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家庭、家族、宗族、部落再形成民族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文明经积淀固化成为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各种文化形成和沿续之路有曲直快慢，地域由小到大。在古代互相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各种文化大都顺其自然地演进，经过挫折和停滞或发展都具备了各自的特点。他们的表层特点以国家版图和和社会组织为支撑，很长时间内还以血缘和人种和肤色为标志，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文化的内核是民族成员的思想信仰、观念意识乃至风俗习惯。载体的特点是外在的有形的，核心观念的特点是内在的无形的。有形的方面会随着自身和周边人群的状况而改变。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改变或来自身扩展的愿望，或源于外部其他人群的生存发展的意愿和行动。行为方式主要是武力征服与贸易交往、杂处通婚两种。

 

　　和与战这两种方式是古代人群间的必然关系。征战能解决文化表层即物质资源的矛盾，改变对方有形的特点，却未必能更动其无形的特点如精神情感、风俗习惯等文化的内核。战胜方的文化水准如低于对方则可能反被对方同化。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共同对此作了验证。和的方式是双方的无形特征互融于无形的过程。但不同的文化内核使不同的人群很难互溶，彼此间观念系统、价值取向等深层的矛盾极易引发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远比因资源或实利导致的冲突更为惨烈，往往不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如果实力相当，将是没有获胜方的毁灭性的冲突。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数千年流浪，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带这种色彩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冲突。持续了上世纪后半叶的冷战可算是两种观念和制度不同但器物文化相近的文化对立，好在在韩战、古巴导弹危机、越战后文化冲突还没全面展开就以苏联一方的解体而结束。

 

　　古代世界相邻的人群为生存环境利益因素争斗虽然频繁，但多在邻近使两种文明中展开。既然相邻，文化就有相近或类同之处，互相兼容相对较为容易。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地球村，全球化趋势已基本形成，贸易壁垒已淡化，各方物质资源的交流大多在贸易中解决。发生碰撞的双方可能是两种相距甚远，时空差别很大、内核属性完全不同因而很难兼容的两个文化系统。冲突的双方也并非纯为资源和经济因素，可能是制度和观念而形成两种文化的冲突。人类世界现存的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个体系差异明显，后二者较为接近，如何互溶为未来的世界文明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今年逝世的美国学者亨廷顿{1}对此曾有预言，但愿不被其言中。

 

　　一个文化系统内部发展规律是，在面临某种契机时如能实现自我超越，确立新的坐标就可能使社会转型和民族腾飞来得迅速和顺利。欧美的近代文化和我国西学东渐的150年就是成功的例证。五百年前的欧洲由中世纪的古文化向近代文明快速的转变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期间完成的。英语renainssance的本义是再生, 译为“复兴”并加上“文艺”两字系中文译者按其内涵所作的意译，也并不确切。最初确是意大利文学家艺术家发现200余种古希腊典籍, 觉其大义与风格和中世纪的神权文化迥异, 充满人性意识和哲学思辨，心向往之。遂立此为改进的目标。百多年的文艺复兴远超了文艺范畴。它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全部价值观念和典章制度体系。南京大学徐新教授说：“西方文明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变化如此之大, 涉及范围如此之广, 造成的影响如此深远。中世纪的一切, 包括制度、宗教、经济、思想社会、文学艺术都受到了挑战。”“他所确立的权威和标准受到蔑视。 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解体了, 一种全新的、具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形成。”在论及此后的文化启蒙时徐先生也写道：“由文艺复兴奠定的人文主义传统被进一步弘扬与升华。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崇尚的自由、平等、 民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成为一种传统, 并传遍整个西方世界。”（2）

 

　　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对欧洲中世纪的文化的清理与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果除了马克思所赞扬的，在150年中产生的物质财富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财富总和的三倍之外，还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立宪民主和科学昌明的这两个人类文明前所未有新时代。迅速完善了西方文化的结构，形成了跨时空的6个板块，这就是：古希腊文明的哲学思辨方法、古罗马文明的规则和法制意识、中世纪文明的普遍信仰和宗教情感、文艺复兴后的人本主义，文化启蒙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昌明、起源于英国完善于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六者合一，使欧美崛起并超过其他曾经很发达的古文化系统而领先于世界几百年。分析西方文化的这六个组成部分可知，前两个板块是对古文化的跨代选择继承；对中世纪社会文化既是超越也有继承。后三个板块则是建立新的文化坐标后的原创。学界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定为人类近代社会的起点不无道理。欧洲因此不光完成了各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成为人类诸种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体系，引导人类文明告别古代，进入了近代社会。

 

　　此中形成的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教文化，特别是其集大成者，清教伦理和行为准则由英国的清教徒WASP（3）移植到美洲新大陆成为美国文化的直接源头。经历了其立国之前近200年的社会实践后,在弗吉尼亚地区形成了拒绝专制大一统,实行民主自治的政治传统；在包括今天6、7个州在内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了清教追求独立、自由、生活勤朴，努力工作的道德伦理和积极的处世态度；在马里兰地区形成了思想宽容,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社会环境；贵格Quockers教派孕育出的珍视生命、反战争、反暴力的的社会心理(4)；他们为今日的美国文化各自贡献了一种或数种文化资源。清教文化和洛克的“人民赞成”的民主理念影响了华盛顿、富南克林、杰斐逊等美国的一代开国元勋pilgrims(5),他们的信仰通过“大陆会议”反映在《独立宣言》中。《独立宣言》的精神通过”制宪会议”体现在《美国宪法》里，200多年来成为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底蕴和基石，美利坚民族的道统。在短短400年中,这一年轻的民族具有了既不同于东方也不等同于欧洲的文化体系。其发达和先进程度迅速超过了其文化母国，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反观我国近代160年来的文化反思有两次高潮和两度断裂，使我国社会始终未能确立新的人文坐标，至今仍处在体用矛盾之中。所谓“中体”指我国的观念文化即道统和制度，含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两个层面，体现在经、史、子、集当中。“西用”是使用西方文化的科技发展物质文明,富国强兵,为己所用。张之洞一辈提出体用之说是中国人在西学东渐中对两种文化相互关系的首次表态。在当时要力敌朝野的非理性排外的种族激情，实施救国图强的振兴计划十分中用。既符合两种文化交融初期的规律，良好的历史效应也有口皆碑。无疑是国人长足的进步，停滞了近千年的中国文化被注入了活力，由此踏上了命运多舛的现代化之路。着实是民族之幸，哲人之言。但中国和西方这两种文化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长期积淀而成、全无亲缘关系得两个独立系统，内核差异殊多。我们用本土文化的观念意识和典章制度来承载和支配外来的物质文化并不协调。此后的种种矛盾、低效、痛苦、反复均由此而起。因此体用结合之说不是最佳也不可长用，百年之后便是迷途。

 

 

　　一个文化体系是个整体，观念、制度、器物三个层面必须属性相同，表里不一就是结构矛盾。就像那次上海合作自治会议上与会元首们着中式上服合影之后，近年就有人穿“唐装”或曰汉服显形于市。我国古代上衣下裳讲究相配。今人不识唐代服装而把清代的短上衣误为唐装。人们会错了意，表情就有了毛病，穿的是清代的马褂。这种“满装“当年曾被汉族的洪秀全一伙骂作妖服，也为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所不齿。今人穿着它还下配笔挺的西裤和摩登皮鞋，这和某人如上著西服，下穿中国旧式折腰裤，足蹬麻鞋一般不协调、很难看。这类搭配在百年前被国人称为“二毛子”装。如今倒被目为唐装了。真正唐代那种宽衣大袖的长袍，他可能又不想穿。衣着还只是带点风情的器物文化，不中不西都别扭，何况整个社会文化。

 

百多年来中国人最大困难和的痛苦就在对待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上处于灵魂与肉体的冲撞之中。不忍舍弃本土文化，又选择不出哪些可与时俱进的元素加以弘扬，要发展，外来文化不学不行；用其中部分感到低效变味，全面学习又于心不甘，恐招唾弃。百年的迷茫就是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就是要兼得鱼和熊掌的心理图式。这种古国常有而并非必有的文化心态定不下我们的社会目标。日本就没这种折磨和折腾。太和民族古时学我国唐代，被汉化，至今他们也承认。他们近代学西方，竟以“脱亚入欧”为文化目标，经“兰学时代”而崛起，早成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他没亡国亡种，还保持着不少自有的国粹其实是我国唐文化的遗风，比如用龟山、龟田等词做人名，茶道，大招提寺、鉴真肉身等。我国古文化的超强生命力和惯性使主流社会保持着古文化的精神状态和价值体系，物质方面的生产消费又想与国际接轨，面对这种内在冲突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确是务实的至理名言。后世轻狂者不可讥之。只是一个民族的行进，势不可挡，尾大不调，前沿摸得到的感觉后随者难以同步感受。免不了要喊话，调整而多耗人力和时光。与正对路标标而行，能耗大点，速度慢些而已。

 

　　我国近代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敌对（1850—1900）——盟国（1900—1949）——敌对（1949—1979）——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1979—2009）四个阶段。两度坎坷反复，多半还是缘于我们自身的原因。我国社会发展较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上世纪初的五十年和最近的30年。两次都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时期。第一次从引进西人的“奇技淫巧”到制度模式再到了观念形态，只是后二者未及深化，但我国叩响了近代文明的大门。第二次尚在进程中，引进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管理模式和输出资本，30年内经济总值翻几翻。一跃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实体，体制和观念也未及更新。这不是巧合是必然。历史的启示应该认同：一，改革开放，与外部世界交流则国兴！闭关自守，我行我素则国衰。而落后就得挨打！二，不同文化间的暴力对抗是两败俱伤，弱者愈弱的下策。在国际和平环境中的合作、交流、发展才有利于各方。

 

　　人居的地球只有一个，生产与科技已经使东西方社会不可能再像古代那样各自封闭地存在。我国现在可以主动地与世界文明平等对话，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已成大势。可是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西方的观念如何相容，中国文化有哪些元素可以向外输出，成为人类普世价值或曰一般价值的一部分。当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处于这历史的路口，面临着这两个严肃的文化难题。

 

　　我国现时的社会心态看似刚劲其实仍是弱国心态：积贫积弱时以祖先的光环自慰自豪，仇视强者而不从自身找原因。国力有了发展，泱泱大国的故态复萌，把任何具体成绩都视为争光雪耻。过高估价自己，非理性的排外情绪斥于网络和民间，与百年前的义和拳民有几分相似。好在决策层稳重冷静，不为所动。中华文化真的现代化了？与发达国家不用对话而非要“叫板”吗？

 

　　反思150年西学东渐的历史，中国文化开始与西方文化对话时我国是弱者，处于被动。文化交流是单向输入，大势是西学东渐。在晚清第一次体制内改革开放的50年中，发展呈依次深化。中间变乱频仍的50年是器物文化呈螺旋形发展而体制与观念滞后；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基因相比，科学技术虽屡经曲折到底还在发展而民主法制却是姗姗来迟，没有同步。

 

　　第二次体制内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物质文明大发展，经济已经转型，国力大大增强。已有以大国姿态置身国际的硬实力，承担大国义务也理所当然。但是，基督教文化的外向性和儒家文化的排外性，强国之间如因各自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乃至制度不同如产生分岐导致纷争，对国际秩序是祸是福?国际社会能否和谐？我们的前人没具备这种能力，故无须思考这一问题。中国社会对内如何协调地发展，对外如何和谐地融入国际社会，为人类文明贡献那些有益的文化资源。当代中国的理性思考正其时矣！

 

　　科学地看，国力分硬件软件两种。凡能以数据描述的经济指标均是器物文化，是国力的硬件和基础，是文化的表层。光有硬件不够，只有软件即文化的内核也同步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社会才能持续发展，才是整体上先进的文化。美国的发展有其七八个硬件和软件上的原因。毋容讳言，我国在文化在观念和体制两个层面还明显滞后。在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公共权利和责任，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未能同步。这些都可能制约我国的发展后劲和在国际社会的能量释放。

 

　　我国不少的观念还停留在中古时代。比如眷念专制独裁的大一统，向往明君贤臣的开明统治；漠视自由、独立、平等、公正等近代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国人的天下观有两个特点：一是信奉家国一体，成王败寇，鄙视和不尊重失败者，崇拜权利等那些以古人类和的动物食物链为依据的行政等级观念的政治伦理。家国一体本来只是帝王的需要。做为人王，他们既不敢象狮王那孤身御敌，也不呵护群体的成员。只会“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疆域愈大，历时愈久，王者权力愈大，财富、美女愈多，宫殿、陵墓更加辉煌，贪欲得到最大的满足。秦皇汉武，唐宗明祖莫不如此。遇有战乱就一边惊呼“天下勤王”一边仓惶逃窜。周王室、唐玄宗、西太后路不绝尘。百姓总是炮灰和离乱之犬。平民与“天下”的关系只有劳役和捐税，不得分享任何国家财富。这种只有奉献义务而没回报的野蛮构架只是帝王的家天下。所谓仆射、司马、青州牧等官名明白表示官僚都是皇帝家奴和牧羊犬，百姓是牛羊。我国以吏为师，两千年来的大学问家全是官僚，李斯韩非、司马迁董仲舒、孔明陶潜、魏征房玄龄、李白杜甫、韩愈和“唐宋八大家”王安石范仲淹朱熹等无人例外。“齐之以礼”的儒家教化和“齐之以法”的法家残杀，把天下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于王者“使由之”；他们把天下为私的家国一体巧变成民众意识，诱导天下人为王者“进亦忧，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庙堂之高”都深恐“高处不胜寒”。中华古文化的道统就是官学。即使那帮揭竿的暴民也仅想自己登上食物链的高端，“成者为王”，让臣民慑于淫威和欺骗，接受这伙自诩“天人合一”的窃国大盗并山呼万岁并不会讲重人道，还政于民，也就是他家世世代代为民作主。

 

　　我国古代“天下观”的另一面是以“中央之国”自居，万方皆王土，万国应来朝。从司马太公作俑将人的生命道德化以后，我国文化就开始赋予王者强人将他人的生命分为“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私权。背弃孔子“仁者，爱人”且爱及动物的原义，也与西方文化“珍视生命”的终极价值开始分野。国人的生死观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价值观加上喜爱红色、不怕流血、膜拜君主的武功等形成了崇拜暴力和轻视生命的潜意识。兽性在人类古文明中的残留也是我国社会反复折腾，少有安宁的祸根。近世对于这种野蛮的价值观非但没加改造反而愈添了光环。与国际主流文化的人道理念近乎对立。

 

　　传统文化留给国人的线型思维方式不是孔孟的中庸之道而是偏执一端的一元化判断方式。由此生成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边倒，不宽容，容不下反对派，听不近不同意见而使中国文化缺失民主的基因，成为专制独裁的沃土；此外，我们重整体而轻局部、重结论而轻结构、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思想方法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助长了千年不衰的教条传统；惯于继承的传统遏制了创新机制，使人重祖泥古；重感情而轻理智；重人格而轻才智；专制高压下衍生大量的犬儒、游民、刁民、暴民唯独不可能产生公民；由愚民政治铸就的他律型价值观导致人们没有独立意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除了王权指向就只有集体无意识；兵家理论的虚诈和心计使社会缺失了系统，老实人吃亏；贫困的社会和等级观念共同导致了普遍的特权欲望，社会的公义慈善意识匮乏；

 

　　传统的行为方式的特点是重目的而轻规则，重现实而轻信仰，日子稍好就大肆挥霍。举国上下一起浪费，凸现出宫廷气派和帝王的张扬。轻规则在中医、体育运动和民间技艺中反映最典型。他们大多只能局限于本地本门派而不能社会化，难以国际化。武术门派林立，不少门派就建立在拳师个人甚至神话传说上。20年前上演的几部功夫片提到的地名，那几个地方的拳术霎时间就风生水起，武校武馆火爆。影视业为造势而发的广告词中的胡吹什么人救过某皇帝，顷刻变成了该地的文化景点，子虚乌有却大言不惭地走向世界。由于各门派自立规矩，没有社会性的规则，国内比赛就很困难，进入国际体坛如何行得。民间技艺不是祖传就是秘方，在神秘中无法推广。药商为占领市场还抬出古人，哪怕是尸体也行。三十多年前有个古墓出了具女尸，立马有人借尸还魂，用作养生保健品名，这具女尸享年不过55岁。如何养生不能自然其说。无奈这汉魏玄学就有人信且愿意掏钱。

 

　　由于不重理性，当代社会严重缺乏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我们在生产消费层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但社会的愚昧与迷信的误区俯拾皆是。君不见，满身披挂洋服洋装的高等华人热衷于占卜风水和算命巫术，生前为求长寿而过分信赖并滥用保健品，为死后荣华先建造活人坟墓，与秦始皇何其相似。国人因笃信鬼神，对迷信甚或邪教分外痴迷。诚然，我国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宗教国家，中华文化属于世俗文化也非宗教文化。作为思想支柱的儒家主张“入世”即经世致用强化人们世俗的功利意识。天人合一的观念使我国的世俗王权远强于西方。西方长期是王权神权并存，王权只执掌世俗人事，精神领域由神权代表——教会操控。即使在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这两个系统也有缝隙和裂痕，王权只是两份天下有其一。中国文化的王者是世俗与精神的统管，政教合一，疏而不漏。这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频繁改朝换代从未中断这种政教合一的道统。我国的道教和佛教教义都是反恶向善，但由于讲“出世”，其生活方式又较为消极，不为王权所需，于农商经济无补因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少数帝王笃信但毕竟要顾及其家天下而不能扶其成为国教。由是我国的宗教始终处于“无神不信”的原始状态，无法与王权抗衡。近世汤若望，利玛窦，马礼逊、威妥玛等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受到我国朝野从老百姓到士大夫的一致抵抗。。康熙帝视其为门客，听听海客谈瀛，把玩奇技淫巧，至乾隆便一律逐出。他们除了传入少许科技信息和知识，与徐光启等少数士人为友，稍后的威妥玛为洋务派襄办近代邮传外，于我国的王权文化影响甚微。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漠视，我们以为自宗教革命以来西方文化对基督教作了全面反叛成了无神论者，殊不知新教并没有离经叛道，只是改变了对教义的理解，向自然神方面转变，处事的态度变得积极，更重于生产和科研。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世界绝大多数人的信仰和精神情感。美国新教信众占总人口的60%，天主教占26.2%，加上犹太教和其他教派，95%以上的人都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文化包括制度都是“以上帝存在为前提的”。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无神论的一味推崇，使国人更无宗教情感。具有思想信仰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我们自古就没有通过宗教形成一种全社会认同的主流信仰，人们的精神领域更多的是世俗的得失和迷信！于是将宗教信仰混同于迷信，同置于扫除之列。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文化背景颇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思想隔阂不可忽视。

 

　　六十年前形成的苏联情结对近20年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在，这一社会坐标及其运作程序在30年改革中更动甚少。现今仍存在人治，国富民穷，国家主人主体缺位等诸多全局性、结构性弊病。不能断定我国的硬实力强大而无忧忧。按人均占有量不高，国家财富主要由公权机构支配而很少有直接的民享。这种集中天下财力物力的模式无疑源于我国的集权传统。对外有利于种群间的竞争，不足之处是如果决策失误就会竭泽而渔，分配不公。现在社会的贫富差别接近警戒线，80%的人除了自己的耕作产品和工资之外没有财产性收入。城乡二元化的还没把大多数国民涵盖在各种社会保障之内，因而有悖于社会公正和全民所有的原则。人口太多是我国最大特色，达到中等国家水准谈何容易。地方机构大量的亏欠，对环境资源的透支使得有些地方山河含泪，草木不生，鱼米之乡，棉麻之乡已成旧称。对外向型企业而言，依靠区区数百元的月薪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低成本的外贸商品，如果付出正常资源费和工资后，在国际市场的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以上陈述论证了两点：一，我国当代社会文化还带着明显的古老文化的烙印。它不会简单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或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变化！相反，还会阻抗新文化的生成和社会发展。二，现存的古旧文化不利于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对话。而在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的今天，各种文化又必须对话。

 

 

　　我国当代改革开放的意向和动力来自上层而不是民间。前几十年的中苏两种旧的传统所造成了民族理性缺失，研究禁区甚多。三十年前那次解放思想主要突破了当时奉行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两种旧传统的观念和体制触动不多。这种文化结构性的矛盾衍生出的腐败低效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使改革大业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对话不到200年，我们经过150年的曲折和奋斗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第三大经济实体，作为主动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后起之秀，平等地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的“大变局”

 

　　面对此次的大变局的难题之一是社会缺少思想资源。古代先哲的明训因不合时宜而多不能用，苏联的旧套明显过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某些部分已被历史所超越，发达国家的经验又不能照搬。中国特色是唯一的门径但其内涵尚不明晰。客观地科学地从传统文化中剔出对我国文化复兴大业有利的文化传统还未见新说。找出有学理依据，排他性较少，可与国际社会兼容的文化元素颇为不易。如果是立足于人口超多，劳动者普遍素质不高，经济仍在发展中等基本国情，更新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体制而异军突起，形成的中国特色，对人类文明是大贡献，尤其对那些古文明亟待转型的国家和民族不啻提供了成功的样本。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难点之二是目下我国的文化精英失语，没有知识团队在探讨如此重大的文化课题。现今的学术研究很繁荣，但寻常的研究通常只是探究本专业内的单一主题，而社会的文化启蒙是大的系统工程。建立正确的社会文化目标需要诸多的新的思想理念作支撑，更需要向社会传播激情，受体又只能是具中等文化的大众。并非学术殿堂的专业论文所能为之。综观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界，我的感觉是术多学少。 即使在单一领域中有思想的学理研究就少，综合性有深度的大作更少。现今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文化启蒙的作用不大，但学人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当代文化人的自恋症。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专家余三定先生曾说,：“个体学者可为学术而学术, 整体学术必须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学者自觉主动以学术研究作事业去关注现实, 影响社会应当是学者的良知”。（5） 这位持中而温和的学者道出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艾略特也认为“文化精英是最好的解毒剂, 在任何社会里都提供对权力经纪人最好的批评。这就是知识的目的及其对公众幸福的主要贡献”。（6）当代也许最缺的就是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合成式的学者。文化学界对此责无旁贷。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指生产消费的发展，没有观念和思想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六年前作古的我国当代文化的思考着李慎之先生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7）要完成对自己文化的更新或超越就必须清理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官学传统和苏联的极左的教条，突破二者的樊篱，再次解放思想，刷新明智，尽快完成体制的现代化。那样东方的雄狮将更增添活力。在铁马冰河入梦之时我常低吟两位悲剧性的流行歌星周旋和邓丽君先后演唱的《何日君再来》。魂兮归来，文化启蒙。

 

　　注　释

（7）刘小嘉 《学者李慎之》《南方周末》200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