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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内化与语言的社会发生


发布时间:2008-08-24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刘巧燕

Inter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and Social Occurrence of Language
 
    摘  要:­­­合作是人文科学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此问题在母、婴之间的互动情节中的现实表现,发现母婴合作能够内化为语言机能,并成为个体心理沟通的实现途径和人脑的思维机制。
 
    关键词:合作,内化 ,语言的社会发生
 
Liu Qiao-yan
 
(The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f Huai Hua University, Huai hua Hunan, 418008)
 
    Abstract: Cooperation is the heart of the humanitie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baby can be internalized into language abilit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ression of cooperation in mutual behaviors between mother and baby, and becomes ways to achiev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ought system of brains.
 
    Key Words: Cooperation; Internalization; Social Occurrence of Language
 
    1、人文科学的焦点问题:“我-你关系”
 
    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多数脑科学专家都偏向于认为,思想意识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维特根斯坦从感觉的私人性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得出私人语言不存在的结论[1]。这意味着,仅有感觉和知觉,如果没有个体间因素的介入,语言以及一切依赖语言而创建的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出现。
恩斯特·卡西尔以一种新颖的“我”“你”交互作用说,把一种文化学的合作观作了极有深意的阐发。他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强调:观念只有通过传达,通过人与人的谈话而产生;人们获得概念和一般理性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是靠你、我相互做到的。并通过批判形而上学的“我”之概念,把现实生活中的“我”的描述为一个活生生的感知觉的主体。这里,“我”与“你”是一个“被空间上的鸿沟所隔开的东西,然而,有一种超距作用跨越这一鸿沟[2]”。“‘我’和‘你’只有当它们‘为了彼此’而生存时,或者只有当他们处于相互制约的功能性关系中才存在[3]。”在卡西尔看来,这种“我”“你”之间的鸿沟如何被跨越,要到“我”、“你”间的功能性关系中去寻找实现。“我”、“你”间的功能性关系构建了一种特定的相互关系:“‘我’和‘你’之间真正的联系,存在于参与一共同的言语世界的行为之中”。“通过这一言语世界的日常不断结合而建立‘我-你’关系 [4]”。即通过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而建立起沟通关系。显然,卡西尔在书中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将文化符号的研究放到一个生活世界的图景中,放到现实生活中的“我-你”关系之中。但是,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站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文化立场上,置身于概念的世界中,因而他无法真正把握住现实中的你、我之间的客观联系;同时又不可能突破其方法——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他在“我-你”之关系的理解上,仅仅依据的是一种独立的主体,并没有认识到,在“你-我”中,至少有一方充当着社会存在的“载体”的作用,在这个“我-你”之关系中,包含着更隐密的一层关系:“我”与“社会存在”之关系。这层隐密的关系,直到1991年9月,钱学森关于“人体与社会交互作用”假说[5]的提出,才正式将这种隐密的联系揭示出来。其实,关于文化的科学,也正是卡西尔所圈定的“对表达感知”的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中的“我-你关系”的研究。在这个世界中的“我-你”之关系,不是指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生活世界中的人与人之间互动机制,创造性地构建了表达方式,和对该表达方式认知的机制。在这里“创造性”所基于的是一种能力,是社会存在,在合作机制中,关于“我-你”关系中的隐密存在者正是通过对合作的每一个细节的清理中我们终于将这个隐密的关联者揭示出来,使我们最终明白“我”“你”之间的鸿沟如何被跨越的原因。
 
    2、合作在缔结意义接收和发送的神经机制中的作用
 
    2.1 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
 
    “合作”这个词汇在日常生活经常使用,似乎很平凡,其实合作是一种很复杂的相互关系。即使最简单的二人合作也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组织,除了要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主体以外,还需有迫使两个独立动机联合起来的原因。二体合作至少有三个原因——合作的每一单方面原因,以及把两个方面原因关联起来的“共处”的原因。显然,这第三种原因不可能从合作的单方面中找到,而只有从依附于合作主体上的社会存在中发现这种关联。以母婴合作为例,当婴儿哭了,他是有什么要表达,但又表达不出来,哭就成为有所表达的一种通用表达方式;母亲听到哭就烦,见到笑就心花怒放,母亲就想见到笑,消除哭声带来的烦恼,这两者目的不同,动机不同,但能把母婴各自的目标关联起来,形成合作,即在母亲消除自己的烦恼的同时,也实现了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问题是,母亲在完成这种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中起主导作用,她利用了自身已经发育完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和能动的行为能力。母婴合作正是卡西尔关于“超距作用之跨越”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中的我、你的功能关系就是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
 
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是将母亲方面的本能与婴儿方面的本能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关系的建立,靠的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存在——母亲知道婴儿为什么哭,知道怎样消除婴儿的哭。这种社会存在对于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不可缺少。我们没有必要追问这种社会存在从何而来,只需基本认定这种事实存在着。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存在,母婴共生构建至少在现实中不可能建立起来
 
    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合作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表现,而且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陈琴和庞丽娟博士认为,合作是合作认知、情感、技能和行为的综合体。合作认知、合作情感、合作技能与合作行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合作的整体[6]。如母婴合作:婴儿饿了,产生了吃的本能冲动,因为它还不具有自我意识能力,自己不能说,自己也不能去拿奶瓶,甚至还不知道吃东西能够解除饥饿的痛苦,这就要靠母亲通过观察婴儿的表现(如哭、笑表现)来认知这种需求;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是因为母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使然;拿一只奶瓶塞到婴儿的口中,这件事虽然简单,但母亲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婴儿自己不能,这就涉及到合作技能的问题;最后母亲这样做了,婴儿如愿以偿喝到了奶,并破啼为笑,这就是合作行为。合作就是这一序列的互动过程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事件序列。
这里我们引入了一种新的“关系”——“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来说明合作目的的具体机制。传统目的论,有一个隐形的假设,就是存在一个主观能动的主体来设计未来目标,而“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则不需要引进这种主体假设,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是一种社会自组织,不是在某一特定的主体中完成,而是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中完成。正如婴儿关于饥饿的本能反应、母亲对婴儿的感情联系、母亲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交互作用机制,这个机制决定了一个确定的未来结果——解除婴儿的饥饿感同时也消除了母亲的心理焦虑。这里“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是自动化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引领着整个事态的走向,导致唯一可能的结果。
 
    2.2 合作的内化
 
    新生婴儿没有意识,与成人之间的合作是依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建立起来的。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事实上使本来不具有目的意义的婴儿原始的本能(如因饥饿而哭)赋予了目的意义,成为婴儿表达生理需求的工具。社会给了婴儿的原始本能反射以解释,并非婴儿的本能固定地与某个解释关联,解释是环境强加于本体的,同时环境在将本能行为的意义解释强加于本能主体时,这个本能主体对这种强加的解释做出反应,即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内化为一种神经机制
 
    通过母婴合作,婴儿的心理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导入的母婴合作过程,建立了“饥饿-解除饥饿”两者之间的神经联系,这种神经联系是一种具有二重结构的复合型条件反射——我们称之为反身性条件反射。反身性条件反射实现了婴儿先后出现的两个生理状态上的有向路径关联,这就等效为母婴共生关系的合作内化。
 
    由此可见,母婴之间的心理沟通不是依靠通讯机制实现的,而是依靠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实现的。婴儿饥饿感消除,是由于食物进入婴儿胃腔后的生理反应,这种生理反应的表现是能够解除胃平滑肌的强力收缩;母亲虽然看不到这种强力收缩,但通过动态分析可得出婴儿饥饿感消除的判断,并与自身的经验联系起来作为理解。可见,这种通讯的实质只是因果相关而已,沟通的全部表现,仅仅是合作的默契,并非言语信息传递所致。
 
    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使婴儿的所有原始本能,都按生理机能的相关性链接,建立本能需求反射与满足反射的二元组联系,这种二元组反射(反身性条件反射)外显为哭、笑的可操控性,使婴儿的需求状态能够及时表达,为母婴合作的实现提供指示信号。通过母、婴合作,建立了一条通过合作解决婴儿自身生理需求的外部联系。母亲根据这些外部表情照顾婴儿,也就是针对这些表情后面的婴儿需求设置条件刺激,建立条件反射,安装目的机制,使婴儿的内部需求通过这些外部指示信号确立了成人对婴儿进行照顾的“键盘输入”装置,使婴儿的全部本能都取得了成人强加的意义。
 
    婴儿从本能人,到有目的倾向的本能人,实现了人个体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时,婴儿的原始本能通过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成对地、有方向性地组织起来,出现了本能机制按社会的习俗和规范两两联合,形成符合社会规定的、有固定模式的、开放链式的 “本能组”结构。成人是在这种本能组按社会规范连接的能动的引导者。婴儿因饥饿而哭,引起了婴儿嘴唇不停地做吮吸动作,这就创造了多本能组的复合体的构建。而更大范围的这类复合体的构建,比如婴儿的饥饿——吃食本能组,可以与抓握——运送本能组构建更高复合程度的二级本能组。在抓握运送的同时,眼睛要注视食物,配合手的行动,于是第三个本能组又通过母婴合作组合进来,于是我们通常可以观察到婴儿饥饿了,于是会本能地注视某一食物,并将手伸过去,口腔一张一合做出吃东西的样子,这就是婴儿通常用来作为代偿语言作用的示意动作的萌芽。这种由多种原始本能组合成一个系统,为表达某一目标的复合的本能行为,是母婴一级合作基础上的高级合作表现,这种本能的“理性”组合(过渡性语言)其实是合作使然,这也使婴儿的目的更易于被母亲识别,由母亲引导着婴儿神经发育走向多器官综合联动,协同发展的道路。
 
    此后的另一个飞跃,是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时期的母婴合作,母亲一方面不再局限于对婴儿哭、笑作出反应,而且还对婴儿倾向性的行为或注意力投射加以关注。这时的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是母亲的智力因素和婴儿按反身性条件反射匹配成对的本能组间关系,并促使婴儿神经系统的后熟发育向着母婴合作效率提高的方向发展,这确立了母婴合作的第二个层次。这时期的婴儿,一旦饥饿感出现,就立即产生了吃的目的,激活了吮吸的本能行为,这使得目的与行为多方关联,引导着婴儿神经系统多路径同步发育和网络化关联。这个时期的母婴合作,建立的目标是将婴儿的吃、喝、拉、撒等目标提升为这些目标控制下的行为支配能力,促使这些行为的意向性更加明朗化,发展出复杂的、多功能链接的表达形式。
 
    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以合作内化的形式建立了一种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独特的条件反射机制——反身性条件反射机制。反身性条件反射机制在逻辑结构上遵循着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逻辑,即作为一种因果关系间的二重因果关联机制。其中既有母→婴关系,也有婴→母的关系,联合起来就成了母→婴→母→婴的关系。这个循环对于婴儿这一特定主体来说,其循环链就是“婴→母→婴”,在数学上是一种自反性关系,自我意识机能的形成就是靠这个合作程序。可见社会性发展的结果是促进了主体性机制的发育,而高度发展着的主体性机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入更高的水平。
 
    2.3 合作与理解
 
    在母婴合作过程中,婴儿和母亲各自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两者分别以其所担当的角色的方式达到两个因果关系间的关联——当母亲听到婴儿在哭,嘴一张一合,就知道婴儿饿了,要吃东西,这种推论的依据是有过多次这样的合作经验,此后,母亲只要看到婴儿在哭,嘴一张一合,就知道婴儿饿了想要吃点什么。这个被推知的婴儿内心状态与婴儿真实的心理活动相符,这时我们就认为母亲的认知已经深入到婴儿的内心。这种合作的境界达到极至,是使婴儿在饥饿时准能看到了食物,在干渴时准能看到水,在孤独时准能看到妈妈。这里有一种成对出现的事物:饥饿-食物;干渴-水;……这种二元组的形成,正是母婴合作的成果,并被一种反身性反射机制内化为一种成对出现的心理结构,在这个二元组中,一方是不可见的婴儿内心感受,如饥饿、干渴、孤独等,另一方是可视物,如食物、水、妈妈等。当母亲通过研究婴儿的哭和笑来探测到婴儿的内心,同时母亲也用二联体规律来改造婴儿的表达机制——不再用哭和笑两种表达“词汇”,而是当婴儿出现“干渴-水”二联体的同时,母亲会不失时机地引入符号刺激——“茶”或“tea”的语音。当“茶”或“tea”与“干渴-水”的二联体之间建立更高级的二联体反射:(干渴-水)- tea,这时哭和笑的表达方式终于被一种语言符号代理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更精细的表达与理解的关系。这本身就是母婴合作的深化过程。
 
    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在二联体演变过程中发展着,从而实现了不可见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和理解的实现。
 
    这种由母婴共生关系构建演变而来的二联体[7]结构,可以描述为:
 
    ⑴、物理的或生理的刺激A和B;
 
    ⑵、A和B在内心中产生关于A和B的表象分别为A′和B′;
 
    ⑶、如果一个未知的神经组织(或神经元)X,对物理的或生理的刺激产生心理反应的模式具有下述特征:
 
  若输入变量为: A
 若输入变量为: B
 若输入变量为: A+B
 
则这三组输入产生的输出模式都相同,都为(A′+B′)
 
    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物理的或生理的刺激A,或一个物理的或生理的刺激B,或两个刺激A+B同时输入,都能同时激发出成对出现的内心体验组(A′+B′);
 
    ⑷、以上⑴、⑵、⑶特征的内容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功能模式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可再现的经验,成为人际交流中的一种固定的经验单元,我们称之为二联体。从神经生理学意义上说,母婴合作的结果是生成了这种二联体来代偿母婴共生关系的逻辑断点。
 
    3、合作与符号起源
 
    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人类初生婴儿比大多数动物幼仔更低能,生命更脆弱、身体器官的结构与功能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这就更需要成人的合作和家庭、社区的合作环境的支持。从已经挖掘出来的一些有关古人探索人类语言起源的实验的史料来看,没有母婴合作,婴儿不但错过了获得语言能力的关键期,而且生命也难保[8]。对于一个比动物幼仔更低能的婴儿,它的生存能力几乎全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如何使婴儿安全度过生命力脆弱的婴儿期,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母婴合作却意外地成为婴儿意识能力和语言社会系统发生的发生学机制。这时连接母婴关系的唯一纽带就是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在母亲看来,婴儿的每一个无意识行为或本能反应都是有意义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意义并不终止于母亲的理解,而在于这种理解,最终引出母亲照顾婴儿的一种理智的行动。正是这种行动,使婴儿的无意识行为或本能反应,安装了以条件反射连接的输入端,并促成了婴儿多种孤立的本能按生理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有向连通,与由此引起的母亲的认知反应相连接,并通过母亲的行为产生的效果,建立了从婴儿的无意识行为或本能反应到获得合适的照顾相联系的固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终端正代表了母亲指认的某种意义。这就产生了一种符号关系的萌芽。母婴共生关系的构建在本能应答的心理层面演变成为所指,母亲的含有智慧的主动行为提供的服务成为能指。这时形成的符号只是半个符号。合作的内化进而使这半个符号作了进一层符号化演变。这里,二联体机制的形成——一种反射性条件反射的机制以神经机能的发育的方式固定下来,“内化”使合作中指定为母亲的一半任务被内化为婴儿的能指;合作中指定为婴儿的一半任务成为母亲的能指;一个完整的合作是母婴共建的,也是婴儿的能指与母亲的能指构成的一条环路。所以一次母婴合作以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分别为母婴双方进行符号解读。这时,合作以一个关系系统的整体的方式充当着符号中介的作用。
 
    合作是符号的本质,也是符号的原始形态。高级符号是低级符号的符号,是合作的进一步抽象发展而来。作为合作的一般等价物形式,正如商品从布匹、烟叶、大米、黄金、白银等实物形式发展为现在的纸币形式一样。母婴合作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货币抽象发展的情节,并最后发展为声音语言和书写语言。
 
 
    参考文献
[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陈嘉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121-159
[2][3] [4]恩斯特·卡西尔著 沉晖 海平 叶舟译 《人文科学的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P8序,P94、94、98
[5]钱学森等关于《第二次成人过程原理》的通信,自然杂志1991(9):P643。
[6] 陈琴  庞丽娟 论儿童合作的发展与影响因素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3) P43—47
[7] 刘巧燕 语言符号的心理结构 中国学术研究 2003(2) P12
[8] 姚小平 古代有关语言起源的实验 福建外语 1996 (3) P1~4
 
    作者简介
刘巧燕(1966~)女,苗族,湖南沅陵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英汉对比,大学英语教学。
工作单位及通讯地址:湖南省怀化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418008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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