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所讨论的事物的关系上，或者说从形式上来看，条件可分为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从内容上看则可分为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而就做研究而言，其外部条件与客观条件、内部条件与主观条件基本上是重合的，因为研究这一行为的主体是人。本文在讨论做研究的客观条件，即外部条件的同时着重对其主观条件或者说内部条件进行探讨，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重点对研究人员应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思维能力和知识结构进行探讨。本文只分析科研能够正常进行并取得成果的最基本条件，而不讨论研究人员应掌握的具体研究方法、技能和应该具备的学术道德。

 

 

　　笔者在此所谈的“自由”有两层含义。它不是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而是指衣食无忧，不为生计所累、不为生存奔波的一种状态，是研究者基本生活需要能够随时随地得到满足的“生理自由”，以及不为某个具体意识形态所左右，能够基本保持价值中立的“心理自由”或“思想自由”。亚里士多德说过研究者一要“闲暇”，二要“自由”。他所谓的“闲暇”并非无所事事、尸位素餐的闲暇，而是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的闲暇，其实就是笔者所称的生理自由；他说的“自由”大致相当于思想自由。

 

　　在论证“研究者要有‘自由’”之前，我们还必须要明确这里所说的“研究”的含义。汉语的“研究”一词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第二个含义是“考虑或商讨（意见、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47页）

本文中“研究”一词取的是上述第一个含义。在外延上，“研究”包括科学研究、哲学研究等，但它们的界限也是相对的。

 

　　概括地说，研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人类有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是人的本性。为了满足需要，人类必须要进行各类实践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基本实践形式是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以科学实验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化创造实践三种。生产实践是人类改造自然界以获取物质资料的实践活动；社会交往实践是人们改造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科学实验是人类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这是广义的科学实验，它与科学研究是同义的。科学实验或者说科学研究不是生产实践，不直接与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生产相联系，也不是社会交往实践，因此只有研究者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有生理自由的情况下，他们才不会由主要从事科学实验的脑力劳动被迫滑向生产实践或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中，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进行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古人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经文”章），说的大致就是这个道理。

 

　　科学研究是以“求真”，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因此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客观性。“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种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1]科学的客观性要求科研人员在研究中能够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注重“对证据的承诺”，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介入，在价值上保持中立，不能以价值判断为依据，不能把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科研变成以体验世界为目的的活动。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因此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研究并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具有社会性，“政策和权力关系影响了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如何进行这样的研究，要不要对此进行报告，以及如何进行报告，并对此采取行动”[2]。因此，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社会应当向科研人员提供宽松、民主的学术氛围，消除产生“学霸”的土壤，国家应完善档案等一手材料的管理制度，不为科研人员设定价值取向，不让科学研究落入意识形态陷阱，支持鼓励学术批评，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学术摆脱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让科研人员享有较为充分的思想自由。当然，笔者在此所谈的“思想自由”，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主观上，对社会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客观上，社会科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异质性、意识性，使研究者一般较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但是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可以大大减弱这种影响。

 

 

　　怀疑就是产生疑问、疑惑，不相信。怀疑精神有两层意思：第一，遇事喜欢思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喜欢提出问题；第二，有一定自信心和学术勇气，不迷信权威，敢于采用新视角、果断地提出新观点。

 

　　科学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科学最初是以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或者是与哲学混杂在一起的，例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来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因此科学意即“分科之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哲学源于“惊异”（在这里其实就等于科学源于惊讶）。“惊异”就意味着疑惑、问题。提问本身就是哲学的。哲学是无定论、无确切答案的问题的集合。如果某个学科给出了问题的明确答案，它的研究领域也就随之划定，它也就脱离了哲学，获得了独立性而成为科学。“科学，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回答‘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3]因此，科学源于问题，只有有问题才会有科学。科学呼唤怀疑的精神。

 

　　怀疑精神是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从认识论上看，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同一真理的两个不同方面。尽管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即都标志着主观与客观的符合，都包含着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志的客观内容，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只能是对无限宇宙中的有限事物和有限事物的有限层次的认识，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例如，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已无法说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新理论的产生。真理的相对性正体现了科学的开放性和自我发展要求，正是科学的生命力所在，优点所在。

 

　　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始于由观察与理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问题和矛盾”，“科学探索的逻辑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问题”。[4]据此，波普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检验法或称“试错法”（trail-and-error method）。假设检验法可用公式概括如下：P₁→TT→EE→P₂……。其中P₁表示“问题1”（Problem 1）；TT表示“试验性的理论”（Tentative Theory）；EE表示“消除错误”（Elimination of Error）；P₂表示“问题2”（Problem 2）。这一公式是他在深入研究古往今来的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在波普看来，一切科学都离不开四个有机联系的环节：（1）科学始于问题，问题促使科学家执着地思考；（2）针对问题，通过思考，大胆猜测，提出假设或理论；（3）各种假设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彼此批判，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在此基础上清除错误，筛选出真理度较高的新理论；（4）将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不断经受各种检验，随着实践和科技的深入发展，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原有的理论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总之，这一过程循环往复，第四个环节似乎又回到了第一个环节（问题1），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

 

　　总之，科学门类起源于问题，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开放性，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科学研究人员因此要勇于提问，大胆怀疑以更为有效地推动科学的发展。

 

　　但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与极端的怀疑论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以解决新问题，即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必然后续的，是以推陈出新、发展科学、认识世界为宗旨的。

 

 

　　科学研究是从偶然之中探寻必然，透过事物的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活动。事物是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探寻事物的因果规律，发现或建构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朝立一旨，暮即成宗”的事，它需要研究人员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观察与思考。如果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内容没有很高的热情与兴趣，他就可能不但是实践上的懦夫而且还是思想上的懒汉，他就极易受外界的干扰，无恒心和毅力可言，他的创造力就难以被充分发挥，因而也就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依靠直觉、依靠研究者的专业酷爱才能得到定律。”[5]

 

　　科研人员做科研时必须阅读大量的书籍、资料，但如果他没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就难以真正消化吸收自己所读的东西，从而使自己所学的知识成了一知半解的知识，而“一知半解是危险的事”。有些人拥有许多知识，但他们因抽象思维能力差，对知识之间的联系却不甚了了，从而无法把知识转化为力量并进行创新而只能用之进行夸夸其谈。这类人如果做研究，充其量也就是供别人翻阅的活字典而已。“拿破伦曾经说过，阅读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知识素材，是思考把所读的内容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6]此处的思考主要是指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思考。读书、看材料就是同作者进行无言的对话过程，是一个批判的过程，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真正的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批判的”[7]。然而批判特别是对学术著作的批判需要使用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重在对论证有效性进行分析，因而它本质上属于抽象思维。研究人员有时还要进行试验、观察，但更要紧的是在观察过程中进行思考，要把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再把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因为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很快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很好地感觉它。

 

　　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用语言（这里语言包括数学，因为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思维对语言起主导作用，因此思维对研究论文起决定性作用。一般而言，一篇好的论文要做到言之有理（观点）、言之有物（材料）、言之有序（结构）和言之有文（文采）。研究论文的写作一般是研究的最后阶段，因此这时观点与材料都基本不成问题了，关键是结构，即观点与材料如何统一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就是抽象思维。那么文采的问题呢？虽然说“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但研究论文和其他文章的写法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散文，不是心得体会，太注重文采会使表述不够准确甚至模棱两可，从而降低研究论文的科学性。当然研究论文的语言也不能口语化。诚然，“一篇成功的（研究）论文应该具备良好的语法基础与作文功底，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细致的科学考证，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准确的科学表述”[8]因此，在研究论文的写作中，抽象思维起主导作用。

 

　　到底何谓抽象思维呢？“抽象思维又称逻辑思维，是用概念进行定义和划分，并用命题进行推理和论证的思维活动，是用抽象语言和符号反映事物的本质、关系及其规律的思维形态。”[9]它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等，其基本形式是概念。

 

　　因此，研究人员要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

 

 

　　虽然“智力的核心是思维而不是知识”[10]，但敢于提问、勤于思考、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不能保证会产生好的思维效果，对科研人员来说并不意味着会有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现，因为抽象思维解决的多是形式问题，没有材料或者说知识作内容，思维是无法正常展开的，这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专家们指出：创造性工作的效率与获得的和加工的信息量成正比”[11]但是思维敏锐、知识丰富是否必然导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呢？这种情况下，就要看研究人员具备何种知识结构了。研究人员要具备“T”形知识结构。这实际上是说研究人员要把握好知识的“博”与“专”的关系。“T”的一横表示“博”，即要具备多学科、跨学科的经过精选的知识；一竖表示“专”，即要具备某一专业的纵深知识。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丰富的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研究是研究对象具体而明确的活动，是专业性活动。但是研究人员只啃一门、别无他顾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掌握大量与本专业有密切关系的核心知识。“专”要以“博”为基础，“博”要以“专”来体现。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部分只有置于整体中才能被很好地理解，专业知识只有与其他知识的联系与比较中才能被很好地掌握与灵活运用。一个事物只有与同类事物以及与它所属的种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歌德尔曾经证明了这样一个定理：即要证明一个公理系统的协调性和完备性，必须借助于更一般的系统。”[12]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它们之间的界限更模糊了。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跨学科的现象，例如，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等。“专”的程度越深，就需要把更多的原本属于“博”的东西转化为“专”。

 

　　“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预见、建立客观事物的各种现实与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 [13]广博的知识有利于科研人员通过思维推动概念内部矛盾的展开，形成推理、论证，展示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广博的知识可以激发研究人员的灵感与智慧，可以拓宽他们的认识视野，打开他们的分析思路，从而加速解决问题的进程，推动科学的发展。“有证据表明：杰出的科学家和成功者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14]

 

　　如果研究人员的知识面过于狭窄，他就可能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他已有的知识就会成为他观察分析问题的先入之见，因此他不但无力提出高水平的新问题反而会因缺少某个知识背景而少见多怪，把别人正确的东西误解为错误的，甚至还自以为是地进行“纠正”，做一些毫无价值的、看似深奥实则肤浅的论证并作为“科研成果”发表。

 

　　但是“博”要讲求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知识都想学，要多读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精品。“费尔巴哈说：‘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只阅读非常杰出的著作，因此他读的书为数不多，他甚至经常说，如果他象其他学者那样阅读那么多的书籍，他就会与他们一样无知了。’”[15] “博”还体现在研究者注重知识更新，时刻留意并随时把握新的前沿性的知识，努力使自己跟上知识发展的步伐。

 

 

　　唐朝著名历史学者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五十七）虽然这是对治史而言的，但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治学。笔者上面谈的做科研的三个主观条件类似他所说的“识”、“才”、“学”。勇于质疑的怀疑精神相当于“识”，抽象思维能力相当于“才”，“T”形知识结构相当于“学”。刘知几紧接着还谈到了“识”、“才”、“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这里，他还主张治史应以直笔为主，反对曲笔，不掩恶，不虚美，强调的是治史者的勇气、胆识，有似对科研人员“识”的要求。清人袁枚在《续诗品·尚识》中也谈到了三者的关系：“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