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人文读本》说起
不久前，在一家书店对折购得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一书。此书十几年前台湾就出版过，在当时台湾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一连印了十二刷，其中若干篇文字还被一些大学指定为通识教育的读物。一年前，三联再版时用的是此书新“牛津版”。所谓新“牛津版”，就是较之十几年前的“台湾版”，既有了若干的增目，亦有了若干的减篇。可就是这样一本好书，竟落尘于对折场之中，让人哭笑不得……现在之所以又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朋友赠阅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推出的三卷本《大学人文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读后第一印象，颇感其开阔的“人文视野”与金先生的“大学之理念”正好有某些呼应之处。也就是说，将抽象的大学理念置入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开发这样一套旨在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优质思想资源的“读本”，其本身就是让大学能在“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下，“致力于真理的探索，在辩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至最低程度”（金耀基语）的一种前瞻性体现，同时也将一些专家、学者对目前急功近利的教育之焦虑无所不在地传达了出来。正因为如此，三卷本“读本”引起众多媒体的极大关注，谓之“填补了大学人文教育读本的一项空白”。
数年来，针对大学人文教育缺失的批评时有所闻。但许多大学仅从“文理贯通”这个技术层面来加以纠偏，无非是给文科学生开设自然科学概论，给理科学生开设人文科学概论，而人文科学概论只停留在一些文、史、哲、经、政等基本知识的介绍上，几乎没有关涉到最重要的“人文精神”。曾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舒扬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大学是以培养“人”为天职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大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其人文精神（大意如此）。所以，“大学人文教育”实则也受到了大学理念的影响或制约，就像现代大学理念的先驱洪堡特之于古典大学理念的核心人物纽曼一样，前者重视大学的“发展”知识，而不是后者的“传授”知识，两种迥然不同的大学理念，意味着“大学理想与性格”的大相径庭。笔者早已离开大学而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大学人文教育”诸如此类的问题本应作壁上观，只是想到自己也是三卷本《读本》的隐含读者，似乎还有些话想说，而其中最想说的一点就是：重构大学人文精神，以其彰显来看，一个大学生若最终不能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选择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不能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那么，这样的高等教育依然是让人充满忧虑的。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仅仅解决了知识传播的问题，而没有告诉一代人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显然与现代大学的理念背道而驰。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在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具有较为完满的人格追求，以别于专门教育造就的狭窄单薄的技术专才。”中国大学的范式从蔡先生开始，实际上借鉴了西方大学的现代理念，就是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为立校之本，有着一种“横向的移植”。只是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分拆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所导致的“功利主义”进入大学校园后，其“人文精神”日渐式微。从这个角度看，三卷本《读本》的出版，给心灵正处于孜孜以求“发育期”的大学生以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平台，让他们获得一种学习、怀疑与批判的能力，尤其是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时，在大学校园里，不只听到一种独断的声音，而且也能听到另一种或其它清醒的声音。这种“金针度人”的人文姿态，大概就是奥尔特加•加塞尔在《大学的使命》中所期待的那个“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就是：把大学的启蒙功能归还给大学。
说到启蒙，就会想起康德给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下过的一个定义，即“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余英时先生认为“这句话恰好可以代表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康德的观点影响了许多人，包括洪堡特。既然我们认同大学重视“发展”知识的理念，就意味着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大学都必须给予考虑和关注。德里达为什么说“无条件的大学”，实在是强调大学本身的一种独立性，“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德里达语）。不过，这种理念对于中国大学的现实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确切地说，就是要把大学从服从于“国家价值”的权力语式中解脱出来。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们的大学抑或个人，就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做到“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相反，还会导致在我们的视线里，只有体制内的唯一逻辑而没有生活世界的自身逻辑，其结果，只能让我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我们说大学生的“精神成人”，就其个人理解而言，首先应当具备的是“独立精神”，其后才能进行“自由思考”。这种成长的过程，应当包括既有着年龄困惑上的最初之“因”，又有着价值取向上的后来之“果”。有“因”而无“果”，不足以说明“精神上”的真正成人。因为说到底，人总是受教育的产物。“大学人文精神”的形成不是“自在的”，有时是需要从外部以灌输和启发的。如果说，从大学人文精神是大学的“灵魂”这个起点出发，那么，三卷本《读本》引导当代大学生从“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维度展开对“人”的终极命题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人之成为人”的最基本原则和精神底线。关注“人的解放”、“人的完善”和“人的发展”，应当是大学的本质。余杰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及目前的高等教育没有赋予大学生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一年前美国“9•11”事件从天而降，当时大学校园里一片失去理性的“幸灾乐祸”的声音便足以明证：这么多年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目前大学城里人性结构是不完善的。这种精神粗鄙化的现实，一下子将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再次凸显出来。余杰作为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过来之人”，他的话不无反思性。但是，反过来也等于给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成人”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坐标，那就是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我们所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有逻辑”（张博树语，见《读本•人与自我》卷），难怪乎许纪霖先生要将“人文精神”称之为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呢。
如此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里，反观大学的理念和功能，一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大学是一种特殊的学校。雅氏的“大学观”在本质上较之洪堡特更有针对性，他说“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这里，有关教师的“自由”暂且不论，单说让一个大学生真正“拥有学习的自由”，其本身就意味深长。在中国，大学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约已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问题在于“在学校中即使有政治性的宣传也不足为害，真正足害于教育者的是‘单方面的宣传’，是一种声音，一种独断的声音”（金耀基语）。这种教训不止于一个人的认知范畴，而是几代人的成长史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笔者曾写过一篇有关五六十年代北大高材生林昭反抗专制乃遭至枪决的文章，这个不幸冤案的症结就在于作为一个有着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最终不愿屈服于专制和暴政的逻辑，结果不仅失去了“学习的自由”，也因此而踏上了一条命运的不归之路。从成长的意义来看，“阅读”和“倾听”同样具有风险。任何一本有价值意义的书，随时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走向。在我的内心，始终存在着一个“现实中的人”无法对决于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消极“情结”。尤其是面对“境况种种”而质疑之，往往缺少的就是一种解惑和批判的能力。骨子里，像我这样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所受到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语式的灌输。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不自觉”，恰恰可以说明“灌输式教育”在某些时候的成功之处。尽管如此，生活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当我们开始渐入一个主流意识形态遭至众多置疑的知识经济时代，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变化同样来自于外部世界。具体地说，就是除了置疑和思考之外，大量阅读和倾心聆听，就成了提升自我“价值自觉”的一个主要途径。所以——倾听不同的声音，大概就是三卷本《读本》所提供给我们的一种“价值取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智力上的丰富，有时还只是一种表象。关键在于心灵上的成熟，包括形成一个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健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自由阅读”的全部意义恐怕就在这里。
在一个时代，有些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微弱，甚至与当时流行或法统的思想、观点相左，但这种声音，往往就是人类在不断探索自然奥妙、寻觅生命真理时，发出的一种足以穿越时空的强音。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人布鲁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追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生与经院哲学作殊死斗争，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其实，以他一个神父的身份，只要安分守己地传教布道，或圆滑一点，即便内心充满了怀疑，与教会还是能够相安无事的。然而在布鲁诺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认识真理。不论在法国、英国，还是德国，布鲁诺总是孤军奋战，以自己“英雄的激情”出版了大量令教会感到惊恐不安的著作。他利用大学讲坛传播诺拉人的哲学，并与道貌岸然的神学家、僧侣、牛津博士唇枪舌剑，一次次让那些自认为真理在握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布鲁诺投身于人类对大自然奥妙无止境的探索之中，不在乎肉体和精神上的任何苦难，明知在前面等待他的就是死亡，也从未有过半步真正意义上的退缩。在今天看来，布鲁诺的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当是“人文精神”上的，或者说是人格力量的榜样。人的思想转变，往往是在不断地怀疑和否定中开始的。布鲁诺之所以能够接受并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从质疑亚里士多德对“毕达哥拉斯派学说”论述的偏颇之处开始的。所以没有哥白尼，就不会有布鲁诺；说得再具体一点，倘若没有一个勇于质疑、坚定信念、执着真理的布鲁诺，也就不会有一个在持续的科学革命中将“人文精神”发扬光大的伟人布鲁诺。布鲁诺倾听哥白尼的声音，以至于后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体现。因此，倾听不同的声音，在某些时候，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样让人感到激动无比，抑或如履薄冰。说到当代，如哈维尔的声音，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就很难被现实所接受。尽管捷克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大同小异，可哈维尔的诸多思想和观点最终都被“国情有所不同”这一权力语式而消解掉了，至少在今天的大学讲坛上就很难听到来自于哈维尔的声音。三卷本《读本》选入哈维尔的《知识分子的责任》、甘地的《论非暴力》、曼德拉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克林顿的《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包括选入胡适、陈独秀、储安平、张中晓、李昌平、王力雄以及傅国涌等人的精彩篇什，其立旨本身就可看出这个选本路径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强调“经典性”（其文章恕我不一一列出）的同时，并不排斥敏感的“问题性”。也就是说，在一些有关“真理”的问题上，让当代大学生能够听到来自同一时代的“不同的声音”，这种文本的“贴近性”也许正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如同美国“9•11”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美国史学家迅速地把这个事件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之中。其理由是，它对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主编《美国》的克萨斯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施托夫事后回忆说：“这是我曾经从事的最艰难的写作之一。”所以，三卷本《读本》选入的一些近时文章，说起来，未必篇篇皆美文抑或经典名篇，但它却生动地揭示了当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如美国人戴安娜•拉维奇在《美国读本》导言中所说“尚未确立为经典……在这类选集里，在处理近期作品时，有必要下赌注。并不是每一篇都能达到所有这些标准（指经典，作者注），但这些文章多少都对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发表了看法”。这段话是针对《美国读本》里的近时文章而言的，但用于三卷本《读本》里的许多文章同样适合。媒体上有人将三卷本《读本》形象地称之为“思想的宽影幕”。如是观来，掩卷而思，在这煌煌百万字之中，一个“宽”字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三卷本《读本》丰富的人文内涵，正因为如此，它应有的“普适价值”好像也就在其中了。因为德里达说过：“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
不过，在倾听不同声音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文精神”的多元意义。“人文精神”在其本质上是开放的，价值取向上的“自觉”，并非仅仅就是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为唯一目标，只是在大学校园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而应当出现“多元的声音”。若将“人文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现实语境中，一个年轻人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只是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是不应当退让的。比如：恐怖主义、暴力对抗、对人的生命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极端漠视等等。若干年前，许纪霖先生说：“人文精神不应该为某家某派所独占和垄断。某种经验性的现实或话语是否符合人文精神，不应该由谁来裁判，而只有通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共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读到的对“人文精神”所作的最受启发的阐释之一。由此看来，三卷本《读本》既然作为当代大学生人文教育的一种课外读物，或者再扩大一点，即成为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读物，那么，它在客观上相对于目前通行本的《大学语文》只是起到一种互补、沟通乃至对话的作用，这大概也是“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然而，三卷本《读本》虽然填补了大学人文教育的一项空白，为我们在精神上的“价值取舍”也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它仍不会是一本一劳永逸的书，“因为这样的书只能是我自己的一种表达”——这话是毛姆在读书笔记中说的，听起来颇有点自信，但细细玩味，却意味深长。
（《大学人文读本》，夏中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三卷本8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