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砸昆明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仇和，这位曾因铁腕推进江苏宿迁改革而备受争议的官员，赴任昆明伊始，又屡屡打出不同凡响之牌，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热议，有人呼唤能出现更多的仇和，有人却怀疑仇和的新政能走多远？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为此特邀请国内的知名学者和农村基层党政干部进行点评：一千双眼睛中的一千个仇和。
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世界的，哪怕一点点！每个人都努力做一点点，总是有益的！品味行动者，是永远正确的智者！但我敬佩仇和，因为他勇于挑战陋习陈规,敢于担当和牺牲。仇和不是多了，是少了，中国现阶段需要千千万万的仇和！贬损仇和成为风尚，大学只会变成猪场，别谈教育立国，仇和是小平当何评？别不拿豆包不当粮食。
李昌金（江西省宜黄县统计局副局长）:
“另类官员”仇和的魅力在于他敢于挑战官场“潜规则”,仇和铁腕施政之所以能成功，源于他的无私无畏。“仇和现象”告诉人们，一些泊来的所谓现代治理理念往往是苍白的，只有根植于本民族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这一现象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迷信民主与法治在当下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可能性也许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实用主义在更多的时候应当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仇和成为政治明星，表明中国太需要改变，中国人太需要一大批以铁腕推进改革的政治家，以此来治疗长期形成的社会疾患。“仇和执政”成不了路标，但却可以做仕道桅杆，他告诉众官员，做人要做大写的人，做官要做大写的官。
熊亮（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干部）：
时势造英雄，现实社会确实需要仇和这类人。但这么多年的积弊，不能指望一两个人一下子扭过来，人的生命有限，一个人掌权的时间最长不过数十年，几十年的规则惯性抗衡不了上千年的惯性。历史证明，改革者失去权力或生命，马上就会遭到反扑，反噬。所以只有社会逐渐开放，进步，人民素质提高才是一劳永逸解决积弊的正途，指望个人改变社会是受儒家思想荼害而误入歧途。所以我认为，领导人理性，沉得住气，博采众长，如此，民族复兴只是时间问题。对中国来说，平庸而开明惯性的领导人比强势独裁的领导人更合适。
贾建友（河北省新乐市正莫镇人大副主席）:
十多年来，仇和一直在舆论的漩涡中进行改革探索，在如何看待“酷吏”与“青天”两种极端评价集于一身的仇和与他的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误区。评价仇和与他的改革不能用对与错、好与坏这样太简单太平面的方法。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仇和不贪污，不违法，工作勤，作风硬，是一名比较优秀的干部，但并不能类比肯定仇和式的干部都是好干部，好些已经落网的腐败分子也曾有这样的作风，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同样也不能由仇和本人的评价来引伸出对他改革的评价，毕竟我们真实的世界中还没有圣贤，更不能以他改革中的问题和争论来肯定或否定仇和本人，有些落马的官员也是曾经做出过一定成绩的。
因此 对于仇和的评价应当是分层面的。首先是对仇和本人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评价；其次是对于类似的干部行为方式的评价；最后是对于他推行的改革本身取向和行为方式的评价。所以，仇和就是仇和，他不能完全代表什么，更不能作为什么标准，他只能作为一个个案，不具有推广意义，仇和只是中国当前官场不良生态环境中一条勇气可嘉的鲶鱼，少则可用，多则致乱。
陈文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千双眼睛，就有一千个仇和。其中的争论，不外乎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碰撞。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中，面对不少官员的不作为，面对不少官场的“潜规则”，我们呼唤仇和这样“真的猛士”，如同一头野猪闯进了一个后花园，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震。但仇和所做的，无论是党的宗旨，还是公务员的职业伦理，都是应尽的职责。做了应尽的职责都获得掌声一片，说明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在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改革的马头将向何方？仇和的个人英雄主义，并非是整个社会的理想，历史证明，个人英雄主义，悲剧总是多于喜剧。所以，我们在敬重仇和的同时，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推进我们的伟大改革事业。
欧阳中球（湖南省衡阳县政府改革办主任）:
没有人怀疑仇和是一个改革家。没有人否认仇和推行改革依靠的是“高压的人治”手段。我认为：仇和式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潜规则”使官场正式规则的效力大打折扣，造成贪腐滋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不负责任，违规成为常态，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潜规则”在缺乏公平博弈机制的条件下，维持了社会的总体平衡，但“潜规则”必然导致管理不规范，官民不和谐，社会不进步。“潜规则”不打破，社会难进步。不破不立，至于能否“立”得住，关键是看如何“立”了。我认为，要“立”得住，必须革命从自已头上开始，通过法制规范，民主授权和舆论监督，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
我们不要期望仇和的所有改革都是对的，更不能把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仇和身上，他的改革是否成功还有待历史检验，但它必然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要稳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就需要形成一种鼓励改革的激励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这就需要更多的仇和而不是扼杀仇和。对改革者的宽容体现社会的进步！
廖星臣（浙江师范大学工商学院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
仇和作为一个改革过程中的“争议”人物，从沭阳县委书记，到宿迁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及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对于仇和，有人说他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他行事风格所引发的“仇和现象”，却值得人们去不断地反思。
首先，“仇和现象”是改革转型期间的应时产物。中国改革正面临转型期，而这时期也正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最激烈的时期，有时非铁腕手段无法撼动各自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厮杀链，而仇和的“沭阳改革”和“昆明新政”所引发的“仇和现象”正是改革转型期间，人们难得一见的魄力和胆气的表现，是改革中的应时产物。虽然，他的有些做法显得矫枉过正，但矫枉过正总比无所事事要好。由此，也使我联想到了汉景帝时期被人称为苍鹰的“郅都”，正因为他为官忠于职守，不畏强暴，“敢于捶扑家强权贵”，而被司马迁赞为“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被汉成帝时的大臣谷永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
其次，“仇和现象”是对官僚惯性思维的最大颠覆。目前，一些人总是强调改革要在现有“制度”和“机制”的框架下进行，否则就是“胡闹”和“大不敬”，这种惯性思维表面上是守规则，求稳定，但形成惯性的墨守成规实质上是保“乌纱帽”，是对改革的不负责，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因为，当下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面对亟待解决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将会错过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机，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仇和在一些人的眼里也许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但他却是一个颠覆官场上的惯性思维、具有忧患意识和良心与使命感的地方官员。好在时代已在改变，像他这样一位棱角分明的“争议”人物能一路提拔，在过去则是不可多得的，这也可说明中国吏治改革也在不断地进步中。
只是希望“仇和现象”不是一个个案，更不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昙花一现，而是从制度上保障为这些想干事的人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改革(综合版) 2008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