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有一段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如果我们俩彼此交换苹果，那么，我和你仍然各有一个苹果。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我们俩彼此交换思想，你和我各有两种思想。以我看，思想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可以产生集成和放大效应，甚至会产生大于两种思想之和的x思想。

 

    改革开放以前，不论我们在学经济学还是在教经济学过程中，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所谓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几乎完全是从《资本论》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社会主义部分几乎完全是从苏联教科书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几十年来一贯制，年年复制“古董”。

 

    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在学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时，也涉及到一些西方经济学，什么古典经济学派，庸俗经济学派，都是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理论来批判的。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批判。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以原本面貌进入我国，但在当时，我们基本上仍然是以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涌进中国，我们渐渐端正了对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比较客观地来看待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的问题，并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尝到了不少甜头，从而使我们认真思考传统政治经济学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传统政治经济学要走出困境，必须在马克思想指导下，打破自以为是的自我封闭体系，从西方经济学广泛吸取自身所需要的营养，实行优势互补，发挥集成效应，即1+1<2的效应。

 

    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呢？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本来，社会生产就其原本意义上讲，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关系。传统政治经济学只研究前者，或者说是以前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规律；西方经济学只研究后者，或者说是以后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规律。这种研究对象不同的定位可能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关。前者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发动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后者是为了歌颂和捍卫私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有效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因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看成是错误的，因而只能批判，不能吸取.现在不同了， 现在既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对待，那就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既然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是封闭的、绝对的、最高和最后的理论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只能信奉而不能发展的教条。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学派的产生，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有用性，都应当它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合理内核，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很难发展。

 

    必须看到， 资本主义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土壤.资本主义从文艺复兴算起，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 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年代里，对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赞赏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承认这个现实，或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或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当中，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的确对人类历史和社会也产生深刻的重大影响.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内涵和表达方式，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到了斯大林年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篡改，变成了新的“教条”，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成了很不科学的“科学”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共运处于低潮，苏联和东欧解体，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前，我国经济科学能否繁荣和发展，我认为取决三个因素：一是能否科学地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二是能否广泛的吸取和正确对待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而不是如一些所说的只是“借鉴”或只能“借鉴”；三是能否解决和解释当今世界包括我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的服务和支持。

 

    当前，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上，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是必要的，但必须反对在我国学术界仍严重地存在一种霸道的、垄断的学风，这种作风的主要特点，是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处处和事事都自以为是，而把其它学派统统看作“异类”，甚至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然后情不自禁地加以批判。

 

    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有些“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或者一些学者“政客化”，他们经常澜用手中的权力来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的研究或学术争论，同时又以此来炫耀那些为人所共知的陈词澜调，自以为很得意！

 

二

 

    如果我们要想对西方经济学的来历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不能不从古典经济学的起源谈起. 早在16世纪前后。经济学的前奏——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重商主义以它的世俗立场和逐利行为，与愚昧主义相对垒，不相信上帝与宗教。重商主义的革命意义在于，酝酿和产生了最早时期的古典经济学。正是这种古典经济学开始了经济学的理性探索。古典经济学基本点在于划清三条线：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实际是人与宗教的关系）。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上帝做出什么贡献，不管上帝穿戴什么服饰，经济学把人对利益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本性。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要得到自己的福利，必须自主地在人们之间进行不同产品的交换。由交换产生并扩大分工，由分工产生并发展生产效益，由生产效益发展又扩大了福利，福利的增长，又促交换的发展，从而形成以交换行为而存的领域----市场。经济学发现市场产生的重大意义并研究市场的多样性。三是人与政府或国家的关系。在公共领域，政府或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或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政府或国家为人民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维持公共秩序，人民向政府或国家缴纳税赋。并认为，这种关系越是契约化，越是公平自主，从而社会福利越大。

 

    到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期， 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高峰，达到成熟程度，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的是社会资源如何通过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合理配置， 使社会财富增殖最大化。

 

    到了现代，藉助于高科技手段，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更为完善地步，通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人看来，在各种科学中， 经济学堪称“娇子”。

 

    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中之娇子，还因为它有两大助手：

 

    一是心理学。心理学支撑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经济人，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不仅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而且还在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包括荣誉、尊重、安全、爱情等。即使人在进行利他活动时，也要考虑对自身是否有利，如果不利，利他行为必然受到约束。由此而产生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从而产生自身的逻辑体系。

 

    二是数学。数学使经济学能够严谨地把握现实，并对自身的观点和结论做出有说服力的推理、检验和判断。数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写唯心判断；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空想。

 

    目前， 经济学已被数学武装到吓人的地步，但它还基本上还是一门经验科学.很多用数学做计量模型的人，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对模型的输出作反复地修正，才能使之接近现实.这类情况在经济学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数学还可以把济学教条化。

 

     所以，如果比较客观地给西方经济学下一个简短定义的话，这个定义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在社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发展生产力，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因为西方经济学对发展社会生产和促进社会进步有这些优点，所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而政治学和法学等只不过是经济学的“侍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如上述，他着重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我们面临的主要不是以阶级矛盾和斗争为内容的革命，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懂得社会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道理，迫使我们必须向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学习。

 

      西方经济学是在发展变化的，有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分支和流派。据我所知，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

 

      西方经济学的确有许许多多有益和可取的东西。例如，它对社会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实行优化配置，分析得非常严密、精致，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当抛弃门户之见，敞开心扉，汲取其间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40年代，我在旧大学念书的时候，从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受益匪浅。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这么一段精彩的话：商品生产者在为自己的私利而疲于奔命的时候，真正获利最大的并非他自己，而是社会。这至理名言迄今仍记忆犹新。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经济学中，由萨谬尔森写的《经济学》，颇受欢迎，影响很大。特别是由科尔内写的《短缺经济学》，更受敬慕！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在于他的关于预算约束的短缺理论，有独特的见地，还有就是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也广为人们推崇。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叫做经济人假定，假定中说，在经济生活中，任何人都可称之为经济人。经济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所追求的都是获利最大化。为了要达到获利最大化的目的，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二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讲节约，只讲效率，三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率。

 

    我曾把这个假定运用于实际生活，对以下几种经济作出比较：国有企业，对在其中工作的职工，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就多数情况而言，是属于上述的第三种情况，即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太讲节约，也不太讲效率，这是国企的痼疾，属难治之症。承包制和租赁制，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其后果我们已深有体会了。在承包和租赁年代，不计后果的加快或提前折旧，好多企业被掏空了。个体经济、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劳者有其股），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民有民营，即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成效显著。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改造的重要理论依据。

 

    奥地利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哈耶克，写了一本名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书，书中说：从一个好的假定出发，往往会产生一种坏的制度或体制，和制定一种坏的政策；相反，从一种不好、不太好的假定出发，又往往产生一种好的制度或体制，和制定出一种好的政策。正如上述，假定人大都是自私的，政府和企业都能根据人们的自私心理，想尽一切方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年薪制、期权制，效益和工资挂钩工资制，再加上制定各种有效的管理规章制度以及法律和法规等，来限制和克服人的自私心理的发展，其成效一定是显著的。而我们过去按照儒家之道，人之初、性本善，人大都是公而忘私，因而大搞政治挂帅，平均主义，结果只能在低水平上运转，最终弄得缺吃少穿，人心不满。西方政治学还有一条假定：政治家大都是权力贪婪之徒（包括总统）。从这一假定出发，他们才制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衡的制度和机制，使这些人不能随心所欲和胆大妄为，以扼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我们在许多地方恰恰相反，总认为领袖和领导都是万能的，都是公而忘私的，都是至高无上的，放松对他们的有效监督，所以才产生那么多的腐化现象和坠落分子。

 

 

    从西方经济学中分割出来的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叫做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有许多流派。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如今已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像阿瑟。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荣获诺贝尔经济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发展经济学。我的经济理论在有些方面是吸取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的。

 

    在我国经济学队伍中，就倾向性而言，大体分为三派：一派是以中、青年人为代表的倾西方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老年经济学家；另一派是以老年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比较传统的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年轻经济学家；还有一派是主张中西合壁的经济学派，其中还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这一派里，老、中、青经济学家都有。我是赞成中西结合的。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曾提出，传统的经济科学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因而原用的方法重演绎和抽象。随着经济科学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光靠这种传统的方法显然不够了。在现代，对于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的研究，不仅需要进行定性分析，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进行周密地观察和预测，更需要直接地进行调节和控制等。所有这些，没有先进的科学工具和相适应的科学方法，是难以想象的。这里讲的是方法论。在研究内容上，即对象上，我也吸取了不少西方经济学中好的东西。

 

    生遗传学理论认为，近亲繁殖是物种退化的重要根源。理论或学说也是一样。学术上的杂交，优势互补，往往是理论或学说发展和创新的重大动力。关于这点，在我国改革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容否定，我们的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是，也应当承认，其中有许多改革理论，是在广泛地汲取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观点基础上，使其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这里呈现出一种有趣的而又带轨规律性的现象是：每当一个带有新意的观点被少数或一两人提出后，只要是有用的或有价值的，随即便有很多赞成的声音跟上并参与进来，进而形成一股响亮的旋律，在中国的大地的上空回荡；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一点，必然引发出一些保守势力的反抗，这些人能量很大，除极尽诬陷、歪曲、上纲上线外，有时还设法通过国家机关，动用各种媒体，再扣上几顶这样或样的“帽子”，什么自由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等，狠加批判。说也奇怪，经过几翻争论和较量，当事态逐步平静下来之后，这些观点不仅被社会广泛认可了，而且大都转化为国家的改革或建设的方针政策，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灌输下来。

 

     以上是按照经济观点倾向性来划分当前我国经济学家派别的。除此之外，依我来看，如以工作范围或业务领域来划分，如今，全国经济学家（北京更是如此）就不是上面三派，而是以下三大派：宫廷派（官派）；实业派（企派）；学院派（院派）。宫廷派主要供职于高层政府如国务院，各部委，和党中央高层研究机构，以写“奏折”为本。实业派当然指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大都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并有一定能量的一大批企业家，如董事长、总经理等。我曾 想 过，我当何属？不言自明：学院派。但我没有把自己 封闭在围墙高筑 的大学校园内或研究院内或图书馆内，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实际，包括企业、地方、经济部门的调查研究上。所以，我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比较实际、实在、可靠、可信、可用。但是，我们这类经济学家，与“ 官派”、 “企派” 有 所不同，因为在我们之中大多数是处于“无权”、“无钱”的地位，属于平民百姓，故又可称“平民派”。广义的平民派应涵盖已经离退休了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相当“资深”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这一派队伍浩大，就总体上说，他们的优势在于约束少，顾虑小，敢想、敢干、敢说、敢写，研究问题比较轻松，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坚持真理。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因思想老化，不求进取，仍停留在传统的学术观点上。他们对现实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他们总思念过去向往计划经济，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这些人身子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在20世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