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十六大报告“一个新提法”的解读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在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的引人注目的一个新提法，同时也是十六大作出的一个十分精辟的论断。照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两大科学体系”之一，其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作为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为何十六大报告对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并重要特别加以强调呢？这是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原因的。今后，我们只有坚持维护社会科学的应有地位，以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慧、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社会科学“五路大军”[注]的力量，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使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其它一切创新的先导和前提。过去我们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同样，没有改革和建设的理论，也难有改革和建设的成功实践。社会在进步，实践在发展，理论也要随之在不断创新中逐步成熟和发展，这样才能反过来有效地指导整个社会各项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这充分表明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的基本前提。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我们要集中精力，从事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还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还迫切需要对一些制度、科技、文化和管理等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与创新，使之尽快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然而，无论是改革还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离开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离开了哲学思维，或者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就只能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如若我们仍然用常识和经验代替科学，就断然难于保证制度、文化、技术和管理等项创新的顺利开展。回顾我党历史，我们曾经吃过盲目求快、欲速不达的苦头，遭受过因不切实际的错误主张和做法，造成我们的事业大起大落、大进大退和振荡波动的损失。近13年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求稳求实，积小胜为大胜，并取得今天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党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并善于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效而成功地进行体制、技术、文化和管理创新的结果。可见，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能不对一些仍然不合时宜的体制、文化乃至管理和技术进一步的大胆创新，而这一切创新的有效与成功，都无一不有赖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都无一不期待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第二，社会的全面进步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步并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必须以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重要标志。但“全面小康”又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社会”指向，而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否则，就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全面小康”。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须知，社会科学理论素养的提升，不仅能开启人的智慧，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一个社会整体向善，而且可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并直接内化为人的良好素质和品格，从而使人真正获得全面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正面临着全球知识经济浪潮的严峻挑战。在此情况下，知识将成为财富之源，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只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可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不仅要求全社会树立科学理念，而且要求大力弘扬人文精神，要求全社会高度重视人文精神的生长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以研究人文思想和理念为己任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担负着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可见，在迎接全球知识经济挑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改造世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但它的价值取向并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掌握它的由人文品位统驭的人决定的。况且，人们科学理念的养成、全社会科学精神的弘扬，无一离得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引导。有人为了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并重”，通过“卫星上天”的事例证明，“自然科学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又通过“十年浩劫”的事例证明，“社会科学却能将人类打入地狱”。说则说明了社会科学的重要，却给人以可怕的感觉。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同样可以把人带入人间乐园和美好“仙境”，“核科技”的使用不当，核武器落入丧失人文关怀的“魔王”之手，难道不更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吗？！可见，一个价值错位、道德沦丧、秩序紊乱、信用缺失的社会，不仅无以言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即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再发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却恰恰可能是灭顶的灾难。因此，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迫切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必须同步并进，要求全社会如同重视、看重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重视和看重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第三，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程度不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对滞后，将阻碍我国“全面小康”的进程。一个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受急功近利意识和拜金主义的影响，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种重理轻文、重物质需要轻人文追求，重技术操作轻理性思维的现象。在社会上，“有本事的人都不思考、都不写文章”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前，一些人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不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作为一个在基层学术性群团部门从事社会科学管理工作近7年的人，对此的体会是颇为深切的。然而，有专家学者竟撰文认为：“如果简单地说哲学社会科学不被重视好象与事实不符”（2002年5月24日《人民网》“学者论坛”）。读罢该文，看不出作者是指谁在“简单地说”，是与什么“事实不符”？教授先生的这篇文章，一味地揭露、指责社会科学及其学者存在的个别治学问题和浮躁现象，而并未回答“社会科学如何定位”这一文章主题。至于该文指出的诸如“社会科学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尴尬”等问题和现象，似乎也不能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已受到应有重视。当然，“杂草也会在春天滋生”（这是常识性“真理”），但并不能因为春天会长出杂草，就不欢迎春天，或者拒绝春天的到来吧！照理，某一事物在冬天冻久了，还是应该让它沐浴一下春光为好，这应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学人应取的态度，这才没有“忘记学术发展自身的科学性”。其实，社会科学有它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不需人为地去拔高，也不应人为地去降低。在没有达到它应有地位的情况下，通过适当呼吁以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应该说有利于事业发展，有利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哲学社会科学本已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所忽视（不重视），你偏要说已被重视，并似乎还论证为不应该被重视，这若不是有意“作秀”，就只能说是对事业的不负责任了。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有为才有位”。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须知，“为”与“位”是辩证统一的。是的，有为才有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我看，只有有了相应的地位，才能使人真正有所作为。比如，你所担负的某项工作，从个人主观愿望想有所为，但客观上却要人没人，要经费没有经费，甚至连向主管领导汇报，领导都没有心思听下去。也即你所担负的工作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况，根本无地位可言，我看你怎么去体现作为？！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管理在有的地方，特别是有的市（地）、县基层社科部门和单位，确实存在上述尴尬局面。正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被人们重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受到冷落，其研究成果不被社会看重，因而导致一些地方社科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流失和萎缩，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停滞不前，造成了社会“知识消费”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营养失调”。其直接的后果，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道德沦丧、社会失序、物欲横流的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见死不救”等严重问题，导致基本的社会伦理底线不断被突破。一个连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人格底线都无法守住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成为全面进步的社会，也绝对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第四，认真落实十六大报告精神，为实现“两大科学并重”创造多种条件。江泽民同志自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之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接连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党的十六大报告再一次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喜悦，同时也迎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春天。我们认为，十六大报告和江泽民同志三次重要讲话，确实高屋建瓴、寓意深刻、内涵十分丰富，是我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为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振奋精神，凝聚全国社科界的智慧和力量，坚定广大社科工作者献身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信念，将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报告和江泽民同志“三次讲话”精神，真正实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建议各级党和政府采取如下新的举措：
举措之一，建议各级党和政府通过舆论引导和激励手段，确保两大科学“并重”的精神能从上到下、不折不扣、一以贯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十分显要。对此，从上到下，从言到行已基本形成共识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这无疑是可喜可贺的。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语）这后半句话，以及江泽民2001年“8·7”北戴河讲话中，“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精神，至今是难于甚至基本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的。譬如，多年来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宣传已有专项经费和立法保障，而社科知识的普及宣传至今没有经费来源，且无法律保障。可见，要做到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还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逐步加以贯彻落实。
举措之二，要迅速健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为此，一是建议设立国家“哲学奖、经济学奖和社会进步奖”等国家级和部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界有各级待遇可观的“科学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科研成果在国家科学奖中却一直排不上号，又没有享受待遇基本对等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这是不够客观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两大科学并重”的内在逻辑要求的。二是建议尽快创造条件设立社会科学院院士。在社会科学领域设立院士，既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并体现出作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社会科学，真正能同自然科学并重，又能通过这一有效的激励手段，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近，《人民网》就社会科学也应实行院士制开展讨论。其中有观点不赞成社会科学实行院士制，或者认为时期尚不成熟。综观其理由，无非是认为“标准”难定，“风气”不正（王克安：《人民网》2003年1月1日“网友说话”），受人为因素影响大；条件不便操作，评价指标难“量化”；哲学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大，担心“风气”不正而搞乱搞滥等等（《人民网》2002年12月27日“网友热评”）。我认为，这些观点均不成为社会科学不能或只能推迟实行院士制的理由，有些观点本身就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标准”难定、“风气”不正，人为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果的评判上不是同样存在吗？就拿“权利交易”、“人情关照”，或者成果的剽窃和弄虚作假来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不是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吗？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职称评定上的作假、舞弊，以及“暗箱操作”、“人情关照”等问题不断出现，在评定“标准”的掌握上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但这能作为“理由”彻底废除职称评定吗？！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因噎废食”，“泼脏水不能连小孩也一起泼掉”，这点起码的常识，作为参与讨论的人应该懂！至于“风气”不正，成果的“原创性缺失”，以及“学术规范不健全”等，则应该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它不牵涉社会科学应不应该设立院士，只涉及到应该如何严格把关，如何从一开始就坚决抵制歪风邪气以确保名符其实。
举措之三，为实现社会科学工作既有“为”又有“位”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着传播科学思想、弘扬人文精神的双重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多、学会多、队伍大、任务重，迫切需要凝聚和整合各学会和学科专家学者的力量。为此，建议在精心组织和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条件，尽快成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联合性群众团体——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同时，要像自然科学界一样，尽早建立起从中央到县一级的社科界学术性群团组织系统，以充分发挥其作为党和政府广泛联系社科界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组织协调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普及、咨询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真正体现“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和“两个不可替代”的精神，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既有“为”又有“位”，从而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坚持“两大科学并重”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注]社会科学“五路大军”，是1988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社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充分发挥社联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中提出来的。
（作者简介：蒋学毛，1958年7月生，1981年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益阳市社科联副主席。近10年来，曾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学动态》、《中国劳动科学》、《宏观经济管理》、《求是．内部文稿》、《社会科学》、《江海学刊》、《中州学刊》、《经济问题》等50多家省级以上公开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计50多万字。其中有近40篇论文被《人民网——学术理论》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法学》等四个专题和《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93年卷）全文转载或摘要推介；有4篇论文分别获湖南省第二、四、五、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多次获省级以上征文二、三等奖。曾公开出版《劳动与社会保障论》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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