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以及其他诸多文章中提出并论证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但还有很多学术理论问题正在思考和研究。由于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十分有限，所以愿意把认为值得进一步思考研究的一部分题目列举出来，希望有志者能够共同推进学术理论研究和创新。

 

　　首先需要再次说明，学术性问题不同于实际社会问题及政策性问题，例如目前舆论界和网络上热议的大量问题主要都是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学术性问题，尤其不是学术理论问题。对于广大民众和网友而言，最为关注的是与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大量实际事务和实际问题，各级政府和官员也必须尽可能去考虑和满足广大人民的实际愿望和要求。这都是必然的、理所应当的，绝大多数民众不可能去十分关心比较深奥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学术理论问题，政府官员也不应当把精力主要放在纯学术研究上。但是学术理论问题是解决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所必需的思想理论基础，因为人们的行为和所制定的政策最终都是由思想理论所指挥、所决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而错误的或不大正确的思想则必然做出不大正确或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中国目前有13多亿人口，人口多理应人才就多，所以理应在学术理论研究和创新方面对人类思想宝库做出比较大贡献。试想一下，当年在古希腊只有区区几十万人口，却向人类的思想学术宝库贡献了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思想家、理论家，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先秦时期的总人口也远比今天少得多，同样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条件远比古代要好得多，也的确已经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但是由于仍然受左教条、洋教条和古教条的束缚，做出真正重要创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并不多，或者说极少。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取得突破，才能不愧对先人和我们这个人口众多、人才众多的泱泱大国和文明古国。

 

　　正确地选择研究题目和基本思路对于学术研究的成败至关重要。迄今许多研究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和价值，都与题目和基本研究思路有偏差有关。经过近30年的大量阅读、十分广泛的思考和大胆创新，其中也包括与众多学者进行各种形式的讨论交流、切磋启迪，笔者已经完成的著述主要都是涉及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哲学理论问题，至今已基本上成熟，可以说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已经打好了一个相当好的全新的哲学理论基础，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研究成果。为了比较迅速地取得尽可能多的研究成果，需要有尽可能多的有志者一同努力。这就是说，一方面希望正确的学术理论能够迅速发展和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走或少走一些弯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把正在研究和思考的若干题目列出并简要说明如下，由于思考得还不成熟、没有完成，所以只是初步思考的结果，希望能够共同切磋交流。

 

　　一，“阶级和阶级斗争论”的历史局限与误区：

 

　　可以说，“阶级论”把人类社会中极为复杂多样的各种现象不恰当地过于简单化了，把“阶级”看成一种刚性实体。在历史上，在一些国家的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整个社会由统治者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各等级之间的界限不允许随意打破，基本上没有纵向流动。这是当时历史所特有的现象。后来提出“阶级论”的人显然受到这种情况的启发。等级划分是与血统、家庭出身密不可分，而所谓“阶级”显然有一定的纵向流动性。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意义上，阶级的存在是历史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在哪里。正统的观点认为是由“社会制度”及“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问题远非这样简单，任何制度的建立都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在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之后，就会建立起比较合理的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调控制度和手段等，从而使收入差距尽可能缩小。

 

　　二，“历史唯物论-唯心论”之分的局限及误区：

 

　　笔者在“简谈‘唯物-唯心’之分的局限及误区”一文中初步讨论了从“物质-精神二元论”出发得出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分必然具有局限性，由此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二分法也同样具有局限性和不足。

 

    这种二分法依据的主要是“存在与意识”二元论，即认为凡是“意识决定存在”的便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主张“存在决定意识”的则是“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存在与意识”二元论是与“物质与精神”二元论一致的，是从中引申出来的。

 

　　三，历史发展阶段论的局限与误区：

 

　　1，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很大的主观人为性，即人们可以依据自己想出来的某个“标准”、“尺度”或“角度”对人类过去的历史发展划分出一定的阶段；

 

　　2，与历史眼光比较短浅即主要从小尺度历史观出发有关，请参阅笔者“关于大尺度和小尺度历史观”一文，如果从大尺度历史观出发就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对可以无限延续的人类发展划分什么有终极意义的阶段；

 

　　3，与“规律决定论”有关，而笔者在“人类不受任何规律的支配”一文中已对“规律决定论”进行了驳难；

 

　　4，人类目前已不可能改变已经过去的历史，但是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人类的未来，这种塑造一定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来进行的，如果指导思想比较正确和科学，那么对未来就产生比较大的正面影响，而如果指导思想有比较大偏差，那么对未来就会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人类并不是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规律”以及发展阶段或者顺序来发展的。

 

　　四，哲学史不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

 

　　笔者在“简谈‘唯物-唯心’之分的局限及误区”一文中初步论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的局限性及其不足所在，依此推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发现迄今普遍认为正确的“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这个观点其实有很大的局限和不足，更不必说普遍误把“唯物主义思想”当成完全正确、把“唯心主义思想”当成完全错误。从哲学应当是完全正确的理论科学这个角度去看，迄今的各种唯物主义观点学说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许多不足之处，而各种所谓“唯心主义”观点其实也类似，也是既有一定可取之处，同时有许多不足之处。关键是要逐一对各自的可取和不足之处细致地分析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真正站得住脚的结论。

 

　　有不少研究者对哲学史上某一位或几位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感兴趣、愿意多花气力去研究，我认为从我的基本哲学观点出发进行研究可以得出许多有意思的新结论、新观点。例如许多人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很感兴趣，如果从笔者有关哲学符号论、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等角度入手，便可发现他的观点有哪些可取之处，又有哪些失误之处。

 

　　五，“辩证法”的局限与误区：

 

　　迄今对“辩证法”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各种观点分歧始终很大，也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哲学是最深刻的科学，但是深刻并不等于玄虚神秘，更不等于观点混乱、主观随意。“辩证法”问题之所以讨论不清楚，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严重缺陷。笔者所说的哲学创新包括从根本上纠正“辩证法”的失误。有人以为“辩证法”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正确方法、懂得“辩证法”就能一通百通，因此不去认真思考和研究各种真正的科学。这其实是陷入极大的误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在“文革”期间，全国都大谈“辩证法”，却把诺大的中国弄得民不聊生、只讲空话套话、互相逗心眼耍手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所谓“辩证法”与通常所说的“诡辩”相差并不远，甚至是大体相同，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和依据，随心所欲、任意发挥。在一定意义上，“辩证法”或“辩证的表述”其实是在玩弄语言游戏或反义词游戏，也可以说，所谓“辩证法”只是比较初级的哲理，而不是严格的科学及科学问题。

 

    “辩证法”混淆了一系列本不应混淆的东西。迄今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认为前者是指客观世界是“辨证运动”的，后者是前者的“反映”。此外还有关于“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等的研究讨论。这些讨论虽然并非毫无道理、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其基本出发点是似是而非、十分含混、有根本性的错误，所以总不可能得出完全有道理、真正站得住脚的结论。

 

　　六，经济学没有“姓社姓资”之分：

 

　　笔者在“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一文及其他相关文章中论述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市场经济并没有、也不应当有“姓社姓资”之分。依此推论，经济学也不应当有“姓社姓资”之分，即我国延续了50多年的把经济学教科书分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做法应当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