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当代的发展》

    如果我们对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语）有较为深刻的反思，那么，作为新术语的范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以及发展的理论“脚手架”，而且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平台”，即是说，只要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必须对其“操心”。“烦神”的原因在于范畴是在一种理论确保科学性的开放性中无限生成，捕捉范畴的时代根基与自身的质性成为了难点，特别是在近三十年来出现的种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读解中，能够梳理、判定以及推进整个范畴的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显得更为困难，但尤其必要。目前由安徽师范大学张传开教授等著《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当代的发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以下简称《范畴》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不仅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当代发展的专著，而且，此项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首先，《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处找寻研究的“元点”，并以此为根基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构架。自“反思哲学”时期以来 ，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曾有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讨论，无论是从实践本体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或存在论等切入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自觉地回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追问中，同样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性”的论域中对话与探究中才能达致“共识”，并以此为根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进一步的理解。“因此，要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范畴理论及其构架，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在对马克思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得出了马克思走出了理性形而上学，克服了主客二分，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批判。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其主导语境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正是在哲学变革实质的厘定下，作者开始探索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理论的创建过程。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等考察中，作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元点”——实践，“马克思把实践从以往哲学中处于从属性的范畴，提高到了第一的和基本原则的地位，使之成为主导性的和创造性的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去说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说明人自身。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导致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导致唯物史观的诞生，并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立足于实践范畴的科学地平上，作者又从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社会存在于社会意识、思维与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社会分工、社会形态等方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基本架构。

    其次，《范畴》在时代的脉搏上梳理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哲学是站在现代哲学地基上的具有现代性的哲学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被指认为主要是有恩格斯肇始，后经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等所谓的“以恩解马”的“传统解释原则”。这样一来，形成了目前国内一批学者所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观点。这样一种“学案”本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一种解读的“结果”，它依附在其内在的逻辑中，使得国内学者汲取这些视角时，难免把“对立论”一起“强加”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范畴》的作者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新时代的研究，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去审视新时代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对原有的哲学范畴作了认真的审查，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形态，对唯物辩证法的体系提出了新的构想，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方面的一系列范畴，以及挖掘、整理和阐发几十对哲学范畴、提出了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原则和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学说。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理论、概念和观点都极大地推进，如“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矛盾范畴”“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科学发展观”。作者紧扣时代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放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演进中加以提炼，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脉络”的承续性，也在一定意义上厘清了“对立论”。

    最后，《范畴》对当代中西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作了历史的厘定。作者将实践范畴在中国的发展概括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真理大讨论中推进实践观点；其次，到90年代，主要在历史观的视域内从交往讨论实践，取得了交往实践观、交往唯物主义等理论成果；最后，到21世纪初期，主要从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挖掘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对话的可能性路径。而在，当代西方哲学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启示一章中，作者首先从当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实证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中勘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梳理与体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从“教科书时代”向“后教科书时代”的转向，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学界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新理解，并且成为了主流的哲学话语。《范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学术路径。

    该书的出版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理论“方便”,也带来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放置在西方哲学近代与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来考察，是一条值得反思的学术套路。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二元论”是以悬置“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为支援背景获得“根基”的，在寻求“主客统一”的“存在”中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以本体论的“一”与认识论上的“二”实现概念的颠倒。同时这种哲学范式转型是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倒退。①如果整个西方哲学转型本身需要反思的话，那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放置在这种“待反思”的转型下将是危险的做法。

    第二，对于范畴本身的界定，如果我们粗略地将物质、实践这些范畴作史的梳理，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将引领我们作这样一种更加有效但异常困难的学术研究，对范畴本身的内在逻辑，比如将实践置于与人的生存、辩证法、历史科学等诸多的问题勾连起来。其次还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列宁时期与俄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发展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思路。

    本文刊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中文核心）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孙亮，安徽明光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主要研究：哲学范式研究、阶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