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在其著作里，讲过一则寓言：据传曾有一个农夫赤脚走到首都，而且赚了一大笔钱；这下他不但能给自己买一副鞋袜，还足可以买醉一番--他醉醺醺地寻路回家，却醉倒在一条大路上，沉沉睡去。这时一辆马车驶来，车夫喝令他躲开，不然就要轧过去。醉汉醒来，看了看自己的双腿。因为脚上有了鞋袜，他没能认出来，于是他对车夫说："轧过去吧，那不是我的腿"。这则故事，虽然对于不同知识、经验以及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会有着迥异的理解和阐发；但它却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每个个体都应清醒、充分地认识到自我，这种建立在个体的反思、省察基础上的自我意识，是得以参与其他历史活动、社会行为的必要前提。

    人性也是一样。各个种类、民族的人，在其自然绵延，不为简单因果必然律所规约的传承过程中，都有着区别于别一民族的独特性征。但是，就如同西方哲人早已说过的，认识你自己，是一件需经不断探索的困难重重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连个体自己的言行，都难以琢磨，难以把握，这也正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对人类思想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及伟大贡献之处。一般说来，每个时代、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表征着这一时代、民族的人之本质；尽管在具体的包含偶然性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的作用，呈现出斑驳繁复的色泽和景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建构的是一整套浓烈的中国式的言说、思维和行动方式，御用理性甚至犬儒伦理法则的甚行，加之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准则的巨大鸿沟和裂痕，使得传经载道物态化的书籍读本，很多时候沦为无主体无个性的歌功赞德的颂文、争权夺利的厚黑学和麻痹愚弄大众的催眠鸦片。很少能不脱离现实社会的浅近的常识，抛弃鲁迅直陈的虚伪的瞒与骗，真实地揭示"皇帝的新衣"遮蔽下的中国人作为"人"的属性品格。

    现代社会的激进主义大师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过批判性的尝试。鲁迅对几千年吃人历史的去魅、对累积下来顽冥不化的国民孽根性的解剖，胡适以他留洋多年的经验、习得对自由主义的引进和践行，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国人陈腐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这项颠覆传统观念的工作中，林语堂虽难称大师却是一位值得追忆的人物。他的《吾国吾民》一书，就试图以既欣赏又批判的态度，重新钩沉古典社会泥流下来的复杂难辨的遗产，并思考如何使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道地的中国人，作为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耳濡目染的学者，他看到了丰厚的传统对我们这个古老衰败的民族，遗留下沉重的负担和摆脱不去的阴影，并且形成了集体无意识之后，对新的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民主、科学、道德及信仰的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和对抗；于是他毫不留情地指摘这一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亡国作派。由于林语堂作家的秉性、身份，使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条分缕析尤为得心应手。他对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主体--中国人包括男人的总体女性化的概括和昭示，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尽管赛珍珠誉称《吾国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见书序）关于中国人的书籍，也掩饰不了它洋溢着的浓重的古典文人式的根深蒂固、幽默圆滑的格调气息。林语堂像每一个具有新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人一样，深入批判之余，总是怀抱着超脱潇洒、隐逸山林的士人欣赏、把玩及自大的心态，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内部最多是吸收外来有益因素后的融合，找出一条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发展的坦途。当下知识分子本土化运动情结，正是这一单向腐朽的思维方式的延续。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形形色色潮流的冲击，人们接触面的扩大、视野的拓展，再度怀疑起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以及由之创设的"人"（实质是非人）的合法性，也即是八十年代以来弘扬人道、人本的新启蒙运动。这使得像台湾的柏杨、李敖等人的著作，在大陆的广泛流行和普遍受到欢迎。在柏杨（可参阅《丑陋的中国人》北方文艺出版社）眼里，传统文化鱼龙混杂的累积，已造就无法更换的一潭精神的死水，形成污秽肮脏的"酱缸"。中国人的性格，长期在酱缸里的浸泡，最终导致无可避免的畸形变异、丑陋固化的运行惯性。自私、猜疑、窝里斗，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成为一种人人默许、人人认同的生存常态。即便有能力改变某种扭曲的状况，但是为了既得利益又不想改变革新；并且，在这条狭窄的人性小道上越陷越深，难以自律，甚至不能自拔。柏杨的批判，确实点到国人人性的痛处，只因其尖锐激烈的杂文风格，个我色彩的异常浓郁，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一种情绪化的发抒和宣泄；换句话说，欠缺学理的缜密和深度。

    对中国人性的研究与考量，同上述二人相比较，我个人更喜欢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书《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辛勤的劳作，对中国人的品性的深入了解；更因为他折中的学术立场，冷静的形象概括，以及试图无私地为颓败老朽的中国文明开出一剂救世药方，指明一条发奋图强的路径，而且还是相对正确的药方与路径。虽然特立独行、孤傲偏执的辜鸿铭曾不屑地表示，研究中国的外国人哪怕是权威人士，实际上并不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明氏一书因为其是一美国人，写得"不够深沉"。事实上仔细考究会发现，辜鸿铭的话是偏狭不负责任的，这个弱势民族的旧派传人的心灵深处，甚至比那位美国人还存有鲜明浓厚的种族歧视和排外心理。他把自己盛气凌人的立论，完全建立在狂妄自大、虚拟想象的民族虚荣光亮的朗照之下。鲁迅则显得清醒理性许多，他在去世前十四天还评论说："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关键的问题是检视自身，来核实、验证到底怎样的才是中国人。

    明恩溥在书中有一点抓得很准，他把"面子"作为开篇的一章。这完全可以说，击中了中国人的根本要害和致命软肋。在这方面，即便是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每一个国人，稍微心平气和地反省自身，都能感同身受。林语堂在《吾国吾民》曾将之与西方人的"荣誉"进行过比较，它不过"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却又是空虚的，是靠显示给大众看才存在的虚荣；因之，不像西方话语中的荣誉，是出于对神圣事业的忠贞和对真正人格的坚守。这一根深蒂固的陋习，甚至都体现在按常理说应该不偏不倚、公正严明的法制程序里；中国的司法体系是"一门艺术"，不是人人敬畏、人人恪守、人人遵从的雷池规范，里面充满着面子为上的人际关系学。柏杨称之为"只我例外"，用骄傲来弥合自卑的粘合剂和遮羞布。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的斯芬克司之迷，明恩溥却能将其列为影响中国人的人格、品性的根基性的主词，并且还举出形象生动类似于阿Q式的临死划圆，以便保全面子的事例，不令人尊敬吗？我记得李泽厚在一篇访谈中，一度从原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引申出吃饭哲学的命题，那我想中国文化是否不是儒道互补、儒法互补或儒道释互渗之类的宏大叙事，而仅仅是一种自欺欺人、投机取巧的面子文化呢。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即便可推导、归咎为吃饭哲学，也不能证明其解释现实现象的完全无效性，相反，当下人们丧失理性地追逐利益的疯狂，正好说明其判断的果敢英明和直探人性底部的洞察力；而如果从中国人人性发展的常识层面、从中国人沉积久远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来看，倘使面子文化有一定道理及至恰切的话，更多地却包含了让人味同嚼蜡似的反讽意味了。

    面子文化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壤，又像一张舒适的温床，积聚成无法回旋亦无处逃遁的"酱缸"，培育起中国独有的人性的芜杂的丛林，让外人总是琢磨不透甚或百思不得其解，如坠浓密雾障下的迷津之中。我这里就根据明恩溥的论述来略加引申和阐发。面子文化首先滋生的是戏剧化的人生和行为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不论是在公共事务还是在家庭环境，中国人总是在戴着窗户纸般的一捅即破的面具后面生活着，因为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戏剧场景中的一员，也习惯于别人虚伪堂皇的演出，哪怕是明显的拙劣丑陋的演出。这种行事规则甚至成为一种道德范本、一种身体文化，浸入到上自当权的官僚下至黎明百姓的骨髓。有人分析过中国思想的精华，而知行合一正是这种精华体系中，最为光彩照人的部分。"知即为行，事即为学"（《方山纪述》卷一），在学者们那里，认知与行事理当合而为一，亦是学术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可见先人对实践价值的重视和洞明，这也自然造就了"读书务在穷理，穷理务在躬行"（清李化楠语）的人生准则。但表演化的生存方略，使得建构高尚动人的理论体系是一回事，在实际行为过程中的猥琐遁世又是另一回事。有时甚至常常，为了缓解自身人格的分裂症，他们善于运用其他既能宣泄一己的压抑的情绪，还能稳妥地以不伤害仕途权力的诸如终南捷径的办法，悠然地应对、忍耐和排解。像宋朝的欧阳修，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散文之外，还存留不在少数的诗词作品；有意思的是，他的诗词所表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思想情感，诗歌写得壮怀激烈似乎胸怀大志，词作写得莺歌燕语流于儿女情长，这却跟多元复杂性格下血性丈夫兼有甜蜜柔情截然两样，其目的都只是为了契合不同文体装饰性的写作需要，为一种孤芳自赏的士大夫情怀立言，后人根本无法知晓哪种情思意绪才是真实诚恳的一面。若不是这样，从《尚书》就奠定的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可能延续到明代当李贽坚执童心真心说时，还会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

    长期的剧场般活剧的演出，使国人在个我的人格结构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体现公义良心的正直高贵的品性严重缺失；加之普遍缺乏超越世俗价值的宗教敬畏观念的导航、牵引，冷血和冷酷的堕落的人性，凝固成外表柔顺谦和内里寒冷坚硬的心理板结层。我这里摘引一段一个行将结束生命，被称作"杀人大鳄"的罪犯，对采访他的记者的自白："问：杀人的时候，你犹豫过吗？答：第一次有点，后来就无所谓了。问：对于那些被你杀害的无辜百姓，你现在有什么感觉？答：没啥感觉（笑）。问：为什么你抢劫杀害的对象，都是可怜巴巴的弱者？答：城里人有钱人都精得很，我没本事去抢他们。问：你觉得为了两万多元钱害死那么多人值得吗？答：的确不值得。但和那些被我做掉的小孩比，我比他们好多了。他们啥也没经历就死了，我比他们强（笑）。问：你怎样评价自己？答：我这人要说坏吧可以说坏事做绝，要说好吧本质还是好的，我以人格担保。问：你想跟你妻子说什么？答：我被枪毙后，不许她嫁给别人。问：对那些正干坏事的人想说点什么？答：都别干了。连我这样有本事的人都被抓住，他们能跑得掉吗？"（见新安晚报3月3日头版）这已经不只是人性的迷失，更是人性的溃疡了。前几年学界还在为忏悔与不忏悔而争执不休，你来我往杀得不亦乐乎，在我看来，这不过是饱读经书的无用书生们无聊的梦呓罢了，中国人在没有接受、承领西方普泛的神学信仰之前，所要做的仅仅是尽量按照生活常识行事而已。一旦一个人违背了做人的常识并铸成错失，应当担当的是真诚的向大众道歉，而不是虚无缥缈做秀般的个人面壁忏悔。

    市场的律令在中国人人性的腐烂处，不只是撒了一把催生的盐珠，更直接构成溃疡的腐蚀剂，使中国人因经济利益、干禄养亲的驱动，已达到放弃一切价值圭臬的程度。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理念，成为我们时代最为时尚的生活哲学。这不是说，市场运行机制不适合泱泱大国缔造的中华文明，以及它哺育下的数万万国民，谁都清楚在世界现代性（据说西方已进入后现代）的进程中，这也是中国唯一可走可行的道路。而是指污浊酱缸里繁衍数千年的中国人，面对一个接一个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冲击、扫荡，不能自持又故作镇静的窘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跟上全球一体化飞快前行的步骤，尽量调整失衡的心态，将自己逐渐融入自由、法制、民主的健康轨道；另一方面，许久养成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多力量大"的民族自豪感，无所畏惧无所不能的自大狂心态与阿Q式自卑自贱的孽根性，交织着撕咬着冲突着。于是，随时随地会施行一些连自身都不知所措、矛盾重重的举措，最终导致自慰式的恋旧癖和失忆症的普遍盛行。中国人尤其是学人从小就在古今书本习得及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学得和他们的年纪不相称的生存技能，这种技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它不是发自生命根处的征服自然的勇猛强悍，而是一种在社会关系网里游刃有余的生存策略。他们可以为利欲或者干禄而失忆，也可以为了获取做奴隶的资格而失忆。但这种失忆在戏剧化的剧场，对生怕丧失的虚幻的面子，又是精心的保存与呵护。

    一九九四年九月，在弘扬传统文化并准备在新世纪一统世界文明的欢呼声中，北京大学开始施行为全社会所瞩目的"大师培养计划"，即"文史哲综合实验班"，但因完全脱离实际，教学过程及工作分配皆问题多多，最后不得不从二OO一年停办并取消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同时也便宣布这一宏伟意愿的自动流产（见3月28日南方周末）。透视整个社会大的文化生态，在新民族主义恋旧癖的呐喊策动下，似乎只有靠继承祖先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衣钵，才能抵制西方文化的浸入和侵蚀。这依然是落后保守及至霉烂的中国人性一贯的思维逻辑。冷静地考量，古典的智慧到底有多少在现代语境下，还有可用武之地呢，到底还有多少思辨理论，对于当下现象具有解释的有效性呢。假如仅仅为了颜面的保存、甚或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的缘故，而排斥"发展"这样的硬道理，很明显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有失良知地拿他人的权利财产当儿戏，这便是绝顶不人道的自私的寡头政治行为。

    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最末章（二十七章），讨论的是中国的现实与需要问题，也就是清理完中国人复杂的性征之后，试图给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路径，以跨越老大帝国徘徊于历史深处的迷津。他认为不"借助外力来"的加速想来改革中国的现状，使之进入世界大家庭几乎不可能。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并在此传统基础上生成的中国人的本性决定了的。书的结尾他还写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满足"。我得承认我并非虔诚的基督徒，也没有进入过上帝真情的沐浴爱抚之中；因之，对其作出的肯定性的判断颇有怀疑。但是，如果联系一下当下的文化历史语境，国人信仰的普遍幻灭、沦丧，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和精神人格的破裂；如果再扩展开来，通观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现代性进程中追踪"主义"救国的蹒跚步履；如果还能不带先验的偏见设身处地想想，一个传教士早在一八九四年写成了这样一部观点明确的著作，我们真该由衷地感谢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