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先生《税道苍黄》读后
当共和国的税收队伍因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而蔚然扩容，它也因此而多了一位将租税治理的“帕雷托最优”视为自己使命的求道者。这位初学机械制造后来在法律、伦理等领域学有专长的大学教师摇身一变，成为将多重审时、审势、审世标准植入税收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实证与规范、江湖与庙堂的一位税务干部、税收学者和致力于租税之道的研发、试验、倡导、鼓吹、设计者。如他的笔名所揭示的，他时而似一位沉潜于逶迤税径间的隐士（“沉潜”），甚至连写作都要到终南山中寻上一户农家然后文静地笔耕；时而似一位只因肤色黝黑虽业务熟练服务周到体贴入微仍然遭遇白眼的保姆（“黑姆”，本是从Human化来），在“主人”们的偏见和歧视中继续着他敬业不苟矢志不渝的姿态；时而又似一柄黑色盾牌（“黑盾”），游走于复杂喧嚣的税收气场，一边强化自身的立论根底，一边检视税收体制中的失察、失策、失职、失态、失措、失据、失礼、失控、失算甚至失身、失足之处并随时发出质疑、建言和谏诤；时而又如一个一袭蓝衣的默默旅人（“蓝默”），追怀税收史事，发思古之幽情。这个似乎只有十几年“税龄”的人，只因比许多同行怀了更多基于人间正道的思虑、诉求和愿景，便赫然成为一个徘徊在税之野、税之尘、税之路、税之丘里时时为税之痛、税之厄、税之疾、税之患而升发其税之思、税之虑、税之叹、税之策的郊岛苦吟派。就是在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孜孜求索中，一部打磨十几年、洋洋百余万言的税收学著述在他的笔下脱胎。
流连于《税道苍黄》书稿并感受着那时而缕缕时而浓浓、时而舒缓时而铿锵、时而激情四溢时而娓娓而谈的行文节奏，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姚轩鸽的一帧照片。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拒绝堕落》的书舌和书签上，一颗有着冷峻目光和睥睨神态的大好头颅以扭向后侧上方的倔强姿态表达着他的孤傲和锐气。虽然当年我们见面时领略的是完全不同于此的嘘寒问暖、古道热肠，我还是坚信只有这样的形象才是更为符合他学术性格、思想性格、文本性格的真实呈现。即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说：“轩鸽是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专家。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个普泛的物化的时代里，轩鸽却一直葆有强烈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他时常把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带入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也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研究与拓展，摸索救世疗瘼的路向。”
在逶迤、悠长甚至漆黑的税径间，在泥泞苍黄的朝圣旅途里，在只有二三素心人受得寂寞的“荒江野老屋”中，“在没有节假日的日子里，在少有尘世喧嚣的山间僻静处”，在“世事难遂意，拥书自称雄”的境况中，作者“自甘沉潜在人类租税思想的夜空，无怨无悔地将全部生命的能量，抵押在对人类优良租税治理价值导向系统的构想与探索方面，聚焦在对中国现行租税治理系统误差的省察与反思方面”，殚精竭虑，索隐探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终将一卷卷丰厚扎实的学术作品献于世人。这部《税道苍黄》，便是作者以“租税治理系统误差”问题为核心的一次结集。
一
姚君为此书确定的书名，尤其“苍黄”二字很能揭示他对租税之道的别样解读。“苍黄”者，变幻莫测之谓也。如《墨子·所染》中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又如孔稚珪《北山移文》：“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复。”在姚君看来，租税之道便时时处在这种在变、当变、求变的场景中。如何使这种变化走上符合伦理、哲理和学理之“正道”，则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的责任。而要实现这种正道，则首先需要问道、求道、悟道、明道、谋道、论道、卫道、殉道。这部《税道苍黄》，便是作者对租税之道深度探求的结晶之作。
《税道苍黄》一书收录了作者1998年至今思考、探索现代税收精神的时评、随笔和论文100多篇，其中大多数文章已在《税务研究》《改革内参》《中国改革》《新西部》等刊以及《燕南评论》《关天茶舍》等网络知名BBS发表。作者在全书三卷的九大部分中，以一种在逻辑上清晰分明的布局，揭示了一个由治理状况、品评尺度、改善方案三段论构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束。从当前中国税收治理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即税疾、税痛、税殇出发，“主要是针对历史与现实租税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反思和省察，以期捕捉系统误差的现实指征”，继而借助独立的分析工具如税鉴、税忆、税问等形式，“运用笔者构想的优良租税治理原则和标准，评估分析既往人类租税治理体系及其租税实践的得失成败，探讨中西历史与现实租税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凭着对税道、税务、税札一唱三叹的反复吟诵，“探索人类共同优良租税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途径”。依托这样的思路，作者对优良租税治理价值导向系统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广泛的、纵深的、长远的、系统的、贯通中西古今的探寻与求索。
二
《税道苍黄》从不同的角度、深度和与现实生活的化合度上审视着租税之道的原委、流变和取向。从本书九大板块中随手拈起哪一篇，都似半是泣血半是含笑的倾诉，无不以饱满的善念、爱心、斗志、学养、书卷气、开放性、“万物皆备于我”的信息量，向读者申明他基于某个具体由头而升发的富于悯世情怀、报国意愿、治国宏图乃至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的个人主张。比如第一辑《税疾》的《“快税”时代的道德风险》《“税痛指数”居高并不意味着最痛》中，他发人深省地揭示着税收的快速增长、“税痛指数”的背后所隐伏的更大威胁；在第二辑《税痛》的《谁为西部财税“止血”》《生态环境恶化：西部不能戴着税收的镣铐跋涉》中，他痛心疾首于“采血”财政下西部的尴尬处境；在第三辑《税殇》的《“蛋糕论”的尴尬与悖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缺陷与危害》中，他别出心裁地列举了人们习以为常却又习非成是的某些观念在道德和法理上的疏漏甚至错谬；在第四辑《税道》的《征税为何要讲道德》《税收之于伦理》中，他以首创性的见地，为税收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奉献出最为基本的一些理念和法则，甚至具体到终极法则、行事原则和执行准则的微妙区分；在第五辑《税务》的《我国宪法的税收期待与渴望》《税法遵从度影响要素系统分析与研究》中，他以足够的耐心和几乎“穷极史料”、细至毫末的列举，对税权合法性、征税权可控性、纳税人权利的保障、税收法定主义的贯彻、总体税法遵从度要素、个体税法遵从度要素等进行了纵横交错的反复论证；在第六辑《税札》的《必须盯死财税权力——读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和《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读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两篇读书札记中，他采取了从了解人、了解经历、了解志趣甚至了解作者与税收、与中国人（冯玉祥）的缘分的路径，将通常意境中相当枯燥乏味的“洋人”译著解读得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在第七辑《税鉴》的《中国“税改”三十年得失重估》《第13号提案：美国税收史上的丰碑》中，把玩历史成为他对相应不良租税治理体系进行根本清算的很好的工具，尤其是那“第13号提案”，更足以成为对历史和当下的税收治理模式据以补苴罅漏的一个范本；在第八辑《税忆》的《叩问本质的学者——日本大学税法教授北野弘久先生其人其学》《梭罗为何拒绝交税》中，他投入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之同情”以描摹和还原这些个案当事人对于税理、税道、税义、税伦的个性体尝，并把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启发，以有益于租税治道的倾向性意见表达出来；在第九辑《税问》的《“伟大的妥协”——美国制宪会议“税辩”回放》和《贫富差距悬殊：税收应该有所担当——西安石油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昭宁先生访谈》中，他尽最大努力为读者解读、解析、解密着历史上发生的、学者所阐释的特定行迹、理念背后“压缩包”里的宏大、幽深、牵连久远的某些未能尽显的谜团，引领着人们的思维投向学理和道义双重语境上的正解。
三
在《税道苍黄》一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系统误差”。这样的一个概念，极可能凝聚了姚君从基础专业机械制造到延伸专业法学、伦理学再到现实专业税收学、公共关系学、诗歌发生学等多重的履历背景。从工学学士、法学学士、伦理学讲师到税收宣传人员、税务所长、指导员、“税收与伦理”课题组副组长、《每日财经快讯》主编、《基层税务研究》杂志副主编、陕西省伦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部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市税务学会副秘书长等一系列角色转换中，他的思想随着阅历的扩展而加深。按照姚君自己的定义：“系统误差原是一个自然科学实验术语，它是指由于某一基本因素的原因使实验的原始数据一律偏大或偏小，影响实验指标与数据分布的准确性。实际上，在租税治理基本制度设计和安排中，如果基本结构方面存在缺陷，或者忽略了基本租税制度框架中的根本要素，其租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就很容易产生系统误差，背离租税制度设计的原初目的和终极标准。最为关键的是，系统误差的控制难度往往较大，而技术性的修正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系统误差。”也就是说，系统误差可能来自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践、决策与执行、政策与征管、法律与规章、机关与基层的各个层面，但更集中地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指导思想上的失之毫厘，便可能造成实践中的差之千里。就是在这样的认知中，他把自己对于租税治道的期望锁定在大概念的“税制”（既包括税法也包括税德、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既包括税制设计也包括税收立法、既包括税收决策也包括税收执行、既包括征税人作用也包括纳税人反作用）的最优配置中。而他所谓的系统误差，也便主要体现在中国现代税制因其根本要素上的失误而导致的税收征纳更大界面上的不和谐。
四
在审视中国租税的种种利弊之时，作者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尽管也包括一定量的学理、数理和机理（技术的）标准，但较多的还是哲理标准、情理标准、法理标准和伦理标准。尤其是伦理学，是他自1989年在《思想教育》发表《当代大学生伦理价值观变化轨迹探讨》以来浸淫二十年的专业工具。他“用青春打磨着伦理，用激情浇铸着伦理”“每每得暇，或独步乡野，久积的伦理情结总是从纷繁的俗务背景中闪出，折磨和拷打着自己”。也许正是在这种带了情感、美感和正义感的义理尺度下，征税这种“事关毁灭的权力”的不祥之物或者暂时封印在瓶中的所罗门魔鬼，以及与这种为了换取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而设定的“必要的恶”相关的各种研究标的，如税制、税法、税权、纳税人意向等，才成为身兼伦理学者和法学者的姚君所百般警惕的对象物。同样，也正是在这样充满警惕的伦理和法理观照下，他才始终强调以表达了纳税人一致同意的宪政规则来规避政治机会主义对征税权的误用、擅用和滥用。就是在时刻“盯死政府征税权力”的信念下，他投入饱满的热情和理性，努力设计出对不良租税治理倾向具有随时进行试错、检错、纠错、排错功能的监督系统。
作者被称为“陕西省资深财税伦理学者”，可能正是因为他以较浓重的伦理情怀投注于财税方面。作为王海明先生的弟子，姚君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是切实而深入，而王先生的那部出版后被奉为“中国自宋明理学以来、建构学说体系并逻辑通透且具世界顶级水准的第一部原创性著作”的著述，也确实在姚君的笔下运用得娴熟自如。
对姚君在伦理学等方面“用中平的天分与夜以继日的勤奋”所付出的扎实功夫，王海明先生有一段对他的评价：“轩鸽的旺盛精力，说到底，恐怕源于他一直胸怀高远，有自己的梦想和信仰；他是一个很难在个人的小情小调中沉溺很深的人。”确实，将个人的大好时光都投入到了对租税治理系统误差的现场判断、评判和批判上，他所涉猎的各种理论工具，都已经渗入了他的血液中，随时会转化为对于税收现实问题的焦虑和思谋。多少年来，他在“税收”与“伦理”之间苦吟、苦读、苦思、苦行，其所著三部著作《困惑与观照》《拒绝堕落》《税道苍黄》无一不以此为自己的首位探究对象。难怪他的导师要说：“税务曾经造就了一个我最为敬仰的伦理学大师——爱尔维修，难道就不能再造就一个中国的吗？”
五
本书的一百多篇税收论文、随笔，可大致划分为政论、策论、理论、史论、辩论和书评六大方面。
政论，即对社会政治倾向的评论，严肃如《“税痛指数”居高并不意味着最痛》《谁为西部财税“止血”》《税收优惠为何成为东西差距扩大的幕后推手》《个税起征点“一刀切”何错之有》，机智如《〈蛋糕论〉的尴尬与悖谬》，皆可视为这样的文字。对于姚轩鸽的政论风格，曾昭宁教授曾经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这样勇于担当的人文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是在“当今中国体制转型期全方位腐败和大面积堕落的氛围中”，给全社会的一掌猛击，是一支斗士抛向社会“癌症”的锐利投枪。
策论，体现在对特定命题的建设性对策上。比如《中国税制结构性创新的理论缺陷与因应对策》《税法遵从度影响要素系统分析与研究——当前中国税法遵从度状况评估与对策》《怎样走过“泪水之谷”——全球化时代的税收冲突与对策研究》《税收“精细化”征管理念的嵌入思路与策略》《促进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因为总是对当前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热点充满关注，他这方面的文字写了很多，而这，也恰恰是对税收学、伦理学、法学等诸多现实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证，体现出相当的现实效用。
理论方面的文字，应该是姚君建树租税治道体系的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了。如《财政伦理的基本问题》《征税为何要讲道德》《税法评价问题研究》《税收权利与义务问题探本》《税法信仰论》等。尤其是《公正视野中的税收治理期待》，可以说是作者对于“税收公正”概念的一次集中而精辟的言说。为了说明“社会应该按照每个征（纳）税人的贡献、品德与才能、需要、平等这四个原则分配征（纳）税的权利与义务”这一核心观点，姚君倾注了十六个方面有数字、有事实、左右逢源的论证，表现出“姚氏辩证”的一流水准。
本书的史论，主要有《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批判》《王安石财税变法流产根本原因探析》《民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无耻的蒙面掠夺》《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基础、特征与危害研究》《西夏王朝兴衰的捐税背影》《回望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财税实践》《防风氏：中国专制财税制的首位祭品》《大厦将倾 造物弄人》等篇。通过检索历史而明了租税治理的善道是如何被破坏的并探求如何重塑之，是姚君求索其租税治道的途径之一。
借助访谈形式对租税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的“辩论”和借助书评形式对租税治道的讨论，为姚君探讨租税治理系统误差提供了两个具有“他山之石”意味的分析工具。不断地从时贤和大师那里吸取滋养，是作者在治学方面的一个永远不必担心思维会老化或固化的秘诀。特别让人钦佩的是，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写出对某些新书的感想——《必须盯死财税权力——读布坎南〈宪政经济学〉》《优雅的辨析与遗憾——读霍尔姆斯等〈权利的成本〉》《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读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清晰与锐利的质疑——读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布什：践诺还是食言——读丹尼尔〈君子一言：决不增税〉》，总能找寻一切可能的机会与一些在相关话题上具有突出心得的学者交换意见——《21世纪是和平、福利的租税国家社会——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教授访谈》《何处是坦途：追寻中国所得税改革的未来走向——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访谈》《寻找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根本——对话原〈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黄钟先生》。“访谈”和“书评”，从他的《拒绝堕落》一书就成为既定“节目”，本书继续了这样的安排。品读作者的访谈和书评，能够让人在相对轻松和充满“对话”机锋的气氛下春风化雨般领略并认同其在租税治理现场的诸多批判意见。这样的形式，想来会赢得好多读者的喜爱。
六
我通常将自己的阅读姿态分为闲读、攻读和研读。闲读自是享受作者的文采或学识，或者是那流淌于字里行间的美感或幽默；攻读则是对于某些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的一字一句的品味和学习了，比之于教科书上所讲的“精读”还要字斟句酌牵肠挂肚；研读就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研究目的而进行的从宏观到微观的串联琢磨，不仅关注每一字一句的春秋大义还要与各章各篇各段进行整合起来的参研。《税道苍黄》里的这百来篇文章，干脆让我尝遍了这三种阅读方式的甘和苦。
在《福建永定土楼前的税收遐想》《碉楼：“税痛”的罂粟花》《无耻的蒙面掠夺——伪满洲时期日本在东北的税收侵略》这些可称为税收散文的篇章里，虽然我们也能不时地品出作者从可称为国家“开门七件事”的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政治、德治、法、道德中感悟和提炼良法、良德、良政、良治的纤细用心，毕竟可以放松一下，逍遥一下。是谓闲读。
通观全书，我个人认为最适合闲读且又最能反映出作者难得一见的幽默的一篇，是《大厦将倾 造物弄人》。在该篇中，你既可以读到作者对柯逢时“逢小时而违大势、走小运而背大道”的挖苦，又可以领略他所引述的那副颇具典故和字面双重意味的对联：上联是“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下联是“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横批“执柯伐柯”。你还可以从柯逢时成为晚清遗老后行医、开馆、刻书等并不算凄凉的晚景中感受世事的沧桑。如此一篇税收故事，在作者引经据典、冷嘲热讽之中轻松享受，不失闲读之趣。幽默总是闲趣的派生物，作者终于能够在他的庄严卫道之旅中呈现了一次难得偷来的片刻逍遥。
对《征税为何要讲道德》《税收之于伦理》这两篇可算得本书居于枢纽所在的篇章而言，便不容你的注意力走一点私了。否则，你便不可能理解得了为什么敬畏原则、互利原则、公正原则、人权原则、民主原则、法治原则、宪政原则、自由原则、人道原则和生态原则这十大原则会成为国家征税的道德“原则”，而诚信准则、便利准则、最小成本准则却成为国家征税的基本道德“准则”了，你也就无从知道税收治理的人道原则为什么是把“纳税人当人看”“使纳税人成为人”“把生命当生命看”了。
要理解作者与租税治理系统误差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思想成果，本书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研读之列。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梭罗为何拒绝交税》一文中围绕着梭罗、何怀宏、程映红等基于“瓦尔登湖”的多方演绎，而逐步加深对“经过了纳税人同意的征税权力才是合法的”这一经典观念的认识。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理性与利益的握手》一篇中对于二百多年前美国制宪会议上关于一个税收“分句”的反复辩论的过程的介绍，充分地明晰什么叫做“税收决策的民主”。比如我们通过对《21世纪是和平、福利的租税国家社会》这一访谈的研读，清澈地了解了北野税法学的精髓，包括以纳税人基本权为核心，以保护弱者、保护人权、反对战争、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为己任的税法学体系。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税制转型呼唤建立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一文中有关纳税人意愿表达、意愿汇总、税制参与的讨论，来印证布坎南的《同意的计算》。同样，也只有对《“诚信纳税”现状堪忧的原因及对策》进行反复研判，才能较为准确和信服地理解作者关于“一个社会应当奉行的‘诚信纳税’显然应当以‘纯粹为己’的境界为最低境界，以‘为己利他’的境界为基本境界，以‘纯粹为他’的境界为最高境界”这一核心观念。
以本人的阅读体验而论，本书中最值得做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研读的文章，当属《寻找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根本——对话原〈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黄钟先生》一文。通篇说来，这应该是在睿智、见识、学力、神采、风韵、逻辑、机锋、文笔、捷才等诸多方面最为成功的一篇对话录，甚至可称为本书的“书眼”。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的税道理想最为集中地表达出来，那就是：“要建立互利、公正、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租税治理体系。在确定纳税人最高税权执掌者的地位、确立税制改革的终极目的在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的指导思想下，在建立实质性的税权监督与保障机制、建立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等方面探索新的途径。”借助作者与其良友间的哲思妙语的呼应，作者搭建起了一个可当得上“税收美学”的治道体系。
七
读姚君书稿的过程中，我饶有兴趣地探寻是哪些人、哪些书构成了他在逶迤税径上求道的学术支撑、思想滋补和心灵慰藉。通过对他引证资料的排比，我终于可以列出这样几个中外学者的名字。我发现，这些人所著的书，哪怕是他们的一部学术随笔甚至散文集，都每每在姚君的涉猎范围之内。我想，在构成姚君此书的学术框架、精神脉动、思想源流中，这些人和他们的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事实上，从与姚君的接触中也可以体会，他对下列的好多人都是心向往之，津津乐道。
一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M·布坎南。这位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的旗手，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如《征税权》《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宪法民主中的财政责任》《民主进程中的财政》《财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甚至包括他所倡导的美国加州第13号议案，都构成了姚君“租税治理系统误差检测”的义理资源。二是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他的著作如《作为公正的正义》《宪法的自由和正义的观念》《正义感》《非暴力反抗的辩护》《分配的正义》《分配的正义：一些补充》，尤其是《正义论》一书，为姚君关于税道理想的“终极”标的，确定了极其扎实的哲理、伦理甚至法理的基石。三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他的《新伦理学》《伦理学方法》《人性论》《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首先原则体系》等书为姚自己在税道探索的过程中提供了最近便、最具体、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拒绝堕落》一书的“序”中，王老师也提到姚轩鸽“目前正在用‘新伦理学’的思维方法从事现代税收理论体系的构建尝试”。四是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他对税史和税收宪政的学术兴趣——表现在他的《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论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现代税收的宪政精神》等一系列著述中——也恰好是姚君的学术兴趣之所在，姚文《回望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财税实践》及《大道铸税魂，功利泽千秋——陕甘宁边区民主财税实践启示与借鉴》等与李炜光教授《论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与民主财政实践》大有渊源。恭请李教授为他的新著写序也正体现出他对李教授的虔诚和心仪。五是中国财税法学界少壮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他在财税法领域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姚君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滋养。六是黄钟。姚君这位朋友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他的文中和言谈中。七是王毅。他对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做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其锵锵巨制《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册）不仅是姚君也是他诸多朋友的心爱。八是山东大学教授顾銮斋。他对西方宪政以及中西封建税制的比较研究也与姚君的关注领域对路。
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他专门写过读书札记的人名和书名，如霍尔姆斯的《权利的成本》、曼瑟·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日本大学税法教授北野弘久的《税法学原论》，也一起构成了姚君思想大厦的基石、支柱或栋梁。从某种意义上，善于从别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也正是以“拥书自雄、学术济世”自励的姚君的一种积极的、开放的、博大的、从善如流察纳雅言的待机状态。
八
姚君的行文，甚至包括他的诗，总会给人“怎一个‘重’字了得”的印象。不管是庄重还是厚重，不管是凝重还是持重，甚至不必区分是语重心长还是浓墨重彩，总会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危压感、危迫感、危机感甚至“危言耸听”的冲击。可奇怪的是，这些文字却并不会枯燥，不会乏味，不会丧失可读性，即如古龙的武侠，你明明知道他那一环紧似一环、环环相扣、急如星火的铺垫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可你还是要陪着他忧，陪着他喜，陪着他心惊肉跳，陪着他肝肠寸断，陪着他把一段完整的情节有一个最终的交代后再合上书页。只要有必要的知识准备，投入足够的阅读用心，再培养起对姚氏表达法的基本认知和阅读技巧，面对姚君如此大著里边的每一篇“道德文章”，作者是不可能产生出“看不懂”的无奈或叹惋的。笔者对于此书的阅读经验是：先确定作者每篇文章中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然后理出其行文脉络和论证逻辑，便可以很清晰地把握他在每篇文章里的主要论点。在这个基础上，将其不同的文章之间的递进关系、互补关系、呼应关系串联起来，便有可能趋近他在特定命题上的整体主张。
如此重量级的文字依然可以做明快阅读的一个原因是作者自身分担了其中较多的“分量”，而把豁然开朗的畅快留给了读者。面对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他几乎是采取了一种“血谏”的悲壮姿态，如他自己所言，对现实伦理问题的拷问“绝不是血腥的思想摧毁，也不是疯狂的文字杀戮，更不是盲目的观念屠宰；真正的批判，应当是抵达真理过程的疼痛泣诉，是充满原道精神的观念履新与思想审断，是大道智慧的系统碰撞，是慈悲情怀的悄然传递，是人道信仰的深情引领”。将这样的疼痛泣诉和深情引领植入文字中，便体现为加之于作者笔上的“重”和加之于读者心上的“畅”。
这样笔力千钧的“重”并不至于将其读者压垮吓跑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体现在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整体原创性。宏观上的原创性比如他“自设”的“优良租税治理体系价值导向系统”这样的个性标的。中观上的原创性比如他的各种明晰而痛切的观点，比如“税痛指数只是衡量纳税人税痛程度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不是根本要素。其根本要素应该是这个税负是否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而且税款是否被合理地用于发展全体纳税人的公共福祉”；又比如“快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道德风险的加剧和税收治理态势的严峻”，导致如不智、不公、不法、不仁等失德、悖德或缺德的标签会不断地贴在征税人——政府的脸上；再比如“所谓租税就是社会管理者依据社会公共权力或非权力手段，向利害社会公共资源创获财富的法人或自然人征收一定公共资源占有费用的活动”；再比如“税制及其征税人，都不过是纳税人为了增进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必要的恶’的手段和工具”。微观上的原创性更多地体现在一些具有作者个性特征的词汇上，比如“抽血性剥夺”、敬畏原则、大道原则等。
说姚君的文字不免产生危言耸听的感觉，是因为他总是在大众还没有觉醒之时断然警觉、在大众难以抗拒之时施以当头棒喝、在大众已经熟视无睹甚至心安理得之时一语道破，由此，在他的思想与人们的认识局限之间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差距。从这样“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场景上说，作者像极了当年那峨冠博带的屈大夫。在“缘于生存而滋生欲望，因为欲望而迎合诱惑，因为诱惑而追逐占有，在发现了公共资源具有高性价比的特征后，于是由占有而沦丧、而贪婪、而堕落，而或腐败、或欺诈、或窃取、或妄为、或误党误国误人子弟”的社会背景中，作者非但不为所动，而且以绝不犹豫的入世热情和不畏担当的主体责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投放体现在他文字里的霹雳手段和蕴含于身体里的菩萨心肠。从“求道”到“明道”到“卫道”再到“殉道”，这是屈大夫的人生路，也是姚君的道德自觉。
九
虽也挂了一顶诗人的桂冠，姚轩鸽的文章却少见一分的阴柔和游移，无不体现出旗帜鲜明、立论坦荡、直言不讳、绝无拖泥带水的姚氏文风。这样的文风，纵是让读者面对很难啃的理论文本时，也不会产生松懈和困倦之感，而不时地为其振聋发聩甚至醍醐灌顶的痛切陈述所吸引。难怪历史学教授刘文瑞会这样评价姚君的文字：“对于饱食现代化鱼肉的人，这本书是消食的酽茶；对于沉迷传统而惧怕转型的人，这本书是醒神的咖啡。”
比如说对“新河试验”，他还强调着“民众参与预算过程了，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表达了，税款浪费减少了，税款效率提高了，实际上就等于间接地解决了税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减少了征税的成本，最终受益的还是纳税人”，并说“这也击穿了一些官员认为‘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的谎言”，到了寻常人看不出与“新河试验”有多大本质区别的“上海惠南镇公共财政试验”这里，他的鲜明爱憎立即显露了出来：一则，与新河试验相比，“政府花钱，人民代表大会票决15%”的惠南试验“只是从个别项目切入”“二者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其价值和意义的大小都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方面，同美国加州第13号税案中“州政府85%的预算都由纳税人事先投票决定，政府首脑只有15%的提议权，而且其运用还要受州议会和相关机构与纳税人的全面监督”相比，85% PK 15%，孰优孰劣，昭然若揭。
再如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点的质疑，姚君在一系列的论证之下，毫不犹豫地得出了“不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命题提出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讲都是在为不公平辩护，不自觉地成为不公平行为的辩护者”的结论。他进一步揭示该论的负面作用：“它最可能成为一些权贵们侵吞公共财产，化公为私的借口与‘遮羞布’。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存在公共财产的时候，如果社会监督不到位，一些拥有公共财产处理权力的掌权者，就会打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号，大行鲸吞社会公共财富之实，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且不管这样的结论是不是接近真理，而这样的治学态度首先接近了真理。
另外如对维克多·瑟仁伊《比较税法》的“初读兴奋，继而无味，再读失望”的阅读感受。因为该书作者更多关注税法细节比较的冗长而泛泛的介绍，这使得“作者的致思与贡献，并不能帮助我们思考和解决税法、税制方面的主要问题、根本问题”，这对拥有“更多关注税制、税法本质问题的治学偏好”的姚君来说真是大失所望。尽管从客观上而言，该书作者关注具体问题、细致问题、现实问题、专业问题的治学态度并无大错，但姚君的鲜明态度却很符合他的个性。
本书中，这样评人论事一步到位直入主题的率真随处可见。就如姚君在品评他的朋友黄钟的大作《游手好闲地思想》时写过的一段：“但《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是不会顾忌什么神圣权威的。在他眼中，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穿没穿新衣，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只要将眼睛看到的老实地说出即可。”从学术的意义上，说真话应该是一种有德有识的伦理姿态，一种不昧了自己良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直入主题不做五迷三道的炫目化装的行文作风。姚君在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醉舟无岸》自序中也曾说过：“只要有你的诗场、诗态，你只需以自己这个世界的频道去调试，接收，并做好记录即可。”对于学术研究，他一样视之为对天籁之音的承接和直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姚君当得这样的“妙手”。
十
作者的税道理想，虽然抽象但是纯粹，不失其习用语句中的“终极”意味。比如对“帕雷托优化”这种分析工具的接纳，强调“最优”而不谈“次优”，甚至不谈“帕雷托改善”，透出一种唯有诗人、卫道士或哲学家才有的唯美、浪漫、虔诚和圣洁。就是在这样的唯美、浪漫、虔诚和圣洁中，一种宛若空谷绝响的精神在其中升腾。如雁子在评述姚君的诗时所言：“恐龙的毁灭是由于自然，人类的毁灭则是由于人类自身。能够拯救人类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一种来自天空来自上帝的精神力量。”姚在书中所祭出的，就是这样的力量，这样不能糅进一点杂质的力量，这样特立独行不为俗念所动的力量。
作者的求道姿态也是一样的自负、自得而且自重。如他的后记所言，他一直将“学术立场决定学术品格，学术品格决定学术追求”作为自己著述治学的座右铭，时刻用“智慧、情怀、信仰”三个词匡正自己的治学方向。这也是一种颇具“信念先行”古典趣旨的为学姿态，虽然不免偏执却又每每锐气十足，呈现出“宇宙即是吾心”的强烈的能动性品质。一如他在诗歌写作之初强调“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的那种率真和执拗一样，你可以将这视为“唯心”，可就是在这样明确的自我认知中，他已经取得了在哲理、伦理、法理上的重大突破。当运动员已经跃上了一个难以想见的高度，你求全责备于他的姿势是否合乎常理又有什么必要呢？
将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完美妥帖地融于一身的原因，也许正在于这样的一种唯美和能动。在一次接受诗界采访时他说过：“在我看来，诗歌作品，不过是人类命运本真价值的诗性表达而已。”“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税收的现代化比诗歌生态系统优化的权重要更迫切一些。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所谓的诗歌观，我只能说，我的诗歌有一个主线，就是始终以对社会性苦难的终极追问和人道关怀为主题。我的诗歌，批判意识比较强，苦难意识比较浓。”“如果一个诗人心中没有了良知的终极追问意识，没有了对社会正义问题关注的热情，没有了对人道慈悲情怀的皈依，没有了基本的博爱信仰，在他的笔下，还能写出什么优秀的诗歌。”你看，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对天下正道的认识偶尔采取了诗歌的形式。就是在这样“文则炊而为饭，诗则融而为酒”“一颗红心、两种表达”之中，诗人和学者的身份在姚君的身上浑然合一。尤其是当他说起“‘文以载道’正是一切诗人一切作家一切艺术家应该坚守和敬畏的大道命题”这样的话时，岂不是明白无误地披露了无论写诗还是治学都是在承当大道么？诗人李汉荣说：“我仍然从轩鸽这样一些孤独而高贵的生命那里，听到了一些清洁的话，天真的话，疼痛的话。”信然。
姚君评价奥尔森的一段话也许同样适合他自己：“曼瑟·奥尔森是一个有着浓厚社会情怀的学者。与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者不同，奥尔森的学术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现实的土壤，他始终关注着现实，思考着现实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才滋养了他的学术智慧，催生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姚君也总是以入世的、悯生的态度，强调对具有强烈诉求的重大问题的攻坚，从中可以注解他的现实关怀和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
我和姚君已经有过两次当面接触。每一次接触都能享受到一次酣畅淋漓的思维盛宴。在这篇札记将要结束时，我想用三个历史人物的名字描述一番对姚君的印象。第一次接触姚君大著时，我因为其中那些绵密深邃的论证而将其拟作哲人叔本华；第一次见面后，我形之为拥有“中隐”情怀的白居易；隔了一年多再见他，我愿意将其与晚唐诗人罗隐画上一个约等号。在疑似逆境中仍然保持了对社会对专业对现实对历史的十足热情，这都和罗才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想将姚君也很熟悉的罗隐诗《蜂》赠给他，愿他用一次次的“采得百花成蜜后”的勤和智来享受“无限风光尽被占”的豪迈与奔放。
作者：李胜良（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税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