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东海一枭评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
昨日在网上看到了著名的网络狂人东海一枭的《潘岳算什么东西》,甚觉好笑。
本人对诗辞之类文人所作的东西不懂,也不感兴趣,但对政治本人还是相当自信,自认为自己是很有见识的。
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本人看过,绝非象一些根本不懂政治的人所言,空洞、毫无意义。更非象东海一枭所言"只问枝叶不识根本,只锯箭杆不管肌肉"。而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政治这个东西可不是好玩的,可不是能随便胡说乱说的。象本人及东海一枭这样的一介草民胡说乱说到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那是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和危害的。但作为一个高官,特别是想真心做点事的人来说,那就大不一样了。那他说话就必须相当谨慎,必须顾虑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和问题。否则,轻者会断送政治前程,重者有性命危险。
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本人认为就是在考虑到了很多方面的利益和问题而写的。本人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在于为中国提出一套政改方案,而是在为中共重新定位,为中共寻求新的合法性解释。如果说这篇文章是在提出一套政改方案,那还真如某些人所说的"空洞无物"。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应该知道,这篇文章只有很少部分略略谈及到了一些政改措施和原则吧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中共早在一九四九年就是执政党了,怎么五十余年后还要大呼"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就要从马克思的理论说起。
马克思嘲笑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打算"从头脑中发明出"新的社会,而不是从各种历史力量的活动中去找寻它的胚胎。马克思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作法,而将他的社会主义定位于从各种历史力量的活动中找寻社会主义的胚胎,从而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性。
但马克思未免太小看了空想社会主义,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有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从制度上构建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在从历史上论证和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然实现的。当然"空想"这个词是有贬意的,我觉得空想社会主义不带贬意的定名应是制度设计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准确的定名应是历史论证社会主义。
我们在作了上面的区分后,就会发现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的不同意义,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执政党更有意义,历史论证社会主义对夺取社会主义政权、对革命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问题,而夺取社会主义政权和革命党则更需要的是提出一种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及论证这种理想的必然实现性以提高革命者的积极性。
当然我在上面并不是要以制度设计社会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论证社会主义,而是在说,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是有意义的,应当互为补充。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构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马克思则继空想社会主义之后进一步的为社会主义的可实现性提供论证。但总的来说,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应当更多的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的应用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理论。
苏联、东欧以及我国之所以较迟才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初,都是一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浴血奋战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的人在执政,这些人具有很高的革命素质,但不一定具有治国素质。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国家是依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建立政权的,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后自然还是宣传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这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相称的。
不过,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由革命党逐步向执政党转换,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具有治国素质的人才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到了江泽民时代,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我国现今的干部基本上都是选拔的治国素质的官员。我国虽然已经完成了由革命家素质的官员向治国素质的官员的转换,但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其实就是在从理论上对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这种论述和说明的现实意义就是对中共重新定位和为其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重新定位和寻找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指导中共未来的发展。一些海外人士将潘岳的这篇文章称之谓"政改奏折",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篇文章对政改可能起的推动作用,而并非指这篇文章本身是一份"政改方案"。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应该知道,这篇文章很少谈到具体的政改措施和政改方案,而主要是在论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原因、意义和紧迫性。
东海一枭是无官一身轻,不做官不知做官的难处。事实上平心而论的话,老百姓有老百姓的难处,做官的也有做官的难处。老百姓的难处主要是在生计上,而做官的难处是在官场上。官场也并不是好混的地方,里面充满了阴险狡诈、阳奉阴违、窝里斗。特别是在现今的官场上,如果不是想为国家做点事,而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那也不算太难,只要有足够硬的后台,会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但如果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因为一种官场环境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改变、能够左右的。
东海一枭自称自己是狂涓之士,我觉得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时代的骂士、正义的呼声是非常恰当和有一定价值的。但如果想作为一个时代的谋士、建设者,那可就相差太远了。骂士、正义的呼声只要看到一个时代的问题和黑暗面,将它们说出来就可以了。谋士、建设者则不同,谋士、建设者不仅要能看到一个时代的问题和黑暗面,还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不能说,哪些事情应当做了后再说、哪些事情应当说了后再做。
政治是充满了风险的,话说的不合时宜、事做的不恰当,是很容易断送政治前程,甚至给个人、给家人以及给朋友带来危险的。在我看来,潘岳恰恰是这个时代的谋士,是真心想将中共、将中国建设好,让它们摆脱现今的危机的谋士。潘岳在其《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中强烈呼吁,“现在,我们面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局面”、“让改革走在革命的前头”、“防止革命从身后赶上并扑倒改革”。我想凡看到这些话,又不希望中国动乱,而希望中国能够通过改良、能通过和平方式搞好的人都应该深受感动。当然,对于那些希望中国动乱,想在动乱中捞好处的人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时代需要东海一枭这样的骂士,但我认为更需要的是象潘岳这样的谋士。骂士能起到提醒和指出问题的作用,但却不能起到建设作用,国家的建设需要的是谋士。
当然,可能东海一枭本身也只将自己定位为骂士,所以其才“不屑与从政者为伍”。不过,以骂士之身份骂谋士,那不是很可笑吗?骂士之人将自己抬高到“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思想家”,那就更可笑。连最基本的自律都不会的说话口无遮拦者和一点建设性意见都没提出的人怎配当“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思想家”?
(原载:兴华网 http://ctk.cn.gs/)
附:东海一枭:潘岳算什么东西!http://www.hywx.com/hywxview.asp?zp_id=3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