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谓复兴国学，实际上就是号召和鼓励人们读经，读“三字经”、“道德经”，读“论语”、四书五经。且要从小读起。的确，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规范，不少就体现在这些经书的格言警句中，包含在这些古圣人的思想观念中。但是，一方面这些书籍发表的年代久远，现代人理解起来有不少困难。另一方面，这些书籍中还反映了不少过时的封建道德的东西，是今天的人们需要抛弃乃至批判的。读这些东西，远不如号召青年学生读《可爱的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日记》《雷锋事迹》这样一些体现时代道德的文字有效。正如你让哲学系的学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这一晦涩难解、陈腐落后的经典，试图让他们从中发掘出时代精神，不如让学生们读一本或者几本现代哲学的经典著作（比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让他们从中吸取当代哲学智慧与时代精神更为有效一样。试图从古代经典中学习把握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信念，是舍近求远，是迂回了太远太远的一种达到目标的途径。

    当然，古代经典作为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优秀文学范本、优秀道德伦理读本，现代人出于培养人文精神、锤炼语言功底的需要，读一点亦非不可。正像现代人学一手毛笔字，掌握一点珠算技法，有着各种各样想到或想不到的好处一样，绝对不可高估这种学习的意义。如果搞什么全民读经，或者把读经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则是走火入魔矣。企图运用读好书念好经来弘扬民族的优秀道德，重建民风纯正、道德良好的社会，更是天真幼稚的想法。

    不错，和尚念经有用，文革时期，天天读老三篇背诵主席语录，也的确使得那时的干部群众思想作风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之举蔚然成风。但是，这绝不全是读书“念经”的作用，而是比照语录精神规范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主席教诲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和众人鄙视的现实生活规则，改变和影响了人们的缘故；是依照“经文”（语录）要求建立起来的实际生活方式与现实社会体制改变了人们的行为选择所致。否则，单单念经读语录是没有用的。

    要使念经起到实际的作用，就必须有一套制度使人们对照经文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用经文的规定、标准严格约束自己。如果“养不教父之过”，那么就应该对严重丧失父母责任感，放纵孩子胡作非为的家长，给予经济上行政上精神上的处罚；如果提倡“一日三省吾身”，那么对于严重违反组织原则、政策规定乃至法律条文的官员，就必须让人们有权力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质问：“你是怎么一日三省的？”还必须要有强力的措施对一日三省没有做好的官员进行处理。如果你提倡人们学习“孔融让梨”的故事，倡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以身作则作风，就必须联系实际，让大家看一看人民的儿子——各级干部——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这种精神。是不是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一事当前首先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时时处处做群众的楷模。在贫困地区群众吃饭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公仆们是不是还有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在下岗工人、大学生、40—50人员就业无着、缺乏生活福利保障的情况下，那里的干部是不是还有大买20万元以上高档小车的毛病，是不是还在讲“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的排场。如果有这样的毛病，讲这样的排场，就应该让他们对照经文当众“斗私批修”，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有关部门也要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做得好或做得差两种表现的官员进行一丝不苟的褒奖与制裁。

    文革期间，读“老三篇”所以能起到规范道德的作用，就是因为有类似上面这种态度和做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空念经文，不联系实际，不建立相应的行为规范，不按照经文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作风和追求，就必然会出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的走过场现象。白白玷污了经文，浪费了时间，起不到一点修炼道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