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书院由鞠曦先生二〇〇五年创办於长白山。长白山书院以“正本清源，承续传统；中和贯通，重塑传统；中学西渐，开新传统”的“新传统主义”为思想理念，致力於承续华夏历史文脉、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鞠曦先生历经坎坷、淑世情深、忧患天下，勤奋治学，数十年如一日，藏书数万余册。他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形态与历史有充分的了解与理解，他以“六经”为本，以《周易》、《道德经》、《黄帝内经素问》三部经典为中国哲学基点，对传统之学的儒、道、医及西学广博会通，精通物理、电子学等科学领域。
为增进身心的修持与性命的通达，为探讨中国哲学与儒学的学术理路及发展前景，丙戌年七月一日——七月十八日（西历2006年7月25日～8月11日），长白山书院举办了主题为“易学、儒学与中西哲学”的夏季会讲，为期十八天，来自北京大学等全国多所重点大学哲学系的二十余位硕、博研究生及长白山当地的人士向山长鞠曦先生多方请益。鞠曦先生胸怀若谷，诲人不倦，解经传道，重开当世中国民间书院讲学风气之先。参加本届会讲的主要学者有：北京大学翟奎凤、周艳萍（女），北京师范大学王素丽（女），北京邮电大学路振召，北京京海学院周莉萍（女），东北师大米继军、隋洪波、杨洋、李斯思（女），武汉大学林桂榛，南京大学杨艳香（女），长沙理工大学钟武强、朱敏（女），常州机电职业学院黄晓兵、林毅，中国文史出版社郭丽卿（女），中央电视台李静（女）、中国建设报张予（女）等。8月7～9日，台湾籍上海商儒、学者赖鸿标先生与珠海平和英语学校校长、平和书院院长洪秀平先生，亦远道来长白山书院参加了会讲。
会讲活动每周讲习五天（周六、周日休息或旅行，期间共四天），每天四个时段。早课、上午课、下午课、晚课时间分别为4:30～6:30、8:30～11:30、14:00～17:00、19:00～21:00，早餐、午餐、晚餐时间为7:00、12:00、5:30；早上的功课为静坐，上午课为鞠先生主讲，下午课为专题讨论，晚上课为学员主讲与讨论。会讲教室面对龙头山，下临松江河，景色优美，空气清新，桌上的水瓶插满了每日从窗外采撷来的鲜花……。
会讲主要围绕“易学的正本清源”、“儒学的中和贯通”、“中西哲学会通与中学西渐”三大专题展开。鞠曦先生着重阐发了他以《易》学为核心的时空论、形而中论以及对“自以为是”的哲学批判，并带领大家精心研读《帛书周易》的《说卦传》、《系辞传》以及《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象、文言；对《咸》、《艮》两卦所蕴涵的儒家养生之学亦多阐发，把《易经》“生生”哲学推定到了以“恒→既济→损→否”与“咸→未济→益→泰”为基本演绎模式的损益之道上。
在鞠曦先生的主讲与学员的热烈讨论下，长白山书院丙戌夏季会讲获得圆满成功。兹将本届会讲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儒学复兴的背景、使命与途径
通过本届会讲，深化了对儒学复兴的背景、使命与途径的理解。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不但面临着中国的问题，而且更面临着人类的问题。随着世界历史的一体化，中国的问题也越来越在其深度和广度上表现为世界性的问题。当今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也越来越暴露出种种足以导致整个人类文明陷于毁灭的尖锐矛盾，比如目前为人类所普遍关注的物种灭绝、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核武竞争、种族歧视、局部战争、道德沦丧和宗教冲突等等，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不断扩大，都足以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回应这些挑战，引领中国和世界文明走向新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每一个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学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在现代中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决不是一种民族自恋和一厢情愿的纯主体性的价值论承诺，而是植根于深沉的历史本体论承诺之中。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以为是，中国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非为是。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不但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是人类社会走向世界大同的需要。这个历史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其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可谓花果飘零，奄奄一息。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即儒家思想，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孔子的形象和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主流社会成为“封建”、“落后”、“陈旧”、“迂腐”，甚至“反动”的标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路线指导下，逐步摆脱了“左”的条条框框的思想束缚，在健康和从容的心态下，得以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从老祖宗那里重新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在冰冻多年之后，一度出现了发现传统、重温传统和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所决定，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的社会氛围出现了空前的好转，国学热和读经热的出现标示着人民群众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需求。社会需要儒学，人民需要儒家。儒学、儒家和儒家的君子人格精神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安顿人心、净化心灵、增进道德和促进社会和谐，对培养有担当意识、有责任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崇高人格，都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歧解和价值判释之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儒家和儒学？在当今中国，儒家和儒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儒学？孔子和儒家到底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该怎样理解孔子？我们该怎样尊崇孔子？等等一系列问题极需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儒家传统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有先秦儒，有两汉儒，有宋明儒等等，我们该怎样承接？怎样连续？而且当今已不是两汉时的中国，不是唐宋时期的中国，也不是明清时的中国，当今中国是世界性的中国，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就已经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帷幕，世界的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这个进程。而近代中国是在不自觉地被动中痛苦地融进了这个历史。现代中国是在主动地自觉地努力地去融进这个世界。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这不是我们应该满足的，也是我们不能满足的，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理性都不能允许中国仅仅满足于此。我们应该走在时代和历史的前列，去开创未来的光明之路。因为西方的理性已经走到了末路，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无尽的隐患。历史的理性已经在寻求东方，在寻求中国。
中国文化有儒、道、佛三家，宋明以来三家不断走向融合。不管历史如何沧桑变幻，在传统中国，儒学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可是在近代，儒学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虽然有种种外部历史的原因，但首先应肯定的是儒学内部出现了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思想者所认真反思的问题。鞠曦先生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不管是汉儒还是宋儒，都没有真正继承好和发挥好孔子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和曲解了孔子。我们今天的正本清源工作要从先秦开始，从孔子开始，从《周易》开始。在对孔子易学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去承续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承续在当今必然是承诺着对传统的重塑，因为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世界，这个重塑也必然要求我们对中西方的哲学理性进行中和贯通。因此本届会讲的主题和新传统主义的理念是以一贯之的。当下儒学复兴的形式五花八门，应该说这也体现了儒学体系的多样性与其思想的博大性。鞠曦先生认为目前儒学复兴最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是把儒学思想从历史的扭曲和西化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具有人类性的儒家暨中国哲学体系。
二、易学的正本清源
会讲主题“易学、儒学与中西哲学”反映了鞠曦先生整个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其“新传统主义”的“正本清源”理路一以贯之。只有对六经之首的孔子易学进行正本清源，才能真正认识孔子和儒学，才能于源头活水处承续真正的传统。只要在正确解读孔子易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对中西方的哲学理性予以中和贯通，才能重塑新的文化传统，进而中学西渐，开出人类文化历史的新传统。可见，对孔子易学的正本清源是开创新传统主义首先要做好的工作。
㈠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汉唐以来，《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直备受中国学术界的推崇，但“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易学史表明了《易》学思想的统续无宗。如何理解孔子作《传》解《经》的本义，如何在整体上把握《周易》的思想体系，从而正确推定《周易》的性质，使《周易》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源头活水”，这是会讲中大家着重关注的问题。
问题表明，后儒都没有很好解读孔子的易学思想，误于易学的卜筮性而淹没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核心，“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后世对孔子的怀疑与误解早为孔子所预见。晚年孔子“韦编三绝”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对《易》进行了转化工作，使其由原来纷繁复杂的卜筮性之《易》书变成修德养道、开智成慧以化成天下的圣经。鞠曦先生认为《说卦传》是解读整个孔子易学思想的总纲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孔子易学思想的核心。《说卦传》的思想体系和《帛书卦序》是以一贯之的。鞠曦先生以损益六卦推定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这是先天成始之象。“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这是后天成终之象。先、后天的中和即成中天之象，即是《说卦传》所说“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天而知损益。先天和后天都不是主体所能把握的，主体所能把握的是中天。根据“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的原理，对中天之象进行顺损逆益的推定可知，“数往者顺”对中天八卦可以顺叠出《恒》、《既济》、《损》、《否》四卦，“知来者逆”对中天八卦可以逆叠出《泰》、《咸》、《未济》、《益》四卦，由此可知《易》的“损益之道”和“天地损益卦序”，而这个卦序与《帛书易》的卦序相吻合。
从“子贡三疑”和“后世之疑”入手，可分析出孔子与《周易》的真实关系。“子贡三疑”之说来源於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出土的《帛书周易》，据《要》篇记载：子贡“一疑”是孔子为什么到了老年对《周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所谓“晚而喜《易》”）？“二疑”是孔子不以卜筮为用，却去研究卦爻、系辞的理论形式，此是何原因？“三疑”是孔子对《周易》卜筮性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鞠曦先生通过解读《要》篇，认为“子贡三疑”非常有代表性地表明了孔子重视《周易》的原因，对《周易》卜筮性质的扬弃以及其对“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正确预见。孔子针对“子贡三疑”明确阐释了他作《传》解《经》的基本目的有三：一、研究《周易》言之有方、论之成理的逻辑关系和思想形式；二、如何使《周易》成为人们遵循的能普遍运用的思想方法；三、不能利用《周易》的卜筮原理，而要掌握“吾求其德而已”的道德原理。
由“子贡三疑”显示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易学思想体系当时的确无人能理解，由此而引发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后世之疑”——失落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也失落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命脉。
㈡《说卦传》的承诺与推定。如何澄清“子贡三疑”和“后世之疑”？如何通过孔子的易学思想正确推定《周易》的性质与思想体系？鞠曦先生认为“遍览道儒释，尽在《说卦》中”，只有《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形式承诺了易道“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的价值关怀；以《说卦传》为纲，运用“承诺推定法”，在逻辑、形式、范畴与本体、主体和价值的“承诺与推定”相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在整体上重新认识《周易》。
因此，首先要对《说卦传》的主体论承诺与形式进行推定，也就是反思《说卦传》的“说卦”者及由“说卦”者“说卦”所运用的范畴及逻辑关系是什么。通过对《说卦传》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解读，鞠曦先生得出三点结论：
1、昔者作《易》与今者作《易》是一个历史过程，今者作《易》在理论形式上实现了由卜筮之《易》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周易》的转化。
2、“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由所谓“六位成章”、“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及其“乾坤三索”等具体以“数”为形式的文理章法所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作《说卦传》的目的。
3、孔子将“昔者圣人”作《易》的原理与他自己对“生生之谓易”、“圣人之大宝曰位”的《易》理之推定，形成了《说卦传》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乐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的思想形式。
所以，应该在思想形式与基本前提上把“圣人作《易》与“孔子作《易》”区别开来，此乃“同途而殊归”与“同归而殊途”之谓也。
㈢易道的终极关怀。只有承诺生命的终极关怀并正确推定生命的存在形式，才是哲学、科学与宗教的终极目的。也正是由于哲学、科学与宗教具有这样的承诺，才奠定了它们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鞠曦先生通过推定《周易》的思想形式，并由《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内容推定了“天地损益、人道损益”之“损益之道”的逻辑关系和思想内涵，并重新校正了通行本《周易》的卦序，以在终极关切的意义上理解易理和易道。
鞠曦先生认为，对于主体的“以至于命”而言，益之道始于《咸》卦。因此，正确推定《咸》卦的意义，对于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咸》卦的重要性，孔子不但对《咸》卦以《彖》、《象》进行推定，还以《系辞传》对《咸》进行整体统一性的推定，以形成终极关怀的理论架构。《易》之《咸》表明，天、地、人三才之道融《咸》卦于一体；《咸》卦取象于人体以承诺生命的主体性价值，由此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周易》生命科学思想体系。
针对历史上形成的对于咸卦的种种误解，鞠曦先生以孔子的“尽性知命”的思想体系，阐明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与《咸》卦融于一体。鞠曦先生在对《咸》卦性命之理的论证中，征引了《黄帝内经·素问》与《说卦传》的损益之理，从而推定了《咸》卦性命之理所具有的医学理论基础。“七损八益”是中医学以时空为坐标推定人的性命之理的重要理论范畴。“七损”是对女子生命运动规律的推定。女子以七年为期，推定生命由年少到年老的过程。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到三七，肾气平均；“八益”是对男子生命运动规律的推定。男子二八肾气盛，到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这就是说，女子在十四岁到二十一岁，男子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时，生理处于发育期至成熟期的阶段，因生理逐渐成熟，也就出现了“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问题，《咸》卦以少年时期为推定形式，正是承诺解决这一时期的问题。先生在这里又指出了《咸》卦的性命之理与中医学的七损八益的性命之理及道家的丹道之学基本相同。“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与道学“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承诺统一，“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与道学“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承诺统一。由此证明了《咸》卦的原始涵义与《说卦传》的“尽性知命”的理论是相通的。
对于《咸》卦，鞠曦先生本着以易解易的理路，反复强调一定要以《咸·彖》所云：“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見矣！”以及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来把握《咸》的卦理。虚而感，止而悦，是《咸》卦实现“穷神知化”的根本原理。天道损，地道益，由顺损逆益的推定可知，人欲走益道必须从少男少女的《咸》卦开始。
在六十四卦中，《艮》卦则具体的推定了主体的“以至于命”有为的操作形式： 艮者，《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对《艮》的推定，是为练功的方法，《说文》：“艮：很也，从目。目，犹目相。”“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者，小周天之用也。以丹田之真气，经会阴到尾闾，经命门、夹脊、玉枕而督脉通，经百会而下行承浆、膻中而归丹田，是为小周天之用。“艮其背”，《彖》曰：“艮，止也”，是为命门与丹田之采药练丹之用也。“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者，温养之用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是为大周天之用也，故奇经八脉、百脉畅通，而有温养之功也。故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结合《艮》卦的生命科学原理，鞠曦先生还简单介绍了儒家修身的小功法——“敦艮”，并总结了儒家的养生口诀：尽性至命恒中为，顺损逆益虚一归；上下鹊桥连任督，阴阳双分在两会。（注：两会为百会穴和会阴穴）
鞠曦先生对乾坤两卦作了独特的分析，对乾卦重点阐释了用九的见群龙无首，乃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和老子的思想是统一的；对坤卦则重点阐释了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的道学意义，认为黄中通理已达到中脉通的境界。此外，还从易理的角度对“天人合一”的传统提法进行了辨误，认为《周易》的内在思想是“天人和中”而不是“天人合一”。
鞠曦先生指出：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原理与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证明了现代易学的研究进路应以推定《周易》“穷理尽性”的哲学原理、实现“以至于命”的终极关怀相互整体统一为基本旨趣，达致《系辞传》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的人生至境，解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虚，天下何思何虑”的问题。
三、中西哲学的中和贯通与中学西渐
百年来，中国引进西方科学，使国家可以站立于列强之列，但我们却在哲学上一直是非常虚弱，用西方的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企图在和西方哲学的比附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西方哲学最大的成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科学于现代陷于困境，现代科学已不再发展了，只有技术还在不断翻新。西方科学因存在的问题不再进步，西方哲学不但不能解决科学的哲学问题，而且更糟糕的是，西方哲学本身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在无奈和尴尬中提出了哲学的终结。而荒唐的是，中国哲学却还在被迷惘中的西方哲学一步步所异化。哲学问题表明，是该用自己的腿走路、走自己的路、也让别人走我们的路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路是希望之路，是光明之路，是永远生生不息的路！
中西哲学的理性如何贯通融合，首先要重新定义哲学。今天，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来定义自己的哲学，有能力用自己的理性来定义何谓哲学与哲学何为。这个定义不仅源自中国的文化理性，而且还能统摄西方哲学发展的理性。西方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意味着西方理性的终结。西方哲学和理性已经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种种的危机。中国人可否有智慧来为西方的理性“把把脉”，为人类文明的新突破探探路？在当今中国，这个条件已经慢慢成熟起来，因为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毕恭毕敬地跟着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学习他们的哲学，研究他们各方面的文化，包括政治与宗教，而且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深度。而西方对中国呢？虽不乏一些开明之士表示过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惊讶与赞叹，但总体上来讲，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傲慢的，对中国的了解是浅薄的。尤其是在“知识之王”的哲学上，黑格尔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否定易经、否定孔子，说中国有思想无哲学。黑格尔的这个判释在当今的西方主流思想界还一直在延续着。而且在中国思想界也一直延续着这个话题，对黑格尔的这个判断一直也没有作出非常有力的反击。而百年来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其每一个学派，甚至每一个细节。历史又行进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华民族是自觉的、主动的，因为我们凝聚着新的历史的整体信息，我们知己知彼，我们知道过去的所有，自觉到未来的可能，自觉到那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
在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鞠曦先生以中国人的智慧对哲学进行了全新的判释和定义，这个定义既贯通着西方哲学理性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外化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在本质。他认为，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理论学说。如果仅从这个定义的概念范畴的字面上看，“自以为是”这个定义不但有过于武断之嫌，而且疏于浅薄，人类以最高理性展现出来的哲学怎么能是一句简单的生活俗语——“自以为是”呢？可是只要把“自以为是”进行“是”的“being”本体论还原，就会发现，“being”乃西方哲学的逻辑起点，正是对“being”的是其所是的形式化中，主体的“自以”使“是”成为“是”，所以，因为把主体之“是”作为逻辑起点，其“是”乃“自以为是”。正是因为走不出“being ”的是其所是，走不出自以为是，因此海德格尔要求哲学返回到巴门尼德的“being ”的问题，以寻求新的哲学方略。所以，“自以为是”不但是对西方哲学理路也是对其进路的概括。至于中国的《易》、《老》哲学，在其所“承诺与推定”中，由于本体论不是以“是”作为逻辑起点，而是以恒常之道为“所是”，把恒常之道的呈现方式即“其是”推定为“生生”，由“生生”作为主体与本体、主体与客体的“中和”，因此避免了“自以为是”。可见，把“自以为是”推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由哲学的“承诺与推定”所决定的。人类的“自以为是”如超限越界，即为以非为是，孔子提出中庸，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自觉地克服自己的“自以为是”，达成“和中为是”。
鞠曦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之处有以下三点，其一，中西哲学的不同理式，中国哲学形神中和，用中道理；西方哲学形神相分，离中理道。其二，西方哲学推定是其所是，中国哲学推定所是其是。其三，西方哲学因自以为是而形式化，自以为是的哲学“厮杀”产生了外化的门类众多的哲学体系，终因自以为是而终结；中国哲学因和中为是而方式化，和中为是的中国哲学内化于思想方式之中，贯通了“和中”的思想原理，终不出儒道之学。但是，中国哲学的理式和思想原理，因现代中国思想界的西化和自以为是而不被理解，不但愧对祖先，而且殆误后人。这不能不是中国哲学思想界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自以为是”最初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他提出“认识你自己”，使哲学回归到人的主体性上来。西方哲学之所以不能解决自以为是的问题以及哲学成为自以为是的问题本身，是因为时间和空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时间和空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问题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性产生了自以为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产生了哲学，哲学因自以为是而终结。所以，解决哲学的自以为是问题首先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基本问题上着手。哲学的终结表明了其乃理性自以为是之集成，自以为是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在性是哲学问题之集成，哲学从逻辑起点到问题的集成而终结，表明了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基本性和集成性，由此决定了哲学自以为是问题的根本性和集成性。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无间时空是主体所无法把握和思维的本在，人类一思维，无间时空就从本在走向了有间的主在和客在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也就产生了。或者说时空有间成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思维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时间和空间问题不但贯穿在哲学领域，也同时贯穿在科学甚至宗教领域。
人类目前的一切科学成就都表明了主在时空对客在时空的能动性与有效性，而所有科学的困境也表明了人类主体时空的局限性。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的突破体现了主在时空观的重大转变，而目前物理学四种力即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的难以统一则从根本上挑战着主体的时空限定性。
由于哲学是以本体论为根本形式的，所以人类自身的许多本在性困惑，则源于哲学本体论上的谬误或歧途。因此，首先必须对“哲学是什么”或“哲学应该是什么”进行合理的推定；而“哲学是什么”关系到以往的哲学形态，“哲学应该是什么”则关系会开出什么样的新哲学。
会讲期间，大家共同讨论了中西哲学史上关于“哲学”的若干经典性定义，诸如：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是反思批判性的理论学说；哲学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自觉；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 。大家认为，研究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必须与哲学的起源，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以及哲学史的进路一以贯之。
鞠曦先生运用“承诺推定法”，对哲学的定义进行重新反思，发现“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以及这三者的中和贯通，才能称为成熟的而非“自以为是”的哲学体系，并且这一定义应是中西哲学的中和贯通。由三个“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所决定，哲学是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由此进而认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他说：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时空的主体效应性使主体具有时间能动性，能动性生成了主体的自以为是；使“人”成其为人，人才具有了主体能动性。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史进路表明，对前期哲学家的“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并给出是其所“是”，是西方哲学的理性动力。但是，后期哲学家反思批判前期哲学家的“自以为是”之后，在给出新的是其所“是”的哲学建构中，又走向了自以为是，使自以为是——是其所是——自以为是的哲学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鞠先生认为这一关于“哲学”的定义和对哲学问题的判释，同样适合于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中国哲学给出的不是“是其所是”，而是“所是其是”，即“和中为是”；“和中为是”的哲学理式主要以《易》和《道德经》为代表形式。他认为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不但避免了自以为是，而且给出外化了的“和中为是”之思想体系和内化了的“形神中和”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目的，此是西方哲学力所不逮的哲学成果。
哲学史是新哲学的重要历史前提，每一次新哲学的创造性发展，都得回顾历史上已有哲学的路程与得失，故了解哲学史就是了解和把握哲学的未来。会讲期间，大家还对西方哲学的理性路程进行了相关的总结与反思，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一直是沿着两条基本逻辑思路发展的：一条是从泰勒斯开始的以寻求万事万物“始基”和“本源”为线索的自然哲学，他们承诺自然界存在着某一实存的“物”为世界的本原，他们的使命是要追寻作为认识对象存在的“实在”到底是什么并给出证明。另一条线索发端于巴门尼德，他以“逻辑化”和“形式化”的方式对“存在”本身进行探讨，注重概念、范畴和逻辑演绎。前者，由苏格拉底进行了主体论的转化，他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把哲学从天国还回人间。后者，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是其所是”、“在者之在”进行的逻辑化、体系化和学科化的任务，并由此决定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思想进路，并敞开了批判与反思“自以为是”的理路。
近代以来的笛卡尔哲学、休谟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从批判或限定“自以为是”入手，以承诺正确的“自其所是”为目标，但最后又都陷入了“自以为是”的哲学史怪圈，以至于现代哲学家宣告这是一个“哲学终结”的时代……。现代哲学是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现象学及后现代主义为主流的哲学时代，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但如何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走出“自以为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反而在“思”与“在”的关系问题上，使哲学“诗化”或成为“厮杀的战场”。
以《易》为代表的儒道哲学，通过“生生”的时空方式，内化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体系，使中国哲学成为自恰的理论体系，并根本上解决了人类“自以为是”的问题。在《易》学的“和中为是”看来，中西哲学都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但各自的哲学理路和历史进路却存在着重要差异。
西方哲学在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从而陷在“穷理”的层次不能自拔，更弗论“尽性”；而对于“以至于命”，则只能望而兴叹。而中国哲人只要掌握“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原理，以“内道外儒”的修为方式进行学理守护，则可走向去遮、去执的“和中为是”之大道。
四、儒必通医
会讲期间，很多同学对中医与养生流露出很大兴趣。针对同学们的问题，鞠曦先生随即谈了中医学方面的知识，并从时空统一论的哲学角度对其进行了以一贯之的阐发。
鞠曦先生首先谈到了《黄帝内经·上古天真大论》所提出的人有四种存在境界，即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内经》对这四种人的生命境界的界定不论从中医学的角度还是从养生学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古有真人者：提挚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与其生命境界是统一的，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思与在、知与行的统一。《内经》不仅是中国中医和生命科学的经典，同时也应该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经典，理应与《易》和《老子》享有同样的哲学经典之尊崇而写进中国哲学史，我们看到，在中国哲学界，对《内经》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是非常的落后。鞠曦先生多次在会讲期间谈到了中国文化和文明得最为重要的三部元典，即《周易》、《老子》与《黄帝内经》。
《上古天真论》还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日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里更可以看到，《内经》不是只讲病理病因的书，更重要的是讲人如何不生病，讲生命运动的规律，讲如何超凡脱俗而成真的圣书。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但是常人却做不到这一点，总是要生病的，人在吸纳外时空能量的同时，要受六淫之气（风、寒、暑、湿、燥、火）的浸袭及内在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影响。这是人会生病的主要原因。中医看病，以辨证论治为核心，在辨证论治中又以四诊八纲为要目，四诊八纲中又以四诊 为前提，由四诊才能识八纲。四诊是指望、闻、问、切四种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八纲，是指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些是中医用来归纳辨别疾病性质的方法。诊病之后就要讲求治法，常用的治疗大法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下药要懂得“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鞠曦先生认为，对应于儒家的性与天道，中医学是“术”，《易》是道。《咸》《艮》两卦表明的生命科学是形而上性，是形神中和，以此修学，其对人体的建康效用远胜于中医学，对人类的生命具有终极关怀的重要意义，应当成为当代儒者的修身方式之一，因为只有达到了“以至于命”，才能有所为而无不为。
五、儒学复兴问题
本届会讲对复兴儒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㈠儒教、工商儒学、君子儒学。21世纪初，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以来，重建儒教、政治儒学、工商儒学、少儿读经等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在本次会讲中，珠海平和书院院长洪秀平先生介绍了中国儒教复兴的背景和现状；由台湾籍上海商儒赖鸿标先生主讲了工商儒学的构想；由长沙理工大学钟武强先生介绍了全球少儿诵经运动的开展和传播情况；鞠曦先生则谈了他的“君子儒学”思想与上述问题的关系。
洪秀平先生认为：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儒教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教式，它能够确立国家的文化自主性，可以形成当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和精神信仰。洪先生谈吐幽默，娓娓道来，把复兴儒学与儒教的当前思想力量款款讲述在听众面前。
赖鸿标先生认为：应从民主社会和工商企业界的现实层面出发，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革。而改革则要直接承继孔子，并主张援法入儒、援墨入儒、援西入儒，重构传统儒学体系。他不欣赏孟子、宋明至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心性儒学之理路，他从数十年的商业经历中观察到传统心性儒学与现代工商社会有许多冲突乃至“悖论”，而恰恰“王霸并用”、“理法并称”才是现代社会亟需的儒家模式。赖先生关于工商儒学的构想令人耳目一新，仿佛18、19世纪日本儒学的改革、转型在这里得到了某种回响。
鞠曦先生“君子儒学”儒学理路与上述不同，他强调只有达到了君子的修为，才能避免“小人”的自以为是，从而自在、自为地走向“和中为是”的应然人生。他说：“君子儒学”首先是对《论语》、《周易》等经典文本的哲学化和学术化处理，在“正本清源、中和贯通”的前提下，明晰天地人生的损益之道，以“益道”匡正自己的言行，才有可能真正发扬儒学的善义理、真精神。
㈡“儒道相绌”与“内道外儒”——传统儒家与传统道家有何种渊源与联系？当代儒学、道学及其文化形式应如何中和贯通？儒学当怎样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是会讲期间大家多次讨论与辩难的话题。
鞠曦先生认为，孔子对作《传》解《经》所进行的儒学转化，形成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但由于“尽性知命”的“性与天道”之理在孔子之后的失落，加之两汉儒学独尊和以象数解《易》形成的误区，儒学从此失去了对终极关怀的承诺。因此，在孔子之后，中国文化对终极关怀的承诺是由道学来推定的。就道学终极关怀的进路而言，是由“无为”到“有为”，由“先命后性”到“先性后命”，最后整合于“性命双修”——道学的这一过程是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元之际才最后成熟为“内丹”的理论形式。作为对“自以为‘是’”的自觉，《道德经》和《周易》两部原初的儒道经典著作，以其特有的理论形式共同承诺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并给出了“和中为‘是’”思想推定，由此表明儒道显然是同源、同归的。鞠曦先生认为，产生“儒道相绌”的错误理解，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体系。所以，他提出“内道外儒”的观念：知“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之理，行“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之道，达“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之生命境地即“形而上者谓之道”，此谓内，道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职志，此谓外，儒也。
可见，“内道外儒”乃首先要做到“知命”，使生命和中成道。内道已成，学贯中西而形上形下，厚德载物而通今博古，生生不息而兼善天下。不言而喻，若要在当代全面复兴儒学，首先应培养“内道外儒”式的优秀人才，这也正是本届会讲以青年学子为主之原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