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热衷于研究大国崛起，而大国崛起的思考角度多是从国际层面上来考虑的。泱泱大国，十三亿人口，何必太过于执着是否崛起？过份的强调崛起，反而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国家能否很好的发展不在于外部因素，主要的关键是内部因素，这是辩证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好了，而且是良性的持续发展，国家的实力就自然的增加，崛起是水到渠成的事。在崛起这方面研究投入大资源是很没必要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我认为国家存在着一个大的盲点，那就是道德与信誉的研究。虽然在个别的文章里有人提出一些道德与信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个社会系统来考虑道德与信誉的作用，以系统论来研究道德与信誉就很缺乏。系统的研究道德与诚信应该成为社会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因为道德与信誉的建立是整个社会最低成本运作的良好模式。现在的很多社会逆流和损耗是因为没有了道德与诚信才发生的，如腐败、诈骗、组织性泛散、随便撒谎……等等，整个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还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极不相称的。

　　去年我们国家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与我们国家的良好的对外信誉有关，没有中国政府历年历代的对外讲道德讲信誉，我们是难以轻易的、在这么段的时间内获取这么大的外交成绩的。可是，现在政府只注重对外的信誉而不注意国内民间道德与信誉的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单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讲道德和诚信的低成本。中央四台的节目里介绍，台湾农会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只是负责生产农产品，而销售等都交给农会。农民对产品的分级和重量都很相信农会，这其中就减少了很多跟踪称重、分级的人工。这样的机制在中国就很难实现，因为大家都不放心，会害怕短秤、害怕分级不公平、害怕产品销售的钱拿不到。从这方面来讲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有他们的理由。

　　道德与信誉的讲究必须有一整套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有优秀的品行足以起良好的带头作用。如果在官员的提拔上增加道德与信誉方面的考核条件则官员们自然的就会遵照这样的规章制度来执行。上行下效，再增加一些针对不道德和不讲诚信的惩罚措施，就应该能够很好的引导社会风气，说起来简单，但这些是连贯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来研究和实施。说道德与诚信方面研究是盲区，并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工作成绩。而是针对其他方面来比较，在效能与作用方面考虑，国家对道德与诚信方面的投入大大的不足，认识不到道德与诚信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很多的社会弊病都是不讲道德与诚信而引发的。

　　我国的民间道德和诚信也只是在近二三十几年才出毛病的，改革开放前民间的承诺相当的有效，谁答应了帮那个人的忙，大家都会很放心。而现在谁说了帮忙，只能听着，等待结果，因为那是没准的事。诚信与道德的失落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文革时四人帮一伙靠斗争起来的，而不是根据道德修养诚信等受到提拔。道德诚信受到极大的打击。特别是专说假话的林彪起了很坏的标榜作用。二.文革时毛泽东意识到儒家学说对于创新方面的限制作用，急于打破这样的结构。实施了破四旧、上山下乡等措施，但岁月不饶人，毛主席在打破旧的社会价值系统后，还来不及建立新的系统时就已经无力问政。无疑，上山下乡是中国现在飞速发展的巨大基础，因为大量知识青年的下乡极快的提高的我国人民整体的知识水平，大大缩小了城乡的差别。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条快速普及知识提高整体人民文化水平的捷径，不是天才的人是难以有这样的构思。上山下乡的行动缩短了我们国家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的国民素质差别。毛主席接下来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道德混乱、谎言四处流行的局面。三.改革后，党组织的生活完全给放弃掉了，谁也见不到开组织会（官员任命除外），谁也见不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自我监督机制被完全废除了，民主开始不见了，一切都以长官意志为准。统治领导阶层失去了原有良好的监督制衡机制，当然坏的风气也随着而来。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改革的经济成果，但我们要反思在改革的进行中所发生的错误。惟利是图、道德与信誉下降也是改革的副产品。从系统论来讲整体的经济产值有所提高，但失去的道德与信誉要重建到底需要多少费用？则无法考量。

　　我们要注意到道德与信誉方面在社会系统里面的宏观作用，国家在这方面的力量投入与道德和信誉重要作用是不相匹配的。社会道德如果都以个人为中心则多么高的经济产值，多么强的军事力量都没有，都会是一盘散沙。就好象是萨达姆的军队，表面强大而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