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消逝，但其是非成败，百年以来众说纷纭，俨然已成世纪之谜。“共和革命百年”即将不请自到，但困惑我们的是：如果无法给予辛亥革命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那么我们将怎样聊以纪念？或者我们将纪念一个什么样的辛亥革命？面对沉重的世纪拷问，回顾、检讨辛亥革命的研究，还其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近现代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笔者不揣浅陋，勉力为之，以聊表缅怀之情。

 

　　

　　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其实早在革命准备时期就已被人意识到，如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 国内外都曾热烈讨论这一事件对中国政局可能带来的影响，一些法律专家还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了国际法教科书，随后就相继出现了革命党人地方起义的早期记录和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民初谷钟秀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首次阐述了辛亥革命“摒除帝制，肇建民国”的伟大功绩，同时不少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以亲身经历为依据，纷纷撰写回忆录式的著作。当然，这些辛亥革命前后的著述尚不算科学的史学著作，还没有开始系统论述这场革命的评价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共两党都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国民党方面，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纳入党史的编纂和研究，颇多删改史实之处，倒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冯自由编撰了一批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在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他们或多或少受到国民党正统史观的影响，情感色彩很明显，溢美之词居多，难免文过饰非之弊，但这些著述实为此后纯学术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起点,其创榛劈莽之功不可没；共产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揭露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利用辛亥革命进行侵略的罪行,厘清了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奠定了新中国史学界评价辛亥革命的基调。总体来说，国共双方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政治色彩都很鲜明，很多歧见正是双方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缩影。

 

　　新中国初建，史学界和国家领导层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都给予充分肯定。陈旭麓所著《辛亥革命》一书和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把辛亥革命定位为“近代三大民主革命高潮之一”，纳入革命史观的总体框架。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研究暂趋沉寂，所幸此后不久的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为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提供了契机。以刘大年、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从不同侧面对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辨证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到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遭到了“文革史学”的摧残。所谓“文革史学”，一是以阶级斗争史观作为唯一的理论标尺，二是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影射史学极端化，三是经典著作教条化，忽视实证研究。“文革史学”站在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全面肯定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这两次革命高潮，对“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则因其资产阶级属性而“立足于批”，甚至凡是资产阶级范畴的都是反动的、落后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皆是“洋奴哲学”，“改良主义”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宣扬“暴力”优于“改良”,极端夸大暴力斗争的历史作用，甚至“颂扬暴政,反对仁政”，因此辛亥革命因其“妥协性”被当作反面一再批判；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脸谱化、标签化，突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代表的光辉形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革命派则被丑化、矮化，甚至孙中山也难以幸免。在“批林批孔”期间，辛亥革命被进而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很多辛亥革命史专家遭到了政治批判，辛亥革命一时成为了学者不敢涉足的“险学”。

 

　　文革结束后，章开沅先生致力于肃清“左”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拨乱反正阐发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①]……在章先生和其他老一辈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步入正轨。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终于实现了全面的“拨乱方正”，俨然由三十年前河东的“险学”一变而为三十年河西的“显学”。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也随之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套用一句社论体来说，就是“不断挖掘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其中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意见是主流，笔者择要综述，兼顾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以窥全豹。

 

　　在政治史[②]方面，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其一，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关于有人贬其为“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林伯渠同志曾感慨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1]其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有人贬其为“有名无实”或“只剩下一块招牌”。但是我们应看到，有了这个“名”，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所以孙中山号召“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③]对比一下专制主义时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训诫，这是何等深刻的转变！其三，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这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其四，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有论者从政治参与、社会动员、地方自治等方面阐述，足见辛亥革命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还有挖掘的余地。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认为辛亥革命仍然是旧式的革命，它导致的政治变动并无实质性意义，或者说是换汤不换药。它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王朝更替的传统，更不可能建立起来新型的民主政治和崭新的政治秩序。《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 (伧父) 早在20年代就把辛亥革命与古代的“帝王革命”改朝换代相提并论，他分析说：“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 ,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是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2]，日本学者市古宙三和大陆学者朱宗震也有类似观点[④]；其二，认为辛亥革命是过激主义的结果，它造成了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启蒙的夭折和历史进程的中断，在政治上反而搞糟了[⑤]；其三，认为革命的政治作用不在于推翻权威，而在于填补权威的真空。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因此，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并未终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衰败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就是必然的现象了。[⑥]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辛亥革命则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崭新的思想意识：“其一，自由平等意识；其二，民主共和意识；其三，法治意识；其四，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⑦]虽然革命派的宣传与思想动员并不深入，难以取得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之功效，但是它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外衣，催生了初步的国民意识，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张勋复辟的丑剧更是昙花一现，就充分证明了新思想意识的内在力量。从这些方面出发，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还是一场文化革命，”^[3]不为无见。但是也有论者提出质疑，如有人论证“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是在为辛亥革命买单^[4]；还有论者从思想反思的角度批评辛亥革命助长了激进主义，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恰恰中断了思想解放的正常进程。其实早在８０年代初，章开沅先生就以近代化为参照，提出“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概念，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而，章先生深入研究了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改造传统文化的问题。他认为，先进的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经历了从“愤悱”到“讲画”再到“变力”的过程，认识上从情感走向理性，实践上变革的动力和力度也在逐步深化。而深入到对待传统的矛盾心理和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渗时，情况就显得非常复杂。章先生重点考察了孙中山与章太炎，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进而提出了“离异与回归”的思想分析模式，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处触及了辛亥革命的脉搏。他指出，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至于孙中山等人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则主要是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和同化，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章开沅先生这样表述：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⑧]所以，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具体作用很复杂，如果要从总体上概括，或许可以不恰当地这样说：思想启蒙之功不可没，思想解放之实效不理想，改造、重建民族文化的使命更不成功。

 

　　在经济史方面，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进程：其一，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其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其三，辛亥革命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来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凡此种种，史家大多予以肯定，并将之与随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直接联系起来，如黄逸平认为，“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也有辛亥革命的一份功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华东师范学报》，1981年第4期），虞和平这样分析，“黄金时代出现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主义，增加和发展了清末已出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地一些政治变革和影响，为这次资本主义高潮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5年第5期）。但是也有论者把“黄金时代”的出现归因于“列强无暇东顾”和人民以抵制洋货为代表的反帝斗争，^[5]或认为辛亥革命“影响所及，反映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成果是极其有限的”，而黄金时代“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笼统地归结为辛亥革命的作用，是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政策，“虽然体现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情关注，但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7]加上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因此，他们对辛亥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

 

　　在社会史[⑨]方面，辛亥革命造成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剧变，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进步。早在80年代初，章开沅就呼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但是，囿于史学界在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方面长期以来的“经典”结论，进展并不顺利。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多学者大量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系统深入考察辛亥革命的地位。社会史作为一种崭新视角，已经成为辛亥革命研究的百花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奇葩，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值一提：其一，在移风易俗方面。风俗史作为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长时间遭到不应有的冷落。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以超前的学术眼光，在80年代初转向风俗史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他于1982年在《华中师院学报》第5期上发表《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一文，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方面之功效，[⑩]并带动了一大批学者从风俗变迁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且已渐成气候。其中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对国民的塑造，不仅仅是革“身”，更重要的是革“心”，使觉醒的中国人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而有了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8]；或认为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移易适应和推动了人们心理状态层面的早期现代化进程^[9]；有人则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婚姻为例，认为清末民初时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是维新时期婚俗观演变的继续和拓展，也是“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革的基础和必要环节^[10]；还有人认为婚姻家庭变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得到了升华，且这种升华对社会文明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1]；但也有学者持有异议，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移风易俗的变革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变迁,不但有很多污习陋俗以不同方式被保留下来,甚至有的变本加厉，出现一种逆反现象^[12]；或认为民初习俗的改造工作不仅未能持续下去，而且时间不久反倒出现复归的现象^[13]；还有人指出，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革命所带来的婚姻变革也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14]；其二，在妇女解放方面。学术界肯定的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伴随着颇有声势的谋求自身解放运动，又有着冲决封建网罗、破除邪说陋习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具有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15]；或者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高潮，并且在中国近代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辛亥革命，革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先进的妇女开始觉醒,并通过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16]；还有人指出，近代女知识分子挣脱“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一改弱质裙钗之旧貌，英姿勃发地投入革命洪流，使沉沉女界熠熠生辉^[17]；或认为女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反封建意识，较多的群体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的秘密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妇女解放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8]；另一些学者则着重指出了其局限性，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这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只能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19]；或指出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还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的缺憾^[20]；其三，在宗教问题方面。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传教”外交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称“文化侵略”。近年有学者开始深入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的“传教”问题，[11]改变了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还有学者从城市化、禁鸦片、戒缠足、社交、娱乐、饮食等方面透视，可谓无所不包，构成了一幅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新生活的全景图。关于民初中国社会的革故鼎新，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上，一篇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革命史方面，辛亥革命是承前启后的革命分水岭。史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辛亥革命达到了旧式民主主义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意义的革命，它把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最佳方案，完成了革命的首期目标”；^[7]但是，不少学者在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地关系时，片面强调两者的区别，否认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在理论上造成后者对前者的客观否定，“你不行，由我来”，以便说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注定要失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种模式，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发展线索，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他们一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其一，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得以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其二，它开创的政治、经济生活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得以产生发育的社会条件；其三，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初步传播，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毛泽东就是在1912年从湖南革命党人的喉舌《湘江日报》及革命党人江亢虎的小册子中，最早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其四，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和培养了干部，教育和锻炼了群众。中共初创时期，直接或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超过三分之一，出身同盟会的占10％，陈独秀由康党——革命党——共产党的人生轨迹就颇为典型；其五，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革命提供了启示。因此胡绳认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自然转化合乎历史发展程序的内在逻辑性”。^[21]毛泽东同志就非常善于“以辛亥革命为鉴”，他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22](p391)“孙中山是个好人，……失败的原因有三个：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23](p68)

 

　　在民族史方面，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24]胡耀邦同志说：“中华民族三次腾飞，辛亥革命成为第一次腾飞。”[12]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最终赢得独立、走向富强，从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进的完整轨迹。辛亥革命赫然就是这串足迹的第一个足印，其先导之功不言自明，因此完全有理由视其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和主要标志之一”，^[25]这恐怕也正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念念不忘辛亥革命的共同情感之所系吧。

 

　　在中国史方面，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此，大多数学者都予以高度评价，具体认识和表述大致分成了两种。一种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26]另一种则认为：“不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阶级划分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认识,辛亥革命都应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27]出现这种分野的原因，除了标准和角度有异，更多的恐怕还是源于“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分歧，实际上在肯定“划时代意义”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世界史方面，由于“辛亥革命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8]因此，辛亥革命还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如果说，1905年俄国革命启发了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那么，中国辛亥革命则把这个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12年，在中国的越南侨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共和的主张。在荷兰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尼、爪哇等地，很多华侨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展开革命民主运动。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列宁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29](p457)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以彰显其世界意义，显得犹为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有论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抱有乐观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如有人认为：“不能以政权转移为依据来判断革命全局就已失败；民主革命过后，必然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新的历史代价而悄悄来临。”^[30]或则指出，“辛亥革命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并形成了一些积极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得到一定发展。”^[31]当然，若仅仅据此就论定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尚属勉强，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充分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不无裨益。

 

　　不难看出，经过拨乱反正，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总体上说，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意见是主流，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也并没有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而是从一些侧面指出了辛亥革命的诸多不足之处，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评估也只是量的差别。辛亥革命远非完美，讨论其局限和缺憾实属正常而且十分必要，但这必须以承认其功绩和地位为前提，因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2](p154)——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经验和还是失败教训都正是这种“新的东西”，直到现在化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费正清在其名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说，“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就是革命”，他并没有说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主旋律的序曲正是辛亥革命，——它不但奏响了其中第一个音符，而且使革命乐章以正义的声音风靡华夏，感染着千千万万中国人起来战斗，最终让中华民族淬火重生。它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其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或许在更远的将来会被我们的后人看得更清楚。至于现在，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历史的真实。笔者依据史学界现在对辛亥革命的主流评价，暂且这样为辛亥革命定位：它成功地推倒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是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自由进步，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它不愧是一座彪炳千秋的历史丰碑，必将永垂而不朽！

 

 

　　在学术界忙于为辛亥革命拨乱反正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新的批判。当然，他们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和思想层面，与过去那种政治性的批判有本质上的差异。

 

　　其一，“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符合国情”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充分肯定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批评革命党人“理性不足”，对革命的设计“超越国情”，认为“搞君主立宪会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13]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如何评价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其实，吴玉章早在1961年就曾比较客观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由于随后的政治干扰，立宪派被当作革命的对立面遭到一概否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突破了这个禁区，但是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立宪派是与革命派根本对立的政治力量，本质就是反对革命，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消极方面居多，把辛亥革命的失败部分地甚至主要地归咎于他们的“内部破坏”。更多的研究者，则一般采取两分法，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正视立宪派的功过是非，不过从整体上说还没有完全突破革命史观的框架。 这种理论则第一次把立宪派看作和革命派并驾齐驱的进步力量加以考察，并把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道路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重新比较审视，这些做法对全面、深入地认识立宪派不无裨益。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凯歌中，有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立宪道路作为一种改革模式，来探讨其成功的可能性，并进而论证其比诸革命道路的优越性，所谓“更符合国情”云云，自有比附“中国特色”和当下的改革开放之意，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这些学者怀着“研究什么爱什么”的情感色彩，醉心于立宪救国的前景设计：君主立宪既可以不流血，又能保证政治的稳定，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当然比革命的办法好多了；既然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民主共和道路行不通，那么君主立宪作为更稳妥的道路则或许可以走通。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反历史”的逻辑推理，大有“符合国情”的理直气壮，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清王朝不愿“入立宪之瓮”，和平请愿已经行不通，这才是当时最基本的“国情”。后来袁世凯不也搞了一场君主立宪的闹剧么？如果说英国的君主立宪“外表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共和政体”，袁世凯则恰恰相反，即外表看来是立宪政体，实际上是十足的帝王专制。晚清的预备立宪骗局也应作如是观。

 

　　其二，“辛亥革命应该避免”论。这些学者的观点大致相近，可概括为三点：“第一，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第二，暴力革命方式属于前现代化类型的旧式政治行为模式，一方面打断了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另一方面则消耗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第三，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建设现代化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社会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行。辛亥革命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权威。”[14]不难看出，这种论点的理论支撑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并受到了亨廷顿等人的“威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用这些舶来的并早已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来解释如此严肃的学术问题是否合适暂置不论，单从其立论基础来看就不大经得起推敲：暴力革命方式为旧式政治行为模式被论者极力否定，但他们又无法指出哪一种“新”政治行为模式能救民于倒悬；他们指责辛亥革命推翻旧权威是弄糟了，可又不得不承认清政府没有起到主导现代化的作用！他们幻想着一连串的“假如”：假如革命党人能与立宪派合作并支持“预备立宪”，假如立宪派不受到革命派的影响，假如清政府“新政”的内外环境更好……那么，“新政”就会发展成他们希望的结果：“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历史固然允许假设，但完全依靠假设构筑的理论，再宏伟也只是沙滩上的大厦，结果流于感想式的空论。

 

　　其三，“革命否定论”或“告别革命论”，这是在对辛亥革命反思与批判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其代表人物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并指责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33]他甚至直指“辛亥革命搞糟了”，进而提出“告别革命”，包括“一切形式的革命”。^[34]美国学者舒哲衡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中提出了“革命压倒启蒙”的类似论断，国内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简化版作为响应。同时，“告别革命论”以其立论之新颖、大胆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批判文章更是洋洋大观。除了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批判之外，在学理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回应：金冲及提出“救亡唤起启蒙”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执笔者之一沙健孙坚持“启蒙深入”说,李慎之、高力克和汪晖则有“启蒙转向”说，段培君和李杨抛出“两种救亡”说，这些论说对“告别革命论”或针锋相对，或加以修正，或试图调和，随后史学界以外的诸多学者卷入其中，一时热闹非凡。[15]但由于这几种理论本身并没有完全触及到“告别革命论”的内核，从思想反思的角度也并不比李泽厚更深刻，因此他们声势浩大的批判却如隔靴搔痒。相对客观的评论出现在晚些时候，如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教授的的分析就不失冷静、公允。[16]

 

　　李泽厚否定辛亥革命的学术依据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公式，其实这个公式在学理上的缺陷显而易见：首先，李泽厚用“救亡”这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套用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治斗争和革命，忽视了救亡与革命各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从立论上就有商榷的余地；其次，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希望启蒙不被救亡所取代而与之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出发点是虽好，但是仅仅是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当时代发展到辛亥革命的前夕，已经达到必须变革社会制度的时候，启蒙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就是救亡。正如新文化运动必然导致五四运动，启蒙运动导致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导致十月革命，——这正是“历史的正当性”；再次，启蒙是否仅仅是受到了外在排斥，即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的呢？李良玉分析说，启蒙受到的压迫既有外在性，也有内在性。外在性来源于所面临的现实任务，所要求的不同价值体系；内在性则来源于启蒙向政治运动转化的自身逻辑，包括内部权力机制和新的政治革命的制度设计。例如，蒋介石政权把三民主义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化，为其一党专政服务，启蒙的学说变成了独裁的工具。这就是说，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化，除了与时代环境相关外，更多的是由于它从启蒙者变成了专制者，从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拥有漫长专制主义统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程度极低的国家，启蒙需要反复进行，而每一波启蒙只能达到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高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启蒙的夭折归咎于“被救亡所压倒”；另外，虽然辛亥革命确实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革命后确实出现了反复和波折，中华民国也确实有名无实。但是即便如此，中华民国也总比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和假立宪要进步得多。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顺应世界潮流，为以后的中国历史进步开辟了道路，袁世凯及大大小小割据的军阀不正是被辛亥革命掀起的历史洪流淹没的么？——历史的车轮毕竟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滚滚向前，正如马克思所说：“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须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35](p606)最后，“告别革命论”从纯学理的思想反思来假设历史，陷入了“反历史”的逻辑推理，无论其思想多么深刻，推理多么严密，用于严肃的历史研究都是极不适宜的。重温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环境，不难看出其发生是客观的历史情势使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后的军阀混战也不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正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够荡涤的那些势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祸害,辛亥革命不应对此负责，——辛亥革命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还不够”，以致革命后沉渣泛起。

 

　　尽管“革命否定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难为人们接受，但是从思想反思与历史批判的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全盘抹杀它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人们不吝言辞地礼赞革命，视其为除旧布新的不二法门，但是近现代史上的不断革命并没有让我们彻底告别旧制度。因此，李泽厚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即对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形式的革命进行反思和批判：

 

　　其一，革命与激进主义：所谓“激进主义”，即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因此大抵可分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种。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批判激进主义的热潮中，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学者集中火力攻击“五四运动”，批判政治激进主义的学者则把矛头指向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李泽厚批判辛亥革命则兼顾政治与思想层面，把谭嗣同看成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山,认为谭的激进主义思想不仅影响到维新派的激进改革，而且影响到孙中山诸人的“革命排满”思想，以致用激进的暴力手段“痛快地把清政府搞掉”,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国家失去重心,其结果必然是军阀混战和以后的不断革命。

 

　　那么，辛亥革命真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吗？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因此做判断之前有必要对西方意义上的“激进主义”一词追本溯源。在西文中，“激进”（radicalism）一词的词根是“root”，意思为“根”，“激进的”（radical）则意为“根本的、彻底的、全盘的”，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radicalism”有三个层次：首先，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被推到了极端的斗争逻辑与排他性的、积极的思维方式，它以一套二元对立模式（如好与坏、善与恶、真与假、上帝与魔鬼）为预设，不承认人性、社会、自然世界中的任何复杂性、交叉性、中间型与妥协性；其次，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它排斥经验的复杂、多样，迷恋理论的单纯与明澈。崇尚绝对真理观、唯理主义，排斥多元，不承认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再次，从道德理想和伦理目标上说，它献身于终极目的、终极价值与绝对理想，执着于最终目标的合理与正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与调和，也不顾及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与方法的合理性；最后，从社会政治学说的角度，它是一种全盘式的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理论，崇尚大破大立，彻底推倒旧世界，重建一个与过去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新世界。[17]

 

　　若按上述标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法西斯主义、文化大革命无疑算得上是激进主义的杰出作品，但如果把辛亥革命塞进去则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辛亥革命都还远远“够不上”激进，——不是还有更多的学者在谈辛亥革命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和革命党人的“天真”、“软弱”、“犹豫动摇”吗？同时，孙中山诸人的革命思想与谭嗣同的所谓激进主义究竟有无本质的关系或者究竟有多大关系恐怕也是个问题。谭嗣同的所谓激进主义（如“破除一切差别、冲决一切网罗”、“诛独夫、倡勇敢任侠之风”）主要来自于传统思想资源，如佛老哲学的平等观，而革命党人的革命观念主要源于西方的“revolution”理念和启蒙思想，两者绝非一脉相承；当然，孙中山诸人在宣传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貌似“激进”的煽动性口号和主张，对此应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这是必要的革命宣传策略，倘不如此则不足以维系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团结，不足以鼓动群众的革命勇气和信心；另一方面，这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决定的，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包括一些重大的改革所具有的共性。问题在于，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否有终极目的、终极价值与绝对理想？它是否具有极端的斗争逻辑与排他性的、方对任何妥协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全盘式的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理论吗？ 若是，这种理想主义就有发展为激进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危险。但是，我们即使从最“激进”的邹容身上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革命党人的思想充满了种种妥协的幻想，他们仅仅满足于清帝的退位和一个民国的名号，天真地宣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民国肇建，则革命之事毕也”，以至于拱手让出胜利果实，——他们根本就不曾想过“彻底推倒旧世界，重建一个与过去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新世界”；其次，革命必须具有相应的客观形势，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动的，更不是少数人“头脑发热”的“情绪化”产物。从革命的发动来看,实际上清政府才是第一责任者, 因为说到底,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当整个统治机器以及它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都发生动摇的时候,即已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时，“革命”才能在人民的心目中获得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李泽厚所说的“激进主义”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总之，李泽厚把辛亥革命简单地归为“情绪化”的“激进主义”产物，这个结论至少是轻率的，——他似乎没有慎重考察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激进主义的本质和表征，并且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

 

　　其二，革命与启蒙的消亡：近现代历史上，启蒙的逐渐消亡确实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究竟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式现代革命（李泽厚所说的“救亡”）有无本质联系或者有多大联系呢？近代中国的现实是，当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或纪律、精神的名义，会成为辉煌而又至高无上的东西。它们是推动革命的强大动力，又会导致对个体价值的忽视甚至否认。当人们无条件的接受所谓共性和集体价值时，普遍个性泯灭了，结果就意走向了启蒙的反面，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这里，启蒙被排斥的内在根源在于启蒙运动转化为救亡运动时，它的内部权力需要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消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用按手印的方式并要求党员向领袖宣誓绝对效忠，即为明证。在追寻民族自由的过程中，曾为“民主、自由、平等”大声疾呼的革命党人最终放弃了自身的个人自由，并且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革命、爱国、集体、民族等名义下牺牲“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中国式现代革命无法挣脱的怪圈——我们从后来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中同样看到了这个悖论。

 

　　其三，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前，两条路线的激烈交锋发人深省。历史已经证实，民主共和的革命方案比君主立宪的改良方案更符合历史潮流，但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很多观点却不幸被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他预言革命即使成功，“此种政体终无术以持久——终必复于专制”，或“集权之秩序以破，天下大乱，地方割据，盗匪横行——旧势力重占上风，革命者生命供其仪牲”，^[36]如果这样，他问道，革命又有什么意义？面对梁的诘问和无情的历史事实，诋毁改良者难免为之气短。实际上，暴力革命并非社会变革唯一的形式,即使是在发生暴力运动的社会变革中,暴力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尽相同。有的暴力运动并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或者说,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暴力运动往往只能解决一些表层问题,社会深层次和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在这种暴力运动中得到解决。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告别过去的那种“不变思维”,对这种暴力运动重新进行一种历史审视 ,借此对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再作深一步的认识。正如李泽厚所说,因为这些东西,“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死人拖住活人,封建的陈垢阻挠着社会的前进。”^[33]革命与改良也并没有天然的鸿沟，试看亨廷顿的精辟论述，“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准备改革的时候。”^[37]邓小平则说，“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妨这样理解，改良之于革命，正如量变之于质变，改良突破一定的“度”，就演变为革命。从哲学意义上来考察，两者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既无优劣之分，更不能对立视之。以此论之,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是前一历史阶段所有改良或改革的必然结果,更确切地说,则是前一历史阶段所有改良与改革的成果和所遇到的阻力之合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的必然结果——没有1840年以降上上下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改良和改革的成果,便不会有辛亥革命;然而,如果改良或改革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特别是满清君主专制体制的阻力,则也无需有辛亥革命。正是二者相反相成所构成的合力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又是下一历史阶段的改良、改革的必然原因。当下一阶段的“变”的成果与阻力的合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又将引发一次新的革命。改良——改革——革命——再改良——再改革——再革命……历史大抵就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而所有的革命,可以说都是合力的量变达到质变阶段的里程碑。所以，革命并非万能，指望通过革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达到根本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不现实的，一切貌似斩钉截铁的革命，等到尘埃落定时再看，也不过还是改良。从根本上讲，很多深层次问题必须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缓慢的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终究获得解决。因此，革命应该是罕见的，“不断革命”就不太正常；改良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应该不断进行——李泽厚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深刻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李泽厚“过去褒革命，贬改良，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的倒过来”^[38]的说法，因为这明显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思和批判“阶级斗争史观”视野下的革命确有必要，但否定革命本身则是因噎废食的态度，——毕竟革命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动力和方式，正如质变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样，又岂是“告别”得了的？简言之，追求社会的进步有剧烈的革命和渐进的改良两途，偏执一端都不足为取。

 

　　其四，革命与传统：革命首先意味着“破”，然后继之以“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大课题。在近代中国，如何在传统与现实的夹壁中寻找一条现代化之路，新型知识分子拥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斩不断，理还乱”的困惑与焦虑。“这种使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认识和欲望，与对中国传统文化诸价值——作为自我认同的保证之唯一根源——残余的效忠二者之间存在着恒常有害的紧张状态”。^[39](p91)当康有为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推行维新运动、严复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鼓吹思想启蒙之时，孙中山毅然屡败屡战，百折不回地献身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党人孜孜以求祖国的现代化，精神不可谓不壮烈，对传统的态度不可谓不决绝，但他们始终无法脱出传统的藩篱，最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向传统回归。革命者在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加上“只争朝夕”的心态，仓促之间以打倒一切的斗志向传统发动总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早产的。而革命后的动荡与反复与其说是某种不良反应，还不如说是离异传统的代价。[18]革命者的努力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面前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革命的失败岂不是必然的吗？可以说，革命对传统的“破”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下的范围之内，超过了这个“度”，传统的力量就会“反噬”，由此造成“立”的困难重重。推翻传统社会以后，动荡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越顽固，破坏它需要的代价就越大，拨乱反正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种历史代价不得不由以后的社会运动代为买单。或者换句话说，在量变尚未积累到质变的程度时，以激烈的暴力革命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造，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所以，建立和设计新制度、新社会是远比推翻旧社会更为复杂困难的事情。布罗代尔说得好，“人们曾热切地希望一次革命打碎旧传统，但往往是在传统下建立符合传统文化势态的新世界。”^[40]在这个层面上，李泽厚的观点确有可取之处。

 

　　耐人寻味的是，在“告别革命论”甚嚣尘上而各种口诛笔伐也沸沸扬扬之时，却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革命党人曾经希望辛亥革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革命。他们对数千年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表示厌倦，希望革命胜利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今也革命之役，末役也”，从此将“毋须第二次之压力”，稳定发展，“进步复进步”。^[41]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落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之后更是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陷入了“不断革命”之中。如果辛亥革命如有些人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那么龙种和跳蚤有何关系——遗传？变异？或者毫不相关？龙种为何变成了跳蚤——种子？环境？播种者？或者兼而有之？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设想参与”的方法，通俗地讲就是要求我们以当事人的角色设身处地，移情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化身为特定的历史之人，与革命志士同呼吸，共命运，方能成为他们的“知己”，达到对革命的“切身体验”，如此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辛亥革命。“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必须让位”，^[42]布洛赫这句话其实就是要求历史学家“体验历史”，放弃“先入为主”的思维。实际上，很多学者已注意到，“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经常相背离”，探讨这种悖论所蕴涵的内容往往会更接近历史的深层本质，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隐藏其中。人固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不得不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与客观条件，所以人的美好愿望总是被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如此，历史的发展就不会是绝对的、完美的前进运动，而是呈现出螺旋上升、曲折前进的态势。所以，把辛亥革命后的种种怪罪于革命者是近乎残忍的不公正态度，也是对这种历史发展态势的无知和误解。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发展的这种“不完美”，那么就必须容忍辛亥革命的种种不尽“今人之意”。若以时人之标准苛责前人，以今日之眼光看待历史，得出的无非是后见之明甚至诛心之论。

历史无法告别，正是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不断走向独立与富强，我们也才有可能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幸福时代，一个不再需要革命的新时代！

 

 

　　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新史料、新观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让人越来越“读不懂”辛亥革命，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一方面这固然是辛亥革命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现象，——在这样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单元的思想格局的崩塌让不少人无所适从。各种论说激烈交锋并相互交织，新旧并存，暇瑜互见，而不少学者仅持一端，对不同意见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一旦上升到思想和理论层面，成为纯学理的讨论时，就超越了普通人所能够理解的范畴；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主要的原因——是研究现状中本身存在的不少缺憾所导致的，也正是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

 

　　其一，基本概念的混乱问题。

 

　　围绕辛亥革命的很多争论其实源于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就拿“革命”这个概念来说,就存在着严重的误读。革命的本意是天道周期性变化，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戊戌变法前，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代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丧失，改朝换代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相结合而形成的“革命”观念随之兴起，而它的兴起又直接受到日本的“革命”概念的影响。近年的研究发现，最早用“革命”译“revolution”的是日本。近代之前日本人大多对革命持批判态度，而随着西方冲击来临，日本知识界就滤去中文“革命”一词中易姓或王朝更替的意义，在社会秩序根本性变化以及进步这一内涵上应用这个词。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中，已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明治维新也被称为革命。因此要准确理解革命党人宣扬的“革命”，就必须考虑到日本如何理解革命以及日本的革命观念怎样影响中国，这就涉及到西方和中国、日本三方面观念间的互动。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已经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它是西方revolution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介而纳入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结构并被重构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与西方“revolution”的原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还是天道。在新的天道中，进步成为宇宙规律，平等和取消一切差别变成代替儒家伦理的新时代道德。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最后的逻辑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此，“革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其内涵大不相同，若不在辛亥革命的具体语境中去分析就贸然评价辛亥革命，结果自然南辕北辙。例如，有些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批判的所谓“革命”，其实应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的某些方面，却误把矛头指向了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学者与理论家，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或者正统的马列主义革命观的标准去衡量辛亥革命，结果自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很多其它概念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改良”、“立宪”、“救亡”、“启蒙”、“激进”等等。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基本概念的厘清是我们评价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和题中之义。

 

　　其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治学态度仍然存在。

 

　　在学术环境已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若隐若现的政治幽灵还是萦绕在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之中。如有些学者评价孙中山则“轻前重后”，大谈其晚年的转变，甚至要把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导”；大谈特谈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局限性，“不可能担负起领导重任”；轻率地认定民主共和方案“绝对行不通”，则是旨在反证“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总之资产阶级“都不行”，只能让位于无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阶级分析法由此庸俗化了；有些学者鼓吹“改革万能”，比附“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意在论证当前党的路线的英明正确……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思维流毒至今，致力于真学术者戒之慎之！真学者必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以摒除党派之私和个人成见，方能做出真学问。

其三，忽视实证，非历史主义倾向严重。

 

　　如一些学者在批判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主义时,就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有学者臆想“立宪道路比革命方式更符合国情”，“如果辛亥革命不打断清末的新政又会怎样”云云。无视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反历史”的前提去推理历史进程的发展，怎么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历史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基础性和必要性，而不宜提倡“哥德巴赫猜想”。

 

　　其四,思想的僵化和形而上学。

 

　　典型的如，人们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一味地肯定革命而否定改良，但上世纪末期则倒过来了,很多人又一味地肯定改良而贬斥革命。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还有人采取一种貌似客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辛亥革命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既可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可以说它失败了”。他们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绝对化、庸俗化，沦为了绝对的相对主义，最终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我们必须抛弃僵化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坚持科学的、动态的、辩证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才可能贴近历史的真实。

 

　　其五，以偏概全，各家各派自说自话。

 

　　在当今的“学术侏儒时代”，学术繁荣的表象背后凸现出另一种尴尬：我们有一大批在不同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专家”，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也是如此。专家们纷纷抢占“制高点”，然后各立山头，在自己的“自留地”深耕细挖，以局限为特色，以琐细为专深，凿空蹈隙，畛域自囿，难免以偏概全，学术的交流与砥砺往往变成了自说自话。章开沅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硕果仅存的大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等文章中，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如何深入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其中就意识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因而力倡“学有专精，尤重通识”，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偏重于“专精”而少有“通识”，致使此后的辛亥革命研究远远没有达到先生所期望的那种高度。章先生首先是一个大历史学家，而后才是一个辛亥革命史专家，一般人却误以为章先生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才被公认为大历史学家的。章先生治学，趋向于博，博而后通，通而后大，达到立意远大，高屋建瓴之大度兼大气的境界，再由博返约，专精自成。近年来，章先生以求真、求善、求美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谓之“圆融”。所谓圆融，大家之境界也，即不懈追求真善美，发掘出“蕴藏于史事深处的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43]以先生今日之境界，若能重写一部《辛亥革命史》，必能与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媲美同辉。遗憾的是，先生年事已高，加之近年致力于教会大学史的开新，虽老而弥坚，恐怕已无心力与脑力继续辛亥革命之研究。但章先生治史之良法美意，辛亥革命研究之“专家”不可不察，后学尤不可不思之再三。

其六，是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机制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明显存在一种新陈代谢机制的失衡现象，有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相对陈旧过时，急需求新求变，而另一些学者则片面强调新理论新范式，把优良的史学传统统统抛弃，最终必然沦为学术泡沫，更多的学者则在困惑与焦虑中艰难地探索。近年来，这种失衡的机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正在向良性的方向转变，综观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新动态不难看出，一场研究方法的大变革即将来临，它已经表现出这样一些新趋势[19]：其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其二，是研究层面的下移；其三，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其五，是实证与创新的结合。

 

　　做到以上这些，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我坚信，只要努力的方向大体不差，加上我们不懈追求的精神，尽量避免研究现状中的缺憾是可能的，走出现在的困境也是可以预期的，届时，辛亥革命的评价自然水到渠成，其庐山真面目也将呈现在历史的天空。“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就让章先生的这句名言鞭策我们努力探索辛亥革命的奥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