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术研究无疑需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学贵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创新可以分为小创新、中等创新、大创新。小创新就是意义和影响比较小的创新，中等创新是影响和意义达到中等程度的创新，大创新则是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科学学术创新。

　　无论进行哪一种创新，都是有一定风险的，甚至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可能花费很长时间、甚至终身努力，却没有得出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或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我对于自己的学术探索也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不成功或不能完全成功的思想准备。

　　从科学学术发展史来看，各种研究成果都需要时间的检验。有些成果在若干年或很长时间以后才最终得到科学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另外还有更多的成果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认可，有不少甚至没有写作出来、流传后世。这固然十分可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的确很难完全避免。科学学术研究是充满了未知数和风险的领域。不必说我们这些常人，就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其实到临终也没有实现他后半生所努力探求的目标：建立统一场理论。

　　不过，每个人毕竟只有一次生命，而且他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毕竟总是有限的，因此，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情况下，尽可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就十分重要，这就要不断考虑进行科学学术研究怎样尽可能少走弯路。

　　大胆尝试和真正取得成功的确是一对很大的矛盾，涉及的问题和领域越大，成功后的影响和意义可能越大，但是最终可能失败的风险也越大。

　　此外，应当避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学术研究是十分特殊、十分重要、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事业，不应当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在极左时期，学术研究普遍跟着政治风向、跟着政治运动走，包括“反右”、“文革”、“评法批儒”等等，现在读到那时的文章论文会感到十分可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价值。但即便是今天，类似的现象依然存在，极左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许多学者依然受到极左思想观点的束缚和影响。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全盘西化”、“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西方流行的观点学说。还有一些学者则“食古不化”，以为只有自己的老祖宗最好、最高明。这些态度其实都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从学术研究和创新的角度看都是在走弯路。

　　人文社会科学涉及的范围很广，尤其是哲学研究涉及面最广，需要长期的思考和积累，是难度最大、风险也最大的研究领域。我的基本做法是：不要一开始就钻牛角尖、作茧自缚，不抱任何不必要的成见和偏见，而是尽可能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努力打开思路和眼界，尽可能避免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并且倾听一些有经验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认真思考并提炼出问题，并试图去回答。对任何观点学说都采取开放式的态度，先认真多读一读、多想一想，再得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当然有些基本方面一定把握住。这就要讲到黑格尔的哲学学说，虽然似乎现在他的名气大得不得了，但是在德国，在他去世后不久便被学术界主流所抛弃。我认为他的主要失误之一就是把作为理论科学的哲学与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完全混为一谈。哲学研究概括范围最广、问题最高深，但所涉及的问题却很少（当然首先需要抓准问题），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以穷尽对它的研究。而实证科学则是无限发展的（只要人类存在下去），所以任何个人只能对实证科学研究做出有限的贡献。他把二者完全混为一谈，并大量引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等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哲学体系，但由于自然科学发展十分迅速，他的哲学体系很快就漏洞百出，并落后于时代、被时代所抛弃。

　　此外，仅仅依靠译文进行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不少学术翻译不那么准确到位，有些翻译著作虽然译文本身十分准确，但是由于中外思想的差异，如果只读中译文就很难真正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造成误差、误读，这就需要去认真研读原文著作。这些都需要花很大力气、花很多时间，没有捷径可走。或者说，如果图省事，那就做不出扎实的学问，得不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尤其是重要的成果。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中就对若干重要哲学术语及其译名进行了详细讨论。

　　至于西方近代以来在科学学术研究方面为什么能走在世界前列，请参阅笔者在本网站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这个问题当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一方面应该尊重权威，但另一方面又不应迷信权威，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推动学术研究前进。只有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向上攀登、而不是止步不前，才不愧对先人，也才无愧于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