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的眼光分析看待政治道德问题，因为观点独到，往往能发现固有角度与尺度发现不了的问题，得出常人得不出的结论。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就因为运用经济学原理及其尺度分析研究了婚姻、生子、受教育等等问题，得出了不同凡响的结论而引人注目。宪政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用经济学成本收益的方法研究分析宪法等政治法律制度，也得出了独到的令人称奇的结论。

 

    政治道德问题还是应该用政治道德的尺度去衡量

 

    但严格的说，政治问题还是应该多用政治的眼光和尺度去分析，伦理道德问题，还是应该多用道德的尺度和眼光去看待，琵琶反弹在不少情况下并不正确。而事实上，不仅政治道德问题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反弹研究，许多传统的经济问题其实也可以或更应该用政治的眼光或尺度去反弹研究。现实中的许多事物，人们都是按照这后一反弹琵琶的原则去处理和应对的。我们企业依照经济原则购并国外大型IP企业，这本来是个纯粹的经济事物，美国政界一些人却偏要用政治的战略的眼光和尺度去衡量评价这个事物；荷兰军工企业为了经济的目的，想把自己生产的潜艇卖给台湾当局，我们中国政府就是要将这笔生意政治化，非要用政治的、干预国家主权的尺度与要求处理这件事，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在我国，由于经济学科的发展进步远远快于政治法律道德等学科的发展进步，经济学家的研究条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远强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因而许多政治社会问题，往往被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越界反弹琵琶，而其他领域的学者，很少或基本没有用本学科的方法、尺度去反弹琵琶研究经济学的问题。或者深入研究被经济学家反弹研究反弹错了的问题。比如行政体制的改革与转型问题，被经济学家用成本收益的尺度反弹分析过，得出了权力赎买论和腐败有益论等并不正确的结论；大学收费的问题，火车票价的问题，虽然被经济学家用经济的眼光和尺度研究分析过，但是因为视角狭隘，也得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结论：例如，优质的教育资源是稀少的，只能由市场来确定它们的价值，贫困家庭的子女可以选择收费便宜的学校念书；火车票价不上浮，不能反应供求关系，带来的效率损失和其他非正常的现象很多很多等等观点。

 

    我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纯粹通过金钱就可以实现的行政权力的放弃和转移这样的事。欧洲所谓城市自治权的购买，实际是在市民早已将有关权力控制在手的情况下，使自身权力合法化的一种形式。也是城市当局在与封建领主的权力斗争中，与国王结盟的一种策略。很少见到，没有任何政治军事权力作基础的条件下，商人或者有钱人可以运用金钱买来一个公平的行政权力体制。更何况，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也不允许人们这样做。

 

    试想一下，人民政府的官员难道能因为某一职位或权位需要撤销，自己的工作岗位需要变动，便要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作价出卖吗，谁来决定这笔买卖并确定这一交易的价格呢？权力赎买论在现实政治中绝对不可操作。至于说，对机构改革裁减下来的干部或公务员，政府给予妥善安排或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然是可以的，但这绝不是权钱交易的结果。从这些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一些地方部门的官员权力虽然没有公开的赎买，却早已发生了大量私下的权力交易。十几年过去，当权者和管制机构不是越来越少、越管越松，而是相反。甚至还出现了许多为寻租而设置的新的事实上管制权，这只能说明赎买权力论根本就是书生的幻想。

 

    大学收费、火车票价不是经济问题

 

    再来看大学收费。公立大学作为非义务教育机构，招收学生适当收费是应该的，也是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下公办大学教育不能不如此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大学在资源人才配置，尤其在生源招收上存在着高度垄断的情况。优质大学的稀少使得优质高等教育供求矛盾极为突出，如果放开大学收费，无疑名牌大学的学费将会涨升到一个天文数字，至少也会涨升到一个远远脱离普通民众收入水平的程度。如此，将会把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阻隔在名牌大学校门之外。

 

    而事实上，由现行高考体制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形成的少数名牌大学，如清华、北大等等学校，基本是一个以天赋、勤奋和考试技术作基础的全国状元人才的聚集地。考上这样学校的学生，除了勤奋努力、较好的掌握了书本知识外，天赋、受教育的条件以及众多偶然因素、运气因素占着相当大的成分。今天，只有高考选才这一为数不多的公平竞争机会，还在给依靠天赋勤奋和运气改变自身命运与全家人地位的普通人保留着。考上这样的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气的大学，是一些家庭和考生的崇高愿望和几代人的梦想。如果我们再用金钱和关系（包括产生规则不合理的所谓“三好生”、面试等等）阻隔了这样一条路，那么，我们社会在人才选拔上，在人与人享有平等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上，还有多少可以说一说的地方呢？

 

    所以，名牌大学面向全国的低收费招生，实质是一个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人人平等、关系人与人社会地位差别缩小的标志性事物。在对这一事物维护与否定上，是根本不能算经济账的。经济的眼光和尺度，在这里只能得出愚蠢荒谬的结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受主流经济学观念影响的“高等教育穿衣论”必然受到人们一致批评[1]。

 

    火车票价的问题同样。铁路部门作为铁路运输服务的唯一提供商，处于经济上的高度垄断地位，而特殊垄断企业的服务价格受政府行政管制是各国通行的作法。在我国，由于幅员辽阔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交通安全条件等等原因，上千公里以上的长距离出行，乘坐火车几乎是中低收入国民的唯一选择。所以，时下火车票价的高低，实际上关系到国民的出行自由，关系到亿万农民能否参与城市化进程，关系到辛勤劳作一年的亿万民工能否从遥远的外地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大问题。较为廉价的火车客运价格，其实已经成为国家提供给亿万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亿万农民为数不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轻易改变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火车票的高低决不是一个可以用金钱衡量加以取舍的经济事物。

 

    此外，高度垄断企业的服务价格定多高才算合理呢？它们拥有提高经营水平降低成本的强大动力吗，这些企业的利润绝大多数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作为亿万国民的代表——政府，真的收到手里来了吗？如果火车票高定价所获收入的大部分变成了个别部门和单位的高收入、高工资、高福利，结果只能加剧特权垄断企业人员与其他行业部门人员巨大的收入差距。如其这样，不如将这个不该收的钱，作为人民政府提供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的社会福利之一，奉献给亿万勤奋奔波的农民工以及低收入群众。

 

    况且，现在的火车票价实际已经不低，带给铁路部门的利润已足够多，这从铁路部门的高工资高福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重要的是，作为国有大型垄断企业，作为产权属于全国人民，并且由亿万人民节衣缩食投资建立起来的大型服务企业，它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条件下，给它的亿万普通所有者提供一个相对便宜的乘车机会，既是应该的，也是全民铁路为人民的体现。

 

    鉴于这类问题的复杂性，最后我们依然要究问：名牌大学的低收费公平招生，究竟是一个新时代的科举考试或皇家考试，是一个提供给亿万普通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还是一个可以任意将其商业化市场化以改变供求关系的事物；火车票价究竟是一个关乎广大农民包括城市低收入者出行自由，享受国家社会福利待遇、享受改革成果的政治大事，还是一个可以轻易交由市场自由调节和打理的普通商品价格问题；行政体制改革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事务还是一个经济性的事务，是一个应该由经济尺度和标准来衡量的事务，还是一个应该用政治法律道德尺度来衡量的事务；对于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腐败问题和限制政府权力问题，究竟应该由经济学家反弹琵琶做出结论和判断，还是应该由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正弹琵琶来认识讨论并得出结论，这些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是不是应该郑重其事、认真细致的琢磨研究一番呢？

 

    阅读参考
[1]青周：网上90%对您的谩骂都来自您在两会期间所说的“教育买衣论”，您为什么那样说？
　　王：我当时就是私下里和三位记者聊天。谈了两个小时，他们从中提出那样一段话，话的表述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说，他们还是很有新闻敏感性的。其实我当时的原话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