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社会为什么也会有竞争？生物进化学说为什么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而又存在某些类似？什么是人类社会竞争中最优的竞争策略？竞争与合作是什么关系？未来社会中竞争的前景如何？这些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自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问世以来，有无数的人尝试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现象。进化论大师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已经颇具说服力的证明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只适用于植物和动物，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但令人困惑的是，我们不但常常在现实中看到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直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我们还竭力颂扬竞争、不遗余力的提倡竞争。我们总结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总是把生产者之间没有竞争，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列在显著的位置。似乎谁也无法否认，社会如果没有竞争，人类就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我们明明知道，竞争中胜利者的欢欣是确立在失败者的痛苦之上的，与人类的博爱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道德是格格不入的。但我们似乎都同意这是为了全体人类而不得不忍受的恶。然而，我们也不能同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那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的邪说，骂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矛盾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究竟适不适用于同样也是生物的人类呢？如果不适用，又为什么又必须有竞争和选择呢？下面，我们试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答案。

    在前人类时代，人种的前身无疑也是动物。在亿万年进化的过程中，完全遵循了生物进化的法则，在与同类和异类进行竞争中产生了有优势特性的变异种，赢得了自然选择而生存下来。然而人种的出现，却使这条进化路线产生异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进化方式。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比其它动物优越得多的竞争优势，是因为人类先是在小的群内而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成功的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种削弱竞争的途径并非靠种群自身的特殊生理结构和特殊的繁殖方式（如蜂群和蚁群那样），而是由于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属性，这就是精神能力。正是这种人类独有的属性，使人类获得了极大的对于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产生了最初的伦理意识，从而使种群内部的竞争关系发生改变，产生了从最初的人类组织结构到产生国家的复杂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朝着摆脱自然选择、改造环境以适应人类自己的新方向快速前进。这种改变的后果，就逐渐使人类从动物中蜕变出来，成为继植物、动物之后的第三等级的最高级物种。

    然而在目前，这种蜕变还在继续中，人类的本性中还明显的存在着动物性。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固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但又存在着某种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类同的现象。生存竞争之所以在人类社会中还部分的存在，是由于人性中的动物性尚未完全泯灭。但是，留存在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生存竞争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逐渐改变了它的原先的性质，从原始人类种群之间的为了获取生存权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发展到今天，除了战争期间和少数罪犯的恶行这些例外，最大量的竞争已经不是关乎生与死的竞争，而是为了取得更快的发展权的竞争了。

    在人类尚未开化的初期，不同种群之间与天敌没有多少区别。这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如采食对象等生存条件，当食物缺乏时一方的采食就意味着其他种群可能饿死。食物缺乏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不同种群的人本身也可能成为食物（以人为食应当是远古时代的普遍现象，在近代原始部落中也偶有发现）。这种因食物而引起的竞争是事关生存的竞争。是完全的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生存竞争。但是在此时出现了具有精神萌芽因而群内组织得较好的人种，由于这个原因，在竞争中最终取胜的不再是个体骁勇的但缺乏组织的雄壮种群，而是内部组织的比较好，因而整体功能比较强的那些种群。这就使得人性中的社会性发展起来，缺乏社会性的种被最终淘汰。这种最初的社会组织规则就形成了伦理道德的雏形。同时人类进化路径开始偏离达尔文进化论，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

    在这一轮的竞争中，有良好的社会性的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种群的不断分群现象使新的种群不断分化出来。新一轮种群间的竞争又开始了，只是竞争对手之间已经没有了明显的优势，必须在其中发展出更具优势的新种，来闯关新一轮的竞争选择。在威胁种群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竞争被成功抑制以后，交配权的斗争就成了内部组织稳定的主要威胁，要使得种群在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进一步强化内部组织和进一步加强合作。于是，实行禁止群内交配，而只准许到群外掠取女人的种群就具有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因为这不但抑制了内部交配权的竞争，同时也激发了男性成员的战斗力，而且这种远亲交配还使其后代的品质得到优化。它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女权社会让位给男权社会。这种竞争优势迫使其它种群或者学习这种先进制度，或者在竞争中被淘汰。这就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近亲不婚的伦理规则的原因。到了近代又成了普遍的法律条文。这一新的人自身生产方式即繁衍方式的普遍普及，就使抢劫婚姻转变成自愿的通婚成为可能。这种人的自身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的促进了种群间物质生产产品和文化的交流，加快了种群间的融合，最终在较大的地域内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族统一体，相应的就产生了代表统一意志的国家。这时，完全靠伦理道德的公认性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已经大大扩展了的范围内进一步削弱内部竞争，内容比伦理道德更丰富，强制力比伦理道德更强的法律就出现了。在这一轮的竞争中，种族灭绝的竞争明显衰落，地域相近因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较多的相同文化的种族逐渐融合。开始出现了以文化为内容的同化方式。国家内部的公民之间的以争夺更多发展条件为目的的竞争，也被各种规则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以争夺生存权为内容的竞争，则完全被禁止。

    而在国家之间的争夺发展权的竞争也开始建立游戏规则。虽然战争的组织还保留着，用于保卫国家生存的任务和镇压内部的颠覆现行国家制度的企图。因此也会偶尔发生战争，战争是最野蛮的竞争的遗迹。但是现代的战争也不得不屈服于现代文明的压力，使得发生的机率越来越少。即使发生战争也要尽可能少的危害对手和无辜百姓的生命。像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是短暂的人类文明的返祖现象，不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总之，野蛮的竞争正在走向绝迹的路途中。而国家间.关于发展权的竞争，由于人类学习能力的极大提升和交流的普及，已经不具有“优胜劣汰”的意义了。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分化出宗主国和殖民地国的国家间的阶级分化趋势，被历史证明只是一个暂时的历史插曲，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国民间的争夺发展条件的竞争，也没有使阶级对立走向极端化，而是使阶级结构在急剧变换重组中趋于瓦解。一段历史时期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加剧，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把这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推向极端，并最终爆发世界革命。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仅仅是一个错觉。资本霸权的野蛮性也不得不屈服于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的强大压力，在市场经济背后除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人类文明能动性力量的看得见的手。正是这后一只手，正在逐步抑制市场经济的野蛮性的一面。

    由竞争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结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质的变化，从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进化到了有游戏规则的发展竞争，发展出了与动物界完全不同的进化道路。这种进化方式本身的进化，得益于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即人类文明的出现和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文明还必然更快的向前发展，而竞争则必将再度质变为符合不同的人的自然差异的分工和分工基础上的合作。

    从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出发，最优的竞争策略当然是以合作取代竞争，变两败俱伤为合作双赢。然而在人类社会尚未进化出与此基本适应的，包含人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三种生产的社会生产的生产关系之前，关于发展权的竞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宁肯牺牲一些博爱和伦理原则，也要忍受一些“必要的恶”的原因。

    虽然竞争的完全消除，即演变成如体育比赛那样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游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在目前，竞争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人类行为。因此，研究最优的竞争技术和竞争策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最优的竞争策略呢？

    不但人的进化方式决定了竞争必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最优的竞争策略也促进着竞争的消亡，这是因为最优的竞争策略就是学会如何避免竞争。只有善于避免竞争，才能对你要加入竞争的场合加以选择。只有有选择的只参与那些自己有把握取胜的竞争，才能比较经常的赢得竞争。这就是关于竞争的辩证法：为了赢得竞争，首先必须学会避免竞争，以便使自己能够选择竞争。在绝大多数场合，竞争的结局都是不确定的。设想如果竞争的结果是事前可知的，那就只有屈服和吞并而不会有竞争了。如果要设法提高竞争结果的确定性，就必须对竞争加以选择。避开那些对己不利或有利与不利参半的竞争，而只参与那些比较有把握能够取胜的竞争。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策略，却是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极难施行的原则。因为要善于避免竞争不是轻易的事情，它可能意味着逃避、屈辱、舍弃和付出更多的辛劳。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无数的力量迫使你偏离这个原则，没有宏大的气概，没有忍辱负重的气度，没有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远见卓识的智慧，是不可能坚持的。

    中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和完善起来的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就是这种策略的最好案例。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实质就是善于避免不利的竞争，只参与自主选择的对己有利并有把握取胜的竞争。利用红军没有辎重、能够随处筹集补给、对艰苦环境有较强耐受力，和行动灵活便于山区迂回等特点，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用灵活游动来避开不利的竞争场合，寻找和创造有利的竞争场合，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终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但是，比竞争更重要的是如何发展自己，发展自己不但可以赢得竞争，而且也创造了更多的能够与人合作的机会。为了实现人群之间普遍的和双赢的合作，个体特点的多样性是必须的。为了合作就必须有分工，多样性是能够实现合理分工的基础。分工的合理程度，取决于群体内的个体和个体自身的多样性的程度。只有当每个人的发展都实现了多样性的时候，竞争就会为合作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