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隔与不隔”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美学理论之一。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角度视之，可以在“所指——能指——读者还原”这一过程里见出许多重要的文艺现象，这都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特征的进行深入理解。

　　[关键词] 王国维；“隔”；“不隔”；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Ge” and “Bu-Ge” by Wang Guo-wei
JIAN Sheng-yu
(College of Art and Culture, Guangxi Art Institution,Nanning Guangxi 530022,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Ge” and “Bu-Ge” is one of the aesthetical theories put forward in renjiancihua by Wang Guowei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phenomenology, there are many importa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phenomena can be seen in the course of “signifier——signified——revivification by readers”, which will contribute further to understanding the text characteristic of literature.

　　Key words：Wang Guo-wei; “Ge”; “Bu-Ge”;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的《人间词话》是其文艺批评论著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历来最为人重视并引发诸多解读的一部。《人间词话》涉及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理论，而且它作为一套开放性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美学意义还远不局限于此，它还指涉和蕴藉着与我国古典诗歌文艺现象和实践密切相关的诸多重要思想理论。本文就将尝试从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着手，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和阐释，以期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概念范畴和获得更多的启迪。

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定稿之四十中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1]P115

　　文学作品是一个由性质各异的多级层次构成的有机符号系统，其中“意义单元层”是支撑整个文本结构的最基本的意义基础。诗词作者为了不亲自一一言说而已能普遍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首先就需要把这些主体的思想情感具体化为词语、句子等文本形式，以能指组合群的形式呈现给进行文本接受活动的读者。此处“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就是一个意义的转借过程：作者不直接在场与读者言谈，而是通过文本这一中介，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向性地赋予文本中的一个个词语和句子，并且将之构建成“意义单元层”。因此，“意义单元层”的基本功能就是向读者展示出作者对于上至宇宙万物运行规律、下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状等等的认识、理解和体悟。

　　用具体的图示来表示就是：

　　　　“作者原义所指”—→“文本中的能指”—→“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能指的还原”

　　但文本的意义毕竟是潜在的，需要由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加以激活和重构，把已经符号化为文本中的能指群的作者原义所指，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呈现为山川草木、事态人情等具体、历史的形象，即作者原义所指在读者世界中丰富后的再现。比如，读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就让读者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位饱受离别相思之苦的少年，他在一个清冷的春季竟把十二栏干一一凭遍，可见他凭眺时间之长和离愁别绪之深切。而作者接着描叙少年所见春草无尽地绵延，直至目极处与天上的云相连接，又进一步渲染出少年内心的失落和感伤。这就使读者不禁按照作者所预设的那样，在心中涌起一股凄楚、哀怨和惆怅之情。

　　然而在“所指—→能指—→还原”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能指群在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意向性结构中并不是以直接的形象化的客体形式呈现出来的，而常常是只呈现出客体形象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图示化的侧面，即只提供给读者认识和想象客体形象的可能性条件。读者为了在自己的意识中再现出作者意欲在文本能指群里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就仍需要在客体的各个图示化的方面建立想象性关联，从而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把各个图示化的方面联系、组构起来。这是一种能动的意向性建构活动，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可以调动自己既往的知识积存和当下的情感思考，以填补各个图示化的方面之间所存在的空白，并将那些不明确的地方具体化，最终把它们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形象整体。而这种活动的能动性毕竟是有条件性的，即只有当读者尽可能多地理解清楚文艺作品的内容，把文本中各个图示化的方面都体认清楚，意向性建构活动才能真正展开和最终完成。

　　王国维所言“‘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其实就是强调在诗歌文本中，各符号能指群与所指群彼此之间的链接关系应当是亲和的，以使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在意向性结构中把它们还原为形象生动的客体对象。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一句，具备了自然亲切的口语化特征，每一个名词以及名词短语都直接指涉着日常生活中相应的可亲可感的事物，这些名词以及名词短语在同样是通俗易懂的动词“生”和“变”的激发下，在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意识中把万木萌发、群鸟啼唱的春天时令情景呈现出来，让读者舒畅、感性地感受到了春天温暖的气息。同样，薛道衡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昔昔盐》）一句，也把少妇独守空闺那种度日如年的孤寂情绪真切，明白地展现出来，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副苦闷憔悴的少妇面容。符号能指群在接受主体的意向性结构中的还原过程很顺畅，所以实现了“不隔”。

　　而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的下半阙“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一句“则隔矣”。为什么呢？因为 “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都用了较为生僻的典故。用典，就会造成文本中符号能指群与所指群之间出现间离现象，而用生僻的典故，则会进一步使间离现象加剧，甚至最终导致断裂。“谢家池上”，在一般的读者的意识中，所指涉的意涵即是“姓谢人家的池塘上”，可池塘上究竟有什么呢？读者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在许多普通读者那里，“谢家池上”只是一组空洞的能指群，它们并没有什么确切意义。“江淹浦畔”就更甚，因为读者不仅不明白“江淹浦畔”指涉着什么具体的诗歌意蕴，而且“江淹”和“浦畔”这两个名词之间也是没有直接必然联系的，作者将两者拼合在一起，只会加剧对读者审美判断的干扰。那么“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所谓“谢家池上”，是化用了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句，实际上指的是“春草”；而“江淹浦畔”则是化用了江淹《别赋》中的“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一句，其实也是指“春草”, 这真是娇揉造作、故弄玄虚，把诗歌创作变成了文字游戏。

　　可见，在“隔”的文本中，符号所指群出现了层叠，这时先前的“作者原义所指”—→“文本中的能指”—→“读者对能指的还原”过程就发生了变化，变为：

　　　　“作者原义所指”—→“文本中的能指”………“文本中的能指”—→“读者对能指的还原”

　　“文本中的能指”彼此层叠，使得还原过程由三个步骤变成四个步骤，甚至更多——在这里，所指“春草”首先要与文本中的能指群“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对应，然后能指群“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再通过另外一个能指群即谢灵运《登池上楼》和江淹《别赋》中的诗句，才在绕了一个弯之后进入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视界。这就使得作者原义所指与接受主体对能指群的再现之间出现了多重隔阂，严重阻碍了意义在文本中的传递。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定稿之三十四中论述道：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1]P96在手定稿之三十五中又说：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 “ 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1]P99

　　此处王国维所言“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其中“小楼连苑，绣毂雕鞍”一句出自于秦观（字少游）的《水龙吟》，原词为:“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瓦。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而其中“为东坡所讥也”，据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所载，具体是指：“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问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

　　可见，诗词作者在文本中构建符号能指群时，应该注意避免意义的还原过程出现过多层叠，否则“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虽然运用了大量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但最终在读者那里还原出的却只是一个单调的所指，这既是对能指的挥霍，也是对接受主体的意向性还原努力的一种愚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隔”与“不隔”的判断和规定，其实存在着一个判断和把握的尺度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定稿之四十一中提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1]P120

　　对此，王国维研究专家叶嘉莹在其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解释为，“只要有真切之感受并能予以真切之表达，则便都可以达到‘不隔’的境界。所以缺乏真切的感受或不能予以真切的表达应该才是真正造成‘隔’的主要原因”。[2]P255

　　在结构主义诗学看来，文艺文本应当是一组连贯通顺的语言功能结构，而不是彼此隔阂乃至断裂的能指群的叠加，构成文本的各指只有以作为一个可被理解的整体而呈现出来，才能组建成文本的图示化方面，为最终在读者的意识中得以生动再现提供可能性，所以文本中的符号能指群本来就应该在读者意识中顺利还原为生动的形象。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还原还应当是一种能动的建设性还原，即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需要在把各图示化的方面组建成再现客体层的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以创造性想象把各个侧面之间的空白和不确定点加以巩固和填补。“布拉格学派”的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就曾在《何谓诗》里写道，“诗意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是所指之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词序、词义及其内部形式不止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是都获得了自身的份量和意义”。[3]P530

　　故此，在用词时还要有一定的“陌生化”效果，使“作者原义所指”—→“文本中的能指”—→“读者对能指的还原”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可供联想、增补的空间。因此，“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句，毕竟过于直白，能指群所包含的意义几乎可以一览无遗，缺少含蓄蕴藉的“诗意性”，使得诗词成为了单纯指涉所指的能指，导致读者的创造性想象的发挥受到了较大的束缚。

　　对于如何限定“隔”与“不隔”的质的规定性，王国维的态度也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他在《人间词话》手定稿之七中提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1]P20而这里的“闹”和“弄”，恰恰就是多少有点“隔”的“陌生化”的用词法，因为这两个动词的发出者原本是人，而现在却是物，所以是一种“通感”的用法。借此我们可以看到词语结构的“横组合关系”，即在语言交流中，词语以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表达。这其中就不仅仅要涉及到依次排列的词语、短语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在认知过程中指涉到与该词语、短语相关的组合关系上的其他词语、短语。如“闹”要涉及到“兴”、“浓”和“重”等词，而这些词又会产生新的“纵聚合关系”，指涉新的意义链，如主体的某种微妙情绪、客体的色彩形状特征等，只有这样诗词才有“兴味”。所以所谓“不隔”，按本文理解，应当是指诗词的语言既自然明澈，同时又不流于直白无味。

结 语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不隔”，让读者在意识中把作者原义所指顺利还原为图示化的方面，就需要避免在文本中出现不必要的能指群层叠。而且在这一还原过程中，也不能矫枉过正地为了去除“隔”而把各个图示化的方面之间的空白和不确定点剔除了，致使本该含蓄的诗词变成了乏味的大白话，而必须做到的，是认真把握好陌生化的“尺度”，既保证还原过程的通畅，又为读者的创造性想象留下适当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境界全出矣”。

　　[注　释]
[1] 陈鸿祥编著. 《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M].第1版.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2]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第1版.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
[3] 罗曼·雅各布森. 何谓诗[A].见：朱立元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C].第1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简圣宇，男 ，广西南宁人，广西艺术学院艺术文化系教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广西南宁 5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