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全球化的汹涌大潮正在或即将全面冲击和影响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国家及其人民现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显然是一场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大变迁、大整合、大发展的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它必将冲击人类以往已经熟悉和习惯了的一切组织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生态系统，当然包括行政伦理生态系统。这场冲击，只有程度、范围、层次、时间和地点的差异，不会有质的差别。这无疑会给行政伦理学专家和学者提出新的课题：全球化的内涵、本质到底应当如何认识和界定？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系统有何冲击？当前世界行政伦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现状究竟如何？应当如何因应全球化对行政伦理学生态体系的冲击。

 

    一、全球化的内涵及本质

 

    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必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已成为共识。但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即全球化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呢？这无疑是我们分析、研究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冲击问题的逻辑前提。

 

     全球化虽然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个时髦的字眼和初露端倪的社会现象发生、发展，但学界对全球化的概念及其本质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比较有代表性，并被较多专家学者认可的观点如下：

 

    英国学者大卫．赫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全球化下的定义是流传比较广的一种。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网络和社会关系系统在空间上不断拓展，人的行为方式、积极性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表现出洲际或区域之间的特点。"① 就是说，全球化包括多种相互交织的跨越边界的交流过程，而且，这些过程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政治上也为繁荣中心地区所需要。因而，也有关于全球化的另一个定义："日益增加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借助于新的通讯技术从而变得更加密切的网络化；通过分散不同产地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思想、概念、图像和消费方式及消费品的快速流动；不断增强的全球风险与危机意识；跨国机构和全球网络化；政治运动数量的上升及其意义的增强。因此，它涉及到这些过程在国家、次国家和跨国家层级上的相互渗透。"② 这一定义其实告诉我们，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消除世界与空间限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密集化和网络化的过程。通过网络化的运行机制，国家程序和世界程序不仅会在机构组织方面，而且也会在社会政策的各个层面全面建立和发展起来。而被德国赖纳．特茨拉夫（Rainer Tetzlaff）教授誉称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几本有关全球化的论着，并且有资格成为中国前景讨论中整体上持最乐观态度的杰出专家"俞可平先生，则对全球化下了这样的定义。他说："全球化是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全球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进程。所以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与区域和国家的疆界相冲突的，它要求超越国界的世界市场。"③

 

    关于全球化的本质，俞可平先生的观点比较精辟和独到。他说："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④

 

    从专家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全球化的内涵及本质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给全球化下定义的方式、角度不同，或者是发生性的，或者是功用性的，或者是关系性的，或者在方式、方法和形式上是很类似属加种差的。比如外延型的、描述型的、比喻型的，但共同的观点是，全球化作为一个能量巨大的人类现存社会秩序的冲击因素，显然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对行政伦理生态系统的冲击不可避免，而且是继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后第一波受冲击的系统和领域。

  这是因为，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自然要求各民族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势必要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这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认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涵的民主价值观念，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公平、自由、平等、人道的民主制度。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事实上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刘军宁先生说："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开始的。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⑤

就是说，全球化对世界行政伦理生态的冲击是必然的。因为，行政伦理与政治伦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全球化会以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为基本特征，横扫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志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对全球价值观念、组织形式的整合与重建。行政伦理作为政府及其行政管理组织和公务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中其行为事实如何及应当如何的规范，自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认同人类共同的行政道德价值观。

 

    二、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

 

    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是必然的，是或迟或早必将发生的。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将是全方位、多层面的。笔者认为，根本说来冲击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行政制度伦理层面看，全球化对各个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目前尚奉行集权制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全球化的冲击根本说来，是人类共同的，迄今为止最先进和文明的价值观念对特殊的落后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它要求重建世界共同的价值体系，构建以公平、自由、平等、人道为基本价值的民主制度，全面消除异化。

 

　　民主，顾名思义就是由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涉及自身利益的一切事务。民主制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其出发点和归宿都以人本身为目的。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利益诉求，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倾听、接受、采纳各种意见和建议。从本质而言，任何制度都是对人自由的限制，民主制、集权制也一样，因此，都是一种恶，但是必要的恶。不过，民主制与集权制相比，它对人的自由的侵犯较小，而集权制较大。道理很简单，民主制的确立是以人为本，即以肯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前提，而集权制则恰恰相反，是以集权者个人的意志和好恶为出发点和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全球化之后，冲击和挑战最大的当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奉行集权制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在俞可平先生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就是"善治"。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的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他认为，构成"善治"的基本因素有六个：即合法性（社会秩序的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策信息）；责任心（人们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和效率。⑥ 显然，两种制度由于出发点选择的不同，其制度构架、组织形式、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政道德要求就不同。民主制度安排下的行政伦理显然也要求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要服从上级和相关的领导，但其要求服从的前提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的权威，是基于广大社会成员认可同意的权力而形成的。而在集权制下，所谓的权威仅仅是由国家专政机构的强力威慑支撑的。就是说，两种制度安排的行政组织前提和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都需要管理，任何管理都需要权力来保障秩序，任何权力都是一种强力，但强力并不一定等于权力，只有广大社会成员认可的强力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权力，其产生的权威也是巨大的、无限的。而一种强力（比如国家专政）如果没有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赞同，那它仅仅是一种强力，其形成的权威也是有限的、短暂的。无疑，由于民主制是以尊重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为前提，故尔，广大社会成员自然认可和赞同，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是符合人性的，科学的，也是公平的。相反，集权制恰恰与民主制背道而驰，因此，它必须靠不断加强和膨胀的国家暴力去维系统治。

 

　　可以说，在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与人的交往以人际为主要特征的时代里，集权制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时空的压缩，人们所拥有的信息质量和数量，已经与以往任何集权者所掌握的信息差不多。因此，集权统治的土壤和依托必将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肯定是民主制的时代。

 

　　由是观之，全球化对行政制度伦理的挑战和冲击可以说是空前的。它将冲击一切与集权制相适应的行政制度伦理，致力于解决权力的所有制问题，即公共权力到底应该属于谁，是属于个别人，少数人，还是应当属于多数人，广大社会成员。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民主制度文明，或快或慢地都要冲击一切与集权制相适应的行政制度伦理。道理如前所述，因为民主制是符合人性的，是以人为本的，是从人的行为心理本性的基本规律出发，并结合社会政治目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每个人的利益而创设的。

 

　　其次，从行政道德原则看，全球化势必要求各民族国家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为圭臬，重建合乎本民族实际的行政道德规范体系。

 

　　伦理和道德虽有重叠的一面，但二者并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概念。伦理讲的是人际行为事实如何以及应当如何的规范，所以，行政道德原则应当是指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应当如何的规范。它既是评价行政制度安排是否道德的标准，也是评价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行政活动和行为善恶的标准。就是说，行政道德规范体系是行政制度伦理价值理念的具体化。这一体系既有原则层面的规范，也有准则层面的规范，而原则层面的规范制约、决定、优先于准则层面的规范。

 

　　就原则层面而言，行政道德原则应当由公正、平等、人道三个原则构成。其中，公正应当是最重要的行政道德原则。因为它直接关系着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关系着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工作效率和个人切身的利益。公正作为最重要的行政道德原则，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应当如何公平地分配行政权利和义务：即在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在国家与政府行政机关之间，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其领导、公务人员之间，以及领导与各岗位公务人员之间。这是公正这个最重要的行政道德原则最复杂的一面。这一点，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按贡献分配权利。奥肯说："他们都对最初的假定表示敬意，即收入应该建立在对产出的贡献的基础之上。"⑦ 而根本说来，每个人应当拥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应根据每个行政人员的品德和才能分配非基本的行政权力和义务。具体说，就是要任人唯贤，兼顾每个行政人员的德才来分配行政权利。德才显然是行政人员的潜在贡献，是行政权力分配的潜在依据；而贡献是德才的实在结果，是行政权利分配的实在依据。可以说，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伴随着市场经济公平原则的逐步深入人心，公平在行政道德原则体系中地位将越来越大。

 

　　而平等则是行政公正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平等作为一种社会公正原则，它一般归结为完全平等（即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与比例平等（对同样的人一视同仁）两大原则。不同的是，完全平等是就基本权利而言还是就非基本权利而言？如果是就基本权利而言显然是正确的，相反，如果是就非基本权利而言则是不可取的。平等作为行政道德原则之一，无疑与政治平等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平等原则一般分为直接统治权利与间接统治权利。据前所述，人们显然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权利，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具体说，行政机关领导和公务员应当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权利，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同时，行政机关还应当享有机会平等的权利，即竞争行政权利的机会平等与发展潜能的机会平等。一样的道理，伴随着全球化自由平等规则的冲击和渗透，科学的行政道德原则--平等理念也将会逐步内化为行政公务人员的内在自觉行动，抵制以往不平等的规则，习惯和做法。

 

　　与公平、平等相比，人道原则可以说是最完美的行政道德原则，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它也将逐步被重视。"人道"实际上就是指人道主义，其根本观点是主张，人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和和尊严，它是指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主张将人当人看，并使人成为人；主张政府应当给人最大限变的自由，消除异化。具体到行政伦理，就是要求政府、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一切行政活动中应当将人道原则贯穿始终。而且，必须将法治、平等、限度三大原则作为自由--人道行政的一般的、普遍的原则。这无疑是衡量一个社会行政伦理是否优良的一般的普通的标准。⑧

 

　　浅显的道理告诉我们，伴随着全球化规模的扩大，进程的深化，肯定会给三大行政道德原则的确立和实行创造良好的机遇。而一些发达国家行政伦理实践成功经验的示范、辐射和榜样作用，也会进一步刺激三大行政道德原则的确立和实现。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交际活动的加剧，都会为优良行政道德原则的确立和实行创建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各民族国家传统职能的逐步弱化，公平、平等、人道的社会制度安排需求的增长，都将促使行政伦理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要求行政伦理顺应潮流，遵从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尽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新的甚至是十分严峻的问题，但那毕竟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的，与传统社会体制下遭遇的问题有着质的差别。

 

　　第三，从行政人员的行政品德而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影响人的品德发展的根本因素方面考察，全球化会从四个方面影响行政人员的品德形成。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源共享，生产因素自由流动，无疑会促进全球经济整体状况的提升，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得以提高。这无疑意味着，行政人员品德的提高会获得物质的支持。道理其实很简单，生理需要的满足，可以促进道德需要的产生，即渴望做一个道德的人的需要。而且，随着社会公正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分配会逐渐合理，因此，人们做一个道德之人的道德需要必然会越来越多。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说："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⑨ 墨子也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⑩ 韩非则说："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穣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⑾ 儒家孟子也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⑿ 又说："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年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⒀ 二是伴随着全球化，会由于文明规则的冲击、影响和示范作用，弱化传统国家权力和职能，使得民族国家的政治清明程度提高，这会使行政人员遵循美德而行的行为更多地被社会肯定。而守德之行被赞扬和鼓励，会促使遵守道德和个人幸福生活的目标更趋一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尔维修说："在已证明的大的报酬造成大的德行、荣誉之贤明的管理立法家能够用以联结个人利益于公众利益而形成有德行的公民之最有力的纽带以后，在我想来，我是很正当地由此下结论谈某种人民对德行之爱慕或冷淡就是他们的政体不同的结果。" ⒁ 又说："一个民族的恶行和德行永远都是它的立法之必然结果。"⒂ 三是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对人自身行为的认识会更加深入和深刻，也对道德目的的认识会更进一步，当然包括对行政公务人员行为规律的认识和行政道德目的认识也会更进一步。这意味着，优良的行政道德价值体系会逐步确立，对行政人员个人的压抑和损害会减少，从而促进每个行政人员做一个遵守道德之人的需要自然会增多，进而促使其行政品德不断向高尚境界进发。四是因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整体的科教文化水平会提高。这样，就会由于科教事业的发达，使人们的道德认识水平提高，从而促进道德品质的提升。就是说，行政人员的行政品德会随着社会整体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提升。

 

　　当然，从影响行政人员品德的具体因素方面看，全球化的冲击将是全方位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社会生活信息化，会提供许多帮助行政人员提高行政品德的新的途径和方法，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网络技术的平台，及时向行政道德高尚的榜样人物学习。而且，也由于现代媒体的发达，社会监督机制会进一步完善。另外，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会唤醒行政人员的自我行政道德修养意识，自觉遵行和反思行政伦理生活。

 

　　总而言之，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成份。冲击最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还奉行集权治理的国家，这些冲击可能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也是最具进步意义的。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同样也有冲击，只是程度、层面和规模可能不尽相同。"对这些政府而言，可能在所有与生存相关的未来问题上，一味地强调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性，把所有的政治都视为一种轻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进了陷阱。" ⒃ 然而，无论如何，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系统的冲击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理性的选择应是，积极主动地去研究它的影响和冲击的规律性，及时准确地因应其冲击，以便保证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良性运转和稳步提升。

 

　　三、全球化背景下行政伦理面临的问题

 

　　当今世界，行政伦理面对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消除行政腐败，提高行政效率。腐败问题是各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头疼的政治顽症，是人类社会的终身疾病，头号杀手。直到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自信地说，它们已经完全攻克了这一难题。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集权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腐败使国家屡屡承受巨大损失，政府或政党形象一次次受损，也让民众最终遭受一切痛苦。

　　腐败现象虽在不同国度和体制下有各种表现形态，但根本特征是以权谋私，或者说以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这些利益或是有形的，如金钱、福利等，或者是无形的，如机会、荣誉等。腐败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子，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曾以检察官身份参与了英国上层最大腐败案件调查的斯蒂芬．莫尔在其《权力与腐败--政府和大企业的腐败核心》一书导言中说："腐败意味着每个人都遭受增税之苦，丧失商业机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或者了解他们正在被欺骗。……只有当公众真正义愤填膺时，社会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腐败的产生。在发展中国家里，腐败之风盛行，本应用于舒缓贫穷，建立基础产业的金钱，却被用在官员们有私人利益的项目上。" ⒄ 腐败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同 样，在发达国家，民主制国家同样存在。"在’独裁制度’下，你需向少数几个人行贿，一旦引进民主制度，你就得向人人行贿罗。" ⒅

 

　　腐败产生的原因，不知已经、还要耗费多少专家学者的心智。笔者认为，腐败这种败德行为的存在，与其从权力拥有者的私欲方面找原因，到不如从社会体制的安排着眼，从根本上着手探究根源。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腐败、敢腐败，是因为权钱交换的风险太小。太小的风险，太大的利润，如果再加上个人自制力的脆弱，社会监督惩戒机制的不健全，即就是不想搞腐败的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也会被逐渐拉下水。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腐败的发生率必然高于民主制的安排。不过，在民主制度安排下，虽然增大了搞腐败的机会成本，加大了腐败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就可以完全消除腐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民主制度安排只是促进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廉洁勤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民主制有其基本的精神基础，这些支撑民主制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如果没有内化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稳定的心理品质的话，那民主制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体系，必然缺乏最本源的驱动力。而这种将外在体制规范内化成行政公务人员内在稳定心理品质的过程，无疑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比如，廉洁勤政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广泛的肯定和赞扬，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是否能被社会及时发现，并给予应有的惩罚。社会是否给行政公务员提供了让他们可以体面地在社会上生存的物质条件，社会是否对全社会的资源做到了基本公平的分配。而且，行政道德原则体系是否是从行政公务人员的行为心理本性出发。就是说，其科学性如何？还有，社会整体的科教文化水平如何。等等，这些要素都会影响行政公务员道德品质形成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或助长行政公务人员勤政廉洁，或搞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

 

　　从行政伦理研究方面看，笔者以为当前世界行政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研究视野局限性大。具体说，一些行政伦理研究者的研究缺乏前瞻性和全球性。不是从本民族本地区本国家的特殊文化背景出发，就是从本民族本地区本国家的现存体制出发，在自设的研究平台和框架下修修补补。缺乏驾御特殊性，从抽象宏观的高度把握世界行政伦理研究趋势的自觉和勇气。因此，其研究成果缺乏根本性的原创性的突破。有些行政伦理研究者甚至已经沦落为当政者的御用传声筒，自愿担当起执政者提倡的行政道德原则的阐释者和传播者。其研究成果当然对科学的行政伦理的重建作用甚微，甚至会延缓和阻碍科学行政伦理的研究和重建。

 

　　究其根源，要么是出于为膏粱谋的生存策略，要么是缘于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往往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为依据，否认行政伦理的共同价值基础，否认共同行政道德的存在，以道德的特殊性打压道德的普遍性，从而抹杀道德的优劣差异。事实上，道德是有优劣之分的。优良的道德毕竟是从人的行为心理规律出发的，符合道德是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为了每个人的利益的目的的。就是说，目前行政伦理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缺乏整体辩证施治的思路。二是从研究路径看，没有找准出发点和根本点，只在具体的知识领域耕耘，满足于自圆其说的学术自慰。科学行政伦理学研究的路径，北京大学王海明先生的思路值得关注。他在《新伦理学》一书中指出："道德都是人制定的。但是，只有恶劣的道德才可以随意制定；而优良的道德却只能通过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亦即道德终极标准，从行为事实中推导、制定出来：所制定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之优劣，完全取决于对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与道德目的认识之真假。" ⒆ 就是说，行政道德虽然也是人制定的，但只有恶劣的行政道德才可以随便制定，而优良的行政道德只能通过社会创造行政道德的目的，亦即行政道德的终极标准，从行政行为事实中推导和制定出来。从而依此制定出的行政行为应当如何的规范之优劣，完全取决于对行政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与道德目的的认识之真假。那种以文化的、描述的相对主义否定道德普遍性的努力是没有任何现实效用的，它最多只是证明了具体的道德规则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却不能证明最终的道德原则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就是说，道德规范的差异，只能说明道德具有多样性、特殊性，却不能否认道德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同理可证，行政道德也有普遍行政道德和特殊行政道德之分，绝不应以特殊行政道德否定或排斥普遍行政道德。人类行政体系中共同道德原则与特定道德原则是共存的。共同行政道德原则是一切社会行政伦理共同的道德原则，而特定行政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行政伦理特定的道德原则。以此推之，当然，行政道德规则也分共同行政道德规则和特定行政道德规则，前者是一切社会行政共同的道德规则，而后者是一切社会行政特有的道德规则。就是说，目前行政伦理研究并未遵循这种科学的研究思路。不是全力研究分析行政公务人员的行为心理规律，探讨行政道德的根本目的，而只是在现行体制框架下涂涂抹抹，缺乏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把握，忽视甚至无视全球化这一时代性的价值考量标杆。三是就其具体的理论研究实践而言，对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其概念、内涵缺乏科学的界定，对行政伦理学的学科重点把握不准，认识不一。四是从行政伦理学研究的信息支持系统看，实质性、多层次、高效率的信息交流较少，致使行政伦理研究的信息资源利用率不很理想。而且，也因种种主客观原因，使行政伦理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多。

 

　　四、行政伦理重建的对策与思路

 

　　要应对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解决行政伦理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迫切和根本的问题，笔者以为：

 

　　首先，要增强对全球化规律性和趋势性的认识，重视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冲击的现实。这是前提和基础。如果无视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甚至否认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那行政伦理重建的一切努力将是白搭。任何事情，只有重视并认识它的规律，才可进而把握它，驾驭它。就是说，积极主动地认识和把握全球化对未来世界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巨大影响，这才是理性的选择，否则，任何善意的祈祷和怨恨都是无济于事。

 

　　其次，顺应全球化潮流，加快民主化进程。这是应对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冲击的根本途径和措施。因为，只有符合人的行为心理规律的民主化的基础性制度构建，才可能抗击全球化的冲击。而集权制下的行政伦理生态体系是十分脆弱，难以承受全球化冲击的。可以说，在这场以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潮流中，那些闭关自守，无限强化国家功能的集权制国家也将会情愿不情愿地逐步放松行政管制，逐步开放市场，实行民主制的。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基本游戏规则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球人类生活价值观念趋同化的过程。这种趋同化意味着，传统的集权制国家必须给人民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必须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因此，如果不看清和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主动加快民主化的进程，最终结局只能是，要么被潮流推翻，要么被潮流淹没。所以说，因应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冲击的根本举措必须是：主动加快民主化进程。尽管民主制不是行政伦理最完美的制度基础，在实际运行中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容质疑的是，民主制是迄今为止人类几千年来政治文明的最优成果，如果拒绝这种文明成果，无疑于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和践踏。

 

　　再次，必须依循科学的研究路径进行行政伦理探索。具体说，要对行政活动中有关人际行为的规律性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构建科学行政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前提，也是行政道德价值得以产生的源泉。如果没有对行政活动中有关人际关系活动和行为规律的把握，那科学的行政伦理学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真正弄明白行政道德的目的，即社会为何要创造行政道德？因为行政道德目的是衡量行政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行政道德价值的标准。只有借助于行政道德目的，我们才能从行政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中推导出科学的优良的行政伦理行为应该如何的行政道德规范。就是说，行政道德价值--行政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不是行政伦理行为独自具有的属性，而是行政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与行政道德目的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是行政伦理行为事实如何对行政道德目的的效用。可见，科学的行政伦理学研究路径应遵循以下程序：寻求优良行政道德的制定方法；弄清社会为何制定行政道德的目的；探求行政伦理的行为之事实如何；探寻行政伦理行为之应该如何；探索使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遵守行政道德的途径。这才是科学的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遵循的路径。

 

　　最后，要加强行政伦理研究的信息和学术交流。应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促使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行政伦理研究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减少重复研究，节省研究资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忽略了行政伦理研究的信息和学术交流，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必然受影响。

 

　　综上所述，探求全球化对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探寻行政伦理存在的迫切问题，探索科学行政伦理重建的途径和方法，无疑是一个大课题，绝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可以攻克。它需要各个学科和组织，成千上万的研究者的协同努力。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恳请各位专家和同仁批评指正。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