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个司马南喜笑怒骂《南方周末》，挑起普世价值之争；跳出一个范跑跑挑战底线道德，引发“真小人”与“伪君子”之争。一场地震同时蹦出两个热点人物、引起两场大争论，这是偶然的吗？其中有没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能给我们什么启迪？这是本文想探讨的。

 

 

　　自由主义是西方最重要的思潮，也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石。人类社会要融入现代文明而不接受自由主义，那注定要失败。苏联、中国曾试图绕过自由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苏联崩溃，中国改革。世界上没有一个先例绕过自由主义而实现现代化的。

 

　　自由主义倡导人生而自由，具有不受干涉的自主选择的平等权利。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平等，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实行法治、依法行政。法治要得到保障，政府权力要限制，必须实行民主，即政府的权力由民众授予、并受舆论监督。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最后落实到人权，而人的权利就是自由。西方人的特点是不相信口号，注重契约，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以自由主义为准则构建了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制度与架构。西方尽管存在多种思想流派的斗争，但自由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一直没有动摇过。自由主义带来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的创造能力被空前地激发起来，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高度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成为改革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经济学成为热门的显学，海归的经济人士成为座上宾。今天分析中国经济的工具与语彙，已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伦理涌入我国，被改革人士作为思想武器，在年轻人、大学生中广为传播。这也就引起反改革派的极度不满，发起了对自由主义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2005年刘国光尖锐地提出，究竟以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的指导思想。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最后，落到领导权问题，他要求“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手里。”（1）这近乎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一番清洗。

 

　　2006年贺卫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改革目标的谈话被泄露，引起左派对改革派的全面批判，认为中国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马宾更认为是“亲美反华汉奸言论”，致信党中央要求全党批判、揭露他们的“汉奸、特务的面貌”，“来一个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的运动。”有人还在网上骂道：“这些‘学者’、‘专家’、‘教授’，绝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2007年谢蹈的《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一文，再次引发争议。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创造了北欧模式。谢蹈企图把这种模式解读为正宗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取得合法地位，自然遭到左派的猛烈攻击。张勤德居然把二月份《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称为“二月事变”，说是：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明他们决心像苏联“戈派”搞垮苏联那样搞垮中国。并不点名地批判温家宝文章中的观点，说“他们所宣扬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等等，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这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理念——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相当接近。”然后，他突然提出： “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2）

 

　　2008年《南方周末》5月2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中的一句话刺激了反改革派的神经。“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一般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说中国“兑现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那就是接受西方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司马南使出混身解数予以嘲讽、挖苦、批评和攻击。他的批判手法、思维逻辑与所有左派完全一样，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美国一直以它的价值观批评中国，所有主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普世价值的人就是反华帮凶、美国内应、中情局的特务。司马南与其他左派略有不同的是比较坦诚，他就是不满南报“反体制”的行为，也就是反对改革。所以，普世价值之争就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

 

 

　　中国几千年来，都不承认独立的个人。儒学认为，凡人一定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一定是某一个社会角色，或是父亲、儿子，或是丈夫、妻子，或是哥哥、弟弟，或是臣子、皇上……那就一定要承担某种责任，不拥有平等的权利，恰恰相反，人与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且不能平等。强调责任、忽视权利的传统文化重德轻法，人与人的规范，一个就是讲仁，倡导孝道仁爱；一个就是讲义，遵循等级制度。一个典型的中国好人就是老实、厚道、听话、讲礼。而一个典型的中国坏人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平和，直到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建立一个新皇朝。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直到西方文明侵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也不承认独立的个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处于阶级关系之中，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只有阶级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是无产阶级就听党的话，服从党安排。是资产阶级就实行专政，不准乱说乱动。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了权利，从经济、社会到政治、文化实行全面控制。举全国的财力、物力，建设了工业化的基础，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民众物质普遍贫困、人身思想自由全面丧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启动了中国改革，经济领域承认个人利益，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个体诞生，这是中国改革最深刻的变化。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如久旱遇甘露，在中国迅速传播。在学术界取得主导地位，在年轻一代中成为主流价值。对利益上的经济权利、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权利的追求，成为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强大动力。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已有了扎根的土壤，再怎么批判、剷除，也不能消灭。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注定是坎坷的。它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不能取得合法地位，随时可遭到政治上的打击，而无还手之力。从这几次左派对自由主义进攻看，他们可以任意上纲上线，尽管是不讲道理、不符逻辑、更不顾事实，但他们占据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自由主义处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异类地位。邓小平釆取“不争论”、“只干不说”的策略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解释来推进改革。现在，改革派企图用普世价值作为跨越姓社姓资的障碍而将自由主义合法化，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这引起了反改革派的巨大恐慌与不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继张德勤公开不点名地批判温家宝的观点之后，司马南向南报发起了进攻。他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极其混乱，一会儿否认无，一会儿承认有；一会儿当巧克力，一会当毒品，一会儿当神话，但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非常坚定，反对改革的态度极其显明。

 

　　普世价值论是有深远意义的，它不仅为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为继承人类所有优秀文化开辟了道路。它将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而造成的封闭、隔绝状态，真正并蓄、兼容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完成自身的改造而创新、发展，成为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才能肩负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普世价值论同样挑战自由主义，将普世价值观仅仅解释为西方价值是说不通的。说汶川大地震兑现了西方普世价值，那么唐山大地震又兑现了什么价值呢？如果没有西方普世价值，难道我们就不救灾了？

 

　　自由主义学说，在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选择上有积极意义，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选择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并不具有终极意义。自由主义反映经济上，必然发生的盲目性需要宏观调控，反映在社会上的两极分化需要政府干预，反映在伦理上的利己主义需要道德校正，反映在价值上的物质主义需要精神提升。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一旦结合实际来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自由主义就要作出修正。自由主义在中国必然发生向左、向右两个方向的演化。我所接触的茅于轼先生与唐逸先生，我认为就是自由主义左右两翼的代表。

 

　　茅老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第（北京）论坛第六次研讨会说：“爱自己是出发点，终点还是爱自己也不错，但是就不够了，所以终点不但要爱自己，还得爱别人。”这是向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演化。他还说可以容忍天生、家庭、决策、运气等等带来的不平等，但“不能容忍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怎么做，大家可以讨论。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方法；征收累进所得税也是一种方法。其原则是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它不但可容忍，而且对社会有利。但是这一差距太大，那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演化。

 

　　唐逸先生是自由主义的右翼。他在《自由价值论》一文中，强调自由，反对平等：“所谓平等，不是经验中的现象，而是一种幻觉或理想。而自由则是经验中的事实，每人每时每刻皆不得不作出种种的自由抉择，而且必须对此负责。”“理念的平等，纯属幻觉或古老的乡愁，没有实际意义，而只会混淆视听。”他反对一切平等，连机会平等也不赞成。他说：“如果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么即使有了平均分派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而且是起点的不平等。”“将同一机会分配给有能力的人，可以创造较大的社会价值，在总体上对全社会有利，因而对没能力的人也有利；而平均分配给没有能力的人，创造较小甚至负价值，对社会不利，因而对没能力的人也不利。究竟哪种做法对弱势群体有利？”他这里讲的“将同一机会分配给有能力的人，可以创造较大的社会价值，在总体上对全社会有利，因而对没能力的人也有利”，这取决于收入的再分配，而收入的再分配取决于平等理念。他反对一切平等理念，怎么实行再分配？只能富的富、穷的穷。应该说，唐逸先生坚持的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确实与社会主义理念格格不入。

 

　　其实，最彻底的自由主义在经验中同样是不存在的，才是一种幻觉与乡愁。世界哪有绝对自由的个人、绝对自由的社会、绝对自由的国家。凡人、凡社会、凡国家一定不自由。准确地说，既要实行自由，又要限制自由，全部问题在于度。一个追求彻底自由的人，一定在现实世界中碰壁，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范跑跑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右翼的典型。

 

 

　　据范美忠自述，他“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爱学习与思考。进入北大历史系后，接触了中国和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此他把追求个体自由作为价值目标。他厌恶官场的虚伪与商场的功利，转辗于媒体与教育力图自由地表达自我。他完全不顾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社会的容忍程度，以他认为的真理、真诚、真实来评价历史、批判现实、畅想未来。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他看到的中国就是专制、虚假、伪善、腐败，反衬了他的觉醒、清高、脱俗。他始终不明白，要改变环境，先要适应环境，要从实时的情况出发，掌握度。然而，在他看来这是违背自由原则的，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我愿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的惊世骇俗的言论，经常使其周围不知所措，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他离开。所以，他做一项工作从未超过三年。他感到生命的迷茫和无家的悲痛，他觉得存在的孤独和未来的虚无。按照传统文化“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理应反省。然而，自由主义战士是不会内省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外求、探索，而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挫折。当然，可以归罪于中国教育的僵化与中国媒体的不自由，这是事实的存在，是需要改变的现状。问题是用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能改变现状吗？连自己的生存都解决不了，谈何改革？不要怪“盾”太坚固，还是“矛”不实用。

 

　　汶川大地震终于给了他再次发表惊世骇俗言论的机会。自由主义的理念就是个体的满足具有终极意义，这一次他得到了满足，自由地展现了自我，并带来巨大反响，无疑是自由主义的成功尝试。那么，这种自我满足是不是真的成功呢？究竟应该由谁来评价呢？按照自由主义观点，成功的评价主体是自我，成功的评价标准是自由。范跑跑在地震来临之时，自主地作出了选择率先逃跑，获得安全之后也不关心学生的安危，在操场上自由地晃荡。当学生不满他的行为质问时，他自由地表达了主张，只关心自己生命，就是自己的母亲也不顾。所有这一切都符合按自由主义定义的成功标准。这种自由带来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呢？听了这番话的学生，感受到的是这个老师的无情、冷酷。他的母亲是什么感受呢？据范美忠讲，“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然后得到的回报是大难临头，不要指望儿子会来救自己。他的妻子又是什么感受？连给他“一生中最大温暖”的母亲，他都不会顾及，作为妻子又能有什么指望？这个世界上他所最亲近的人，母亲、妻子、学生从他的“坦诚”中得到的不是温暖的爱，而是自私的冷酷，这是成功吗？他的“坦诚”，给他所不满的社会，增添赤裸裸的自私、冷冰冰的残酷以外还有什么，这是成功吗？他的“坦诚”使那些与他一样自私的人得到理念的支撑而更自私，使原本这个社会道德的堕落而更堕落，这是成功吗？支持范跑跑的人，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这个社会恶的人有的是，范跑跑无非是自私的真诚表白，有什么可批评的？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恶，凭什么善，讲什么善，就该恶，就该自私，所以主张恶才是正义，倡导善是虚伪，按照这种逻辑，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固然，这个社会该受到谴责的恶人不少，与这些大恶相比，范跑跑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他的行为与主张，却是增加这个社会的恶。试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范跑跑主张的那样，以冷酷的自私对待自己的父母、家人以及最亲近的人，我们的社会还有温暖吗？自由不具有终极意义，具有终极意义的是自由给社会带来的究竟是恶还是善？是冷酷还是温暖？

 

　　自由主义在伦理道德层面，向左转，就是尊重自我、也尊重他人，表现为人道主义，具有积极的作用；向右转，就是膨胀自我、忽视他人，表现为利己主义，具有消极的作用。范跑跑的所谓自由，就是极端利己主义，对社会只有消极作用，对他自己也无益。

 

 

　　自由主义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促使人类开始反省，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对自由主义的反省令人深思。他认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不平等正在加剧，“丰衣足食的人可以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善，而贫苦困顿的人却获益很少，特别是那些一天的生活支出还不足1美元的最贫困的10亿人。”“差不多有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用不上电，而这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基本必需品。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然而这类疾病得到的关注还比不上治疗脱发的药物。全世界最贫困的10亿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相反他们承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他认为，“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他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发挥市场激励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他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3）比尔.盖茨认为仅仅用自利作为激励手段，并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不能消除越来越加剧的不平等，亚当.斯密创造的自由经济法则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要另辟新路，从爱自己跨越到爱他人，使市场为富人服务的同时，也能够为穷人服务。

 

　　对自由主义质疑的人很多，但从自由主义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比尔.盖茨对自由主义的反省，给了我们新的启示。这个世界不能沿着自由主义这一条道走下去，而是需要创新。对中国来说，情况更复杂一些。长期以来，人权意识缺乏导致人的权利缺乏保障、人的生命缺乏尊重，从官员到民众，尤其是权力者需要普及、启蒙自由主义。对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自由主义还有积极意义。将自由主义作为异类而否定是错误的、有害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自由主义在中国事实上已蜕变为利己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看不到自由主义的消极作用，用自由主义一个药方来治理中国，同样是错误的、有害的。所以，中国既需要补自由主义的课，融入现代文明；又必须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理念，超越现代文明。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融入现代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的新理念。树立了这个新理念，我们就有了新的思想武器，既反对来自左边对自由主义的进攻，如司马南；又能克服来自右边对自由主义的蜕化，如范跑跑。

 

　　我国的思想战线将长期存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左派中的极左与右派中的极右是干扰中国改革的两种倾向。左派中的极左视西方文明为仇敌，拒绝吸收其中的先进成果。右派中的极右视西方文明为珍宝，拒绝剔除其中的糟粕。中国的左派中也存在右翼，我所接触的韩德强，承认人是天生爱自己的，也主张继承爱他人的传统文化，并坚持社会的长远与整体利益。中国的右派中也存在左翼，我所接触的茅老，坚持人是爱自己的，但要向爱他人跨越，并主张采用必要手段克服穷富差距过大的不平等。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一个愿意正视社会现实的学者，尽管重点与偏向有所不同而成为不同的学派，但有互相融合的趋势，达成必要共识的可能。这是中国推进改革的认识基础，也是中国创造未来的希望所在。

 

　　注　释

注3：比尔·盖茨200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所作的演讲：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 ——“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