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以下简称《变化》）一书总的来说采用的是以变量分析为核心的归纳法，他在《第三波》一书的序言中明确的表示，《变化》中欲发展出一套变项关系分析的视角来归纳出变化中的国家^②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政治秩序^③。这种政治秩序本身在亨廷顿看来只是一种设想，一种期望。^④政治秩序的完美设想本身能否实现取决于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扩大化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假设，也是本书的分析框架。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第一章以政治差距为视角，精辟的分析了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这两个变量的关系。所谓政治差距就是指政治制度化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进而引起变化中的国家的政治衰朽。所以，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这两个变项中，在变化中国家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制度化的进程，它即是亨廷顿在《变化》一书中接下来几章的落脚点，也是亨廷顿“强大政府论”的皈依。

 

　　笔者认为《变化》一书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可以说是该书的一个袖珍本。亨廷顿在该书中所涉及的几乎所有变量都在第一章得到了阐述。第二部分是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以归纳法为主线以政治参与为参照的政治制度化分析为核心的，论述的中心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秩序。这也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从第二章开始，笔者认为亨廷顿写作的总的归纳思路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欧美的政治现代化的模型为什么不适应变化中的国家？比较稳定的传统政体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普力夺的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又是如何演变的？面对变化中的国家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衰朽，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改变?(革命与改革)最终的战略选择是什么？（政党+乡村动员）事实上，这每个“为什么”的背后都涉及到一组不同变量分析。

 

 

　　在《变化》的第二章，亨廷顿首先对现代化的三种类型进行了划分。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与的扩大化。他以现代化涉及的这三个变量为分析视角，同时加入“都铎制”这个外来变量，对欧美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第二章整体的逻辑结构与分析框架就是以这三个变量为基准，逐一分析与归纳的，最后总结认为美国是现代化的一个特例。由于地理条件、政治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政治参与先于政治权威合理化及结构离异化，而欧洲则是现代化的标准进程，从权威的合理化到结构离异化，再到大众参与的扩大化，它是一个逐步过渡与实现的过程。这里亨廷顿以欧洲的现代化模型为标准，有点“欧洲中心论”的嫌疑，但是亨廷顿在总结时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模式都不适用于变化中的国家。对于美国模式而言，他认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变化中的国家政治动乱的原因。在第一章中，他曾论述过，许多变化中的国家效法美国现代化的模式，直接受到美国当时政治思维与经济思维^⑤的影响，而这种思维与变化中的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相冲突的。所以，他总结到美国的模式不适应于变化中的国家，但变化中的国家可以借鉴欧洲模式。可欧洲模式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欧洲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逐个出现而又逐个解决的，而变化中的国家面临的是权威合理化、机构离异化与大众参与扩大化三个方面的同时要求。所以亨廷顿认为变化中的国家必须创造出具有本土化的现代化模式。

 

　　当然，亨廷顿对美国都铎制传统的论述也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美国政治是宪政主义、共和主义与都铎制的结合，尤其是共和主义经过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到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革命时期的哈灵顿再到美国立宪时期的哈林顿，共和主义在美国得到很好的实现与继承。在美国政治中，共和主义的成分远大于都铎制的成分。

 

 

 

　　传统政体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第三章。亨廷顿认为，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能力，主要在取决于该制度的政策创制力与团体同化力两个变量。政策创制涉及到权力的集中，团体同化涉及到权力的扩大。弗雷（Frey）曾提示，“现代化涉及政治体制中权力分配的变化，也涉及到权力总量的变化。”^⑥现代化过程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正常的变化顺序是：

 

权力的分散——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大——权力的分散

 

　　而对于变化中的国家来说，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最重要的是权力的集中与扩大。按照权力分配与集中的程度，他将传统政体分为封建制国家与官僚制国家。然后他再分别从政策创制与团体同化两个变量分析的角度出发，对两种类型的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进行的分析与归纳。他在此提出了“自由对改革”“多元对平等”“生存对改革”等多项悖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君主为了安全和防止革命，被迫进行改革。然而宗教与贵族反对派，为了维护传统社会及其地位，拥护并鼓吹自由、宪政主义和代议制等现代化的自由观点，从而反对君主的集权与改革计划，出现了改革对自由的悖论。在政策创制中，成功有赖于传统君主权威下的权力集中，而现代化进程又削弱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产生了君主对生存的困境，即君主为了生存而进行改革，但改革的成功又导致了生存问题，即生存对改革。

 

　　总的来说，传统政体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对于封建政体而言，由于其权力的多元，无法进行政策创制，即缺少现代化改革的动力，但却能成功的同化新的社会势力集团；另一个方面，对于官僚制政体而言，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政策创制，但不利于团体同化。这样一来，两种政体都无法应对现代化提出的挑战。

 

 

　　普力夺社会的出现，一方面可以看成与传统政体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结构与社会状态，另一方也具有传统政体面临现代化改革失败而造成的政治衰朽的意味。在分析普力夺社会的政治变迁中，存在着隐性的与显性的变量分析过程。隐性的变量分析过程就是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亨廷顿一直是以政治制度为分析的核心的，从普力夺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演变过程就是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而这种政治制度演变的核心角色是军人，他充当着寡头普力夺的改革者、激进普力夺的护卫者与公民社会的建制者，这就是显性的变量分析过程。然而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摆脱普力夺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又必须做到城乡的传利益的结合与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同时军人由于在普力夺社会中形成的护卫者统，使它反对政治反对政党，形成了主观价值观与社会制度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这迫使军人在转变为制度的建制者时必须投身政治，如亨廷顿列举的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与土耳其的基马尔等。

 

 

　　既然传统政体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存在诸种矛盾与悖论，普力夺社会同样存在政治衰朽难以适应现代化，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整个的社会状态呢？亨廷顿在《变化》一书中的第五章与第六章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变化中国家成功改革与革命的基础上归纳出了改革与革命成功的条件。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涉及到城市与农村两个阵营的某种相互关系。

 

 

　　在第五章，他首先指出了什么是革命及革命的起因，即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间的相互作用。亨廷顿认为，革命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二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实际上就是愿望与指望之间的差距。随后他分别对这两个先决条件进行的分析。在分析政治制度时，他指出学界许多人过于强调革命发生的社会与心理分析，而忽视了政治上与制度上的分析。在分析社会集团时，他认为要获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尽可能实现各社会集团之间的联合，形成革命联盟，而革命联盟又必须包括城市与农村两大集团，所以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下，革命的发生有赖于三个条件：

 

　　a、城市中产阶级与现存秩序的疏离程度；

 

　　b、农民与现存秩序的疏离程度；

 

　　c、两者联合形成革命联盟在共同目标下共同斗争，这个目标是民族主义。这三个条件形成了革命成功的四个自变量，用公式表示为：

 

　　　　革命=城市+农村+革命联盟+民族主义

 

　　这本身就是第五章的分析框架。第五章各节即围绕城市、农村、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四个变量而逐一展开分析的。这种分析框架是在总结变化中国家成功革命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这里亨廷顿尤其推崇墨西哥革命的案例，把它视为典范。

 

 

　　在对改革的论述中，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改革的战略选择：一是改革依靠的力量与动力。只有将战略与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改革的成功，进而实现政治秩序。他归纳出了三种改革的战略战术，即费边主义、闪电战与暴力。而亨廷顿更为侧重的是对改革动力的分析。他认为城市与农村是关系到改革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变量。他选择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与农村中的农民为分析对象，归纳总结出：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是革命的催化剂，对于农村来说是革命的替代物。因此改革要想获得成功，改革的内容必须与农民的物质利益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最主要方式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满足农民物质利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亨廷顿通过对新兴国家面临的国际理论背景的描述（第二章）、社会状态的分析（第三章与第四章）、求变方式的论述（第五章与第六章），最终在第七章中归纳出了变化社会中政治秩序的实现策略。他认为现代化诞生于城市，成熟于农村。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社会动乱，而社会动乱往往又源于孕育现代化的城市。在三四五六章中，亨廷顿的论述重心一直在慢慢过渡到对农村与组织的关注上。在普力夺社会的演变中，由寡头普力夺政体——激进普力夺政体——群众普力夺政体——公民政体的演变中，虽然强调的是军人的政治作用，但这种演变的围绕的政治角色的变化是由军人——中产阶级——人民大众——政党与组织的演变。要想实现普力夺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必须实现城乡利益的结合，必须由某一组织（政党）进行政策创制。在革命的分析过程中，城乡联合本身就是一种组织，亨廷顿在对墨西哥、中国等国革命案例的分析中，无不暗示着这种组织的重要性。在对改革的论述中，他直接过渡到农村，并认为土地改革是社会改革的有效策略，农民是改革派的有力支持者，基马尔的案例就是教育我们的。

 

　　相对于革命，亨廷顿更倾向于改革，革命也许只是他马基雅维利情节中“马基雅维利的无奈”。改革意味着较小的社会动乱，意味着战争的避免。在《第三波》的序言中，亨廷顿强调了《变化》一书中关注的是政治稳定，而对于变化社会中的国家来说，要想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依赖政治稳定的潜在力量——农村，来平衡孕育现代化也孕育着动乱的城市，而实现这种平衡的有力支点在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政党在维持城乡政治平衡，缩小城乡政治差距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图（一）所示：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绿色起义：即在政党的动员下，农村政治参与的兴起，打破城市的政治垄断与恣意妄为，进而实现政治稳定。

 

　　总的来说，亨廷顿以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这两个变量为分析的框架，从当时现代化国际理论环境、基本社会状态及变化中国家求变方式的逐步分析，最后归纳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赖于政党与乡村动员的结合，在具体层面上又回到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上来。而每个具体层面的分析除贯穿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这条主线外，又涉及到各自变量的分析与归纳。每个部分与章节都是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与归纳。仔细看来几乎每个章节的结构都是各自所涉及的变量组成的。

 

 

　　亨廷顿在《变化》一书的序言中说明，该书的总体分析框架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赖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对比关系，即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用他自己的公式表示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⑦对于变量政治参与的理解，从该书第一章亨廷顿的公式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理解:

公式一：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废^⑧

公式二：社会颓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⑨

 

　　在公式一中，实际上在亨廷顿的论述中，它本身是一个必然的关系，即现代化通过扫盲、教育、大众传媒和都市化，使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方面发生了变化，同时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经济活动与产品的增长，意味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涉及个人、组织与社会能力的变化，意味指望的提高。期望与指望之间必然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的存在就导致了社会颓废。这就是公式一在现代化中的必然性。任何一个社会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对社会颓废。当传统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流动机会来削弱社会颓废时，就会导致社会参与的广泛兴起，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就是公式二的表达。

当然对政治参与的分析并不局限与第一章，它也是贯穿于以后各章的一条暗线，如传统社会的政治变迁、普力夺社会的政治演变、改革与革命都是对现代化下参与扩大化的一种反应，因为民众参与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被认为是现代化的理所当然。在以后各章都是在这种理所当然的背景下，探讨政治制度变迁的过程、变迁方式、变迁结果以及达到政治秩序的策略。

 

　　对于政治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亨廷顿自己对政治制度能力的分析中获得灵感。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的能力受两个变量的影响，即依赖于权力集中而实现的政策创制力与依靠权力扩大而形成的团体同化力。事实上，两个变量在传统社会中存在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变化中的传统国家几乎无法在现代化环境下生存，进而出现政治衰朽，甚至是普力夺社会。如何改变这种境况，实现两个变量之间的融合？实际上只有改革与革命，只有这种求变方式，才能较快的实现权力的集中与扩大，为实现政策创制与团体同化创造条件。但无论革命与改革，都需要一个核心组织，实现各个社会势力的融合与平衡。在亨廷顿看来，这种组织的最好形式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只有它才能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互动，这种互动就是政党引领下的乡村动员，最终实现政治秩序。

 

　　为了简明起见，笔者按照变量的分类，将亨廷顿该书的分析框架归结为图（二）。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理解变化一书中变量的大致关系。这里要说明的是“政党”这一变量过于复杂它既可以作为政治制度的前提变量，又可以作为整个制度的中间变量，同时又影响到政治参与，为了简明，笔者这里将它作为两个自变量实现互动后与因变量之间的中间变量。

 

 

　　同时，从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亨廷顿该书的不足之处，就是对替代变量的忽视。沈宗美先生在该书的“译者序言”中也强调了，该书对变化中的国家受强大国家的政治压迫与干涉，经济控制与剥削分析的较少。我们知道在二战后，联合国主要受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支配，在联合国的对外援助中不可能不涉及欧美国家的政治盘剥与经济操纵。所以忽视对此的论述，使《变化》一书多少有些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