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拟从文化理论的缘起，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后现代时期文化发展现状等三个方面，对文化理论的沿革及其主要理论流派加以论述与分析。

 

    关键词：文化；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

 

    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社会科学超出生物学的领域描述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统一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的急剧变化，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阵研究文化主题的热潮。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不得不对以前的传统思维方式、古典视角与研究范式进行重新思考。于是，社会科学学者在重视文化政策研究时，一直把建立一种可行的文化理论作为自身学科与研究内容的必要前提。学界对文化理论的界定与解释范围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紧密联系的领域：文化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

 

 

    “文化”一词的抽象含义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它最初出现在《法国学术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emie francoise）中，与随后出现的“艺术文化”、“文学文化”、“科学文化”等概念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1] 在18世纪，这些补充性的文化概念逐渐消失，文化的含义也开始从教育行动与“思想培育”的内容向对“培训状态”的描述与“心智的教育”的方向转变。“文化”与进步、发展、教育与理性等社会理念连接在一起，而这些理念又正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独领风骚，推动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等科学主题的诞生与发展。科学人类学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对整个人类的多样性加以重新思考，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一切研究难题。作为启蒙运动精神的传承者，这些人类学者在一致承认人类社会的统一性的同时，试图提供一种比较客观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社会多样性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学者分为两派：一派以泰勒为代表，他们在解决这些人类社会难题时，极力提倡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把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2] 而与“文化统一派”持相反意见的另外一派，则重视各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以伯斯为代表。[3] 对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来说，“文化或者文明，因为具备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学特征，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员的人类从社会中获取的各种能力与习惯。”[4]

 

    各个国家在研究人类学时，由于对待文化概念的态度不同，取得的研究成果也程度殊异，水平各一。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就“多元文化”与“单一文化”等术语也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或特定的文化概念涵义。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初，社会学与“社会问题”一直占据着法国的人类学研究。很显然，新派的法国人类学家，缺乏对文化概念的诠释与界定。其主要原因是法国的传统的思想形态与其顽固的文化同化政策限制了国内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们对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的思考，这些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在涉及文化主题时只能将自己的研究纳入文明研究的范畴。“文化”一词，也只能保留其传统的涵义，苑囿于学术讨论范围。文化唯一关注的是人的思考方式，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也很有限，而且文化也只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面。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杜克罕姆坚持认为，各种社会现象必定具备一定的文化涵义。然而，他在解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时却很少使用文化概念，从他的论著中我们发现，他常把英语词语“文化”一词翻译作“文明”。[5]

 

    在20世纪，文化概念已经变得普及，可以说“文化”一词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然而，不同国家在对文化的一般功能或特殊功能方面的系统研究方面还不能整齐划一，研究水平差距很大。在文化研究方面，美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文化一词的使用范围也最广，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也最多。文化理论方面的发展正在引起世界各国学界的极大关注，许多美国以外的学者也开始纷纷效仿与借鉴美国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理论体系来构筑与反思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北美，人类学也常与文化人类学同名。美国以及全世界正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研究热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推动了社会学与心理学学科开始沿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逐渐把文化作为研究框架的考量。

 

    北美与英国的人类学研究承袭了以下三种学术思潮：第一，伯斯的文化相对论学派；这一学派遵循了伯斯的文化历史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各类人类文化现象，代表人是克鲁伯；[6] 第二，文化是个体之间思想交流的传播体系，代表人是玛利诺斯基；[7] 第三，文化与个性之间的交互关系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前者是集体性的，而后者是个别性的，代表人有萨皮尔、伯尼蒂葛特与米特等三人。[8] 

 

    克鲁伯提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超生物的统一体，它超越人类个体以独立的形态存在着。克鲁伯创建了“文化地区”、“文化模式”等概念，并借用这些文化概念来研究一个特定地理地区内各种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的空间上的传播与这些群体在不同文化环境里的适应方式。他强调，“一方面，人们在理解文化时，主要借助于一些文化因素；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了非文化因素或所谓的环境因素，它将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与这些非文化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关联，并时常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9]

 

    玛利诺斯基，是社会人类学领域里功能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认为，文化是对人类社会成就的整体表现。对他来说，文化是由人类干预大自然以来形成的一种人为性的统一体，其中各种不同的功能性元素，诸如语言、习惯、思想、信仰、风俗、社会结构、传统的艺术品、技术过程以及各种价值观念都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一种平衡的文化体系。

 

    萨皮尔，是人类语言学的创始人与伯斯的学生。他坚决反对“文化可以独立于人类本身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观念。实际上，他重点研究文化与语言、个人的感知能力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表现出的不同的文化行为。

 

    伯尼蒂葛特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与个性领域。像萨皮尔一样，伯尼蒂葛特也是伯斯的学生。她把文化设想成某种由知识因素、宗教因素与审美因素组成的完全概念。她是“文化相对论”早期发展的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她又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进而创建了“协同理念”以避免由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产生的道德困境，以区别“优良文化”与支持侵略与经济困难的文化。（1970年）伯尼蒂葛特的《文化模式》（1934年）一书，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并作了比较分析。该书集中体现了她本人对普世文化弧线的理论假设，认为：这个文化弧线将包含所有的可能的文化特征，而且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从中挑选出一小部分并创造一种同质的连贯的模式。

 

    米特，与人类学家佛朗茨·伯斯和卢斯·伯尼蒂葛特一道从事研究并深受后者的影响。她极力提倡“文化决定论”。她的大部分作品致力于研究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孩子抚养行为，尤其是新几内亚、萨摩岛、巴厘岛等地方。她把研究重点放在揭示以下的现象，即文化而不是生物学或种族决定着人类行为与个性的变化。

 

    许多学者对他们提出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尤其是法国的学者，认为：他们展示的是一种静止的僵死的文化概念，不能完整地解释文化的本质。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类学家的著述还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的概念。文化不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合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文化的构成部分已经变得至少与文化内容那样同等重要。因而，不足为奇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对美国的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起着重要的影响，如芝加哥学派，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大量地使用了文化的人类学定义。

 

    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老斯，十分了解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情况，他在研究文化体系时采用了结构分析法，试图克服美国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专门研究方法的片面性。莱韦·斯特老斯深受伯尼蒂葛特与萨奥斯罗著述的影响，发展了结构研究方法，对文化的相似性与神秘性进行研究。[10]莱韦·斯特老斯把文化视作各种传播体系，并试图创建某种固定不变的文化细目，以体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他对神话的分析以及他的其他表达方式，揭示了两个层次的涵义。在第一层涵义（即文化的相似性）下面，第二层涵义要求在分析各种文化因素的外在结构时无需参照它们的内在涵义就可以把握文化的真正意义。所以，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前者是人类共同资本的集中体现，不同的“小文化”以它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结构主义对符号学的发展与大众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各种文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它们不是人类代代相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遗产，而是一种历史产品，一种社会建构。他们认为，各种文化形态来源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等级制度与不平等的产物。所以，文化等级关系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文化不能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文化是某一社会的生产方式，它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形态以及它的未来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1]而文化可以是历史变革的见证人，它对社会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来说，统治阶级的文化一直占据着社会的统治地位。“在任何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物质力量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同时也是文化力量的统治者。” [12]葛雷格诺与帕塞仑（1989年）[13] 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指出文化等级关系与社会群体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由于文化统治关系不同于社会统治关系，他们又得出结论说，文化统治的地位并不完全确定。统治的程度也不是绝对的，统治阶级并不能把它所有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因为后者又能力对这种价值观念进行抵制。

 

    阿尔苏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勾勒，对文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试图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思想进行调和。他注重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统治手段（例如大众媒体或大众文化）与压制性的国家统治手段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前者在确保国家长期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69年）[14]

 

    与阿尔苏塞一样，格拉姆席试图限制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范围，他着力强调人类力量在推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文明社会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域。霸权是一种完整的社会进程，知识分子阶级通过这种霸权成功地说服其他社会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与文化价值观念。[15] 阿尔苏塞在他的理论阐释里把“强制手段”让渡给国家，认为国家应该使用一切手段维护自身的稳定，同时，他又提出，文明社会应该对霸权的产生、再出现与转变负责任。“霸权理论使我们把大众文化视作各种统治意识与反抗意识之间的‘调和物’，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性的行为，具有“商业性与现实性”的特征。它是一种社会力量之间对抗与合作之后的力量平衡，随历史的发展在统治方与被统治方不断转换。” [16]

 

    创建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学派深受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影响。该学派在沿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开创了批判理论 [17]，对现代资本主义与文化产业进行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仅否定了启蒙运动推动理性解放的提法，同时它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对文化与思想方法的兴趣。对于阿道诺与霍尔克海摩（1972年）来说[18]，文化产业是商品拜物主义的强化与延伸。这两位学者指出，文化产业正在制造某种同质性的、可预制性的社会文化，最终将维护资本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玛尔库斯就指出：

 

    工业产品正在灌输一种虚假的意识，对人类的思想进行控制。这种虚假的意识具有很强的免疫功能，不为人类认知水平所辨认。它正变成一种人类的生活方式。与以往相比，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又坚决反对现实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这个世界由一种单一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种用单一思维模式来思考的世界里，各种生活理念、追求与目标都凌驾于既有的现实世界之上，抑或遭致排斥，抑或被沦落为现实世界中毫无意义的术语的地步。[19]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并不反对文化的民主化，而是极力谴责由文化产业造成的陈腐之气与标准化以及工业时代消费大众表现出来的奴性与被动性。所以，他们担心，文化产业最终将会控制与安排大众的空闲时间，来确保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性。[20] 该学派的另外一个代表人本杰明声称，艺术因为机械的批量生产，已经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发展中失去了它们的“原汁原味”。但是，他的结论与阿道诺的文化分析观点截然相反，他极力支持艺术的商品化，提倡大众文化在艺术生产中的参与作用。他认为，艺术的商品化与大众文化的参与其中才能推动艺术的民主化与政治化，并最终帮助人们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中解放出来。[21]

 

    布尔蒂奥是阿尔苏塞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传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他不相信“异化”与“剥削”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他提出，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控制力量，一种基于传统的结构与集体潜意识的社会力量。[22]在格拉姆席提出“霸权控制社会行为”理论的同时，布尔蒂奥的“行为习惯”概念,为我们在准确地分析各种有助于霸权思想的树立与推行的具体因素与行动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理论手段。布尔蒂奥在其《论区别》（1969年）一书中就提到，社会行为习惯往往会促使人们误读他们后天获得的自然的审美品味，让他们与其它的文化群体自然地区别开来。其实，许多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了“社会行为习惯的养成”在推行政策过程的重要作用。[23]

 

 

    学界对大众文化的批评由来已久。最早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的讽刺诗人尤韦纳尔与他的讽刺短诗《面包与马戏团》[24]。其实，直到20世纪，大众文化才为成为全世界讨论的焦点，范围涉及诸如民主、公众对欲望的看法以及人际关系等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大众文化的普及与流行同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几乎同步。由于其本身具有批量生产的属性，所以大众文化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大众市场的公众服务，促进他们的大众消费。

 

    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大众文化与休闲时间的商业化，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在前工业时代的二分法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众社会的评论家们时常对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等级社会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认为，大众社会以前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才是道德高尚的文化。全球城市化进程使社会向“原子化”方向发展，这种现象不仅毁坏了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体系，而且动摇了结构严密的乡村社会与机构。[25]麦克道拉德在评价大众文化时指出，

 

    一些附庸风雅的商业巨头把粗制滥造、平庸的文化贩卖给广大民众。这些文化使深刻的社会现实（如性、死亡、失败、悲剧等）失去原本的特征，而且使本来单纯的自发性的愉悦情感变得空洞乏味。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文化产品无法创造真实的社会现实，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鲜活的愉悦情感。为了推销他们的“文化产品”，这些商业巨头们必须首先麻醉大众的精神，使他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受这些所谓的文化产品，以替代原来无法预知的欢乐、悲剧、灵感、变化以及现实生活的创新与美丽。他们的目的是，让人们在这种所谓的大众文化面前世世代代地走向堕落，满足于各种给他们带来舒适感的平庸的文化产品。

 

    对于这些评论家来说，大众文化对长期以来在“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建立的秩序构成一种威胁，它是引发政治动乱的潜在力量。它对广大民众的无法抵挡的诱惑以及对传统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观念的摒弃，不仅对民间文化的存在与延续形成冲击，同时它还危及着精英文化的传统地位。结果，它直接削弱了知识精英们用以区别于普通大众，向大众社会施加影响的能力。[26]当这些文化精英们意识到大众文化正在威胁着他们社会地位时，毫不犹豫地指出，这种文化模式缺乏智力方面的挑战性与激励性，它力图控制大众的思想，使他们变成“文化的奴隶”。同时，这种大众文化正在使我们的生活的品味同质化与标准化。他们把大众文化视作一种单一的、同质化的社会现象，认为：它应该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衰退与颓废负起主要责任。[27]伯恩斯坦对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现象表示担忧，他指出：

 

    我们正处于创造 “白痴文化”的时代。我们改造的不是哪个社会中处于社会表层以下的各种亚文化，而是文化其本身。历史以来，文化中那些神秘的、愚昧的与粗俗的东西首次成为我们的文化规范，甚至成为我们的文化理想。[28]

 

    然而，大众文化理论也一直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与大多数占主流位置的文化悲观主义学者相反，许多学者认识到，大众文化可以被非精英文化群体所理解、诠释与欣赏，而且这些群体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与审美标准。[29]他们承认大众文化的广泛性与多样性，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鲜活的动力与顽强的生命力。大众文化研究的出现促动了以下这种意识的增长，即多种审美理论的存在对流行材料的创造具有指导意义，可以促使不同的社会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解读。

 

    以上这种批判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理论已经过时。我们在考虑文化政策的制定时更不应该以这种思维方式来评判大众文化现象。从欧盟的官方文件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艺术与大众文化在传统意义上的分野经常为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多样性”提法所掩盖。其实，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仍然很明显的存在着，尤其在民族主义思想占政治文化主流的德国与法国。另外，在欧盟的许多成员国中，认为“高级文化”或“高雅文化”应该得到保护与扶持的想法依然占据着这些国家的主流思想。这是其一。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仍然被许多人称作“低等文化”，尤其是近年来这种想法在许多人群中颇为流行。然而，随着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与发展，它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已经成为传统的“高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爵士乐与小说等。“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对在当代流行文化影响下的审美情趣与水平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当代的流行文化正在降低人们的审美水平。这正好迎合了大众文化批评家们关于大众文化威胁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理论观点。”[30]

 

    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应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依据是现代主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认识世界的新需要，其理论已经过时，尤其表现在对现代建筑与艺术作品的批判上。从广义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大反思、大批判，一种对现代化的代际否定行为，并且表现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追求不稳定性，向绝对的观念挑战。它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采取一种怀疑、否定、批判的态度。而西方现代社会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和价值，如理性、民主、人权、自由、科学和历史的观念，始终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思想理论支柱。后现代主义对这些都加以怀疑和批判。需要指出的是，对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的怀疑和批判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才开始的，至少在上个世纪之交（即19、20世纪之交）就已可察觉。就像有些学者所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否定，是现代主义的超越，是现代主义的推进等等。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要比现代主义彻底。有学者指出：“现代主义是一种有限的思维方式，它总是从某种给定（或假定）的东西出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无限的思维方式，它反对任何的‘前提’、‘基础’、‘中心’、‘视角’。”[31]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存在于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学、建筑、音乐、雕塑、绘画、电影、舞蹈、电视、哲学、美学理论、心理分析、语言学、史学、科学等。它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和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理论领域。

 

    后现代主义经常被称作一种否定现代主义，反对前卫派创新思想的艺术与建筑运动，而“后现代性”则被认为是涵义更为广泛的概念。尽管后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很难用精确的术语对其加以界定，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世界性元叙事与信仰科学理性走向终结，传统的经验主义理论遭致抛弃，集体认同感与个人认同感得到削弱，以及经验与观点的多样性获得重视。所以，任何认为某一理论是绝对的或具有普遍的正确性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后现代性表现出以下5个最为明显的特征：（1）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在塑造各种社会关系时起着关键的作用；（2）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模式重于文化内容，前者往往以牺牲后者为代价；（3）“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4）文化理论中的“能指”（signifier）并不一定指向“所指”(signified)意义，或文化符号并不一定表示特定的涵义；（5）空间与时间的压缩。后现代评论家们主要批评文化产品的东拼西凑、滑稽模仿、矫柔造作、肆意嘲弄以及娱乐消闲等大众文化特征。他们崇尚消费主义、意外性、解构主义、间断性、多样性、碎片性、即时性、享乐主义、折衷主义、自反性以及自我意识等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内容。

 

    尽管后现代社会理论在分析当代文化现象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理论框架，但它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一，后现代理论在宣判现代社会的元叙事死刑的同时，它也在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理论的元叙事；其二，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大多数人们会认为后现代社会更像一幅讽刺作品，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例如，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非万能的手段。此外，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很少关注个体消费者的行为，在面对新的“身份认同”方面缺乏有力的理论说明。最后，后现代主义理论关于后现代性方面的中心文本缺乏可读性。许多理论术语太过抽象，使该学派在发展近半个世纪以后遭致学界怀疑与批判的主要原因。

 

[1] cuche,denys.1996.la notion de cultur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s.paris: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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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2],1871年,第一卷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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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roeber,alfred.1939.cultural and natural area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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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illiams,raymond.1991.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reprinted in chandra mukerji and michael schudson(eds),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同上.

[13] grignon,c.and passeron,j.-c.1989. le savant et le populaire. paris: gallimard/le suil.

[14] althusser,louis.1969.:lenine et la philosophie.paris,f.maspero.

[15]gramsci,a.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6] storey,john.1993.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thens,g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p.122.

[17]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与理论》一书中第18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8] adorno,theodor and max horkheimer.1972.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ny: herder and herder.

[19] marcuse,herbert.1968.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london: sphere.p.26－27.

[20] adorno,theodor w.1991.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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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bourdieu,pierre.1969.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24]  brantlinger,patrick.1983.bread and circuses: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 as social deca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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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trinati,dominic.1995.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 new york,ny: routledge.

[27] 同[25]；hoggart,richard.1957.the uses of literacy;changing patterns in english mass culture.fair lawn,n.j.: essentials books.

[28]  bernstein,carl.1992.dumbing down.the guardian.june 3.

[29] hebdige,dike.1988.hiding in the light: on images and things.london;portland,or: frank cass; hannerz,ulf.1992.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new york,ny:  routledge; strinati,dominic.1995.

[30]  同[26],第38页。

[31] 王治河：《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its prospects through clarifying the three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cultural theory: its early development, marxist and neo-marxist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post-modernist cultural theories.

    key words: culture; cultural the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作者简介：张生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与国际文化交流、跨国文化传播等。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万柳学区二区1103 d 室  100089

    电子邮件：zhanglarry@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