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给他人乱扣帽子，强贴标签，是我们社会常见的事情，这正是表明了“符号政治学”的诡秘所在。上海人下层的群体，有二个被得宠为“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长期来受左倾主义的教化因而显得十分丑陋不堪。第一类：“咋巴”。第二类：棚户区居民。这二类人群是长在上海人群体身上的二枝毒瘤，病灶未除，毒素依旧。可惜外地人士的口诛笔伐，却将锋芒全对准着上海普通的男人、普通的市民和海派文化，正是落井再下石，左了还要再左下去！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余秋雨：《上海人》
给他人乱扣帽子，强贴标签，是我们社会常见的事情，这正是表明了“符号政治学”的诡秘所在。
学者顾晓鸣指出，文革时期人们相互攻讦、打派仗，都习惯用“标签”来指称双方，以辨明“敌”与“我”，都以为自己总是站在“革命”的阵线上，而对手则是“反革命”，再打上“兴无灭资”之类的标签，尽力为自己的狂热行径张目。贴标签的事情并不需要有多少事实依据来确证，于是人与人之间作的斗争实际上是在与“标签”作斗争，即以空洞的符号形式在作相互厮杀游戏！这种符号文化延续到了今天，世人仍然看到其无穷的后遗症。
现今人们看到，国内有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上海市民，几十年来，一直被国内其他地区民众指责为：“小男人”、“妻管严”、“小气”、“排外”、“莫名的优越感”、“精明不聪明”、“过分看重金钱”、“难以产生归属感”、“自私，不爱管闲事”等等等等，其实大都属于“标签”一类。指责上海人的国人有相当多的并未与上海人亲密接触过，甚至从未来过上海①，道听途说得来的有不少，并无多少实际对应的人和事物可作确证，然而国人却偏偏确信这些指责是“真实”的，这情景倒需要我们认真去剖析一番。
5月17日，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举行的由解放日报《新沪商》杂志和申江服务导报共同主办的“海派沙龙”会上，专家学者们拿着张洁海所作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指出：“研究结果从总体上推翻了关于‘上海人’的负面传说。”② 研究表明，一些传说中的‘上海人’形象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比如上海男人其实不是“妻管严”。负面形象测量数据多数下降。
因此，与其说这些帽子、标签是给某些人以定性定“名称”的，还不如说是表达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恰当。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之中，因此，分析语言就得与该语言的具体环境和言辞者的内心结合起来，综合权衡，而不能孤立抽象地“因词袭义”，以免落入“概念陷阱”（余秋雨语）。布迪厄尔的“语言与符号暴力”理论进而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媒介或者实施工具。我以为，在中国这个宗法人伦浓郁的语境中更是如此。鲁迅云：中国人少有直面人生的态度，在中国式交往中语言与言语分明是显然的，中国式的意象思维将能指与所指决然二分，正如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自我、本我、超我是显著分开的一样。在当代语境中，某人能够给别人带上帽子、贴上标签，其举动无非就是在宣示：我有权力来控制你、操纵你，反过来，你却没有这个资格，这正是说明了我的社会政治等级排位在你之上！至于内容的真实与否却是无关大局的。
我们的老祖宗是很讲究“名分”的。孔夫子开了“正名”之说，将自然的社会的人全都先验地定位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排位之中，等级是按照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来定位的，而非按照客观的、普适的、公正的准则。而后诸子百家学派都在阐释各自的“正名”主张，若是百家真的争鸣起来了，公平论战，自由竞争，则会导向理论多元化的结局，必定可以引出积极的意义来，社会发展可步上正常轨道，可是历史的走向是，被后人顶礼膜拜的唯有孔子这派的儒家，这只能表明国人的宗法社会人伦情结浓厚的缘故。至于到了红色中国，价值观被赤化了，社会成员地位的排列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的，彼等乃从自身躯体粗壮、四肢发达的优势去多多考量，扬长避短，便极力反智，去反文化，去反良知，用“名分”的话来表达，什么人该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是“大公无私”的品行，什么人归类为“全心全意依靠”的阶级，什么人该属于“改造世界观”的阶级，甚而是被“专政”的对象，全都定位于反文化的方向。
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知识者体验到，其时的脑力劳动者（国人习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多么低下，仅位列“第九”，绰号“臭老九”，盖因知识者被贴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属于异己分子，打入边缘地带。尽管还够不上专政的标准，但起码也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而“劳动人民”这个标签显然是将知识者排除在外的。
1977年小平同志出山后，了解到国情的浑噩，提出了发展科技提升国力的要点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相当有魄力的。
1983年我与其他一些大学毕业生一起分配进入工厂工作。我发现，生存于社会基层传统环境里的人们，其思维早已标签化和模式化（对于毛式教条的高度认同，在心理学上称为“确认偏见”），当时厂里的工人师傅们普遍地对包括我在内新进厂的大学毕业生很不满意，说是有“莫名的优越感”：在当时以实际收入来衡量，体力劳动者总体上超过了脑力劳动者，那么你凭借什么来优越呢？“很自傲”：凭你的“小资”身份，怎么可以瞧不起工人“老大”呀？“不愿干体力活”：娇气懒惰；“是养着的”：大学毕业生普遍“不干活”，不出大力不流大汗的，你的“活”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没有立竿见影的关系；“不愿意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与广大的群众树立对立面，“没有集体观念”：个人主义小资情绪强烈；每当知识阶层与非知识阶层产生分歧闹矛盾的时候，各级领导们批评的对象无疑总是准对着知识阶层，因为工人师傅天然地站立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总括言之：与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有感于国情实况，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进而指出：“要使全党全国人民都充分认识到这点（指上述小平的讲话），这同现实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各位看官，你们已经看出吧，指责知识阶层的论调与当今指责上海人的论调是何其相似乃尔。
回到正题，且看现今的上海市民，之所以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地位如此低下，被容许国内其余地区民众广泛的谩骂，恰在于红色中国的政治运作中，在“全国一盘棋”思维的操控中，却偏要将在红朝成立（1949年）之前的上海已经确立起无比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史实涂抹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白色”图案——“大资产阶级”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可恶、更反动！被妖魔化成：“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藏垢纳污之地、反动派的大本营、西方敌对势力的策划地、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等等”。由此，在“白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上海市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然而然地丑化成为了“一小撮分子”，处于人头数量占据压倒多数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依照“农村包围城市”的阶级斗争成功经验，发扬“工农神圣”的“党的优良传统”，继续走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弘扬“物质”之主义并“唯”住它从而遏制住心智高超的人和事物，乃将富有智慧且教育水准高的特大都市里的上海人全面处于被支配被操纵的地位。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今媒体上所谓的关于“上海人素质低下”的讨论中其实并无多少实质性的“讨论”及正当的程序，而是几乎一边倒地呈现外界对上海人的评头品足，而“讨论”中的另一方，即上海人，并无多少回应的权利。譬如，笔者的大量回应文章始终不能见之于传统的纸质媒体上，再看看《新华网●上海频道●闲话上海人》上的“上海人素质”之夸夸其谈，可谓偏见缪误甚多却使普通公民无权去驳斥，若说得再远些，在毛时代尤其如此。
读者可以发现，红色王朝的大量文艺作品中，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的形象总是被安排在阶级斗争的对立面阵线上，再而三地被丑化为阿飞、流氓、特务、妓女、交际花、资产阶级贵族、白相人、娇生惯养者、自私自利者（《护士日记》中的沈浩如）、自由散漫者（《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童阿男）、负心汉（《渴望》中的王沪生）等等，总之，在上海这块地方“饕蚊”（在特定语境中，是毛泽东专用的词汇）特多。
可惜新上海人出身的张洁海并不了解上海历史的多少内情，偏要自作聪明匆忙下结论却显得幼嫩而无知，以为上海人被误解被歧视仅仅只是“上海缺乏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强势媒体”、“缺乏有影响力的文化精英代言人”而已，其实是皮相之见，更严重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上海人的素质已经改变了，但是“上海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几乎没什么改变”，外地人眼中的“‘上海人’刻板印象变化缓慢。” 按张洁海的理解，似乎上海本地人理应与外地人去“打成一片”，去“共甘苦，同患难”，去“虚心求教”，去“放下傲慢的架子”，去“搞好人际关系”，似乎唯有如此方能达成中国式的“和谐社会”。而现今的上海人既然如此这样在“变”好了，但外地人却毫不领情，在张洁海看来这似乎“不合理”。
这里呈现一个十分要害的问题：张洁海的“合理”思路是否合乎社会正义？孔老夫子不是早就推出了“正名”说，而后历程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按“正名”排位的“君臣父子”等级社会到底和谐了多少程度？鲁迅先生为什么指出“仁义道德”是吃人的礼教？
反观现代西方社会，由正义观念所统筹的伦理价值体系中，个人权利理应被确立起来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譬如，由罗尔斯和诺齐克等理论大师创立的现代道义论思想体系就是如此。让我们来领略一番西方社会之所以进步的伦理核心价值所在。
在影响巨大的罗尔斯《正义论》书中，提出了二个优先规则：⑴个人自由的优先性；⑵正义（公正）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性。③
个人相对于社会是个笼统的感念，由特定某个地域的居民（市民）构成的小社群相对于大社会而言，也同样具有“个体”的性质。因此在当下此处的语境里，我们可以将上海人相对于全国同胞而言，看待成“个体”的性质和意义，这个“个体”理应享有自己所属的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我们国粹的价值核心是群体主义，其在当代的表现招牌是以“民粹主义”，它有多种形式的口号声张，但有着共同的基本要点，即极端平民化和大众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的利益至上，由于不辨社会正义，它总是被各种野心家和政客们利用，从而将“极少数”和“绝大多数”概念当作工具理解为“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梁文道《“极少数”的迷思》）
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一方面出于对公共事务做出决定的效率考虑，在政治制度上采用“多数决定”原则，另一方面，又得保障少数人的利益，建立不让少数牺牲的制度。“否则，演变成不辨是非、牺牲正义的制度。”（刘山鹰：《少数服从多数制度不是牺牲少数的制度》）
因为正义的“二元性”本质决定了，处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各方主体之间必须达成有契约关系的“规则”，依法行事，而不是单靠“一元”来解决，哪怕是这“一元”具有绝对的人头数量优势，也不可以拥有权利来运用妖魔化的手段，以达到其“三人成虎”的目的。因为权利本身又是正义的对象。权利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属于社会关系的美德的事情都得由社会正义来支配。（[意]康波斯塔：《道德哲学与社会伦理》）
由此思路，上海市民理应享有属于自己的荣耀的权利。人总是有、也应当具有荣辱之感，就如人人都有、也该有利己核利他之心一样。荣誉感也可以归纳入利己心的大的范畴之中。
在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伦理观认为：公正就是“应得的赏罚”，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坏比率。”⑤确切讲应是怎样的“合比率”？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人们所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是与他们自由地贡献的经济成果成比率的。”⑥
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人们所应享有的荣誉是与他们自由地对社会贡献的各种成果成比率的。作为自古到今历来对全中国做出巨大的经济贡献和文化成就的上海市民，理应享有极高的荣誉，这根本不是什么“歧视”、“傲慢”之举，恰是公正理念的自然抒发，至于外地人习惯用贴标签来抱怨上海人，那只能表明我国民众受蛊惑于左倾思想的民粹主义始终高涨着。
在上海市民之中，苏北籍的人士抱怨受“上海人”“歧视”（应该注意这里的措辞：“上海人”！其实施展“歧视”的主体几乎遍及整个江南地区的原籍人士，但是被大量指责的仅仅是“上海人”）。那么我该说，我以前有位苏北原籍（江苏省盐城市）的同事，是他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从老祖宗时代直至今天一直流传着一个不立文字的规矩：女儿出嫁该往南去！其意思是，盐城市位于苏北地区的中部位置，整个江苏省的经济地位分布历来都是呈现一个明显的井然的等级梯度排列：从南到北，经济发展发展水平也从高到低按次序跌落。女儿往南出嫁，这恰是正常人性的反映。因为男娶女嫁的正常情景都是“男高女低”的模式。我以为，正常的人性中反映不出歧视的含义，没有理由说成是：“凡是南部地区的人都对北部的人有歧视行为。”我的原籍在上海近郊，我了解到的情景同样是，在上海的郊区，女儿出嫁倾向于往市区方向走，远郊的女儿嫁给近郊的男郎，近郊的则嫁给市区里的，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城市为中心呈现发散放射状的，而在上海中心城区内部又可区分出“上只角”与“下只角”来，上海市区人婚嫁的“潜规则”是“下只角”的女儿嫁给“上只角”的男郎。现在河南人被全国其余地区的人们看轻（即“歧视”），但是上海学者朱学勤文革时期曾经插队河南省，熟悉那里的风情，指出：在河南省的内部，同样存在这种情景：东部地区的人看轻西部地区的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呈东高西低分布。我以前在德资企业里从事翻译工作，我发现，那些讲德语的外方管理人员对待中国员工的态度，其傲慢的态度远远甚于上海本地人对待外地人的态度。我今天定居在苏州地区，苏州本地籍贯的人也同样看轻苏北原籍的人。在19世纪中下叶，长毛势力侵入、蹂躏江南地区，该地区极大地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繁华起来，在这之前的整个元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那时候的苏州人习惯在外地人面前讲苏州话，就是表示自己身份的高贵，象征着荣耀，但古时候没有人抱怨苏州人“傲慢”、“歧视”。
古人早已道明:“性相近，习相远。”无论什么人士，其内心（性也）都会看轻比自己落后、贫穷、愚昧、无知、粗鲁、野蛮的人，因为荣誉感是人的跟性，只是在表现的内容、方式、程度（习也）上有所区别罢了。但是普天之下，为什么唯有上海人才会被全国的公众责骂成最最“傲慢”、“歧视”、“排外”呢？这就回到了我的开场白：是“符号政治学”的诡秘所在，是反文化建设的恶果。反文化着重体现在反公正，用毛式话语来概况描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脚上有牛尿的人思想最干净”、“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正是长期浸泡腌制在左倾主义的酱缸中，国人的内心就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变形，目光都呈“赤色”的。
现今人们都看到了，连张洁海这样的学术精英在为上海人大力声张权利，却是希冀达到目标的途径是，通过利益分配结局的平均化来达成各个地区之间人格尊严的平权，其实质还是回归到了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东方传统之中，因为其中的要害在于，其过程（程序）是通过剥夺了个人（个体）的合法权利（特别是个人荣誉）来取得的，从而破坏了正义（公正）。
当然，这里的情景确是复杂得很，上海人并非没有严重的缺陷，但是问题又在于，外界人们的眼光却是歪向左的，于是批评也就是偏向左的！所以又更加向左偏离了事实真相，进一步背离了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的缺失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对上海抱着热忱的美籍学者李欧梵痛惜地指出：在中国大陆，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城市精神：“摩登”，已经失落了，因为她混杂进太多的农民元素。
农民元素混杂进多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
上海人并非铁板一块，若看成是抽象的整体则是含混不清的，科学的方法应该分层明确，区别来对待。其实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如此走的：不能将某一特大的社会群体全都看成是处在对立面上的，这样的话打击面太大，不利于团结群众，因此需要进行分化该群体，以便打击主要的对手。——我们的分析也应跟随着“群众路线”已经步出的轨迹来进行，还历史以真面目。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应从当下的眼光来剖析关于上海人的历史文本。余秋雨于二十多年前撰文：上海人“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那状况早已经成了历史，可是今人为何老是将余秋雨的文字拿出来对照社会现实呢？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凡是关涉人性的评介都得以历史的尺度和坐标来定位，不然是空洞无力的。说“上海的男人怕老婆”与否，在不同的时期是大不相同的，而不能定出一个历史性的通论来。老的史实与新的史实之间不能随意交换相互验证。
六十年前，上海城头的大王旗更换成“红色”后，上海便成了党性教化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里，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难怪乎，上海渐渐赤化成了极左势力的大本营，这里曾经孵化出“一言堂”的政治风尚，其后更是诞生了一大批极其得宠的政治流氓，靠浑水来摸鱼。所以今天的文人起劲地谈论什么“老克勒”，“海派文明”，这些差不多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古董品了，与当今普通上海人的素质关联并不大，尤其是“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余秋雨：《上海人》）。
上海人下层的群体，有二个被得宠为“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长期来受左倾主义的教化因而显得十分丑陋不堪。
第一类丑陋群体：“咋巴”。在上海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的主力阵营者，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国营、集体所有制）单位里的工人师傅，在官营体制里的男性父母官的高度庇护下，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迄今依然自认为是不可一世的“大姐大”，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上海本地人对于她们的品行特性认识是：“咋”（国语读音zhā，上海话发音读第四声），若带上感叹词加重分量，本地人称为：“老咋嗬！”，具有这种品行特性的女人被称为“咋巴”。
外地人谈起上海女人，人们只知道她们的标志仅是：“嗲”和“作”而已，其实，“咋”是更加本质地描绘出当今上海中年女人特征的。“咋巴”女人的性格特征是，豪放不拘，粗鲁泼辣，喜欢是在男人面前作“河东狮吼”状，企图在气势上压到男人。“咋巴”总是习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一副旁若无人、惟我独尊的样子，别人做了一件对己过意不去的小事情就“嘎啦嘎啦”吵闹着不罢休，讲话时候总是尽量拉大嗓门，甚而配合以用劲挥舞的手势以显示自己的声势和威严。
“咋”是现代上海女人的总体特征，但有程度分布的，显示出个性差别来。显然“咋巴”大多分布在低知识层次人群中，盖因低知识者的动物性侵犯本能强烈（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再说，低贱秉性易使低知识者亲近于极左思想，也更容易得宠，使之以为粗野泼辣就是“勇敢”的美德，实用性强，能够得势得利，反之便是“老实”——无能者的美德。以年龄段划分，以35~60岁段的中年妇女居多数，在她们的黄金年龄段正好度过六、七、八十年代，其时极左式女权主义大肆发威，而自以为是非常了不得了：“我是女人，我怕谁？”，于是上海地方的女权主义以豪迈的气概而企图“妾临天下”。年纪再上升，随着侵犯性衰退女人“咋”性也衰退了。当时代跨入了九十年代，上海经济建设开始了国际化，从而与世界文明交融，左倾主义就有所稀释，年轻女人“咋”性减弱。在地域分布上，“咋巴”主要集中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郊县的女人相对本分多了。
“咋”性行为的动机无非是二个，1），极力显示当今时代妇人的得志得势之状，即女人获“解放”的一种标志，这本是一种荣耀表示，若这种荣耀运用到外地人头上，则进一步强化了上海人“荣耀”的分量；2），为警示“符号”，就如鸟类、禽类、兽类在打斗时竖起的颈部羽毛那样示意强悍。当一个上海的女人具备着某种强势，如具备吵架的天性、会泼赖、会“全武行”的，或具有关系网的背景的，或是其他的，就很可能会示意给你：你得小心点，就让我占你一些便宜也罢，若与我硬碰，吃亏的总是你——以前，上海男人为之吃苦头真不少，只要查阅在“严打、刑打”、每年的“三八节”中上海男人与女人闹纠纷被大量判重刑的记录就足够了解——可这又怎能让外地男人来认同呢？
当上海女人用“左倾”的方式：上海特色的女权主义来迎接内地各方客人，内地客人当然并不认同，于是，被激怒的他乡人士也同样以“左倾”的方式（如民粹主义）来回敬，但是回敬的“针尖”却并非都是对准着“麦芒”，而更多的是偏了。只会一网打尽地叫嚷：“上海人素质差”。外地人难以了解到：上海的男人吃“咋巴”之苦久矣、受虐深矣。
上海人的性情总体是“水”的软性，是江南水乡文化塑造的产物，其智力结构和情商中缺少“硬碰硬”的元素，做人要讲究分清场合：叫做“领得清”、“轧苗头”、“看三四”，对于各种明的暗的示意功夫，对于现场态势的审时度势及察言观色领会至深，上海人的天性中缺乏杀身成仁的特质，崇尚“识时务者为俊杰”，即“认势不认道”，这就为女人“咋”性畅行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可是，女人的天性本来已经是软性的，为什么由水乡软性文化塑造出来的上海女人反而是阳刚之气有加而“咋”性大发呢？！须知，任何一个宏大的社会性现象往往都是与事件的外界有着广泛的多重因子的联系，为此就不能单从自身内部来理解。有一个关键的社会因素却是国人讳莫如深的，上海妇人之“咋”也，乃背后支撑着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作靠山，被激励、娇纵去“咋”、去“河东狮吼”，而浸透其中的秘密却是：“性政治”，也就是建立起一个“狮子型”的社会结构（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④
都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可是国人懂得：“女人的一半同样是男人吗？”当外地人在批评上海男人是如何“小男人”时候就忘了上海女人的“咋”性，好象上海的男女之间是浑身不搭界的，完全可以单独行事的，这样就背离了辩证法基本原理。当然，这里的问题是，上海的男人也非整体铁板一块，而是显著分层的。（参阅：《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弗洛依德认识到：人的情欲总体是不灭的，它也有着“守恒原则”。个人的心理能量不灭，只能转移，不能压抑和消除，否则，必然导致病态和精神分裂。我也大胆设想，我还可将弗氏的心理学原理推广到更高层次的两性社会学上：男性和女性加在一起，二个性别总体的情欲不灭，双方心理能量的总和“守恒”，它只能在男女之间转移。在我看来，当外界有了一个强力，如为了建构“狮子型”社会，遏制雄健的男性，剪除“狮子王”的潜在挑战者，极需“去势化”，这样便打破了原先的男女之间，以及男人和女人自身内部其的女性心理和男性心理形象（容格分别用拉丁词表达为anima及animus）的均衡，使得上海社会中的女人整体被激化成过分的男性心理形象animus时候，势必会造成该社会中的男人整体被压抑成过分的女性心理形象anima。
第二类丑陋群体：棚户区居民。
外地人士谈论上海人的文明素质怎样，显得笼统。其实上海人这个群体完全可以、也应当分层论之的，因为不同社区之间居民素质差距太悬殊。就如前述，这里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
讲“上只角”的居民文明素质如何高，则不会引起多少麻烦，但是谈论到“下只角”的则非常忌讳了。
国人周知，中国式思维是有“唯上”、“惟圣”、“唯老”的传统，那么，我在此也把革命的老祖宗搬将出来，好用来“镇邪”一下，这样说话算得上是“正气”了吧。
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德国人恩格斯于19世纪中叶来到英国当时最大的纺织城市曼彻斯特，对那里的产业工人阶级作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居住在这座城市的贫民区里的人们，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劳苦大众，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教养，因而显得十分粗鲁、野蛮、下流、肮脏、愚昧，“总之，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革命导师就是这样评价那里的贫民区居民的。
我认为，革命导师上述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上海棚户区里的大老粗们。
棚户区人士的文明素养确实为上海人素质的面子上增添了不少耻辱。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市区里的棚户区规模是非常之大，几乎每个区都占有，而居民人数众多。（资料：到1949年年底，上海聚居在200户以上的棚户区总计有300多处，估计居民总共有20万户以上、人口100多万，占到上海当时全部400万人口的近1／3。）所以，如果讲起上海的现代历史不论及棚户区，则是偏面的。
笔者投胎不佳，曾经长期落户在上海的棚户区里，深知这里的居民文明素质状况。当然，在以前居民身份的角度上，我本人也算得上是棚户区文明的产物。贯穿我的整个棚户区落户的生涯，感受到的是倍受恶邻欺凌的痛苦，是因为我和我的父母亲都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政治地位低下，又不会讲苏北话，再加上是个性格孤僻不合群的男子，家中户口极少，势单力薄，则成了棚户小区居民中的“少数民族”之中的特别异类分子，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承受极大多数人群的攻击和欺侮，被压迫在社会底层之中的再底层中的最最底层。
棚户弄子里，无疑苏北籍人士占据了压倒性比率，在讲苏北话的人群里，邻里交往崇尚“丛林法则”，这里的人们热衷于争夺弄堂里的霸权，动辄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相互较量着谁能够称霸于棚户弄子的“老大”、“老二”、“老三”，由霸权地位等级来分配利益和地盘，譬如争夺姘妇（上海话称为：“拉三”）、譬如争夺某块巴掌大小的地皮等。于是不断上演着“双龙夺珠”、“三国演义”、“四国大战”、甚至“五代十国”的游戏和故事，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主餐”之一。查阅公检法的档案材料肯定会知道，棚户区里刑事案件特多。打架斗殴最激烈时候展开的肉搏场面恰如壮观的战场：双方出动的都是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堪称“集团军”作战，因为，棚户区居民从原籍地迁移来的往往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三亲六戚组合成一个队伍，也就是好几家亲缘门户落户在上海的同一个棚户弄子里。再说，棚户区家庭里的一个特点是，子女众多，兄弟姐妹特多，这符合生物学的自发调节规律：“质不够高的，就靠量来补”，其结果是，在“丛林法则”的运用上大老粗家庭占尽了“人众势壮”的优势。
尽管说是“丛林法则”，但也不尽是全靠蛮力和野性。我发现，有时候也时常会施展“赖皮战术”，棚户区里通常成年人在争斗中，会运用“红道”的诡计，打出一张政治和道德性的“王牌”来。怎么打法？譬如“一支队伍”前去作战时候，乃特意安置一辆“重型坦克”冲锋陷阵在部队的最前方，何谓“重型坦克”？老太婆也！盖因彼等身上披着三重“厚装甲”：1）老人也，“尊重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了这块响亮的招牌，老人理所当然地占据道义上便宜，道德得分至少30分！2）女人也，在上世纪后半叶的上海，女人享有着得天独厚的宠爱和保护，因为这符合“狮子型社会”的构建（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当女人对阵男人的时候，女人的道德得分至少30分！3）大老粗也，因为他们是个“全心全意依靠”的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而大老粗这个群体还可区分出“依靠性”程度的等级来，越是愚昧无知的便越是依靠度高高矣。就我所知，江北棚户区里的老太婆，几乎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换言之，如此老太婆，已经将“依靠性”和“革命性”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她们会得意地欢呼：“乖骨弄冬、没得命呵！”那么当她们对阵知识人士的时候，至少攒得了政治分数30分！可想而知，一个家庭里如缺了“坦克”，等于武器库中少了一张“王牌”，则易成弱势者，当一个如我这般的人士出任“先锋”去与一个“重型坦克”去对决、去较量的情景，那将是多么可拍的结局哦！因为道理再怎么充足也只能获得10分。我深深体会了：“高贵者最愚蠢”这条“最高指示”的威慑力，我曾数次被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户籍警察痛责为：“书呆子！”被众人欺凌的我，再进一步地被道德谴责为：“不会打交道，搞不好群众关系！”。我悟道了：唯有卑贱，方为“聪明”，其实“愚蠢”、“聪明”都不是一般意义的智力而言，而是与政治德性挂上钩的，真正的价值指向应是“唯贱是德！”。我目睹一件棚户区里称道的“美德”，一位泼妇悍妇，年级轻轻身体健康，却整日闲散在家，不思工作不作进取，因其丈夫是位科研单位的老资格工程师，所以这里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泼妇大显泼辣赖皮之神威：每天晚上用高分贝的嗓门、用摔家具、用粗暴的拳脚、用充沛的精力（因她白天都空闲着）、用坚持不懈的持久努力到丈夫单位里去打小报告进谗言，最终慑服丈夫，达到满意的结局：丈夫收入的一半归她，而平日里家庭开支基本上还是由丈夫承担。就是这样一位妇人，被一部分人称赞：“能人也，很会做人，把知识分子制服了，搞得服服帖帖！”
我敬佩，这些大老粗们真乃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标兵！
“坦克”当为冲锋陷阵之用，不仅在于其重铠甲之护卫，而且也当然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切莫以为江北棚里的老太婆本身是柔弱无力的，一旦当她们斗志昂扬起来，大有“穆桂英挂帅”的味道，其侵犯本能也是相当可观的，似乎雄性荷尔蒙错了位疯长起来，因而具有相当的杀伤力。譬如，我曾目睹一辆苏北籍款式的“重型坦克”作战：一位年龄介于中老年间的妇女，摆出一副“孙二娘”的架势，吐沫横飞地咆哮着，将一块大石块抱起来，狠狠地举过头顶，朝着对手身上砸去，结果未能砸中，然后又举起转向另一目标，砸向对手家的门和窗，可见威力巨大。
吵架除了动用四肢蛮力和赖皮，棚户区里的苏北人斗嘴也有绝招，那就是翻江倒海的用尽恶毒词汇将你周身骂透、全身骂烂，还将你的全家人全都拖进来骂遍：什么“勒死你的妈妈的ⅹ！”、“妈勒个祖宗八蛋的！”。更绝的是，整个骂人语言能够是成套成套吐出口器的，长串的诅咒恶毒词语可以一口气连贯着串成“篇章”的。显然，对于吵架的功夫，是非常地老到扎实、已经驾轻就熟了。
我以为，任何一个成规模的人群，在该人群的每项素质的评估考核上都应有一个合乎数理统计规律的正态分布曲线。人群的规模越大，评估考核的正态分布曲线规律性越强（即稳定性越高），这就是概率论中有名的“大数定律”。很自然，正态分布曲线必定存在着前（高）端部分，因此棚户区人群中必定存在着善良之徒，儒雅之士，秀美之貌，睿智之才，但是比率不会高的，比常态社群肯定要低得多，但是讲义气的人倒是不少。1976年9月9日晚上，我所居住的棚户区里，哀号之声响彻一片，如丧考妣。哦，我发现，原来苏北人真的是情谊深厚的！
我的经历使我深深体验到了“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上海居民中讲苏北话的人士时常抱怨说，他们到了不讲苏北话的地区就会遭遇到籍贯“歧视”，然而这些抱怨之徒回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又加倍欺凌棚户区里非苏北籍的邻居。鲁迅先生大概体验、感悟更深了，告戒人们：“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我想，鲁迅所描述的正是公正缺乏的表现形式。
现今，上海的棚户区住宅绝大部分已经被拆除，原先其内的居民已经分散居住到全市的其他各个新建小区里。但是这些人群的劣根性并不会快速退化，因为人格内在结构都具有“习得性遗传”（拉马克）的稳定性，就现世来说，既然长期的左倾教化所已经造就了“三尺之冰”，解冻其冰也非靠一日之曝就行。因此，如同人体的癌细胞扩散到其他部位一样，其危害并未消除，因为从未进行过治疗，亦即，从未得到主流媒体的道德批判和谴责，换言之，从未经历过以意识形态呈现的书面文本上的正义矫正，因为这原本就是反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只需看看当年王洪文及其喽啰们是如何从棚户区里成长发迹起家的，而文革的事情现今却不容许深入去批判，就可明知这点。
可以说，“咋巴”群体和棚户区人群是长在上海人群体身上的二枝毒瘤，病灶未除，毒素依旧。可惜外地人士的口诛笔伐，却将锋芒全对准着上海普通的男人、普通的市民和海派文化，正是落井再下石，左了还要再左下去！
为此，今天，就让我施卫江打响这正义矫正的第一炮吧。我深知，正义的实施在本质上就是“得罪人”的，正义的事业就是得罪人的事业。为了矫正社会正义，我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得罪了无无数数的中国大众，也在所不惜！这本是思想天才应该付出的勇气和代价。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至２９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着重指出：“我们党长期以来存在着轻视科学、教育、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今天，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能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继续遵循着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轨迹，也同样出一份决议书，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向全体上海人民作道歉，并致以深深的谢罪？！
施卫江
写于江苏省昆山市吴淞江畔
注 释：
① 参阅：《上海在外国人眼里比在外地人眼里有更好的形象》，调查表明：“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受访者中，来过上海与没来过上海的人群相比，前者对上海的评价要高一些，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这恰能说明问题的一部分实质。
http://whb.eastday.com/w/20081005/u1a482563.html 以及
http://2010.xinmin.cn/expo600day/xmwzxd/cbwtyshsb/2008/10/14/1386785.html
②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05/17/1967668.html
③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④ http://www.tecn.cn/data/15808.html
⑤ 汤姆·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⑥ 同上，第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