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符码，服饰敞开了身体自身的存在。当然，这种敞开又往往是以遮蔽的方式实现的。经由文本化，服饰符码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世界。同时，在这种服饰符码的游戏中，身体自身及其美学才能得以生成。而且，这一切都是在话语建构中完成的。

 

 

　　服饰是与人的文明进化相关联的。作为文明的一种标志，服饰表明人脱离了其原始的、自然的蒙昧状态。人的衣着的存在及其变化，着装形象的风格及其流变，就是人的文化身份的生成。同时，时装的流行带来的时尚，以其新奇而为人们所仿效、推崇，又以其短暂而来去匆匆。服饰不仅是实用与美化之物，它更是一种符码。在这里，“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服装和世事、服装和流行的统一。”^[1] 服饰符码的能指与所指相关联，并关切于世事与流行。作为一种符码，服饰更与人的存在相关切。

 

　　服饰符码既是文明的一种标志与表征，又是与文化相关切的能指。这与服饰的起源相关，同时也是服饰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指与自然的分离，只有有了这种分离，才有人类的文明，也才有文明的人。也就是说，与自然的分离，促成了文化与艺术的生成。作为文化的一种样式，服饰标志着人自身与其自然状态的某种区分，人从自然走向了文化与艺术，并逐步进入了审美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与人自身，不仅是自然的，更是文化的。与此同时，在人类的文明中，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关切。也可以说，人是在自然与文化的互动中生成的。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生成无疑也是服饰符码的游戏过程。同时，服饰符码还具有解释、象征等功能。服饰文化意味着，它乃是通过服饰的符码来生成的。在这里，“比喻和符号给出一个观念框架，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描绘就活动在这个观念框架的视角中。”^[2] 因此，只有放弃各种理性的概念，符码才有可能敞开艺术存在自身。作为符码，服饰自身也是能指与所指的游戏。在这里，能指是“服饰”这个词语的词形或发音，而所指则是该词所表示的服饰及其意义。

 

　　服饰时尚新奇而短暂，为生活中的人们所仿效，这种流行的时尚往往受符码的指引。在符号的语境中，服饰表征为一种符码，这一符码关切于能指与所指，服饰不再只是一实体性的存在者，服饰在符码中被文本化。作为作品的服饰是一合身的器具，而服饰文本却只是语言的与符号的。符号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谁都可以建构新的能指与所指。关于服饰的语言，必须符号化以后，成为一种符码或文本，它才能不受制于外物，从而成为一种独立自在的符号世界。时装不仅选择、改造着人的身体，而且也在更深的文化心理层面上改造着人们的意识观念。

 

　　时装一方面包装和修饰着人的身体形象，使人们相信包装与修饰身体的时装同样也是他们个性与理念的释放与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包装或修饰本身又具有对旧有的身体形象与意识观念的解除与拆毁。正因为如此，服饰成为了一种自足的存在，一个符码的世界，也是一个文本的世界。互文性表征了，在文本编织时的混合，即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生成。此外，由于具有互文性，服饰文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的符号系统发生密切的关联，这些文本之间相互吸收、转换，在差异中形成各自的符号价值。

 

　　作为一种符码，服饰既关切于身体自身，同时还关涉到能指与所指游戏的解释问题。符码的具体意义离不开特定的语境。事实上，与文本及其生产者的关系相比，文本之间的关系却重要得多。必须注意的是，“装饰品不是某种自为的、又被应用于其他事物的东西，装饰品属于其穿戴者的自我表现。”^[3] 穿戴者与服饰都可文本化，二者之间也同样会有互文性发生。在符码的游戏中，文本、经验与存在发生密切的相互关联，人的审美经验经由服饰文本，去遭遇身体及其存在。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游戏中，服饰符码与身体美学发生着相互生成。

 

 

　　任何一个符码，都包含着编码与解码。作为一种符码，服饰从设计、制造、使用到欣赏，作为实用对象或审美对象，它不仅关联到服饰的制作者，还与着装者或欣赏者密切相关。因此，对服装艺术或文化的理解，必然涉及到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编码，就是把要传播的信息转变为信号，而解码就是将收到的信号重新转变为有意义的东西，以便理解信号的信息内涵。因此，服饰的编码与解码主要涉及服饰与身体、意义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与服饰的分类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这里，服饰的编码、解码是身体及其存在密切相关的。这一过程总是与性相关的，“这种从里比多冲动到象征的文化性转化，通过把本能的能量升华为语言、艺术和礼仪，代替了实际的满足。”^[4]因为，身体的存在始终是服饰符码所要涉及的。服饰的编码、解码与身体的关切，完成在符码自身的生成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服饰的编码与解码本身就是服饰文本的生成。这里已经没有精神与肉体的简单分离，而是复杂的相互生成，但它们也不一定融为一体。

 

　　服饰的编码就是将身体的信息转换为服饰的信号，这体现在服饰的设计与制作方面。身体的装饰就是给身体赋予意义，让身体在装饰中符号化。在这里，“当皮肤不再被作为体型外表感知时，它奇怪地取消了人体的客体地位。像一种具有自身轮廓特色的表面那样，皮肤把人体——客体转变为人体——文本。” ^[5]服饰与着装者的体形，无论是在心理暗示上，还是在行为表现上，也存在着相互生成的问题。服饰通过把人体、肌肤编码而使之文本化，因此服饰的创意与设计，首先要考虑到人体这一文本的存在。

 

　　在解码中，服饰基于身体而似乎发生肉身化，进而让身体得以自然而然地出场。服饰对信息的传递，以及其象征意味的实现，是一种非言语的符码活动，如学生的校服、警察的制服与医生的白大褂等。不同的衣着象征与表明了不同的含义，如新婚的白色婚纱表征着纯洁，而近似黑色的蓝色合体外套，配白衬衣，再系上领结，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会使人显得神秘且不失浪漫。服饰的解码就是将服饰所传达与表征的信号转换为身体的存在，从而让人们通过服饰自身来遭遇身体自身的存在。

 

　　当然，被解码的身体，是欣赏者通过服饰来把握到的身体，而不是编码所关涉的身体，尽管编码的身体与解码的身体，二者是密切关联的。这种密切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符码来给予揭示。“但是理论化的过程准确地说来只是将‘身体’视作没有作者的文本，对之进行无止境的、永久性的阅读而已，这一阅读充满了具有诱惑力和说服力的意义，但却缺乏一种有关其初始意义的最终证明。” ^[6]

 

　　服饰的编码与解码并不一定具有先后顺序，它们也可能是同时发生并相互生成的。

 

　　通过编码与解码的游戏，服饰具有的仪式意义和社会身份的象征意味得以实现。在此，身体的初始意义或许是可以通过直观、还原来敞开的。但这却不是直接完成的，而必须借助服饰符码去实现。在服饰符码中，总是编码与解码的相互交织并相互生成的。没有解码的符码游戏，肯定是不完整的，因此可以说，解码是符码游戏的真正完成。但在编码与解码的关联中，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形，还发生着不少的误读。因此，这里也存在着解释的问题。在解释学的语境中，这些关联发生视界融合并彰显出意义。

 

 

　　古希腊的普罗泰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即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表明了事物的可感性与人的感觉的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自己的视觉去观照服饰，视觉使服饰的审美活动得以展开。因此，视觉在这里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审美知觉。其实，自从人类有了审美活动以来，视觉与听觉尤其是视觉，就担当了审美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一提起审美活动，就自然想起了视觉。当然，人们的审美活动并不局限于视觉与听觉。关于服饰的审美活动还涉及到其它的审美感知，如触觉、味觉与嗅觉等。

 

　　这些知觉主要关涉对服饰美的各方面、各层次的观照与把握。人的审美感知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感知，这是一种身体的经验。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质地、线条与色彩的审美感知，是通过身体及其器官来建构的。这种经验不是一种主客分离的经验认识，而是对身体的遭遇，或者说与身体的相遇。这种与身体相关的知觉经验，比经验认识更为本源，它是一种原初的经验，也是一切经验乃至理论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理论与认识最终都会被还原为身体的知觉与经验。此外，这些知觉与视听觉还发生交感，共同参与、介入服饰的审美活动。

 

　　在这里，还必须走出质料与形式的二元格局，因为“质料与形式的区分，而且以各种不同的变式，绝对是所有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概念图式。”^[7]一般把器具的美规定为赋形的质料，但这种概念图式仍然不能使器具成为艺术作品。同时，对作为关切身体（往往体现为合身）的器具而言，服饰虽然也涉及质料（如面料）与形式（如款式），但在生成论艺术现象学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受制于被决定与决定等二元困境，而是二者相互生成的游戏。当然，在这种相互生成的游戏中，还有色彩的介入。

 

　　同时，“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身体装饰是一种书写行为。”^[8]在服饰审美中的知觉经验，虽然是一种身体的经验，却是通过服饰的符码来实现的。作为人体的内形式与作为服饰的外形式，它们之间是相互生成的，而非一种简单的主次关系，也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这里，符码虽与服饰相关，却还不是服饰本身。服饰的文本化是身体自身的敞开与显现的必由之路。服饰的审美经验的生成，往往是通过服饰符码来实现的。

 

　　当然，在服饰的审美中，还涉及到服饰、穿着者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也可以说服饰美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关联中生成的。时装既是身体装饰的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艺术。作为服饰的文本化，符码一方面作为能指，象征着所指；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审美知觉与经验的发生之处。在知觉经验发生之际，服饰符码也处于自身的生成之中。不同于作品，文本不是客体，也不存在一个主体，文本摆脱了主客体相关联的概念图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文本只是文本自身，是无限的编织与生成，服饰文本也同样如此。

 

　　因此，符码与知觉是一个相互生成的过程。这里的审美感知不是主体的一种认识活动，而是美感与美相互生成的敞开。符码与服饰文本密切相关，“如果它们不存在于本文之前，那么，各种符号、任何隐喻也不会说出什么，除了一物就是一物外。”^[9]在符码的文本化中，生成了人的审美知觉；同时，审美知觉在其审美活动中，也生成了服饰自身。服饰不只是供使用的器具，通过符码的祛实用化，服饰完成了对生成性文本游戏的进入。同时，在这种相互生成的游戏中，一切都是流变与生长的，从而与决定论、因果论相区分。

 

 

　　符码具有能指与所指，一般而言，这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当然，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语言符号的所指越具体，其活力就越差，模糊程度就越小，反之亦然。在实际交际中，表达某一所指的能指是很多的，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能指有时同时表达同一意思，即有相同的所指。并且，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实际上，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存在着诸多的复杂关联。身体不是仅仅作为自然物在那里，而是在话语中敞开的，这种敞开离不开服饰符码能指的游戏。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服饰符码的能指与身体的话语建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服饰符码的能指与身体的话语建构也是相互生成的。当然，“身体始终有别于它之所是，始终既是性欲，也是自由，在被文化改变之时扎根于自然，从不自我封闭和被超越。”^[10]当符码能指与所指的一般关系受到解构之时，能指则往往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服饰的艺术更是一种能指的游戏。符码能指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它与其它表象的差异程度之中，或许正是这一点规定了服饰样式的不断更新。

 

　　在服饰符码的这种能指的游戏中，并没有什么所指与之简单的对应，而在原先的对应关系中的所指消失了。在能指的游戏中，并没有确定不变的所指，存在的只是无穷尽的替补。服饰的能指文本所在的领域，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与无限性，往往在表演、游戏等活动中展示自身。对于服饰来说，符码能指与身体问题相关联，并促成了身体的话语建构。服饰符码体现了衣着者的自我认同，也是个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以及个人向其所属阶层的归属。当然，不同时代的人们用于这种象征的服饰也是有差异的。

 

　　在这里，身体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然物或自在的存在者，它本身就是一个话语建构的产物。也就是说，人们谈论身体，身体也经由话语得以建构。当然，身体美学在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想中，也具有自身不同的涵义。“但后现代的身体美学不同于现代的身体美学。现代的身体是现实给予的，后现代的身体是话语构建的；现代的身体是被存在所规定的，后现代的身体是被欲望所规定的。”^[11]同时，这里所说的话语也不受制于说话者的主体与立场，而是话语事件自身的发生和对事情的敞开。

 

　　话语在这里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语词、句子，而是一种谈论、敞开的实践活动。所说的话语建构，就是符码能指的游戏，话语作为能指，既可遮蔽身体，又可敞开身体。身体的话语建构表明，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身体。人的身体、形象的存在，与人的符码能指相关切。不同的人、不同的着装，既遮蔽着身体，也生成着不同的身体。原始人以血污、伤痕和披在身上的兽皮，象征着自己的英武、勇猛与力量。中世纪基督教强调禁欲，认为女性必须用服饰把自己的身体围裹、隐藏起来，而不能显现出身体自身的曲线。

 

　　时装的面料、款式和色彩与着装人所处的情境，是相互映衬和相互生成的。身体既不是一纯粹的自然物，也不是一对象化实体，它是一生成物。身体这一生成物，是在话语中建构的。“因为，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词取代物，取代了自身已经形成意指系统的衣服。”^[12]同时，身体的话语建构也是一个文化生成的过程。文化成为了符码活动得以理解的前提与背景，文化的沟通有利于符码活动及其意义的实现。人与服饰是相互生成的，人与话语的建构也是相互生成的，并由此展开话语建构的诸多层面，服饰能指与身体的话语建构也由此相互生成。

 

 

　　在服饰符码中，身体得以完成其话语建构。在符码的游戏与身体的话语建构中，身体及其艺术美得以生成，身体美学也得以形成。虽然，“换句话说，有了意象服装的形体结构和书写服装的文字结构，真实服装的结构也只能是技术性的。”^[13]在服饰中，技术与艺术是密切关联的。当然，这里涉及到技术的艺术化与艺术的技术化的过程，并由此显明技术与艺术也是相互生成的。同时，巴特所说的三种服装，都是既具有技术美的服饰，也同样是含有意象与书写的东西。服饰通过新奇与时尚的样式，以引起人们对衣着者及其身体的关注。

 

　　身体美学是基于身体及其知觉的美学，它不同于基于理性的古典美学，也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概念框架。同时，这里所说的身体美学也有别于存在论美学。在处置身体的存在时，存在论更多地把身体看成是一个存在者，而没有强调身体的生成性特征。这里的生成论身体美学，不仅关注身体的存在，更关切于身体的生成，它把身体看成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在不同的语境、服饰的符码中，身体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身。人的形体美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但人的形体美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美或社会美，它有自身的、自足的存在意义。

 

　　身体美学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理性美学、传统美学，在于它总是力图突破各式概念，也在于它对实体论、本质论与形而上学的批判。在生成之中，身体美学寻求自身的话语特征。时装关联衣着的规范，“从这一观点来看，‘身体时装化’是所有文化的特点，尽管各种文化有着不同的具体时装技术。”^[14]绝对离开技术的服饰艺术，显然是不存在的。身体美学对身体美的存在与生成，给予了审美的观照。人体具有黄金分割比例，而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形体是最美的。但人体的这一规则，并不能无视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及其独特的表达。

 

　　同时，还要考虑到男女性人体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性在服饰设计上的不同表现。在这里，身体是话语建构的，因而是流变的。因此，身体的美也是变动不居的，它不受任何概念体系的规定。这种身体的审美也不再是主体论的，而是让身体之美自身生成与显现。其实，生成从来都是相关于存在自身的本性的，只是它常常被遮蔽在实体论与形而上学之中。生成是存在的不断发生，而非存在者的实体化。同时，在服饰的审美中，审美的人因此也就否定了理性的人，彻底成为了感性的人，人们进而由感性走向感官，从而走向身体与身体性。

 

　　话语分析可能更注重的是语言结构或语法结构本身的分析。而如果把话语看作是一种交际事件或一种言语交流活动，那么话语分析所更注重的就会是语境因素对话语及话语主体的影响，以及对言语交际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在社会文化上，服饰的象征性意义既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成员所认同与接受，同时这种意义还是生成性的。人的身体美及其生成，也并非自然的、自在的过程，而是在符码之中来实现的，身体及其美的存在与生成，离不开与服饰符码之间的相互关切。

 

　　当然，这里的身体美学并不是一种概念体系的美学，而是身体美在话语世界中的建构与开显。身体美学并不受制于理性概念，而是接受身体的存在与生成的规定。服饰符码的文本化，使身体美学的建构成为可能。在此，“艺术作品的独特存在方式就是存在达到了表现。”^[15]人的审美经验通过服饰符码或文本，去遭遇身体及其美的存在，从而构成了文本-经验-存在的三元游戏。在这种生成论美学中，身体及其美得以生成，并得到了彰显与揭示。也就是说，身体美学在本性上是生成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