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论述，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那里，还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政治似乎就是在不同的人们之间、群体之间和政党之间持续存在的争斗和冲突。”“对马克思而言，在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实际上是建立在基于阶级差异和/或在财产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国家机器不是明确地为了资产阶级而实施统治，这只不过表明在这里所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而是一些因财产和财富关系的差异，因而权力关系也有所差异的阶级在相互竞争。”[1]正是基于这些财产、财富和阶级的差异，导致了资本与资本的控制者打工妹之间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对抗和阶级冲突。如果国家在此充当一种打手帮凶或者助纣为虐的角色，那么，这种冲突势必更为剧烈。

 

    晚近以来社会学的发展，其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主义。冲突理论在解释权力、不平等、利益、斗争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冲突理论突出社会中分化的重要性，拒绝接受功能主义对共识的强调。为此，他们集中探讨权力、不平等和斗争的问题。他们倾向于把社会看作是在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的群体组成的。不同的利益存在意味着矛盾是永远潜在的。某些群体将比其他群体获得更多的利益。冲突理论家考察社会强势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试图理解统治关系是如何得以建立和维持的。”[2]用冲突理论来理解劳动关系中的各种行动主体，特别是考察其对抗的一面，确实有利于我们把握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博弈。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简称《女工》）一书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厂生产一线，在对流星厂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终成此作。八个月来，潘毅博士以“难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断找寻打工妹身上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们的真实生活，去倾听她们不同程度的控诉，去揣摸她们的“怪异”行为，去分享她们的日常欢欣，去捍卫打工妹本不敢捍卫、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新劳工史学的研究特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强调历时的过程性与连续性；（2）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仍然是劳工史研究内容的重点，与此同时，它进一步拓宽了对劳工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即从工人日常生活的习惯、经历透视阶级冲突与阶级意识；（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倾听底层工人自己的声音等；（4）开始关注特殊劳动群体，比如女工，因为不同群体有自己的不同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3]

 

    《女工》一书被C. Wright Mills评审委员会评为2005年最佳书籍。该书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为自从194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亚洲学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评价的学术之作，我们慎思其所要尝试解答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来说，或许都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4]要回答这些问题，从研究的理论起点来说，潘毅博士采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劳工史学的理论取向。

 

    虽然作者在《女工》一书的末尾特别强调，“这种崭新的反叛政治学绝不能被简而化之为单纯的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非政治冲突或政治冲突，以及地方性斗争或全球性头争等”[5]，然而，通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笔下充满着各种各样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冲突”与“抗争”。易言之，对上述问题的作答，其实也完全可以在这些“冲突”与“抗争”中找到解释。也就是说，打工妹的主体建构过程正是在这一不断冲突、不断努力化解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

 

 

    在《女工》一书中，我们时刻可以看到这种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全球资本与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资本、国家与打工妹；（2）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3）男权社会与打工妹；（4）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5）发达城市与贫困农村；（6）驯服身体与抗争身体；（7）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8）性化身体与性别差异；（9）月经时间与工业时间（10）打工妹与现代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