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南洋的辜鸿铭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后裔，他的祖籍是福建，自幼在马来半岛长大。13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关系，辜鸿铭随其养父勃朗赴欧洲学习，曾先后在柏林工学院，爱丁堡大学大学等校学习，曾获得过工学学士，文学硕士等学位，而后辜鸿铭游历各国。青少年都在欧洲度过的辜鸿铭身上浸淫着欧洲的文化的思想，他所受的教育也是西方的系统教育，并且其精通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文字，可以说青年时期的辜鸿铭完完全全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不会中国话，且深得卡莱尔真传的一个充满了西方特质却有着的黄皮肤的中国人。然而，学成归来的辜鸿铭却因为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一番谈话，毅然决然的脱掉西服，穿上马褂，蓄发留辫，闭门苦读中国经籍。之后辜鸿铭经过张之洞幕府杨汝澍的介绍，入得张之洞幕府，从此辜鸿铭倾心与中国文化，并且几乎完全摒弃原来的思想，扎进国学的纸堆里，“并且日趋保守，以致其在清朝覆亡后依然拖着一条辫子，并对公认的“国渣”，如小脚、辫子、纳妾、八股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赞赏和辩护”[①]。这些都令人不可思议，一个曾经精通西学的的学者为何会做出如此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而为何辜鸿铭为何如此醉心与中国文化，最后不能自拔，都有其深刻的原因。

 

　　入得张之洞幕府之后，辜鸿铭更加潜心研究中国文化，1912年满清灭亡之后，辜鸿铭依然效忠清朝，并且参加了张勋复辟。1915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他于1914年在北京东方学会所宣讲的论文[②]，本书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辜鸿铭的“怪”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书的主旨在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③]“成年人的智能和纯真的赤子之心”[④]，宣扬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提出“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⑤]在辜鸿铭看来，中华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辜鸿铭是中国较早的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的学者，书中对儒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做了有关的比较与分析，他认为欧洲的宗教是要人们“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则是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是“良民宗教”。

 

 

　　辜鸿铭在文中认为东方的儒家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终出路。但他在文章的开始即犯了一个绝对化的错误，他将中国人的概念格式化、凝固化，他认为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接受了新思潮，西方文化熏陶，迈入现代化的中国人。辜鸿铭认为“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⑥]在这辜氏简单的将中国人割裂为2个部分，并没有看出之间的传承关系，其实中国人也不可能如此简单的划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儒家文明国家到打开国门，被迫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从愚昧无知的盲目抵抗，到另一个极端——不加选择的全盘西化，各种观点的均发挥了不同作用，期间也有包括“中体西用”等观点提出。辜氏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划分，他没有说出，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样的中国人才叫现代的中国人？是否持有现代观念的人就叫现代的中国人，但那些即赞赏中国文明，又羡慕西方器物发达的人是否属于现代的中国人呢？显然辜氏并没有提出现代的中国人的特征，但他却提出了典型的中国人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使“真正的中国人本质地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且区别于正在形成的新型中国人”[⑦]首先即“温良”（GENTLE），进而他将中国人称之为是经过驯化的动物，而欧洲人则是没有经过驯化的动物，而“温良”正是这2种人之间的差别，他甚至认为“最下层的中国人与一个同阶层的欧洲人比，他身上的动物性也要少的多”[⑧]，这里他将“温良”的品质作为智能的表现，而中国人正是拥有这样的品质才有高于欧洲人。

 

　　在这里，辜氏将这种“温良”上升到心灵的高度，即“中国人之所以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的或几乎完全的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⑨]，而这是辜氏在其以后的论证一条重要依据。辜氏将这种过着心灵的生活上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他用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惊人的记忆力来论证，认为中国人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想西方人那样用大脑去思考，从而显示中国人在人格上的高尚，因为辜氏一直认为用心思考的人是高尚的，是先进的。然而，辜氏并没有讳言这种心灵生活的缺点，相反他承认正式由于中国人一直过着这种心灵的生活，从而缺少“逻辑”等学科，使中国人的生活缺少精确性，甚或也限制了中国人智力的发展。此后辜氏又笔锋一转，将中国人最美的特质成为“既拥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另一方面辜氏曾经一遍又一遍的告诫西方人“不要以肤色取人，甚至不要以所谓的“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是文明和值得尊重，评估一个人或民族是否文明或值得尊重的真正合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其有无道德教养”。[⑩]可以说辜氏正是从这里出发来论证中国文明的高尚，他认为西方文明只是机械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在这里辜氏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极端来反极端。诚然将物质文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固然不妥，然而将所谓的“精神文明”作为一个国家文明标准却又是另一种偏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要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往往是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极度困乏的物质条件下创造出灿烂的精神文明来。辜鸿铭将文明分为二个阶段，认为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来来压抑和克制内心的情欲，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另一种用道德力来控制人类情欲的文明才是高层次的文明。基于此，晚年他在日本讲学时曾经说：“文明的真正含义，也就说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我所说的‘道德标准’指的就是这个。”从这段话来看，辜氏固然提出了从道德层面来评价文明的标准，可以说这也是对当时盛行的以物质来评价文明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击，然而对当时中国人盲目崇拜西方也敲响了警钟，然而辜氏可以说是有心，也或是无心为了抵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发达，就将在道德层面的精神文明拔高，且与物质文明对立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因为自始至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相并行的两条车轮，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两者有一者落后也将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辜氏用中国的道德教养来批判西方的物质文明无疑是他的睿智，同时也相当有力度，但是道德教养或者说精神文明只是文明的一部分，而这里辜氏却用它来涵盖文明的全部，无论如何，这都是以偏概全，虽然这在当时也有积极的作用，有对盲目崇拜西方的中国人敲了一记警钟。而我们也遗憾的看到，以后辜氏将中西文明的对比全部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说这样的批判从逻辑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辜鸿铭在书中向西方的大力的推介中华文明，并且认为，能拯救西方社会的只有中国文明。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觉得看到了西方动乱之源——由群氓崇拜导致的武力动乱，虽然他认为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将欧洲从动乱中拯救出来，但他并不赞同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利剑，相反他认为如果要真正解决欧洲的动乱根源，只有一个途径——中国的礼与义。辜鸿铭曾坚定的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文明里找到它”[11]辜鸿铭敏锐的意识到西方的动乱原因之一，然而他这样的说法依然是文明决定论的重复，将文化的作用上升最终解决问题的高度。文化固然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熟知近代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生战争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文化，而是在文化后面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及各种利益关系。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学者，辜氏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无可厚非，而后来更多的学者也还是在步辜氏的后尘，也许这也是书生研究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的一个天真之处吧。

 

　　但并不是说辜氏的言论只是天真之谈，在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正在明白辜氏言论的精妙之处。当侵略者将屠刀砍向无辜的百姓，以正义之名肆意侵犯别国的领土；当统治者将其个人喜好与理想强加于全体大众的时候，我才能慢慢的理解辜氏的苦心。辜氏所提倡的良民宗教，每个人的廉耻感，君子之道对于我们而言都有无穷尽的借鉴之处。辜氏在文中所说儒家的个人宗教，个人的责任感，均是针对欧洲出现的群氓崇拜与武力崇拜的所开的药方。正如辜氏预感的，欧洲将会在群氓崇拜与武力崇拜的圈子里越陷越深，如果他继续不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的话。真是一语成谶，之后发生的2战几乎是全人类的一场浩劫，战争中无所顾忌的杀戮，对人类文明来说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悲剧。当我们从战争的记忆中走出，重新审视辜氏的一番话，才能明白辜氏的用心所在。辜氏用试图用义和礼来化解战争，也是所期望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制止这场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12]辜氏试图用义和礼来化解战争，化解仇恨，但是从结果来说，他都是徒劳无功。然而从辜氏阐述的理论来看，对我们却有很大益处。在战争中，我习惯了无休止的屠戮，妇儿的啼哭，而侵略者总是以理所当然的姿态来施行他们的暴行。电影《辛德勒名单》里，德国人对犹太人无情杀戮，丝毫看不见一点人性影子，堆积如山的尸体通过传送带送往火化炉，冒出的黑烟的悲痛弥漫在每个有良知人的心中；那个穿红衣服小女孩又有何错，惨遭杀戮，难道就是她身不由己的犹太人身份？

 

 

　　辜氏在文中宣称良民宗教，宣称廉耻感，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积极硕果，然而吊诡的是这些发源中国的思想却是现在中国正缺乏的。所谓的“狼性”文化充斥着社会，社会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打着“复兴儒家”的名义，从事一些无法见人的勾当，辜氏的“人之初，性本善”倒退到社会的最低道德底线，恐怖这些都是辜氏所不愿见的。相信人的“善”相信人性的好，可以让我们回到辜氏所说的典型的中国人那里，恢复古老的世界观，既有成年人的智慧，也能过着孩子般纯真的心灵生活。

 

　　害怕那些以“人民”的名义张牙舞爪，以理想的狂热来崇拜，将每个人的尊严都打倒在地上，这样的社会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阴影依然在人群爆发，甚或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从“全民民主”到偶像轰然倒塌，期间将孔夫子打到在地，而如今面临着信仰的空虚，却不得不再将他重新抬出来，抬到世人的面前。这样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嗤之以鼻，然而如果只是流于表面文章，哄抬起让人不知所云的物件，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不去真正思考这其中的真正思想内涵，这样的复兴肯定持续不了多久 。口号的复兴人人都能做到，但人心中心灵的复兴却不是简单可以做到的，也许需要几十年甚或是几代的不懈努力，将偶像打到在地是很容易可以做到，但是要树立一个偶像却不适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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