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可以分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新闻民主、学术民主等,与此相应,人的自由权利也可以分为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在这些民主和自由中,学术的民主和自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级的民主和自由。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都有一系列社会经济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可能、也不宜于充分实现,而学术民主则理应不受到什么限制,应当予以最充分地肯定和发扬。
学术民主对于社会进步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而只有正面作用。相反,如果限制学术民主,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和各种管理决策产生不利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以及“反右运动”、尤其是“文革”,都是完全不讲学术民主、完全压制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惨痛教训,值得永远记取。真正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只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而不会有什么负面因素。
人们常说“要敢想敢干”,但是学术研究只是“敢想”,并不涉及“敢干”,是“君子们”在动脑、动口和动笔(现在是动电脑),而不是动手,因此对别人、对社会没有任何危险和危害。相反,只有充分开展研究讨论,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各种在决策中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聘有学术咨询小组,专门向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对重大决策进行论证,以减少决策失误。
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主要与争取和保护个人及民众的切身权益有关,而学术民主则完全超脱于研究者个人任何实际的经济政治权益之上,是没有任何个人私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十分高尚的,是为了他人乃至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未来去进行不懈地探索和研究,所以说学术民主是最高级、最高尚的民主。
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论证“知难行易”的观点,意思大体是说,只有获得正确的认识结果,有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行动起来才有目标,有规划,不走弯路,才会比较容易,反之,如果不重视事先进行认真充分的思考研究,以为获得正确的知识很容易或者不重要,那么在行动当中就必然走弯路、碰钉子、吃亏,就必然是很难的。
科学学术研究是人类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途径,而只有做到学术民主,使研究者畅所欲言、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才能在各个方面获得尽可能正确的认识结果,即达到科学的认识。任何个人的认识都可能犯错误或者失于简单片面,只有进行充分地共同研究讨论才能避免这些弊病。
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没有什么学术民主可言,研究者稍有一点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或“自由化”的帽子。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眼界和视野不断开阔,学术界也越来越活跃,“研究无禁区”已基本上成为人们的共识,再也听不到把某种学术观点扣上“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帽子的事情了。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应当继续给予学术研究以充分宽松的环境,不要设置什么条条框框,只要是认真严肃的学术问题都应当允许进行研究、讨论,已经成熟并完善的研究结果应当允许发表和出版。要相信真理愈辩愈明,“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打破原有的各种思想框框和束缚,应继续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精神。充分进行学术讨论本身就可以遏制那些片面、偏激的观点学说的泛滥,更不必说那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学说。如果一种理论害怕辩论和批评,那只能说明这种理论有虚弱和脆弱的一面,说明它不是真正能或完全能站得住脚。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密不可分。个人行为的自由永远都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没有任何限制和制约,但是思想自由则必然是绝对的,不可能有任何限制,许多思想家即便被关在监牢里也仍在不停地思考。与此相关,就应当有最大限度的学术民主和自由。
只有做到学术民主,让大家本着科学态度进行充分认真地研究和讨论,集思广益,相互启发、切磋,开展学术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种不同观点充分碰撞、交锋,才能达到尽可能全面而正确的研究和认识结果。科学学术研究和讨论不应该由少数人、尤其是外行的政治家们来做最终的评判。政治家当然可以参加讨论,但只是作为普通和平等的一员。
民主的一个重要基本条件就是平等,即每个人在人格和地位上的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学术民主同样如此,在学术面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年龄多大、资历多深、地位多高,在学术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都同样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决不应听不得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不讲道理,以势压人。
充分的学术民主是人类的一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进步,因为它可以对推动人类的全面进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大量问题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者:刘立群(社科院欧洲所)
(2006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