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吉林出版集团出版了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今年二月底，启之先生写了一篇“记忆的理由”文章，把徐贲的书赞扬为“当今之世偶而出现的‘三有’”之好书。

    按照启之先生的观察，1980年代的书可以说是“三有”，即有思想，有知识，有现实。1990年代的书是一有二无，即有知识，无思想，无现实，新世纪的书干脆就是“三无”。

    对于“三有”与“三无”的论说，仁者见仁，不去多说。这里仅就“记忆的理由”所提出的制度与人的问题，做一些“试说”。请教于徐贲和启之先生。

    “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启之先生是这样认为的。他举例，反右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而说谎。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因为斗，造成儿女检举父母，学生揭发老师，夫妻互相监视，朋友形同陌路，同事成为仇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考察的结果是组织的力量。什么是组织的力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格尔伦的试验结果说明，“在合适的条件下，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会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邓小平从从亲身经历中认识了同样的道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摘录大意）

    上面一段话说明，似乎是：制度的好坏，将影响或决定人的行为的好恶。因此制度是问题的关键，是根本。

    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呢？什么又是坏的制度呢？心理学家米格尔伦试验得出了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相类的结论：“人性，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也就是美国民主社会所培养的那种性格，在权威下达恶意命令时，无法让公民不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只要认为命令来自合法的权威，就有相当多的人会按命令去行事。他们不会顾及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制约。”

    这个试验的结论，似乎说明美国民主社会制度也不见得就好，因为他所培养的那种人的性格，也会去执行权威恶意下达的命令，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

    近年来，国内为了实施民主制度，已经议论纷纷了好几年。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好不好呢？许多人认为是不好的，或者至少是不够好的。但主流政治家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逐步建树和完善的过程，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急躁不得。

    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中国人民经受了百年的苦难，懂得人民群众要活得像个人，必须要建立一个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出路。

    毋庸置疑，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应该承认，这个发展是有好的制度保证的。

    但为什么人民深深地认为政治改革滞后呢？许多人认为，今天诸多矛盾与问题的丛生，是因为制度上的缺陷。诸如社会不公、普遍腐败，三公消费，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三农等等存在的问题，都是监督和制度不到位。

    是不是就只是监督和制度的问题呢？如果是，那么为什么汶川大地震时，亿万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地抗震救灾呢？为什么那时候党和政府的行动是完全符合人心的呢？

    近几年来，关于民主制度的建设，从国际到国内，从党内到党外，从上直到下，从下反馈上，热情的讨论，激烈的争辩，无情的揭露，积极的建议……据笔者的观察，分歧并非是民主制度的普世价值的认可，而是在于实施民主的步骤、方法和程序。

    当然，这也是一场人与制度的博弈。

    笔者以为，人与制度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的。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人去执行的。我们国家的宪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规定、制度、办法、条例，虽不完美，却也基本上形成了规矩。只要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有人在媒体上所言：“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或者说，养了一大群下坏蛋的鸡。

    笔者记得，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全民行动，没有多久，全国的黄、赌、毒就消灭了。而如今，从陈希同、陈良宇到各地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都是不下好蛋的鸡。这就是说，有了好的制度，没有好的干部去执行就等于零；而虽只是有缺陷的制度，如果有好的干部他们就会去建立好的制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社会发展中，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是关键，是根本。人在与制度的博弈中，人应该是能够在这场博弈中取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