，无论是寡头制下的人们，还是民主制下的人们，拥有关于国家的善的知识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只有极少数天赋卓越并经过长期艰苦学习的人才能获得它。大众的无知自不用去说，就连那些统治者们也缺乏真正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如何讨好人们的技艺，这些技艺不能算作是真知识，只能算作是正确意见。

 

　　知识对于意见的优越性在于，它是对理念的认识，是对永恒事物的把握，因此是十分可靠的。意见是对流变的万物的认识，因此是不可靠的。[③] 正义国家的建立者必须拥有可靠的知识，否则他们所建立的正义国家就是不稳固的。为此，正义国家的建立者必须是具有关于国家善的知识的人，这些人是哲学家。哲学家天赋卓越、醉心于追求真理，并且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所以只有他们才掌握善的知识。所以，只有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正义的国家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使政治权力与智慧相结合，否则理想国就无法建立。[④]“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中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⑤]

 

　　哲学家统治不但是必要的，还是合法的。它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最佳的统治。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实际上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摹写，是人世间最接近神的东西。神的统治比人的统治要好，“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来统治，那么其成员就不可能摆脱邪恶和不幸。” [⑥] 但是，尽管神关注我们的世界，但却并不直接统治我们。人类事务还要由我们人类自己负责。神的统治虽然比人类自我统治要好，但对人类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无法企及的梦想。人类生活如何安排，最终还要靠人类自己。哲学家最接近神，“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而竭力模仿它们，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像它们。”因此，“和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哲学家，在人力许可的范围内也会使自己变得有秩序和神圣的。”[⑦] 神是善的，哲学家最接近善。所以，哲学家统治是可能的范围内最佳的统治。

 

　　柏拉图也认为，哲学王的统治离不开人们的同意，但是人们的同意并不构成哲学王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它仅仅是哲学王统治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人们的同意，哲学王统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并不能以此否定哲学王统治的合法性。事物的正当性与其现实性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统治合法性乃是正当性问题，能否统治乃是现实性问题，绝不能以事物的现实性作为评价其正当与否的标准，更不能以事物不具有现实性而否定它的正当性。哲学王统治乃是完全的自然正当，不需要人们的赞同。无论人们赞同不赞同，它都是合法的。

 

　　但是仅拥有必要性与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哲学王统治成为现实。哲学王统治能否成为可能呢？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统治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城邦中能够造就哲学家。没有哲学家，哲学王统治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其次，哲学家能够成为统治者。

 

　　哲学家的造就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主观方面也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成为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二是艰苦的学习。

 

　　成为哲学家需要具备的品质包括：酷爱关于实在的知识、追求真理、有节制、心胸开阔、勇敢、学习聪敏记忆力好、有分寸而文雅的心灵。柏拉图说道：“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近亲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⑧]

 

　　要成为哲学家，还要进行艰苦的学习，而且学习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学习算学、几何学和天文学，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为研究哲学和发现真理打下基础。在学习了上述学科后，再学习辩证法。辩证法就是不需要借助于具体事物，只依赖于概念间的推理而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

 

　　但是，仅仅具备主观条件还是不够的，哲学家的形成还需要客观方面的条件。良好的城邦对哲学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至关重要。但柏拉图认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是不适合造就哲学家的。本来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就不是很多，坏教育或坏环境又严重摧残了那些有哲学天赋的人的成长。城邦中流行着各种错误观念，使本来有望成为哲学家的人偏离哲学的轨道，使少数具有哲学天赋的人被迫放弃哲学。另外，伪哲学家进入哲学殿堂，冒充哲学家，使人们对哲学家产生误解，使哲学家背负恶名。因此，城邦的环境严重阻碍了哲学家的成长。

 

　　综上所述，哲学家的造就是十分困难的，能够成为哲学家的人微乎其微。与哲学家的造就相比，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更是困难。在城邦中，人们认为哲学家无用，甚至把哲学家当成疯子怪人。

 

　　哲学家在城邦中处境艰难的根本原因是哲学家掌握的知识与城邦意见的对立。城邦生活的基础是道德、习俗、宗教等等，这些都是由意见构成的。哲学家改造城邦必然是用知识取代意见，这等于是摧毁城邦生活的基础。因此，“完全绝对的真理会引起忌恨并且很难实现”[⑨] 所以，哲学家在城邦中的艰难处境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柏拉图在“洞穴喻”中所比喻的那样，走出洞穴又回到洞穴的人由于习惯了太阳光，刚回到洞穴不适应，反而不如一直在洞穴中的人对洞壁上的影像看得更清晰，而由此遭到其他人的嘲弄，处境十分不妙。

 

　　尽管哲学家在城邦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在他看来，哲学家无用，不在于哲学家本身，而在于别人不用哲学家。哲学家要求大众接受他的统治是不自然的，自然的是大众应该请求哲学家做他们的统治者。如果城邦愿意用哲学家，哲学家是会发挥很大作用的。所以，要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成为可能，必须说服人们用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们是可以说服的。[⑩] 只要说服了人们，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就有可能。

 

　　哲学家统治还面临着一个障碍，那就是哲学家自己不愿意参与政治生活。施特劳斯甚至认为，劝说哲学家统治城邦比劝说大众接受哲学家的统治更为困难。[11] 这是因为，最终看到善的理念的哲学家是不屑于与常人为伍的，他们不愿意作零碎琐事，他们对权力表现出一种体面的冷漠，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12] 但为了城邦的整体利益，哲学家应该屈尊，回到俗人的世界中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道德塑造城邦，造福于民。[13] 哲学家屈尊为政治家，对于哲学家本人来言，是一种牺牲；但是对于城邦而言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哲学家不能仅仅关注真理，而忽视正义。哲学家要把真理在城邦中实施，来实现正义。国家不用哲学家是国家的过错，但若国家请哲学家出山，哲学家不肯，那则是哲学家的过错。哲学家应当具有回到洞穴的自觉性，如果哲学家不情愿，国家就要通过劝说或强制的方式让他为城邦服务。另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哲学家从政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还是归还人情的需要。因为在这个理想国家中，哲学家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是自发产生的。[14]

 

　　因此，尽管哲学王统治十分困难，但柏拉图还是心存希望。他将它的实现寄托在某种机缘上。[15]如果哲学家有朝一日真正成为统治者，他将如何塑造城邦呢？

 

　　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后，就要按照自己掌握的知识对城邦进行塑造。哲学家成为统治者需要人们的同意。但哲学家掌握权力后，其对城邦的塑造不再需要人们的同意。哲学家掌握知识，大众只拥有意见，知识和意见是经常对立的。如果事事听从大众的意见，哲学王统治就没有必要了。

 

　　哲学王塑造城邦依据知识，而大众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意见的基础之上，用知识取代意见，意味着对城邦生活基础的颠覆，因此，哲学家塑造城邦的行为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抵制。但哲学王在这个时候不能迎合大众，而是要坚持推行真理。他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行。他必须随时站出来维护最好的东西，不管它使人愉悦还是让人不快。[16] 为了使塑造城邦的计划顺利进行，要尽可能的对人们进行说服。如果说服不奏效该怎么办？柏拉图没有回答。但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放弃塑造城邦的计划或者在说服无效后实行强制。不过，哲学王强迫人们接受自己对城邦的改造，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任何城邦如果不经过哲学家按照神圣的原型加以塑造，它是不可能幸福的。[17] 因此，强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哲学家塑造幸福的城邦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哲学家在塑造城邦之前，必须先把城邦弄干净，以便在最白的纸上绘出最美的图画。柏拉图说道：“他们将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像拿起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擦干净；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肯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18] 柏拉图还指出，在塑造城邦的时候，哲学王要擦擦再画画，不断进行修改，直到令人满意为止。

 

　　柏拉图也预料到受哲学家主宰的城邦的腐化问题。在他看来，一切远大目标沿途都是有风险的。万一不具备哲学家素质的人不幸成为统治者，或者哲学王本人变坏怎么办？柏拉图并没有给出答案。他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永远不会腐败的哲学家身上。“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所有这些人中就永远不能有哪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19] 哲学家能够永远保持不腐败，靠的不是制度保障，而是哲学家的自我克制。另外，柏拉图还指出，首位哲学王的继任者必须始终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不然的话，原有的塑造将功败垂成。[20] 这正如罗素所言，一个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永远都得是一个理解并同意柏拉图的人。[21]

 

 

　　最后，本文简要论述一下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的特点，以及简要比较一下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在统治权力问题上的认识差异。

 

　　哲学王统治本身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哲学王的人数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数个。柏拉图在第四卷末尾已经提到，一人统治称为王政，数人统治成为贵族政治。不过，如果数个哲学家当政，当他们的观点不一致时，究竟采用谁的观点，是一个难题。所以，柏拉图倾向于一个哲学家当政。第二，哲学王统治不是世袭的，哲学王的儿子并不必然成为下一任哲学王，继任者同前任一样，也是最优秀的哲学家。第三，哲学王统治不是终身的。一个人必须经受过各种训练和各种考验后，到了年富力强且经验丰富的年龄才能成为哲学王，而且等到身体转衰以后，他就要退出这个位置。所以，每任哲学王统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年。具体到继任的哲学王如何产生，柏拉图未作说明。但柏拉图对继任的哲学王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坚持首位哲学王创下的法律原则和各种制度。一旦继任者改变理想国创立者制定的各项法律和制度，理想国也就前功尽弃。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在统治权力问题上的认识差异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统治的合法性。柏拉图将智慧和品行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自由主义把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同意上。统治者智慧和品行属于客观方面的东西，而人们的同意属于主观方面的东西，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智慧高品行好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人民的同意，获得人民同意的人也不一定是智慧高品行好的人。民主制度有一大弊端，就是人民同意的人，往往是智慧品行处于中等甚至是中等偏下的人。这是因为，仅靠公众演说是无法断定一个人的智慧和品行的，那些口才较好颇具有煽动力和那些长相颇具魅力的人，往往是竞选的胜利者。但仅仅将智慧和品行作为统治合法性基础也是不行的。关键在于，在政治生活中，谁的智慧最高和品行最好，不像运动场上哪个人跑得最快那样容易判断，而是非常难以判定的。如果以此作为合法性基础，统治者，无论是好的统治者，还是坏的统治者，都会宣称自己是智慧的化身和美德的化身。所以，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合法性的客观基础与主观基础，或者如施特劳斯所言，如何平衡智慧品行与同意的关系。[22]

 

　　第二，关注权力的着眼点。柏拉图更重视权力归谁所有，自由主义者更重视权力的限度及行使方式。柏拉图将实现城邦整体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谁担任统治者身上，在他看来，没有哲学家的统治，城邦不可能幸福。所以，他给哲学王赋予了无限的权力。与此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限度如何以及权力如何行使。所谓权力的限度，指的是最高权力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是不受制约的还是受制约的。所谓权力的如何行使，指的是权力是按照法治的方式行使，还是按照人治的方式行使。如果最高权力是无限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那么无论他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都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带来巨大的灾难。反之，如果最高权力是有限的，是受制约的，那么不论是少数人行使还是多数人行使，它被滥用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同样，如果最高权力是按照法治的方式行使，它的运作就会很规范，就不会出现任性和随意。反之，如果最高权力按照人治的方式来行使，权力运作的任意性会使它毁灭安全与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认为，将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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