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长篇军旅小说《雪域河源》

    十年磨一剑，相濡以沫的师生深情使我深知作者张冠林十年来创作这部小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小说的成功，除了他身上具有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情愫外，更主要的是作家精神上的高度自由，作者从不热衷于文学社团的聚会和非文学的包装，抵抗诱惑与媚俗，而是潜心创作，一门心思搞自己的纯文学。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执着的人生信念使作者在创作上始终处在精神的自由状态。这种专一与虔诚，是真正宝贵的文学精神，它建立在文学本质属性的认同上，从而保证了作品的艺术向度。

    小说《雪域河源》通过军校毕业生徐立平来到江河之源玉树后与美丽多情的藏族姑娘扎西卓玛间爱情故事的描写，既全景式地展现了骑兵这一古老兵种在新形势下鲜为人知的军旅苦乐和复杂的精神历程，又在汉藏两中文化的对比中展示了独特的藏民族的文化民俗生活。融历史、传说、风俗与现实生活，又饱蕴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充分显示了作家宏阔又不失细腻的文化审美意识和对苦难生活的忧患与反思意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军事文学选材的广度和开掘的深度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突破，谱写了军旅文学的新篇章。面对这部厚重的作品，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这样一些词语：奇异、苍凉、宏阔、力度、凝重、悲壮……

    一、现代性视域观照下的文化审美意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虽不乏描写青藏高原和藏民族风俗的作品，但多是站在汉文化的角度或从猎奇的视角去看去写的。而《雪域河源》对藏地江河源风光的浓写重抹和对藏民族风俗的细描细摹却是从文化和哲学高度上的透视与反思，既赋予了小说以文化内涵，又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小说采用汉族青年徐立平和藏族姑娘扎西卓玛的双重视角和全知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叙述，并在视角的交叉与转换中直接或间接展示了藏区生活习俗和文化精神。作者充分调动起小说的空间艺术，通过对所述空间的不断转换与跨越，有力地扩充了小说对生活的涵摄力和信息容量。在历史与现实、军营与藏区、个人心灵与社会生活的频繁交叠中，作家自觉地以审美作为结构小说的目标，并以贯穿始终的现代意识观照了藏民族在生命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等方面独特的高原游牧文化特点，从而使小说获得了较高的美学价值。作家能动自觉地选取能够代表和反映藏民族内在文化精神的题材，饱含着对藏区生活炽热的爱、善良的心和美好的期冀，以强烈的情绪化叙述直接介入文本，不断抒发作家的主体情感，从而使叙述语言呈现出浓烈的抒情化、主观化色彩。既显示了作家艺术创作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立场和姿态，同时也形成了作品文化审美意蕴的两个层次：藏区民俗文化美和藏民族精神文化美。这两个层次是互为表征的，民俗文化是藏民精神的外在显现，藏民精神文化则是民俗文化的内在底蕴。

    作家从藏民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风民俗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民俗文化美。

    青海玉树，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着独特的藏区高原风光：晶莹的雪域奇观、如洗的蓝天碧湖、碧波荡漾的大草原、种类繁多的动植物……高原奇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形成藏民族的纯洁、质朴、坚韧、顽强精神起着直接促发的作用。作家对藏民落后、原始的衣食住行条件的描写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不但具有独特的高原游牧文化的民俗美和文化人类学价值，更主要的是刻画了藏民个体生命的顽强生存能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现代文明给人类创造了优越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剥夺了作为自然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顽强的精神意志力，社会的进化带来了个体的退化。这样，藏区军民的强健勇毅的品格、乐观的进取精神和饱满的生命原力就具有了较强的精神文化美。牧区藏民的婚、葬习俗也都有了较高的民俗价值，简单原始的婚俗与高原牧区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在丧葬方式上则内在地体现了藏民的文化精神：未成年的儿童用水葬，他们认为喜欢玩水的儿童易于通过水路升天；作恶多端和行为不轨的人采取土葬，使他们的灵魂不得升天；其他人则采取便于直接升天的天葬。如果说这种以升天为旨归的转世轮回观与善恶有报观反映了原始宗教特点，那么，今天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象征意味。这种视死如归、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天葬方式正是藏民洞达人生的大彻悟、大警醒，是人生的大境界，具有某种精神指向：纯净而高远，内在地应和着雪域高原的生活方式。在风俗习尚中明显体现了藏民族骑马善射的勇武精神和能歌善舞的乐观情怀。应该说，在这僻远荒蛮的雪域高原上，人与自然真正实现了同声相和、天人合一。作者满怀激情地把有着数千年草原文明和1300年藏文字记载的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驱动力，不但使作品获得力量深沉博大的震撼力，也赋予了藏区生存环境与风俗习惯一种文化精神。

    显然，作家并没有满足于对藏民族的文化风俗文化做立此存照式的表层映现，因而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也决不是游离于主题的时髦点缀，而是作品展露藏民族文化精神和作家艺术地结构文本的内在需要。毕竟，小说作为一门叙述艺术要求具有完整的美学意蕴，“艺术的最大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驰博骛。”（《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P80）作家在从历史高度对藏区文化进行当代观照时，既充分肯定了其积极方面，又揭橥了藏区文化落后的一面，从而使小说获得了思想深度。

    徐立平这位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现代意识的军校毕业生来到闭塞的玉树部队后，在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当地军官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冲突。并在日渐成熟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现代知识结构和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集中体现在他处理连队一系列问题时所展示出的独立思考、英明果断与卓有成效：哨兵“卡枪事件”后的军械知识学习及骑兵训练计划的调整；以心扪心取代以往形式主义的致老兵复员欢送辞一改往昔的尴尬场面；以平等身份教育“东北狂”所展现的大智大勇与官僚作风的地方军官刘晨阳公报私仇所展现自私狭隘形成鲜明对比；陆军实战学习所表现出的训练有素与远见卓识也都使地方军官相形见绌；这种优越性最直接地体现在他与藏族青年军官云巴为争取爱情而进行的一系列较量并最终获得了有文化的藏族姑娘扎西卓玛的爱情上。

    不可否认，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藏区文化精神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今天，因承袭了太多的惰性而积重难返，虽不乏开拓革新精神，更多地则表现为封闭、保守、墨守成规。对身曾文化精神的现代观照又体现为作家躬体力行的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

    二、深刻的忧患意识与超越性批判意识

    忧患意识，其精神实质是对社会、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性与神圣使命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其内在机制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忧患意识使社会责任感升华为向善向美的社会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前进。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这一优秀传统在当下是明显地失落了。

    这种忧患意识首先表现为对藏区苦难生活的积极关注。生存，对一般人而言，不仅意味着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还意味着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然而，对于生活在“生命禁区”的玉树骑兵和藏区牧民来说，生存决不意味着自在的生活，而是表现为生死存亡的斗争，意味着接受基本生存的严峻挑战。被科学家列入“生命禁区”的青海玉树，海拔5000余米，千古冰川纵横交错，维持生命的空气含量只占平原地区的60%，雪灾、水灾、雹灾、旱灾、寒冷野兽侵袭、物质匮乏、医疗条件差……在这几乎所有关于普通人健康要求都无法实现的军营生活条件下，除了那明显标志骑兵兵种的罗圈腿外，一无例外地染上了各种各样的高原疾病：风湿、心脏病、内分泌失调、高原综合症等等。这些平凡之极的玉树骑兵把自己的青春、健康幸福乃至生命都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玉树骑兵要经受理想与现实、军营与社会严重分裂与错位造成的种种精神摧残。精神资源匮乏、思想观念落后、军营生活单调、部队素质低下、军事管理与训练问题成堆，这些都苦苦困扰着他们的灵魂。

    作家的忧患意识不独表现在对苦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在线，否则就成了记录生活的流水帐，而是将忧患意识引向骑兵的精神层面，揭示他们面对苦难的精神裂变过程。作者没有理想主义地拔高笔下的任务。对于玉树，多数人是各种人生际遇下的被动选择，他们同样有着一般人的与求和趋乐避苦的缺点。对于去留问题，明显地分为三派做法：以“捣兵”和“东北狂”为极端代表的破罐子破摔的消极行为来发泄不满；以赵有财四班长为代表的采取积极进取的方式，争取提干专业；以秦冬春、徐立平为代表的则是因对玉树军营生活的热爱而甘愿留下。无论如何，严酷的生存环境与人生道路砥砺了玉树骑兵坚韧刚毅的品格，作者以同情、理解、赞叹的态度表现了骑兵勇敢地承受各种苦难而又始终不失其勇气和信心的顽强精神，在人与自然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形成了勇敢刚毅、粗犷厚重、原始豁达的人格魅力，具有迥异于内地风格的特殊美感，达到了崇高的美学意识，从而构成了藏区生活中沉郁苍凉的忧患意识内核。

    忧患意识的高层形式必然表现为理性反思与批判，作家将理性反思融入到作品的审美感受、生活体验和艺术表现中。超越器物层面进入制度与思想层面，如骑兵兵种的当下命运与目前骑兵的素质、现行军营权利运作机制、军营文化的封闭性与强固性、部队专业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文化等。

    骑兵这一古老而曾经辉煌的兵种伴随着战争的现代化进程而日益削弱了在战争中的地位，骑兵的军营生活也因此变得新奇。作家对骑兵军营生活的描写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而是将问题引向深入的理性反思：骑兵这一原始兵种在新的国际战争形势下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骑兵如何发挥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进而将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现役骑兵的基本素质和军营文化的强固性与保守性等。应该说，现役骑兵的素质是相当令人担忧的，大部分是初中乃至小学毕业，文化素质与知识修养的低下不能不在很多方面严重制约着整体素质的提高，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身体素质好、能吃苦，但普遍存在自私、狭隘、缺少基本的军事战略知识以及在现代战争的复杂形势下迅速作出准确判断与及时应变的能力。训练上，重实战、轻战略策略的学习，课程僵化、脱离实际，管理机制缺乏自身调节的灵活能力。专业安置上，地方政府措施不力，作家都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当然，作家的忧患意识与理性反思不是悲观主义和思辨玄虚的，而是忧患与进取、心忧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徐立平身上，他有着强健的身体素质、较高的专业技能与文化素质、冷静思考与判断能力，他反对军营中的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陋习：对下属——“捣兵”和“东北狂”采取说服教育的平等意识，斥责赵有财以权压人，反对刘晨阳对下属的打击报复，以平权意识尊重下属的尊严；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副参谋长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回绝，不卑不亢。为了提高士兵的专业技能与军事文化素质，敢于打破陈规，探索新的教学形式；积极同地方政府交涉安排干部转业，主动请缨抗雪灾……总之，在他身上，心忧与实干是内在统一的。

    另外清洁发展的自然妥帖、人物性格的辨证统一等方面也都显示了作者较高的审美把握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当然，这部长达65万字的小说在艺术上也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作者作者过多地直接介入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使作品充满激情与感染力的同时，也缩短了读者在审美价值判断上应有的距离感。因而实笔有余，虚笔不足；沉重有余，空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