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对方法的解释是“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为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如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本书所说的方法是解决理论问题的“门路、程序”,特指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建立一门学科或补充、完善、发展一门学科,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都不可缺少,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和认清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在选择时方能运用自如。
(一)研究方法的分类与特征
研究方法是理论研究人员认识、改变、适应世界的总的看法,与世界观和哲学是同一个层次的范畴,到目前为止,研究方法大致分成三类,一是唯物主义;二是唯心主义;三是实证哲学。
1、研究方法有着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表现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那时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十分落后,反动阶级往往会利用人们无法辨别的神鬼故事维护自己的统治,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代表上天到人间履行职责的儿子。所以唯心主义常常成为反动派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承认现实、承认矛盾的唯物主义则成为一切革命阶级手中的武器。
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以神鬼故事为外壳的唯心主义肯定行不通了,资产阶级的两重属性决定了它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两难选择窘境。科学与民主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两面大旗,正视现实、正视矛盾是科学与民主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正视现实,缓解矛盾,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要资产阶级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承认他们无偿占有无产阶级的全部剩余劳动的客观事实,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回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不管是存在是第一性还是思维是第一性的实证哲学诞生了。
2、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
我们说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就必须把研究方法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意识形态是掌权人物强化了的某种观念,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念,研究方法有着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但不等于说研究方法就是意识形态。孔子儒学是一种观念,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儒学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吓人高度,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就是打倒“孔家店”,现在我们又倡导研究、学习孔子儒学,承继孔子儒学传统,这说明某种方法与运用方法的人或社会集团不能等同起来。
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这个判断既包括唯物主义,也包括唯心主义和实证哲学。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很多人只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排斥唯心主义和实证哲学,“海归派”或“新生代”又只相信实证哲学,而辩证唯物主义又不值一提,应该说这都是一种片面性。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理论研究则应注意排斥唯心主义和实证哲学的片面性。列宁就曾经指出过,历史上是唯心主义把认识论向前推进了而不是唯物主义。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和教训。十年“文化大革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喊得最响,举得最高,然而那却是我们思想认识最混乱的历史时期,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受伤害最深的历史时期,所以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取唯我独尊的态度。
3、研究方法不能穷尽客观世界的局限性
研究方法不能穷尽客观世界的局限性,这个特性表达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也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上,黑格尔试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科学体系,结果没有成功,后来,孔德又想建立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在内的社会学,还是失败了,当代,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按照以下思路,“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也想建立“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命运恐怕不会更好。
研究方法(哲学)都是人类特定时代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门路、程序”在观念上的反映,而这种观念必然又是由特定的范畴和特定的思维习惯构成,所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哲学)都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比方,古典力学的研究方法(哲学)是决定论,量子力学的研究方法(哲学)是不确定性,虽同是物理科学,而研究方法(哲学)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相互吸纳,因为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范畴和思维习惯根本就是两回事。
(二)分析方法的分类与特征
世界上有多少学科就有多少分析方法,物理学的宏观与微观,化学的分化与综合,生物学的整体与部分,逻辑学的演绎与归纳,控制论的信息与“熵”,中医学的反馈与矫正,经济学的物质利益与量本利分析,心理学的暗示与疏导,美学的种的尺度与内在尺度,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与矛盾化解,政治学的斗争与联合,管理学的协调与激励,等等。我们根据分析方法的特征对分析方法进行大致的分类。
1、决定论与不确定性
决定论是指我们知道或能测得、观察到客观事物运动的方向和速度即客观事物的运动轨迹,比如,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署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包括二十四个节气的节气歌,就是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轨道位置,以及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斜交成的角度而划分的。二十四个节气,也就是表示地球在公转轨道上二十四个不同的位置。与此相反的自然现象就是“测不准”,哲学上的抽象叫不确定性或叫随机性。除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也大量存在哲学上所描述的“决定论与不确定性”现象,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典型的决定论,但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又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再比如,行为科学或管理科学的激励理论,马斯洛的层次需求是确定的,但是,作为个人或群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哪个层次的需求,则是不确定的。
2、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
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同上面所介绍的决定论与不确定性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情。决定论与不确定性是指客观事物运动规律在人们主观认识上所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而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则是人们揭示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思维工具,所以两对范畴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情。比方,电子在原子核外面做着无序运动,掌握无序运动状况就要运用现象描述方法,弄清无序运动原因则要运用抽象思维;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也是这样,了解文明社会两极分化的深度要用现象描述方法,揭示背后的深层原因则需要运用抽象思维。
3、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
科学讲逻辑思维,艺术讲形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两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从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中看到两者的特征。艺术的格言“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突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所以创新既是艺术魅力所在也是艺术的原动力;科学解释的东西越多越有价值,突出的是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所以追求无限和不朽是科学家的梦。
(三)研究与分析方法的选择
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成唯我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哲学三类,分析方法也划分为决定论与不确定性、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三个大类。这样分类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认识水平,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了解大概就这个样子,二是方便社会经济学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选择,所以这一段讨论的还是怎么“选择”的方法问题。
1、选择继承与发展相结合,放弃“过时论”
一段时期,人们喜欢用“过时”表达对某种方法或理论的否定,比方,量子力学向决定论提出了严重挑战,“决定论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理论过时了”,需要“拓展”,等等。
“过时论”涉及到的具体方法或理论观点是否有道理暂时不置评,我们只是认为作为方法“过时论”不可取。教条主义用前人精神财富束缚后人的思想和行动,我们要否定的是教条主义方法不是前人精神财富本身,“过时论”所否定的恰恰是前人精神财富,在“过时论”旗帜的掩盖下,丢掉的往往是前人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以教条主义和“过时论”两种方法都不可取。
前人精神财富反映的社会问题如果现在还存在,前人精神财富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指导意义,就应该采取继承的方法;如果出现了前人没有遇见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概括和总结,则应采取丰富或发展的方法。选择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方法,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负效应。
2、选择单维型思维与多维型思维相结合,放弃“拼凑论”
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是单维型思维,而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是多维型思维,单维型思维与多维型思维相结合不是知识的拼凑与叠加。什么是“拼凑论”得用事例来说明,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有一本被广泛使用的管理学教材,书的“总论”部分把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管理内容”部分写的是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等学科知识,“管理职能”部分介绍的是西方管理学中关于计划、组织和控制等基本知识,“管理方法”部分介绍的则是投入产出法、运筹学等经济数学知识,这就是“拼凑论”的标本。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管理理论权威波波夫一有一段十分辛辣的批评,有利于我们克服学科建设道路上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他说,“可见,独立的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不像这门学科的某些狂热的崇拜者想象的那样简单。正是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有些混乱,所以一开始就勉勉强强地对管理理论加以论证,而后势必在管理理论的内容上出现混乱现象。而假托‘管理学’之名所呈现的却是那么五光十色,以致都说不清端上桌的这些菜肴叫什么名字,经过几番这种大倒胃口尝试,读者就宁肯去找较熟悉的东西打交道了。”随后他又说,“管理理论是应当要创立起来的,但不是靠牺牲其他教科书,而是靠形成自己的对象。”他的这些观点对新兴学科建设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选择客观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放弃“物本论”
任何精神产品都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这个能动性是指人在按照种的尺度(事物客观性)和内在尺度(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进行生产,所以任何精神产品都有偏好和倾向性。偏好和倾向性有属于全人类的人性,有阶级性,有个人的爱好或偏见等等,那只是偏好和倾向性的形式问题而不是有无问题。“物本论”只承认精神产品的真理性(客观性或种的尺度),不承认精神产品的偏好和倾向性(善和美或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如“真理只有客观性没有阶级性”、“经济学只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讲道德”,就是典型的“物本论”观点。我们主张放弃“物本论”,因为“物本论”不符合精神产品实际。
二、方法问题选择上的分歧与认识误区
理论界学派林立,观点纷呈,这是好事情。有分歧,有争论,这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论工作者作为个体来讲则应该有选择,有取舍,力求少走弯路,避免踏入认识误区。
(一)意识形态划界,不分是非曲直
俗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理论界的很多分歧源于意识形态偏见,分不清是非曲直,选择的方法是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比如,据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6月19日报道,在美国国会大厦东北约800米,三条街交汇中间的一块三角地上,竖立着一座青铜雕像,上面刻的雕像名称是“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纪念碑落成当天(2007.6.12)布什总统致辞时说,“像共产主义者一样,袭击我国的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是一种残忍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这种意识形态蔑视自由、镇压持不同意见者、有扩张野心、追逐极权主义目标。像共产主义者一样,我们的新敌人认为,为了激进主义观念,可以杀害无辜者。”再比如,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中指出,“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很多人不赞成“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提法,他们说香港是英国的租借地,是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繁荣和稳定可言!?
上面两例,一例是把共产主义者与社会邪恶势力等同起来,过去有土匪就叫“共匪”,现在有恐怖活动则叫“恐怖分子”;一例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与腐朽、没落、衰败等同起来,自然谈不上什么繁荣和稳定了。像这种不看事实真相只按意识形态标准评判是非的分析方法,只会把不明事理和真相的人引向歧路,十分地不可取,所以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二)孤陋寡闻自闭,不知真伪对错
孤陋寡闻原意是指学识浅陋,见闻不广,这里借用孤陋寡闻一词是指理论界个别已有很高话语权的社会名家,知识结构单一,知其一不知其二;说“自闭,不知真伪对错”是指他们自以为是并到处指手划脚的学风,其典型人物就是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院士。比如说,经济建设要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认识已经统一了,就是普通群众也懂得,经济建设不能为了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而以牺牲子孙利益为代价,所以人与自然要平等交换,和谐相处,可是,2005年1月何祚庥在《环球》杂志上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为题提出了相反的主张,他“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观念,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何进一步改造大自然,使大自然的改造后果符合人类发展的利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中医科学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的基本保证,是民族的瑰宝,可是,2007年5月29日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何祚庥在南宁放言,“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作为唯物主义学者,当然要问:哪个更接近客观真理?医疗我不懂,但哲学的思维模式我懂。”
何祚庥院士不懂经济学,不懂医疗,放下不讨论,但他一再宣称他懂“哲学的思维模式”,我们就从他熟悉的理论物理学说到“哲学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中的信息概念根源于克劳休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概念,“三论”的基础理论是黑箱理论,黑箱理论与信息的关系,请看“三论”创始人之一W.R.艾什比的论述,“这里所要告诉读者的,并不是说黑箱的性质有点像实物,而是说所有实物实际上都是黑箱,并且我们从小到老一辈子都在跟黑箱打交道。若密切注意人和物的关系,注意从实物得出什么信息,这信息又是怎样获得的问题,那么黑箱的理论只不过是关于实物或实有系统的理论。因此,若我们特别注意信息的交流,就可知道黑箱理论无非是研究观察者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这样,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就变成了对变换器的研究。”现在,我们就用“哲学的思维模式”对中医理论和黑箱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黑箱理论的客体是不可切割的实体,中医理论的客体是病人的整个身体;黑箱理论的手段或方法是观察,通过社会调查收集各种信息,中医理论的手段或方法还是观察,通过望、闻、问、切了解病情;黑箱理论的目的是把各种信息经过整理再反馈出去,不断地“试错”,力争掌握实体的全貌,中医理论的目的是把病情经过分析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一代又一代人的“试错”,达到根治各种疾病的目的;所以,对黑箱理论的研究就是对变换器(电脑)的研究,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就是对中医医生思维方式的研究。当何祚庥院士宣布中医科学是伪科学的时候,也就是在宣布“三论”是伪科学,宣布以解放人脑为使命的信息科学是伪科学,懂得“哲学的思维模式”的何祚庥院士大概不会否定这个类比和推理吧!
面对浩如烟海的人类知识宝库,作为我们个人的了解和认识而言,用孤陋寡闻来形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自闭”就十分有害,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是不可以的。
(三)先入为主守旧,不解推陈出新
先入为主这种方法的表现形式我们还是用一个具体案例说明。2004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人民币116亿元的惠民政策,200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2005年要继续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同时实行中央财政对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为了解“粮食直补”政策执行情况及其影响,从2006年起我们连续两年跟踪到四川隆昌县、四川荣径县、四川雅安雨城区,对部分农户、村、乡、县的干部进行走访、座谈,同时还看了学术理论界的不少评论和分析文章,现在做个简单归纳:一是农民的普遍反映,农民普遍反应这个政策好!农民说,“党和政府终于直接关心到农民身上了”,他们认为,“农业税免了,国家还倒补贴,我们不把田(粮)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二是基层干部的反映,多数基层干部对“粮食直补”政策持保留意见。无论是个别交流还是开会座谈,多数基层干部说,“撒胡椒面式的补贴方式起不了多大作用,许多农民钱到手就去买酒喝、割肉吃了”,他们认为“钱集中起来可以办很多大事,比如修路、开公司。”三是理论界的某些反映,某些理论人士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反映与多数基层干部的反映大同小异,只是角度不同。他们认为“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主要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种植规模和产出水平”,所以他们把“撒糊椒面”式的发放方式定性为“一场‘下毛毛雨’分钱的小恩惠。” 这个案例先入为主的“先”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先”指传统工业化道路形成的观念,大生产比小生产效率高,小生产必然被大生产所代替;第二个“先”指大生产的投资经营主体,若不是政府就应该是国际跨国公司的老板。有了这两个“先”并为“主”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思路就很难接受了。“粮食直补”政策不成熟确定无疑,这是一切新生事物的“通病”,有不同反映也十分正常,相比较而言,还是农民的反映比较接近“粮食直补”政策的精神实质。
首先,“粮食直补”政策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是一种政策导向不是投资行为,与集中财力办大事、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完全是两回事情。
其次,国内消费需求上不来特别是国内农村消费需求上不来,这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所以农民钱到手买酒喝、割肉吃不仅仅是他们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而且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粮食直补”政策这点“小恩惠”也就是农民说的“党和政府终于直接关心到农民身上了”,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价值诉求和集中体现。历史上的现代化建设工业化道路是从农民兜里往外掏钱,现在的现代化建设工业化道路不仅不要农民从兜里往外掏钱,国家反而往农民兜里装钱,其社会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估都不过分的!
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均衡价值理论是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仅仅是从社会经济学学科建设所要运用研究方法的视角,表明我们的认识。
从哲学层次或研究方法层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为武术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
金庸小说中武学大师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社会经济学的哲学思想或研究方法不从属于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研究方法,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哲学在内。因此,我们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为“无招胜有招”。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哲学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社会经济学深信不疑,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社会经济学不能全盘接受任何一种哲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不能在各个时代相互套用。我们就以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哲学两种哲学思想为例进行具体分析。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还是工人哲学家老狄茨根创立的这无关紧要,关键是看唯物辩证法对世界的系统看法: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一切事物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决定主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一切事物无不包含内部矛盾,矛盾普遍存在,而又各不相同,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还表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上升和波浪式前进。这套观念,在科学时代进行定性分析判断事物性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时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技术时代进行定量分析描述事物运行轨迹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时候,则不确切了。比方,现在日常生活经常面对的系统功能与要素功能的关系,用质变量变规律就说不清楚了,至于说“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决定主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这只是在爱因斯坦提出的“对研究对象做出与观察者无关的解释”命题前提下才是正确的,即从认识论或反映论的角度看问题,“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决定主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论断才是正确的,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考前提下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客观世界是主观世界按照美的规律(种的尺度和内在尺度)生产出来的。实证哲学的创始人是孔德,其缺陷是把个别与一般混淆起来,前面多处涉及,这里不讨论了。
社会经济学面临双重使命,一是阐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二是研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转化机制,则要运用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归类为特定时代的哲学思维模式,“无招胜有招”只是类比,科学表述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层次或学科层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为邓小平的“摸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业,“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确立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法,也可以把“摸着石头过河”解释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应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形象表述,其科学性无庸置疑。
重建社会经济学虽然不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业,面临的问题却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问题基本一致。中国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是不能照搬英、美各国所走过的旧工业化道路,二是不能照搬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能根据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学体系里面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里面,都被定性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中似乎地位不低,可在全民所有制的掩盖下他们仍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老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政府机构,有可能是私人,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人类历史进化演变到了21世纪,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从小资产阶级中降落下来的无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没有得到应该获得的地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没有得到应该获得的机会,他们作为人类进步的代价的历史事实没有根本改变,更有甚者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以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为对象的社会经济学,既不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一的选择是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重建社会经济学。
从实践层次或个人经验层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为邓小平的“猫论”
1962年,为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著名“猫论”,原话是这样:“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建设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猫论”是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形象表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设计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都是手段。“文化大革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邓小平的“猫论”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复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意识形态偏见,1980年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07年十七大报告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的理论观点,指出“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改善人民生活是目的,改革、发展、稳定都是手段。
社会经济学从实践层次或个人经验层次,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读为邓小平的“猫论”,就是把探索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转化机制作为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凡是不利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传统观念、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潮都要进行再认识,凡是有利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和办法,都要学习,都要吸取。
(二)均衡价值理论内涵与诉求
均衡价值理论是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结果,同时又将是面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进行取舍的基本尺度。均衡价值理论作为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其内涵和诉求只能在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的比较中去确认了。
均衡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
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创造和决定的理论,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创立,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来采取的都是科学部分和庸俗部分的两分法,亚当.斯密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命题是科学的,而他在“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中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个命题就是庸俗的,理由就是“交换价值”这一范畴前后包含的内容不一样。
均衡价值理论认为亚当.斯密的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真实来源还是劳动,亚当.斯密明确指出,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资本家劳动所得,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即提供劳动条件所得,而地租则完全是地主凭借特权取得的,属于“不劳而获”收入。至于利润和地租是否应当付出,多大的比例才算合理,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亚当.斯密主张提高劳动工资,主张“劳动报酬优厚”解决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均衡价值理论认为,社会财富既然是劳动创造的,劳动者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是工资收入,还应当有参与企业收益处置和分配的权利并有对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技术改造的投资机会所获得的收入。这就是均衡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
均衡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
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并建立起了相应的知识体系,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所处时代不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也不一样,所遭受的命运当然不一样了。亚当.斯密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交替的时代,其历史使命是把人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当时还是革命阶级,直接参与了国民财富的创造,亚当.斯密没有把批判的矛头更多地对准资产阶级,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虽然否定劳动价值理论,却对亚当.斯密没有说三道四。马克思处在工业社会的早期且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其历史使命是把人们从“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马克思只不过用了更加准确的语言、更加严密的逻辑证明国民财富既不是上帝恩赐的,也不是资本创造的,一句话,国民财富不是“物”演变出来的,而是“人”的劳动创造的,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凭借“物”而无偿占有“人”的剩余劳动的阶级,这就犯了大忌,所以,不仅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喜欢马克思就在情理之中了。
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无可质疑,怎么应用则另当别论。马克思反对凭借“物”而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主张“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前苏联及其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并把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象征,推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可是,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验证,社会化生产不一定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家所有制与公有制不能混淆,国家所有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象征,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和社会功能需要重新认识。
均衡价值理论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所谓继承就是坚持工人有参与企业收益处置和分配的权利,所谓发展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还必须承认劳动条件提供者参与企业收益处置和分配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至于国家所有制仅仅是现代政府调控社会经济生活的手段和工具,所以政府进入市场直接参与资源的社会配置,应该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和严格的审批程序。
均衡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的关系
在分析介绍效用价值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批判某些效用价值理论崇拜者的思想方法,他们指责劳动价值理论没有办法操作,比如个别劳动时间如何“平均”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算”问题,还说马克思以“通过自发的市场过程完成”太简单了,等等。他们把人们观察问题的一种方法同工程、财务上的计算公式混同起来了。众所周知,均衡价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出清,可是,谁看见过市场出清?市场又可能不可能出现出清的状态?但是,这并不妨碍均衡价格理论是分析市场供求状况的有用工具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就是说,我们评价一种知识体系的时候,应当弄清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解决什么问题而形成的,要从总体上把握,从方法上借鉴,而不能随心所欲,各取所需,更不能无中生有,吹毛求疵。
崇拜劳动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的某些经济学家对效用价值理论有着相似的片面性。劳动价值理论是为资产阶级的翻身和解放提供理论支撑,剩余价值理论是为无产阶级的翻身和解放提供理论支撑,这没有什么疑问。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在不同的国家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是不是需要为巩固政权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坦率地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做得不错,很快建立起了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知识体系,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却墨守成规,把剩余价值理论当教条去信奉和实践,是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了。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理论“戈森定理”有三条:(1)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物品占有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2)边际效用相等定理,即在物品有限条件下,为使人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满足,务必将这些物品在各种欲望之间作适当分配,使人的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3)在原有欲望已被满足的条件下,要取得更多享乐量,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翻译成普通老百姓能懂的话就是:物品有用能满足人的需要才有价值;资源有限(稀缺),要最大限度满足人的需要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新的需要或更大的需要,必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戈森定理”对整个人类社会或者是对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危害呢?
均衡价值理论对效用价值理论采取批判与继承的态度。所谓批判是批判效用价值理论对劳动价值理论采取的“过河拆桥”的实用主义态度,所谓继承是继承他们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地提出新理论的学风。我们把物品满足人的需要处理为研究价值实现这样就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统一起来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文化产品不管是资本家生产的还是工人生产的,不管花费的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也不管物品凝结着多少人类一般劳动在内,如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卖不出去,确实就一文不值,看看农民卖不出去只好烂在地里的冬瓜,看看漫山遍野没人收购的红橙橙的橘子,就知道研究价值实现是多么重要了。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私人劳动或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是质的飞跃,是一个人的主观认识能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开展国民财富的研究,如果我们把重点从研究价值来源转向研究价值实现,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搁置分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了。
均衡价值理论的内涵与诉求
均衡价值理论内涵与诉求是根据条件使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各种要素的贡献与回报保持对称,基本均衡。均衡的含义与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均衡的含义一样,是指两个相反量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的含义决定于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偏好。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定义运用的是抽象法;效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指商品的有用性,定义运用的是描述法;均衡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国民财富的货币表现,定义运用的是综合法。国民财富价值体系包括价值来源、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三大组成部分,劳动价值理论分析的侧重点是价值来源,效用价值理论分析的侧重点是价值实现,均衡价值理论分析的侧重点是价值形成。价值来源涉及到的问题是人和物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价值实现涉及到的问题是供给和需求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价值形成涉及到的问题是劳动主体、劳动条件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
根据条件使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各种要素的贡献与回报保持对称,基本均衡。这里的条件指的是21世纪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情况:一是便捷、高效的交通和通讯;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三是集小生产和大生产两者优势于一体的组合生产方式。“使”实际就是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偏好在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内在的尺度指的就是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劳动主体、劳动条件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贡献不言而喻,千百年来,回报只向劳动条件一方倾斜,劳动主体无数次的抗争,仅仅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基本格局丝毫未动。劳动对象的报复和反抗,人们的头脑开始清醒了。现在,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和主流。贡献与回报保持对称,基本均衡,既是和谐的物质基础,也是和谐的制度保证。
(作者为四川省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