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我反复学习了陈丹青的新春献礼文章《文化与自信》（见《南方周末》1302期）。我之所以把它命名为新春献礼文章，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得到的新春礼物中最精美的文化享受。

    文章纵横置换，古今中外，一个接着一个的典故频出，花团景色，交相辉映，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一种美不胜收让人沉醉的感觉之外，更大大地扩大了我的认识和思考的境界和范围。

    《文化与自信》文章的开头，就说十八世纪末的一天，海顿老爹在皇家音乐会聆听自己的协奏曲，忽然起身叫道：“上帝！这旋律是您叫我写的！”紧接着又说，公元十四世纪，当安·杰里柯与格佐里两个小伙子在圣马克教堂一间间僻静禅房绘制圣经故事，哪知道这些壁画的每一角落日后成为文艺复兴的瑰宝。

    说了欧洲的又说中国的，更早，公元十世纪前后，当苏东坡或宋徽宗在各自的南窗下填词作画，陈丹青猜，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也不懂什么叫做“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你看十世纪以前的事情，信手拈来，娓娓诉说的学问是指明了文化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地自发自觉地发生和创造的。

    但是，从文化引发出的对文化的自信，在中国，或者在各大洲也许都一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为什么是一个课题呢？陈丹青不睬冒昧地与众不同地回顾近一百年的中国文化。他说：“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才刚发起新文学运动的胡适之慨然宣称：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五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十岁生日，严良堃同志在北京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1974年，我在中国美术馆遭遇蜂拥走散的人群，纷纷语告：半小时前，江青同志在美展中指着一幅幅革命绘画对左右说道：‘什么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刚刚过去的2008年仲夏，数十亿全球电视观众目击鸟巢中央两千多名壮丁奋力挥舞荧光闪烁的电棍，猛烈击缶，齐声呐喊。不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学家及种种文艺批评家怎样论证并争论什么才是“缶”，大多数看了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人不假思索地自豪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胡适宣称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五四以后怎么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陈丹青没有提及，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没有长成。但共和国成立以后呢？本来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但共和国十周年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江青同志指着革命油画说这就是艺术，一般群众都不大清楚；鸟巢中两千壮丁电棍击“缶”，但中国人还在争论什么是“缶”的时候，群众就自豪着这是中国文化了。

    是的，1959 年严良堃指挥了第九交响乐。但没有说明的并可以联想的是：1958年荒唐的大跃进，以及紧接着来的所谓的“自然灾害”年头。而江青同志肯定的革命油画是艺术，也许还是有道理的。即使很多年没有听人称呼江青为同志了，但丹青敢。也许，尽管江青是四人帮，被判了刑，但这是自己人犯的错误，和那些把钱存在外国，逃往外国，移民叛逆的稍有区别。革命油画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称为“文艺”，正像现如今京戏还在唱“沙家浜”一样。至于那个“缶”，也许说明我们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如何发扬光大还存在某种茫然。

    “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吗？”鲁迅曾这样发问。现在我们回答：非也！可是今天中国文艺人又多出一句话，“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这里，陈丹青提出了一个文艺与文化的问题。

    也许，我在学习与思考中认为，各类文艺形式的表现乃局部的文化的体现，而能被指称为文化的代表者则是某类文艺形式的高级表现。丹青用了一大段话企图说明这一点：

    “文艺与文化，概念所指，其实不同。然而那一道由上帝眷顾的海顿旋律，日后被全世界目为德国文化；亡国之君宋徽宗的每一墨迹，如今无疑是博物馆秘藏的特级国宝。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的是文艺，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绝对是共和国的最高文化律令，而中国文化部所掌管并倡导的部门“业务”，包括从相声到河北梆子等等所有种类的文艺。近年，由国家文化部下发的系列文件充斥这样的词语：文化市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等等等等。而国家科学院近日转发世界各国有关文化指标截至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位居世界第七，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位居第二十四，中国的“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则位居第五十七。

    这是一份忽而催人骄傲、忽而令人沮丧的数据。我不清楚“世界”如何定义“文化”，也不清楚以怎样的细则、由谁的标准来区分所谓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和生活现代化。我不关心文化人与文艺家对文化与文艺的意见，我只有一个印象——很抱歉，不是数据，只是印象——绝大多数市民，以及我所去到的农村，千千万万老百姓到了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是的，怎么没人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之一即电视大致普及了）。不过，电视里播放什么节目呢……我知道，电视节目岂能代表所有文艺，但我大约可以说，十三亿老百姓家里的小小文化部、小小软实 力 、小小影响力……就是那部小小电视机，好比每间旅馆房间架着一部电视机一样。”

    当然，电视机屏幕上演出的内容，已经是俗文化了。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天天盯着电视机散发的软实力与影响力，是满意的、开心的、自豪的，但正如年年的“春晚”一样，老百姓已经要求有创新的内容才行。

    陈丹青曾经在学习了毛泽东为作家协会的题词以后，发誓要做人民艺术家。但愚以为，丹青终究是没有成为人民艺术家的。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人民的概念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是不一样的。

    是的，历史在飞速前进，六十年了，中国人正在一项接一项地抹去屈辱与自卑，理正衣襟而重拾自尊，但某些人急着傲然雄视，学起大国国民的气概来。陈丹青提醒，值得举杯痛饮的事实有，然而说及可恶的“文化”二字，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终不免气短，只能回到历史的孔夫子或兵马俑的世界。也许，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也许，这就是我们要到全世界去办孔子学院的道理。

    学习陈丹青的《文化与自信》，我终于论定，祖国的今天是美好的。因为伟大的祖国培养出了如此伟大的前卫学者，尽管包括鄙人在内，有时候免不了要对陈丹青、余秋雨等等伟大的学者吹毛求疵，说三道四，但无论如何，掌握着最多的质量最好的知识的人，是最有可能被历史论定的人。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可能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步提高国民的素质，能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怎么能不是伟大的人呢。

                                                          2009年1月2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