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摩尔的论说翻译体的文章，今天刚上豆瓣，又看到sen写的关于《余光中谈翻译》的书评“翻译体：汉语的进化或式微”。这样一来，依我的风格，是必定要来写一些相应的文字的。从哪儿说起呢？先相应着摩尔里面提到的法国人说起吧。罗兰·巴特的书本盛行巴黎的时候，就已经遭受了本土的批评，在法国人看来巴特的书写简直是无理取闹，有一个英国人写的《法国人》的书里就引用当时杂志上讽刺巴特文风的话，大意是创造巴特的文风很容易，你只需要尽力去挖掘每个词语的词源，再牵强到你的当下论述里就可以了，如此绕来绕去等等。在法国，一种晦涩的文风由来已久，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里就讲到，他批评说，如果一国的文字不能使得普通百姓看明白，那么这种文字就是奴隶的文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德里达。当初的剑桥事件并不是无厘头起哄，只不过是一种本土的延续反应。法国人在这些教授之前就觉得这个“白头翁”有些不入流，写的有点乱。那么，我列举这些个例子是什么目的呢？我的意思是说，翻译体的晦涩艰深并不是翻译的产物，而是从内部突变的产物。这种突变不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是翻译家本人的写作习惯在起作用。

　　接着一种内部的突变，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国内，即摩尔提到的生僻概念的问题。一些专家、教授操持着所谓新生的、生僻词语，指点江山，抨击时政，那么这样的指点、这样的抨击还是有力量的吗？我觉得，显然是没有力量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操持的背后还累积了这些专家教授的阐释文本，一套一套的理论体系，没有谁在不懂某物地运用某物，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哪怕是曲解某物地来运用某物。那种机械化的理论式文体，难道翻译家真的是始作俑者吗？有谁来质疑一下，我们自己的文体呢？你不说翻译体还倒罢了，现在居然要拿翻译体来抵你的过失，如此的作为我就实在不能忍受了。

　　自己的位置就不正当，也实在说不到别人的歪处。现在学术思想界的文体简直就是八股僵尸，虽不乏真知灼见，也淹没在机械的理论框架，动辄就是一个“概念”，要不就来一个“主义”，再不然就抛给你一个“理论体系”来，已经很少人气和人味了。思想，古代有句话说的好，“古之学者为己”。这个“为”字，我是当“作为”解的。正因学是“为己”，所以延续的写作也是一种探索着、摸爬着前进的文体，而不是那种八面玲珑，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概括的文体。还没论述几句话，就拉扯到某某理论里去，如此的做研究，为学术，怎么能够有所创建呢。摩尔在其所写《皇帝的新装与知识的罪行》里写道：“当我看到一些学者面对底层人民的真正苦难时，也用诸如‘延异’、‘拟真’、‘镜像’等词语来轻描淡写地勾勒与描述，我感到这是一种罪行，知识分子集体的罪行。知识的罪行就在于知识失去了刻画苦难的能力！”她的话，又让我想到了卢梭。

　　sen在书评里引用了余光中的观点，比如“1，汉语的‘弹性’。汉语没有时态之分、没有阴阳之分，许多表示逻辑关系的词都可以省去”，再比如“10，避免抽象名词，也就是以型、化、性等结尾的名词”。余老先生说的自然是没错的，可他说的是什么呢？是汉语流传下来的优越性，也就是一个人比较另一个人优越的本领，但是不是这个优越的人就只能具备这样的优越，而不能有其他本领呢？显然不是。也就是说，汉语也可以有时态、阴阳之分，也可以不省去一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词语。理由很简单，汉语或者说语言不是会议里的主题，而是平常聊天里的话题。这之间的区别，需要细细地来体会。再说第10条，“避免抽象名词”，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用不用抽象词那是要看原始文本而定的，所以余老先生针对的可能是文学，而且是某一种文学的翻译，那么我就没什么意见了。

　　写到这里，不妨再回一下头。把sen和摩尔批评翻译体的话汇聚一下，再来一个偏锋，那么我可以说，sen和摩尔批评的对象其实并不能归责到翻译体身上来，因为其中诟病，在我看来，并不是翻译的肇造。所谓的“翻译体”是没有多少支撑的。我们把那些从来依附于“翻译体”的诟病，分散衍射开来，我们看到什么呢？每个人每个地方，可能都藏着我们极力批评的，只不过只有在归责到某个概念，某个范围里的时候，我们才提意见。其他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个时候的声音强烈呢？在学校里、在会议上、在单位里、在著作里，让那些该出现的出现吧，因为所有活生生的，倘使可以延续着再开始，也只有从那里来。

　　摩尔《皇帝的新装和知识的罪行》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284693&PostID=8072214

　　sen《翻译体：汉语的进化或者式微》http://www.douban.com/review/1107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