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香港是神奇而神秘的。去香港是我从小就有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我不惑之年得已实现。今年春天，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的邀请，前往该中心做了一个月的访问研究。一个月的访研使我受益良多，每每想起总生出许多怀念和感概。因此，在从香港回来几个月之后，忍不住还是要写点东西，追记那段难忘的时光。
一
作为一名大陆的基层公务员或者说是“乡干部”进入香港中文大学这样一个国际性大学殿堂做访研是不曾想过的。基层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者，基层公务员多数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们其实最了解农村、最了解农民，也最清楚三农问题的结症所在。但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三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出现集体失语，他们的声音很难上达天听，这一领域的话语权被远离农村实际的专家学者所垄断，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占主导的不是中国的传统精髓而是泊来的教条。看着这些学者坐在书斋里撰写的洋洋洒洒的宏篇巨论（当然不是指全部学者），以及在相当程度依靠这些制定的三农政策，基层干部们可谓痛心疾首、扼腕叹息，但却无可奈何。最近网上有一篇很火的贴子，题为《蒋介石垮台的重要原因----白修德评论重庆国民政府高官的高学历》，其中的内容我想不说大家也清楚，由此想起了一句人们经常用到名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好在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式民主”让基层干部有了发出声音的管道，并因此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基层干部勇敢地站出来讲真话道实情并积极为中央三农决策建言。首先站出来的是李昌平，接着是陈文胜、欧阳中球、胡晓琴等，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以网名在论坛发贴参与讨论，以至有人把这股力量列三农研究的三大主力之一。地方话语权的兴起并力图打破由少数学者垄断三农问题研究话语权的状况，有利于三农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事实上，近年来来自基层的声音越来越为高层决策者重视并采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管理者们以她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看到了这支队伍存在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为这支队伍的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于是，近年来先后有多名基层干部走进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二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设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是一座环境非常优美大学，从校史我们得知，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里已由过去濯濯荒山，已变成一个拥有一个130多幢建筑，依山傍海、绿茵满目、气象万千的壮丽校园。这里对于我们这些基层公务员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因此，这里的一切让我好奇和兴奋，我打开身体所有感觉系统，最大限度地吸收这里发出来所有信息，生怕有所遗漏。在中心，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查资料，政治的、经济的，过去的、现在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关于大陆三农问题的资料。在中心，我与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及同行研讨交流，访研期间我做了题为“一个乡镇干部对80年代以来农村政策的观感和评价”的午餐演讲，同时我还在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作了题为“乡镇公共服务机构改革：改善农村服务供给中的问题与前景”的演讲。还有在周末郊野公园爬山途中与各方学者进行近距离自由式的交流讨论。在中心，我积极参加中心及中大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如我参加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在该校所作的题为“日中关系与亚洲的未来”的报告会；参加中大著名教授郎咸平题为“中国改革将走向何处” 的演讲会；参加有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院士所作的题为“中国水稻研究的发展前景”的报告会；还有参加每周一至两次中心的午餐演讲会。在中心，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多元大学文化，从发表不同政见的学生刊物到学校民主墙，从学生与校长见面会到学生自己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演讲到校园中的教堂……。当然，我最重要的活动还是查资料做研究，我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乡镇公共服务机构改革等问题，作为研究成果之一的论文“中国语境下的土地制度改革”将在《中国改革》杂志第八期刊发。同时，我还抄录或复印了大量的资料带回来，计划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
在中心一个月的访研可谓收获颇丰。这些收获不仅仅写出一两篇研究论文，更在于使我们这些基层研究者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它让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的所有问题；它让我们的研究不在局限和狭隘，因而可以让我们这些基层研究者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如中大的校园教堂，引发我对大陆宗教信仰的思考。有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有13亿人没有信仰，国家宗教局统计中国有一亿人有信仰，也就是其中有12亿在中国。在中心读到赵晓的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文章试图解释作者经常反躬自思的问题：中美两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文章分析认为，两国的差异不是财富、不是科技水平、不是金融、也不是政治和法律，而是教堂。文章认为：市场经济除了其价格信号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文章作者说他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查到一篇专论宗教与经济的论文，该文非常难得地对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其中发现之一便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更容易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是教堂在市场法律的背后伸出了一根强大的支柱。由此我感觉在中国大陆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至关重要，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一定要效仿美国，把《圣经》作为立国之本，因为我们本国就有丰富的宗教资源。在香港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中，最一般的还是来自本民族的佛教和道教。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应当抛开由我们的成长环境所造成的“先天性”对宗教的偏见。如香港政府的廉洁是有名的，在中心期间我耳闻目睹了香港廉政制度的实施状况，中大的老师告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由此我感到要解决大陆的腐败问题，应很好地向香港学习。治理腐败从社会阶层来看，要先治官，即以党风带政风、以政风带民风；从行业来看，要先治警，以警风带动其他行业风气的好转……。总结香港经济发展、社会秩序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人的守规则意识。中大老师告诉我说，香港人很守规则，在香港无是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还是清洁工，大家都能坚守自己的职责，并以坚守职责为荣。香港人说得最多的是：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这些从香港人的自觉排队意识可以略见一斑，还有，据说前几年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在街上和地铁里几乎是人挨人，但秩序非常好，除少数人中暑外，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香港人的规则意识让我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了强烈探求欲望：同样是中国人，在这方面大陆人和香港人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中大的研究生这样告诉我：一百多年英国人的统治把香港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改变了。他说在香港，个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按照规则行事，就可以预知事情的结果，也因此，在香港人际关系要比大陆简单得多……。中心一个月时间里，类似这思考和探寻在我的大脑里每天都要发生无数次。香港一名人说过的一句话不由让我时常想起：历史的原因是一回事，历史的结果又是一回事。这就是说，香港当初割让给英国是一个国耻，但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却成为了国际金融和商业的中心，成了华人圈中最具现代性的都市。所以说英国人治理香港是有些功劳的，英国人治理香港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大陆学习。
四
在我看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被称为当代中国研究的海外基地，它的软硬环境都是一流的。该中心设在一幢颇气派的大楼-----田家炳楼的八、九两层。这里的藏书之丰富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有对研究当代中国有参考价值的中英文藏书近六万册，有当代中国报纸400多种，杂志2000多种。许多报刊都是从50年代创刊就存有，长期订购各种年鉴800多种。尤其是与我们从事三农研究有关的资料特别多，如各地的年鉴、地方志、专业志，而且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列得井然有序……。这里的硬件设施非常完备，有供访研者专用的工作间或专用书桌、电脑，有专门的影蝶资料播放室、小型演讲厅等，而且这里的硬件设计都非常人性化，一切都是为访客能最方便、最快捷查阅资料服务。与完善硬环境相比，这里的软环境更定人钦佩至极。这里诺大一个研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仅七名，从资料采购、编制目录到设备维护、接待来访者等。各尽其责，配合默契。他们的工作可以用高效、热情、周到、细至来形容。在这里你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能得到非常满意的答复，而且处处体现着浓浓的人文关怀，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里的助理主任熊景明是一个精明强干、老练泼辣的长者，她负责中心日常工作，每有访客前来都要领着介绍中心各类藏书位置，指导每位访客的午餐演讲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助理主任萧今，她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在教育学院任教，但她经常挤时间来中心接待各方来客，为访客提供各种服务。还有在香港享有盛名、德高望重的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也尽力为我们提供服务。如周末关信基教授和萧今教授经常亲自驽私车送我们这些访客去效野公园去爬山，为我们这些访客饱览香港山水和增进访客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创造条件。中心的这些长者们在为我们这些访研者提供周到服务的同时，还向我们传授了许多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的道理，这些极为宝贵的经验将让我们终身受益……。总之，一个月的访研，中心的事、中心的人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印象。
我们的访研是短暂的，但中心的事业是长久的。相信中心在一大批热爱和关心中国发展的海内外仁人志士的支持下，在像关信基、熊景明、萧今等把中心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管理者兢兢业业经营下，中心作为当代中国研究海外基地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在研究当代中国、促进内地发展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黄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