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是一个让人感叹的话题。曾几何时，左翼文学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过从它诞生之日起，新文学史学术界对其评价就一直存在分歧。建国后，几经沉浮，是非臧否，大相径庭。近些年来，左翼文学重又被人看重，在理性审视和人文关怀的视野中，左翼文学研究开始焕发新的青春。
从9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有一批左翼文学研究的专著问世，开始对左翼文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求。如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张大明的《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孔海珠《左翼：上海 1934—1936》（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它们在研究方法、史料的收集和处理以及历史的定位与评价等方面取得了对左翼文学研究的一些突破，但考虑到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复杂意义，这些研究存在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2005年4月出版的这本林伟民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虽然仍旧沿用了传统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惯用方式来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外部原因，但在局部问题上还是给左翼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
本书第一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特有的时代气氛出发，讨论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轫及其历史成因。第二编对该思潮进行了冷静的具体剖析，包括以下内容：性质及其任务、与政治的关系、与大众化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创作方法、审美特征等。最后分析了左翼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思潮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
在第一编第五章中，作者专题探讨了中共加强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直接领导，指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是外国文艺思潮特别是苏俄文学思潮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来考察，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孕育的结果。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最早的弄潮人应该是早期的共产党人。自从1932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左翼文学开始从思想和组织上全面纳入到党的直接领导下。在这部分的论述中，著者立足于大量客观翔实的文学史料，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党对文化战线的关注和重视、党直接干预革命文学的论争和党对开展左联的指示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证，进一步明确了左翼文学运动的观点和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的若干联系。
在第二编第一章中，作者就左翼文学运动的性质和总任务进行了探讨，指出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崛起，对于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把它的性质定位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则是混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犯了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理论的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错误，其后果严重。这对于矫正我们动辄以简单的政治公式图解复杂的文化运动，用惯性思维的概念演绎来取代理性公允的历史判断，不啻是一贴清醒剂，发人深省。
在第二编第六章有关“左翼文学与创作方法”的分析中，著者指出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论探求，是左翼文学建设一项重要而艰难的工作。左翼作家率先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只是旧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机械结合，而依附其上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实质上是“浪漫的极左主义”。而随后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初步纠正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开始拨正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后的独尊文坛，既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这部分论述，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视野中审视了左联成立之后，对创作方法的格外重视与积极实践。反映了左联的初衷是希望以适合革命需要的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来推动革命文学的发展，惜乎这种理论的探索又是在割断与“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联系、全盘吸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依附照搬之举，最终所带来的只能是多舛维艰的曲折命运。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沉重反思，值得后世文学不断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长期以来，我们对左翼文学及其文化一直存在种种简单化的认识。往往把它视为“五四运动”所开启的多元化新文化进程的逆转，殊不知它恰恰是“五四”自身所孕育的知识独断论和意识形态化一元化趋向的必然延续和发展。回顾“左翼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最简单的把文化等同于“实践”和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学激进派在十余年间所进行的“文学实验”，尽管自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实却是不断陷入两难的困境。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对左翼文学本身作出新的历史评价，而且对深入认识“五四”，清醒反思“十七年文艺”和直面“文革文艺”，都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示。左翼文学已成为历史，但历史的研究从来也不会终止。正如王富仁教授在“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左翼文学是不成熟的，但事实证明我们也是不成熟的。我们研究他们的不成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