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朱多锦终于成就的是一位诗人和学者，人称“学者型诗人”或“诗人型学者”。如果单说做为学者，成就他的首先是他的“文革”研究。现在他的做为“文革”研究成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的著述，终于以其缩写本而随其《发现与批判》一书的出版而面世。“文革”一开始，朱多锦也曾跟着“革命”过一阵子，但是，很快他（从“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就拒绝参加“文革”中的所谓“革命活动”而开始研究“文革”了，可谓是“中国文革研究的第一人”。那时，我们同时是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是同级同学（山师中文系65级，我是一班，他是三班）。在此，我想谈谈“文革”时的朱多锦——

 

    朱多锦在大学时的名字叫朱孝全，后名为朱晓泉。由于朱晓泉在“文革”时的“文革”研究的行为，在1970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到夏天，我们1965级的学生终于开始分配工作——所谓分配工作就是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但朱晓泉不能去部队农场，他被留校接受劳动监督改造，实际上是不分配工作。我们离开山师去部队农场是在一天的晚上，是一辆辆大卡车把我们拉走的，据朱多锦后来回忆，他当时躺在现在的省纺织厅（当时还是一片田地）的路口处是眼看着他的同学被一辆辆汽车拉走——“他们都分配工作了，但我不能。”他回忆说，“当时我们65级三班就我一人不分配工作，属于这种情况的，我们全系学生中就我一人，全校学生中就我一人，就因为我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现在是‘文革研究’了。我在‘文革’中的‘文革’研究，决定了我终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位置，亦即决定了我终生的命运，直到今天我还在为此而付出着代价。”

 

    大学毕业后再次见到朱多锦是1986年4月在济南的臧克家诗歌讨论会上，那时他的头发虽然蓬乱，但还不像现在这么稀疏，不过大学时代具有传奇色彩和反叛精神的那个朱晓泉的精神风貌仍保留在他已见皱纹的脸上。他说自他被留校监督劳动改造后便随山师迁往聊城而去了聊城。在迁往聊城的山师中文系，他先是在山师南院伙房里劳动，后便放到山师办在聊城城西北通往临清的公路西侧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秋才分配工作：先在禹城八中、二中和一中教书，后又到齐河师范任教。直到这时，他才告诉我他在“文革”中一还在偷偷地写着诗，于是我向和我同在省社科院的从事诗歌理论研究的章亚昕先生推荐了他，他当时拿出来的是后来广有影响的现代叙事诗《妻意》（当时名为《一支关于妻子的歌》）给章亚昕先生看，请章老师给他提了意见……

 

    我与朱多锦因为同级不同班，一开始对他并不熟悉。听到“朱晓泉”这个名字是在上大学的第三个年头（1967年），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年，那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热火朝天，“革命派”正在夺权，山头林立，派战不断，而一些人亦或渐趋逍遥消极，或为自己没能跟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遑遑不可终日，而朱晓泉这时却断然宣布拒绝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活动。这已经是够出格的了，更有甚者的是，他竟在这个时候开始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准备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就开始了他对“文革”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文革’中研究‘文革’，先是预言‘文革’的前途，（我预言，‘文革’一定是个否定之否定的前途），接着是对‘文革’兴起根源的思考，其中又有着为寻找‘文革’兴起根源而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思考，于是便又有着为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而对自己的思考的思考。”（朱多锦《炼狱自己》.见诗作诗论集《深思岁月》第249页）。这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所谓“乳臭小儿”，居然敢与伟大领袖的伟大创举相对抗，对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公然表示怀疑和反对，活腻了怎么的？否则，怎么敢如此“大逆不道”？那时候，老师、同学对他如此的“轻举妄动”众说纷纭：对其义忿填膺、谓此人“须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者有之，暗中为其担惊受怕却不敢公开表露者有之，私下对其表示同情者亦有之，但与他志同道合者却基本上没有。不过其时能暗地里交流一下“哲学思考”者，倒可举出一个，那是他的同班同学冉现会，后来冉现会也在“一打三反”中被审查，不过冉现会也和我们一同去了部队农场，“文革”后冉现会曾为成武二中副校长；此外，能和他一块走走、爬爬山的还有同班的孙显亭同学，二班的解安甫同学。实在说，真正幸灾乐祸、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刻薄之人、卑鄙小人也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后两种人，他们心地善良，但又胆小怕事，都怪朱晓泉不该如此不谙世事，明明知其不可为而偏偏为之，何必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岂不知“识时务者为俊杰”乎？当时他的名字之被知晓、被议论、被评论的原因是在于他的出格。

 

    按朱多锦的话说，他当时那样做，是踏进了政治禁区的禁区，是把“头颅挑在了枪尖儿上。”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一意孤行地走下去了，他硬是在嘈杂混乱的形势下为自己安下了一张书桌，这正如他写于1970年3月13日的《我，永远只能是我》的诗中所写的：“我在屈曲的岁月/心存我奔放的豪歌/我在疯狂的年代/索取我独立的思索//拨开层层冷眼的目光----/在历史的褶皱里/我给我安下一张/渴望知识的书桌//我知道，有一天/将是连流泪/都是罪行的生活----/”告诉你吧，日子——/我，永远只能是我”。他刻苦地博览群书，他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研究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吴开晋教授在《发现与批判》一书的“序言”中说：“其中有一本名为《马克思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书（196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读了又读，至今他还珍存着，翻开来，书页上尽是他当时研读划下的道道笔迹。”那本书是解安甫同学送给他的。正是那时他也开始尝试诗歌创作。之所以他同时走向了诗歌，正如他所说，“我在‘文革’中研究‘文革’，思考历史，其间总有对岁月的感悟，获得的是沧桑辨析与辨释的审美。”（见朱多锦：《沉思岁月·炼狱自己》249页）。为了诗歌创作，他同时进行的是对诗歌理论的探索，他在这方面主要进行的是对何其芳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建立现代格律诗的理论思考及写作实践，当时他对“文革”的抗议和预言都表现在他的诗歌里，比如正是林彪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他就以他的诗歌《预言》预言了那件历史事变。《告诉我，黄河》这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诗歌正是他在“一打三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过程写下的：“你在流年的记忆里掀打着浪波/波谷波峰，沉浮星辰日月/----告诉我，黄河/谁人向往的心景/才见不屈的魂魄？/你在逝岁的感叹中扣动着漩涡/涛起涛落，惊颤帆影船舶/-----告诉我，黄河/谁家艄工的号子/才是无畏的豪歌//……”读着这首诗歌，人会想到作者当时是怎样思索和横下一条心的，在朱多锦后来出版的诗集《沉思岁月》中的这首诗歌后面的《岁月钩沉》中，朱多锦这样写道：“从3月始，因‘言论’而被审查；5月，于乡下抗旱，8日，被勒令在一家社员的东屋写‘交代’，我却修改起我的诗歌《告诉我，黄河》，结果诗稿被搜去――因‘写诗事件’，第二天‘天天读’时（即每天早晨读《毛选》的时间）被质问、训斥，当晚全组对我批斗。” 到这里，我可以专门谈谈朱多锦在“文革”中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朱多锦在“文革”中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是他于“文革”中的对“文革”进程的一种诗的记录，同时更是他自己的“文革”研究的进程和因“文革”研究而遭遇的所有遭遇的诗的写照。翻开他的诗集《沉思岁月》中的第三辑《炼狱自己》的部分，其中，每首诗歌都可能引出他于“文革”中的一段情况，比如《我，永远只能是我》这首诗，即是他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回答。1970年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就在朱多锦写这首诗的那天早晨，“在操场，驻校军宣队政委专给中文连（‘文革’中，‘中文系’编为‘中文连’）训话，言1957年中文系就抓出很多右派，很快，“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见《我，永远只能是我》一诗后的《岁月钩沉》）。朱多锦说，“一打三反”运动一上来，他自己就感到自己已成为“运动”的“猎物”，当时说是要深挖苏修在中国的“别动队”。《我，永远只能是我》这首诗原有《小序》，正是那篇《小序》记下了他对自己正面临灾难的预感：“夜里，仰望天幕，不见星星，唯一感到的是自己心的跳动。将有更大的风雨——‘我将怎么办？’我一遍遍的问自己。”很快，灾难便来了，据他回忆，一天，他班上的一位同学找他“借用”他的《毛主席语录》本，他知道那位同学是要在他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看他有没有写下可以定他“罪”的言论，不过，他还是将他的《毛主席语录》本给了那位同学，他知道“是祸躲不过”，与其躲，还不如任凭风浪起，自己只要抱定“我永远只能是我”就可应付一切。果然，又有一天，有人把他叫到“连”（即“系”）里，宣布对他审查……；接着在一天的午后又抄了他在宿舍的所有东西；又是很快，又有人到他老家抄了他在家里的书籍，据说在他家抄出的书中除了他所搜集的“文革”资料外（大都是当时各派油印的一些大字报底稿）就是一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和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心理学》，当时去他村的人在他村里到处调查他的家庭成份和他的表现，弄得全村沸沸扬扬，村里的人见到从他家里抄出了《资本论》就以为“他十分反动”，有的人说：“看看吧，原来这孩子竟藏着写资本家的书，真是危险！”还有对《心理学》书，有人就说：“这可了不得，叫他知道了咱的心理，还不止会怎样呢！”当时，全家人惶惶不安，他母亲从此就落下了病。如果单谈到朱多锦在“文革”中的诗歌本身，在那种情况下，他写出的那些诗歌不必说那是怎样对“文革”的抗议、对人性的呼唤和反“文革”及对事势的语言顶事的，但其诗艺表现本身，在今天看来那也都堪佳作，他的诗可谓填补了“文革”中的一项文学空白。不过，对于他进行诗歌创作的情况，当时我们尚知之甚少，而对于他“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却议论颇多。那时，他观察“文革”发展态势，广泛搜集各种类型的资料，以至于几乎成了搜集资料的狂人。他不分昼夜地在大字报栏前抄啊抄，忘了吃饭，忘了休息。他去外地串连，亦进行着这件神圣的工作，当时山东师范学院铺天盖地、无以计数的大字报、全国各地许多大字报和油印小报，都不断地汇集到他的手中。现在，他说他掌握了“文革”的很多资料，应该不是妄言。关于他搜集“文革”资料的事，有一个小故事很是意味深长：当年我们“分配”工作，终于离校了，当大队人马走后，朱多锦与另一位因在“一打三反”中“表现好”而等待直接分配工作的同学同住在学生宿舍里，整个宿舍大楼就已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人之所以同时被留在这里，恰好是因为恰恰相反的命运，可叹的是，他们都是忙人：那位同学忙于奔走自己的分配去向（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到了这个时候，却在被搬空的各间宿舍里寻找大字报、油印小报等“文革”资料，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这个故事是后来才听说的，这真使我感慨万千，人与人的志向就是如此不一。命运到了他那种地步，他还能有这种心情在搜集什么“文革”资料！他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执著，究竟是什么精神铸炼了他这样一种灵魂呢？

 

    这一切，他当然是不动声色地进行着的（幸亏他没有声张），知道他意图和具体行踪者极少。然而，知道他是书呆子，不入群，拒绝参加“文革”活动的人却很多。他被视为“怪人”，同学们对他是敬而远之，不愿与他住同一间宿舍。这其实更成全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自己独处一室，自由自在，独来独往。那个年头不知受了谁的蛊惑，全国高校忽然兴起了一阵“打鸡血”风潮，说是可治百病，他反应极快，马上让家里捎来一只公鸡养在宿舍里，这只鸡既是他寂寞时相依为命的伙伴，又为他补充血液作出了奉献（且不说补充这种血液有益无益）。同学们常常看见瘦骨嶙峋的他抱着一只公鸡往保健科方向偊偊独行，知道他又打鸡血去了，这不免又为他的“怪人”行状增加了一份趣闻。“文革”成了他的“炼狱”。

 

    其实，他的炼狱从高中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方面来自于年轻的他对“人的‘存在’和‘意识’关系的误读”，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青春期苦闷现象的不理解和做人之认真。当时，他要自己做自己思想的主人，他要自己的思想不许有任何杂念，那就是说他真要“思想革命化”。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他无法做到自己是自己思想的主人，于是就强迫自己。以致于自戕。他称那是他的“思维的灾难”。关于他的“思维灾难”问题，他在《诗作诗论选〈深思岁月.炼狱自己〉》中写得非常详细。这种现象到大学时期愈演愈烈，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他陷入更困惑、苦恼的境地，这就更使他倍受压抑，身心痛苦不堪。为了发泄苦闷，为了使自己忘掉“我”的存在，他拼命地折磨自己的躯体，学校的大操场已不能使他舒展身心，于是他天天往大山里跑，绕山而行。好在济南三面环山，山东师范学院南面的大山里几乎都印有他的足迹，洒有他的汗水。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在山师南面的那些山间小路上是不停地跑、跑――我不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想到‘自我’的‘存在’，于是痛苦袭来……。为了忘掉痛苦，为了忘掉自我，我只好不停地跑。”直到今天，他还能说清山师南边的每座大小山头、每座宽窄的小路的各种情况，比如他说就在黄石崖北麓的一片地上，每年春末都长满野生地，俗名叫“酒酒棵”的，开一种筒状的小喇叭花，采一朵放进嘴里吸一吸，一股酒味。残酷的是在炎热的夏季，他脱掉衣服在烫人的石板上炮烙自己，试图以肉体的痛苦转移心灵的痛苦。于是他的胸背之处便伤痕累累、布满水泡以致脱皮。私下与他还有来往的孙显亭同学见到他身上的那些创伤，深感不解，于是他便领着那位同学去山里大石板上领略、体验一番。那天午后，他领着孙显亭同学穿过千佛山东面的小山路的南面一座名叫黄石崖的大山登去，在黄石崖山北面的半腰略上的地方有一条东西石径，沿石径往东，他领着孙显亭同学先找到一石洞，洞里有不知什么年代留下的石雕佛像，当他们告别了佛们之后，便都赤身在大山石板上躺下来，赤日炎炎，大石板被晒得真如烧红了的鏊子，人躺在上面真如下了油锅，上烤下烙，孙显亭同学很快就想离去，而他是任凭煎熬……，那天他们还捉到一只山鸽子，拿回去由他养了好几天。他说，有一次他独自爬到位于山师东南方向的燕翅山山顶上，在当年内战中由国民党军队建的已成废垒的碉堡的遗址间遭遇到一只似狼非狼的东西，彼此间对峙了好长时间就各自掉头了。还有一次，也是在燕翅山上，他决定要跳崖了……他在后来的《沉思岁月》的《母亲目光的疆土》诗后的《岁月钩沉》中这样写下当时的情景：“当只要再迈出几步便是死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我停住了脚步----我想，我要活下去，我不能就这样去响应风在悬崖上的召唤……”当时，他每爬完山回到他宿舍，便把自己关起来，任谁叫，他都不开门。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是他不想看到当时社会的那种混战的局面，是他又潜心于他的“文革”研究，又开始了他的诗歌写作……。事实上，他的“思维的灾难”最后使他在两个方面得到了结果：一是使他终于寻找到思考“文革”兴起原因的正确的历史方法，那是因为他在痛苦的内心搏斗中终于认识到自己无论怎么想成为自己的“意识”的主宰,但实际上自己还是由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决定，自己的头脑并不是“长”在自己的双肩上，而是“生”在由时代所安排给自己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位置上，由此他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他确定了自己的寻找“文革”兴起根源的方法，那是：对“文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根源，不应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到决定这一切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中去寻找。事实上，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就是这样写成的；二由于他在“思维灾难”过程中痛感了唯意志地改造人而对人性的压抑，使他的诗歌写作在对文革抗议的同时又有了对人性地呼唤。

 

（二）

 

    那么，是什么使如此痛苦的他终于坚持下来了呢？我禁不住要作如此的思索：朱多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竟能视荣辱为草芥，在与逆境的搏斗中竟那样坚韧地进行着他的事业？要知道历史上只有屈原才有为国家的安危而直言诤谏，“虽九死而犹未悔”的风骨，只有李白才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蔑视权贵的勇气，只有鲁迅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气？看来，屈原、李白、鲁迅的人格品貌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中了。他一生多灾多难，直到现在正如他所言，社会对他的安排还让他为他于“文革”中的对“文革”反抗和对“文革”的思考而付出着代价。难道说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承受苦难，就是为了向迷茫的人们作出某种呼唤和启迪？

 

    我想，冥冥中，他肯定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种神秘的呼唤，使他意识到自己来人间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他必须坚强地活着。他曾说：“写作是一种命运，不是分工。”这其中就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使命的领悟——为写作而生而死，为写作（诗的和学术的）而经磨历劫，这成为他来人间走一程的宿命。是坚强的信念给了他力量，使他承受了巨大磨难和屈辱。1970年夏天，当我们去了部队农场，而朱多锦随山师去了聊城之后，在山师南院伙房劳动时，当时同级二班的一位名叫阚今朝的同学出现了，阚今朝是在“一打三反”运动前，因有“恶攻言论”而关进了监狱的，现在放出来了，不久又有一位同级二班的名叫李钟琦的同学也因和阚今朝同样的情况而出现了，不过，阚今朝同学很快就分配工作了，而李钟琦却留下来和朱多锦一块受难。他们常常因一点微小过错被训斥、被侮辱，遭歧视。据朱多锦的日记记载，有一次与李钟琦的同学一起给伙房拉茄子，回来得稍晚一些，即被人羞辱一番。也正在这期间，他又遭受了一种打击：与他已经订下婚约的那位女子找到聊城，提出要退婚。那位女子是齐河县仁里公社辛店屯人，她父亲在一个名叫胡岸屯的集市上做市场管理员。朱多锦有一首诗叫《风雪中离去的人》（见《深思岁月》280页）的诗是这样写的：“她走了，在那个风雪弥漫的黄昏”。朱多锦在“文革”中写爱情的诗还有《爱与坟》，读之真让人肝肠寸断，那是撕心裂肺的对“文革”的控诉：“不知道，冬天/怎样就凋谢了窗含的南岭/只知道，在一个傍晚/冰凌终于凝固了趵突泉的流影/积雪终于压弯了千佛山的青松/――那晚，凄风从门缝里挤来/熄灭了你我共读的明灯//一条默默的小路/默默地向天边追踪/一丛悄悄的荒草/悄悄地在路旁听风/----小路呵，遥系一片寂寞的云朵/----荒草啊，蔽护一方孤独的坟茔”，看来，是那时突然从门缝里挤进的凄风“熄灭了你我共读的明灯”，最后竟是坟----那人是谁？所谓“坟”是指人真的死了，还是只说“爱”成了坟？这是朱多锦的秘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是先有了《爱与坟》，后才有了《风雪离去的人》，这都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最后可就有了写他现在的妻子的他的现代叙事诗《妻意》。现在看来，这似乎已都是故事，可是当时那可真是风浪中的命运的造就。

 

    在聊城能够与他有所交往的是处于相似境遇的几位老师，他们在精神上与他同命相怜，鼓励他坚强地活着。

 

    山师迁到聊城后，1971年的春节到了，在中文系，就要放寒假了，朱多锦也被允许回家过年，一天午后，庄维石老师对他说：“朱晓泉，你过来----”他被庄老师叫到教工集体宿舍门口，庄老师塞给他5块钱。5块钱，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朱多锦来讲。庄维石老师在中文系原是教古典文学的，博闻强志，人品端正、正直，性格倔强，1957年被打成“右派”。庄老师说：“朱晓泉，我知道你很难，我给一个任务：要活下去！”庄老师使他体验到这个世间还存在着真正的人情温暖，直到今天他回忆起来，仍然满目深情，激动不已。

 

    当时和朱多锦接触最多，帮助最大的是教育系的王立功老师。在“文革”中，山师教育系合并到中文系。王立功老师也在伙房里劳动。当时一些人常欺侮朱多锦，朱多锦只是含泪不语，王立功老师这时总要给朱多锦帮上几句好话；每看朱多锦实在没钱了，王立功老师常就帮上一些钱，叫他去买件衣服；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使无助中的朱多锦有了自己的灵魂的依靠。以后，朱多锦到“五.七”干校去了，王立功老师还去看他。“文革”之后，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师生之谊。后来，正是王立功老师见证了朱多锦当时的一些情况。当时，对那种生活，朱多锦已经习以为常，非但不对自身的不幸过多地顾影自怜，反而变得乐天知命，达观处之，而诗思却就涌流如泉。关于他的这种状态，王立功先生在后来写给朱多锦的《关于诗的一封信》（见朱多锦诗作诗论集《深思岁月》第422页）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蓝天、蓝天上的太阳和蓝天下的人----可我们头上为什么总是有着云呢？我想……’您说，‘不管怎样，我们总应因为我们是人而感到幸运。人生活着，应当是美好的！’”

 

    王立功教授对此感慨万端，一个遭受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的人，一个被命运抛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竟仍然拥有着这样一颗热爱人生、乐观向上的心，王老师由此想到了他的“总是沉默”，想到了他与诗的缘份，他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您之所以‘总是沉默’，是因为压抑。凡是必须压抑自己的人，内心里总是奔腾着情感的岩浆，只要给他一个突破口，便会有火山爆发。您这个人应当有着您自己的诗。”此论甚切。

薛绥之老师是山师中文系的鲁迅研究专家。当年，薛老师和朱多锦一块在山师迁聊城后的山师南院伙房劳动。一次，他们一块去拉煤，用的是一辆笨重的地排车，路上，朱多锦常向薛老师提一些关于鲁迅研究的问题。他问薛老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中医常是有意无意的骗子，难道真是这样？”薛老师不回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哎，小朱，今天真热----”可是到将煤运到山师南院伙房后，薛老师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他说：“小朱啊――你先好好地学习，什么也先别说，听老师的话没错！”多少年后,朱多锦写出了《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鲁迅“反思意识”批判》等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这与当年薛老师的嘱咐不无关系。

 

    还有中文系的一位教希腊文学的李广熙老师.朱多锦是在山师迁到聊城后的山师办在聊城城西北，通往临清的公路西侧的“五、七”干校认识的这位李老师。李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倍受煎熬，当时被罚喂干校的那头驴，在干校的最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只一个人和一头驴相依而存。白天，他喂饱了驴，便将驴套在运粪车上，去山师南院、北院将从厕所里挖出的粪尿运到“干校”来，是每天赶着驴车不断地来回跑。人孤独着，闷了，便和那头驴说说话。朱多锦来到干校后，有时到李广熙老师的小屋里坐坐，他发现李广熙老师正在偷偷地编一本《希腊神话人物词典》，是李老师在那种环境里不忘治学、研究的坚韧精神鼓舞了他。当时，李老师给了他很大的精神鼓励，给他讲了很多希腊文学的知识。当时他和李老师的一些对话至今还响在他的耳旁，一天傍晚，他又来到李老师的小屋，他说：“天黑了----”李老师说：“早晨也就不远了。”

 

    山师迁到聊城后，在山师南院，中文系的吉宣人老师在物质上和精神也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当时吉老师在伙房里任司务长，对在伙房里“劳改”的朱多锦、李钟琦的处境是深表同情。

 

 

    我想，当年被踩在脚下、经磨历劫的朱多锦之所以成为今天学术成就、诗作诗论成就斐然的学者和诗人朱多锦，一方面由于他先天的素质----奔放的才华、深遂的思辨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强的意志、不屈的品格；一方面也得之于客观环境、时势的成全。逆境、磨难对于软弱怯懦的人来说可能是极大的障碍，而对于意志坚强、志向远大的人却可能是好事，成为佛门所说促人成功的“逆增上缘”。关于这一点，还是王立功教授说得好，他说朱多锦：“您之所以唱到今天和唱出您今天自己的歌，除了时代的原因和您不懈的努力外，还有赖于您思想的境界，过去的艰难和坎坷，铸炼了您这样一个人。人的不幸，有时也正是他的大幸。”“文革”后的1983年元月，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我是煤，我要燃烧》的诗，说的正是这种于不幸中的大幸的造就，他说他是一棵“树”，在天地翻覆中被翻入地壳深处，结果变成可燃的煤，这是一种炼狱的神秘造化，“让重压给我欲燃的渴望/让黑暗给我俱焚的情操/为了在冷峻中铸入热烈/为了在平凡里熔进崇高/把黑褐做我的肤色/按岩石塑我的形貌/我的身躯/凝固着岁月不屈的火苗”这是命运的自白和宣言，是他的命运使他成为他，是他使他有了只有他才有的命运。他在《命运》一诗中曾说，虽然被暴风雨“湿重了的羽翼，痛折得流血”，然而他“抖羽振落浑身的浸水/举目寻找辽远的前方”，仍然顽强地“向蓝天飞翔”。他真的飞上蓝天了，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为自己”。而且，可以说他的价值还不在当今，而是在此后的历史中，他可能在今天还比较寂寞，但是在他的身后，可能会有越来越的人评价他，研究他，尊敬他，认可他。

 

    当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朱多锦的时候，我不禁为当年我们与他人生境界的差距而深深地慨叹：当他宣布拒绝参加“文革”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为跟不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苦恼；当他开始搜集资料，思索 “文革”成因、预言“文革”前景及结局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许多人在为自己站错了队而作检讨，为自己能够被“革命派”接纳而努力表现；当他被打成“反革命”，遭批斗、劳改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当中有的人在享受着造反派夺权的幸福，有的人则成了逍遥派（消极派），在下棋、打朴克、织毛衣、谈恋爱中让青春岁月、大好年华空自流逝；而当我们为终于离开学校，即将奔赴工作岗位而暗自庆幸的时候，有几个人曾经记起还有不被允许毕业的朱多锦们，对他们表示一下应有的慰问和同情？反而是朱多锦并不在意于这种冷漠，并不在意于自己的不幸，心中念兹在兹地仍然是他的诗歌探索和“文革”研究。这使我又一次清醒、明白了朱多锦之成为“朱多锦”的原因。

 

2004年3月25日完成于济南 

                        于 济南市舜耕路56号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