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故事，美国加州公园的一只母虎早产了，非常不幸，刚出生的小虎们纷纷死去。结果，母虎患上了忧郁症。医生们想方设法对她进行治疗，决定寻找小虎的替身。可是找遍全美，也没找到合适的小老虎。无奈的医生最后找来一群小猪，让它们裹上虎皮，一起挤在母虎身边，结果奏效了，母虎和小猪们和谐相处，忧郁症也渐渐消退了。

 

    我看到这个故事时，心里大受感动：老虎也需要爱，需要感情啊！确实，爱是一种需要，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虎尚如此，又何况人。

 

　　在理论分析中，对爱的分析往往置于利他主义的框架之内。而对利他主义的进一步阐释则有两种比较有意思的进路：一个是把它纳入广义的利己主义之中，如我刚才使用的“爱是一种需要”句式，如果揪住词不放，可以算作这种广义的利己主义解说；而另一种则是进化论的框架，主要从竞争性选择的大视角来看利他主义的问题。宏观上看，进化论的框架可以把利己主义给囊括进去，但二者毕竟处在不同的层面。而在这两种进路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理性的残忍——生活的快乐源泉和动力被冷冰冰地解构，温情遭到驱逐。

 

　　自从苏联垮台，人们在嘲笑全能国家理性的同时，也朝无限利他主义的屁股狠狠踢了几脚——尽管并未使用这个词。而在我国，刚从动乱与饥饿之中走出来的人们，很快陷入对过去的反思之中，其中关于制度的人性自利或自私假设被推到了前台，并作为既有弊端的对照物存在。一时间，话语环境似乎回到了欧美近代的启蒙和革命运动，经典作家的话被反复引用，奉若真理——其实也是老版本重印，只是名录被做了更换。而如果仔细审视一下，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虎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爱（利他）也是一种本性（对人来说就是人性），完全的自利人性假设毕竟有失于偏激。而在这一假设的背后，实际上又涉及家庭等一系列制度的伦理根基。今日的世界，欧美或受其影响较多的地方，人越来越大程度地从家庭中跑出来，直接面对社会和国家，其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为最。我常怀着这样的问题：人的幸福程度因此提高了吗？而我更关心的是，假如没有欧美在近代的领先一步，没有那种特殊的优越感带来的好处，这种变动对社会整体幸福水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写《国家的性格》一书的科迪维拉似乎表达了否定的态度。而不能忘记的是，现代社会这种个人主义与其法治的恶人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共谋的，尽管这一假设的背后其实暗藏着精英自身的救世者假定。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这似乎是万古不易的道理。所以大凡变革时代，人们总是倾向于以一种近乎偏激或极端的口气来陈述对事物的看法。即如近代欧洲的理性自然法精神，即如我国若干次形形种种的运动。而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似乎一切都不能以过于绝对的口气来陈述。德里达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言说：不能那样说……。事实上，当你开始沉思时，所有的立场都会消失，只有你打算休息它们才重新出现。可是，于生活世界的人，如果口气显得那么的不确定，人家又怎能相信呢？生活总是一遍遍地提醒我们要坚定地表达立场。

 

　　在我的意识里，包括我这样自认为很保守的人，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自由”的诱惑，以至于越来越不能忍受祖先曾经习以为常的许多东西。所以，尽管我怀着对“真理”的不确信，却依然支持那些以确定的口气在为自由说话的人，并为他们的勇气抱有深深的敬意。

然而，我依然满怀忧虑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并想象着未来。

 

　　幸福如何可能、又为何可以？爱如何可能、又为何可以？！

 

　　也许，它们已经超出了理性的框架！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评判国家，评判它对待社会的态度时，又该如何陈述呢？什么是更合适的公共政策呢？茫然中，我总是会想起那个关于信仰的话题！不自觉中，也会想起那位憨厚的虎妈妈。