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不乏科学家的国度。随便在网上查阅一下中国科学家的人数，都能让我们每个国人油然而生许多自豪的感觉。我们也不缺乏优秀的科学家，我国目前每年能培养出五万名博士来，这足以让那些擅长拿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德国人坐立不安。而我们更不缺乏顶级的科学家，看看我们两院成百上千的院士们，谁还敢小瞧我们中国的科技实力？
但是，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实却是，我们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们，竟然从未拿到过一个诺贝尔奖，这究竟是怎样的缘故呢？难道是那些评委们故意在联手刁难我们中国人？这种可能也许存在。但也很难说，如果真是刁难中国人，那么李政道、杨振宁为什么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呢？这似乎显示出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做不出惊天动地的研究成果的，只有到了别人的土地上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这多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味道了。
而仔细分析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以及中国目前的科研状况，也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根源。除去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之外，所有奖励的方向，无一例外的是基础研究的内容，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里程碑性的成果，对相应领域的认识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种成果绝不仅是世界水平的研究，而是世界水平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那部分。那么，依照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能做出这种级别的研究成果吗？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科研的状况。
在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基础研究曾经取得过一些辉煌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65年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这项成果并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因此也就使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与诺贝尔失之交臂。而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飞速发展，这项成果很快失去了领先的优势，国人只能眼巴巴看着生命科学领域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登上科学的顶峰，而此后自己却不得不一直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行走。这曾给国人带来过巨大的遗憾。
然而，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过度的物质利益的冲击，整个社会的科研机构大部分转向应用领域，从而使基础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界。从报考基础专业的学生，到执教的老师，再到经费，各个方面都面临巨大困难，这使整个基础领域的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目前社会的观念、政策、以及分配体制，似乎都不鼓励人们进行单一的基础研究，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都极力鼓励走出学校，走出实验室，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这样做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了开发性的实体。那些本来应该潜心研究理论或者基础性问题的科学工作者们，再也无心呆坐在实验室里，而宁愿让自己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人。
在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导下，除了如上那些表面上似乎合理的变化之外，更可怕的事情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学术腐败。如今的科学家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迫使自己坐下来忍受寂寞与清苦搞基础研究的时候，便不得不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各种各样的利益与荣誉做起了游戏来。为了取得获得一切好处的资本，他们会先把自己的文章做得比真的都完美。大家虽然从未在媒体上见过丢人现眼的黄忠禹，却会在实验室里发现很多这样的高丽人。为了发文章，一切腐败堕落的伎俩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人们几乎总是能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而查一下他们的底细，多数都会与那主编先生有点联系。于是，在中国便出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每个有点地位的单位或者个人都会想方设法去办杂志，而一旦杂志办了起来，就能大把大把地捞钱。这样的赚钱方法是名利双收的好办法，既挣了钱，还会因为办了专业杂志而更有地位。
当科学家们有了文章之后，就有了说话的资本，就可以拿去报奖，拿基金。而在目前国内各种级别的科研奖励中，无处不存在幕后的交易。任何奖励必须首先进行科学鉴定，但鉴定的成员全是申报者自己联系的专家，那肯定都是自己的熟人。让这些“关系户”进行鉴定，就必然都是些“省内先进水平、“国内先进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结论了。在此基础之上决定出来的奖励，其真正的成色就可想而知了。再说申请基金，其中的内幕也许比评奖更为黑暗。与基金委或者评委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自然很容易中标；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士，要想获得各种资助，似乎比登天都难。
由于奖励和基金与科研人员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就很自然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每个人都想获得这些东西，而由于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竞争异常激烈，就逼得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并借助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家都知道其中的诡秘，知道凡是获奖和获得基金资助的大户都是神通广大之人，知道其做的工作最假最不真实，却依然要从骨子里尊敬这些人。领导们更不会因为其弄虚作假而以科学的名义对其进行批判，因为这会损伤整个单位的利益。不管个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拿了奖励和基金，这首先是单位的荣誉，单位都会从中得到一大笔，这种美事哪个领导不高兴去做呢？而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让自己单位的项目能获得奖励或者中标，不少单位甚至会以单位的名义出面走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指望我们的科研单位研究出怎样高深的成果啊？
科研人员如此进行学术研究，会给那些未来的科学家们，也就是学生们树立怎样的榜样呢？这实在是有点说不清楚了。我们只知道，现在的学校，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企业，其目的早就不再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而成了赚钱敛财的工具。每个学校都在疯狂扩招，只追求数量而根本不讲究质量。而最为荒唐的现实竟然是研究生教育中的奇怪现象。很多领导干部，甚至市长先生们，也成了在职的博士生。难怪有人发出惊呼：“中国已经成了制造博士的世界工厂了！”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幕啊！
年轻的科学家不争气，人们可以置之不理，那么再来看看最顶级的科学家，我们的两院院士们。从前段时间关于袁隆平被科学院排斥的话题，人们似乎知道了其中很多的内幕。院士对于个人来讲，毫无疑问是名利双收的东西。而对于单位来讲，更是件大事情。拥有了院士，就会有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重点实验室，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荣誉，就会有本单位在各种奖励评定和基金申报中的优势。于是，为了能使本单位拥有那么一个宝贵的院士，在进行院士资格申报时，多数单位必然要进行“公关”活动。这样，其中的内幕就可想而知了。而其中的裙带关系更是左右着院士申请人的命运，以至于曾经出现过兄弟几人都为院士的佳话，至今依然广为传颂。
院士拥有的越来越优厚的待遇和荣誉，是人们对其进行疯狂追逐的直接动力。而一旦成了院士，能真正坐在实验室里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有几个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少院士们，几乎成了社会活动家，频频出没于各种公共场合和媒体。他们会联名支持兴建“中国文化副都”，联名提倡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项目，一个个貌似权威的模样，实际上却做着并不专业的SHOW。
关于科技腐败的话题，早已经议论了很多年，而可悲的是，直到现在，这种势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这种势头似乎伴随着其他方面的腐败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可怕的后果真是难以估量。
做学问不是做生意，它与各种物欲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重视基础研究，从政策上给予真正的倾斜和重视，就很难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能忍受寂寞，淡泊名利，让自己游离于纷繁的物质世界之外，也就无法专心致志做学问。那么，我们的国家离那伟大的诺贝尔奖，就会如阿奇里斯悖论一样，永远有走不完的距离。
（本文已发表于广州老农的博客willinew.blog.tiany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